老北京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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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极　乐　林
　　极乐林在安定门外大街路东（今二路汽车站），前殿供奉三世佛，后有玉皇阁，跨院有鲁班殿。南院办理停灵借厝、殡仪丧事的业务。
　　据说旧历五月初七日为鲁班祖师诞辰，因此，每年五月初五日，瓦、木匠、棚、彩行业的同人聚此“摆斋”，祭祀祖师。是日，本行业组成的花会，太狮、少狮等献艺谢神。庙前陈设火壶茶会，招待同行业工人及香客饮水。有赶档子的商贩来此售卖应节鲜货（如樱桃、桑椹）及日用百货，除瓦木、棚彩行业同人前往进香外，附近居民亦来参观游览，形成临时庙会。此举一直沿袭到解放初期。
２７．卧　佛　寺
　　卧佛寺又名妙音寺，座落在崇文门外，该庙系明代所建，清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年）重修。据考，当年入山门有圆殿，佛立其中，后殿有卧佛，长丈余，另有十余佛环立肩背后。到清乾隆重修时，只存卧佛，环立之十余佛皆不存在。无碑记可考。每年旧历五月初一至初五日有为期五天的庙会。门前自成集市，以出售农具、山货和端午节令鲜品为主。东南城一带居民多到此进香、游览。
２８.花　神　庙
　　花神庙座落在北京丰台镇东纪家庙村北。此庙始建于明代，庙门上端悬有“古迹花神庙”的匾额。庙的前殿供有花王神及诸路花神的牌位。这里是花农们祭祀花神的场所，也是丰台附近各处花行同业公会的会址和会馆。
　　据说，洛阳牡丹等十二位花神在天上犯了罪，被玉皇大帝贬到人间，因此人间变成了万紫千红的花乡。为感谢花神的恩赐，京城各花行便集资修建了这座花神庙。
　　旧历二月十二日为花王神诞辰，谓之“花朝”，素有北京花乡的丰台一带的花农都到此进香献花。三月二十九日，附近各档花会照例到此献艺，谓之“谢神”。前清好年景时，要搭台唱“野台子”戏，少则一台，多则数台，有河北梆子、评戏、什不闲莲花落等，城里的“幽人韵士”也来看戏，并即兴赋诗唱和。届时，庙外的空地上有卖鲜花、花籽、熏香草的花农，有卖条柳什物等山货和农具的老乡，一时形成集市，热闹非凡。
　　解放后，花神庙改成北京第五十八中学。以后为花神庙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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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京民间的“俗信”与“杂信”
    民俗当中历来是儒、释、道三家各占一席。不过，民间由于受某些会道门和巫术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信仰比较复杂，有在正统宗教之外的信仰。如供奉所谓“五大仙”，即狐(狐狸)、黄(黄勋)、白(刺猖)、柳(蛇)、灰(鼠)。宗教界谓此为“邪信”，以区别于本门宗教的“正信”。另外，有的信仰和供奉的对象，显然出于某一正统宗教，但又不甚“规范”，宗教界谓此为“俗信”。
　　民间由于受“三教圆融”思潮的影响，．往往佛、道不分，而统归之于“佛”。再加上“三教”之外的某些“俗倍”，即成“杂信”。旧指所谓“多神主义”是也。
　　清末民初，民间的信仰即不甚规范，居民主要是以“杂信”居多。旧京居家除了奉袍“家宅六神”外，还供奉许多名目不同的神灵。但从被信奉神灵所受的“待遇”(如祭把形式、供奉地点等)上看，俨然有“等级”之分。如若仔细研究起，亦颇耐人寻味。
　　旧京住家门神，大多用纸像，每年除夕贴一次，中途风吹雨淋，自行脱落之后，亦不再补贴，极其个别人家，大门油饰得比较讲究，有用油漆彩画的形式在街门上绘成长期、固定性的门神。
　　旧京的门神多是用唐朝大将秦叔宝和尉迟恭两位戎装像，一位白脸，一位黑脸。独门独院的住户，一律贴在街门上，大杂院的住户，有贴在自己屋门上的。但是，凡是街门上有“门心”(固定形式的对联)的，就不再劳门神爷的大驾了。
　　门神无任何“待遇”，春节被请来之后，即“义务”值班守户站岗，不受任何祭把、香火、供养·。贫户的门神刚刚“上岗”，碰巧就许挨上讨债的人两烟袋锅子。
　　土地爷因象征土地，故放在上屋桌子底下供奉，供器仅一香炉而已。每日晨、昏皆有香火，逢年有少量点心、蒸食之类的供品。但亦不免为猫、狗所偷食。 。
　　灶王爷的纸像供在厨房东堵的吊板上。凡居住四合院的，厨房一般都须设在东耳房。旧时以东为上，所谓“东厨司命”是也。正如其联曰：“东厨司命主；人间福禄神”。象征着“一家之主”，监督居家善恶行为。同时，灶火眼儿一定要冲东，或冲北。俗云：“灶眼儿冲东，越过越丰”。“灶眼冲北，越过越美”。忌讳冲西、冲南。
　　灶王虽为“一家之主”，但比起供在家堂的神、佛来则是等而下之的，所受的供养也是最低的。正式节年、庆典、家堂有拈香(烧整股的高香)、上供仪式。春节有成堂的套饼、面鲜(果形点心)，蜜供一尺二至数尺高不等的供品，且为五碗一堂。而灶王爷前的蜜供仅六寸高，且为三碗一堂i
　　大家主、宅门府第素日无灶王位，仅是每年旧历腊月二十三日(灶王朝奏玉帝前夕)，临时请一份“烧灶”(一次性祭送的神码)进行祭把而已。
　　买卖地儿供灶王爷，亦只限于汉民开设的小二荤铺、切面铺。大饭庄子和西餐馆无此习俗。故灶君之位成了小门小户、小店小铺的标志。
　　天地爷象征天地，此系道教的尊神，每于盛大道场，均在坛前设立“天地桌”，在一张太师椅上设“天地三界十方万灵真宰”牌位。但居家供奉者并不十分隆重。一般平日仅于北房东间外边廊下的明柱上钉一横板放一木质牌位而已。仅晨、昏三煌香而已。只是到春节时，才设“天地桌”请下来受祭。
　　若有信奉狐(狐狸)、黄(黄勋)、白(刺猖)、柳(蛇)、灰(鼠)五大家的则在北房后头，以砖石砌成小洞设位而已。有的仅书“大仙爷、二仙爷、三仙爷之位”，并无确指。位前只有“净水碗”，并无其它供养。
若家有未成龄儿童者，多于室内一角供奉“白马先锋”，说是能给小孩“压惊”、“追魂”。仅早晚士炉香，亦无其它供养。
　　至于财神，住家户仅春节正月初二清晨，以羊肉、烧酒、馒头，对文财神(即增福财神)比干远相进行一次性的祭把。常年供奉财神的仅是买卖地儿。多以“豆古一人”的关圣帝君为利市财神。旧时，油盐、米面庄多供奉于油柜与面柜中间的吊板上，有木完，并书“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的对联，横批为“以义为利”。神完前有五供、金银佛花等。
　　另外，居家有于正厅设摆福、禄、寿三星瓷像的，常见的是中间略高，乌纱、红袍，手棒如意的为“福星”；绿袍，手抱男婴者为“禄神”；菊黄袍手柱龙头杖上拴一寿桃者为“寿星”。此仅为陈设，或设于架几案，或设于条案、琴桌。无香炉、蜡扦等供器，亦不焚香不祭把。这不过仅仅是堂上的一种陈设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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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北京的民间“花会”
    花会的组织形式：
　　“花会”是民间传统的一种歌舞形式，一般都是通过走会进行表演，因此又叫“武会”。旧时，花会往往在庙会（如大南顶、小南顶、中顶、丫髻山、妙峰山等）开放时与群众一起上山进香，所以又叫“香会”。
　　花会是群众自由结合、自我娱乐的一种形式。参加这个活动的均是义务，不带丝毫营利目的。《北京指南》说它是一种最热闹的杂戏，形式多样，丰富多采，十分活泼。因此为群众所喜闻乐见。在民间流传很广，其中在妙峰山地区和北京左安门外十里河一带为最盛。每逢山坛庙集或乡村举行盛典庆祝时，都要走会，以示庆贺。是时，观者如潮，大有万人空巷之势。
　　花会乃由两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专门表演各种技艺的角色；另一部分为管理会务人员。而管理会务人员又分为四“把儿”。
　　一、钱粮把儿，专管挑笼子，笼子即会标，里面装着走会用的各种物品。每会四挑，每挑一对笼子，笼子用金漆修饰，上插会旗，下缀花穗，旗上系有串铃，走起来叮叮□□，传声数里。
　　二、大车把儿，专为走会结束时，供大家乘坐。此外，杠子会亦多拴杠子于车上，进行表演。
　　三、“忠和把儿”，专为走会表演人员制作各种食品。
　　四、“神堂把儿”，专为祭神行礼时准备的物品，如香、烛、黄表、黄钱、千张、元宝等。
　　以上每一把儿均有一把儿头。此外，还有一些会役，为走会服务。
　　走会通例
　　过去的民间花会都由若干户组成，在朝山进香时都在约定的地点（如西直门、德胜门）摆齐儿（集合）。出发时，照例是让被皇帝御览过的所谓“皇会”（执黄旗）走在前面。
　　每一档子会都有一个“把儿头”。手执三角形，镶着火焰边的“拨旗”前引，拨旗是令箭，由它来指挥一切。凡是走到老一辈会头家宅门口时，头里挑笼子的一定要下肩带过，谓之“息铃”，表示礼貌，恳请批准通过。如是老一辈会头出来“接礼”，把儿头一定要躬身“打纤”，　文场打三参儿，意为三叩首，表示不越门而过。如老一辈会头没在家，则笼子息铃、下肩而过就行了。
　　到了庙上，庙会开始前，各档子会首先齐唱《群唱》和《小五佛》，统一打三通鼓，表示三次参拜，通称“打三参儿”。表达对神的虔诚。打完“三参儿”才能表演正式节目。
　　上山进香时，各档子会还要按传统规矩排顺序，谓之排档。按正统花会的规定是：“开路头，中幡眼、跨鼓胆，狮子尾。”也就是说，耍叉的开路会打头，跨鼓和中幡居中，狮子会压阵。
　　开路会
　　开路即是舞叉，亦称飞叉。通常一档子开路会中，有长不过五尺的十把钢叉，钢叉的叉柄是用锄头柄刮成一米来长，擀面杖粗细，固定在钢叉盘上的，叉头是活的可以转动，有的还要拴上铃铛，转动时发出“哗楞哗楞”的声响。走会时，通常一组为五人，勾上脸谱，扮成一个大鬼，四个小鬼。后跟文场，与演员动作应声合奏。演员的衣服多用青色，青缎靴，青缎靠，系丝绦及虎皮战裙。但表演时多赤膊上阵，除持钢叉还使用其它武器，各显奇技。接叉、扔叉，还得将叉在全身和头部作种种飞舞动作，而不落地。所练的名目有：“十字披红”、“玉带横腰”、“旱地拔葱”等。表演时，动作连贯，环节紧凑，寒光闪闪，十分好看。但时时处处透着惊险，使观众自觉躲避，叉进人退，自然就为后边的各档会打开了一条表演通道，因此称耍叉的为开路。过去朝山进香时，开路会总在前几天出发，以便走在前面。如果数档子会相遇时，照例让它先走，以取开路先锋之意。
　　五虎棍
　　五虎棍的由来传说起源于宋代，宋太祖赵匡胤登极前，路过董家桥，遇到当地恶霸董家“五虎”，拦桥要钱，因此双方发生了争斗。正好卖油郎郑子明路过此地，甚为不平，于是抽出扁担帮助赵匡胤打败了董家“五虎”。
　　由于赵、郑和董家“五虎”双方使用的武器皆为棍，所以称为“五虎棍”。表演时，演员都勾着花脸，扮成上述双方角色。有时双打，有时群打，均各有名目，并且有故事情节。如《董家桥》、《燕青打擂》、《武松打店》等。通常由六至九人表演，每人拿一根长棍，分两派厮打，有五打一、六打二等。
　　五虎棍的表演还有和武场各自轮番进行的。通常文场十四人，分为两组，一组七人，在表演时轮换击鼓奏乐；武场二十一人，分成三组，轮换上场，其表演套路为七十二套，四百二十个定式，全套表演需三个小时，散打套路还不在其内。
　　此外，还有少林棍，与五虎棍相似。不过五虎棍仅限于木棍的玩弄，而少林棍则用真刀真枪彼此对打，更为热闹。
　　中幡　中幡又名大执事，《百戏竹枝词·舞中幡》谓“佛会中戏”。它是用一大竹竿，上顶做一小伞，并缀上铜铃，下边挂一长条大旗，高可达数丈，重约百斤。演员耍中幡时，通常头一手先来一个“怀中抱”，然后用一支膀臂举三举，落三落，最后放在头上撒开双手，其幡不倒。
　　走会时，如经过牌楼，不能将中幡倒着扛过去，而必须从这边扔过去，从那边接过来。有功底的演员自然会露一手。
　　中幡高大，在走会时居中而立，给人以威武之感，适成为正个花会的会旗。所以它照例要走在开路、五虎棍的后边。
　　跨鼓
　　跨鼓也叫大鼓，该会所用的鼓极大，比老北京旧式娶亲用的大鼓还要大一倍，上嵌铁环，跨在身上。打的时候有种种点点儿，通常每一档子会是用八面大鼓，无数铜钹。鼓用大人，钹用小孩。走会表演时都要穿上彩衣，小孩一边打钹一边举起钹来排成种种祝福的词句，如“天下太平”、“国泰民安”之类。还有做各种不同形式的翻筋斗表演的。
　　北京的跨鼓会在二十年代尚有角堡、中顶、白红坊等几档子。四十年代以后，几乎绝迹。
　　高跷秧歌和地秧歌
　　北京的秧歌会常见的有两种形式：一为高跷秧歌；一为地秧歌。
　　高跷秧歌是演员脚底下绑上三四尺高的木棍，谓之“踩高跷”。演员都要穿上舞台上的戏装，在街上游行演唱。主要角色有头陀（即大头和尚度柳翠之戏），手拿一对木棒，在前边引路，边走边打，后边的演员都按照他打的快慢节奏来走路。他的后边有渔翁、渔婆、樵夫、农夫、傻公子、傻公子老婆，以上谓之“渔、樵、耕、读”。此外还有老作子、小二哥等。多表演八仙和梁山泊的故事。有的角色还要戴上打花鼓的腰鼓和小手锣（有俊鼓旦锣之说），打出“亮登强”的节奏。此外，演员随时可以唱些短歌小曲，说些趣话，表演些逗笑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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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秧歌是不上跷的纯秧歌会，与高跷秧歌大体一致。地秧歌有它一套独特的角色结构和表演形式。角色共计十余人，除文扇、武扇、渔翁、樵夫外，其余均为双上（头陀、小二哥均为二人，锣鼓均为四人）。整个演出分“堆山子”、“走场”、“别篱笆”、“逗场”和“演唱”五部分。它的舞蹈动作是根据头陀的几套基本动作演变成六十四个套路。舞蹈节奏明快，强弱对比鲜明，动作幅度大，刚劲沉稳，给人以粗犷有力之感。此外，舞蹈中大量吸收了戏曲表演技巧，讲究“手、眼、身、法、步”的表演技巧，从而形成了它鲜明独特的风格。
　　二十年代时，北京城内及近郊的高庄、唐家坟、高碑店、官庄、弘寺、赵公口、“合义同善”等秧歌会还经常在妙峰山和各大庙会走会。其中朝阳区弘寺（现改红寺）村的地秧歌已有二百五十多年的历史，至今尚存，并在一九八六年北京地区龙潭杯民间花会大赛中获得优胜奖。
　　杠箱
　　杠箱会通常在头前有八个人抬着四个有环子的箱子。抬者有时翻筋斗，有时跳着走，但要求表演技巧的动作与箱子上环子的声响节奏一致，丝毫不得错乱。在抬箱子的后边，用一善于抓哏打趣的演员扮成官员，谓之“杠箱官”，身穿大红袍，头戴圆翅纱帽，嘴上饰短须，骑在一根竹根上，后张一柄大伞。观众可以随意向骑在竹竿上的“官员”“告状”，打趣说笑。杠箱官接到“诉状”，还可以唱一段，内容诙谐。前清时，还有表演故事的。“官员”前，一般还有四名扛竹竿的演员，意为打“肃静”、“□避”牌的衙役。边走边喊，表示开道。“官员”也假装端着封建时代官员架子、甚为滑稽幽默。
　　杠子
　　杠子会是以练杠子为内容的武会。其杠子与军队、学校操场上的单杠没有区别。不过杠子会是用绳索将木棍绑在大车上，由骡马拉着走，每到一处，演员们便轮流献艺。还有的杠子会随时在地上设单杠，进行表演。
　　杠子会的演员多是有功底的，手脚灵活，能腾上腾下，花样翻新，各演拿手好戏。过去天桥市场有一艺人田瘸子，虽腿有残疾，但技艺高超，所练姿式各有名目，如“单手大顶”、“噎脖子”、“左右顺风旗”、“燕子翻身”、“哪叱探海”等，变幻多端，堪称一绝。　　
　　石锁·坛子
　　石锁老会的石锁是用石料做成的，其形如锁，大小不同，最大的可达二十五公斤。当初它是民间体育锻炼用的一种器械。通常是一人举耍，后来逐步发展成多人表演。除了手举、足踏以外，增加了许多花式。如顶花、脖花、手花、肩花、胸花、腰花、背花、捞月、骗马、背剑、盘肘等多种形式。
　　另外，还有双石头会，即以一大横杠子，两端嵌上状如磨盘的大石头，约重数十斤。表演时以体壮力大者仰卧在地，双足蹬石，另由许多角色站在上边，做各种姿式，叠成人牌楼（近谓“叠罗汉”）。其技艺精深者，有于人牌楼顶端表演各种杂技的，十分惊险。
　　类似石锁会的还有坛子会，又名小执事。表演时以磁质坛子在身间作种种飞舞式样。单摆浮搁，求极巧妙。有的１能将坛子用脚兜向空中，然后用头或肩膀接住，端然不堕。
　　小车
　　小车会是民间常见的走会形式。一般多是用竹竿绑成一个“担架”，上边支上彩棚，下边围上布帘，一边画一个车轱辘，表示是辆车。其中一演员扮成女人，浓施粉黛，花枝招展，将“车”套在身上，上半身露在外面，有时还要做成假的腿、脚放在上边。演员的真腿则被围布挡住，可以随意走动。车前一演员扮做拉纤的男僮，后边推车的照例扮一老翁。走会时，可以唱几段小曲，每档子会一般可用这样的小车四辆、八辆不等。往往与跑驴、跑旱船等会一起走。
　　跑驴
　　跑驴是用纸或布做一头假驴（道具）不要腿，腰中留有空当。演员将驴套在身上，上半身露在外边，下半身则以布帘摭挡起来，照例做成假腿脚，挂于驴背使之下垂，使人望去如同真的骑在驴身上一样。通常骑驴的演员扮成汉装小媳妇，簪花粉黛，浓妆艳抹，手执一块手绢，时而擦汗，时而掩面。另一演员扮成“赶脚”的，即赶驴的脚快，手持小鞭，做鞭策状。演时用锁呐、锣鼓伴奏。跑起来可做慢步、疾驰、爬坡、伏卧不走而被赶脚的鞭达而起为之疾驰等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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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旱船
　　跑旱船有街头卖艺的，艺人肩荷竹扎的彩船，有两个小孩敲打着锣鼓，其声“冬隆冬，一冬冬，擦，擦，擦，擦，”以兜揽生意。此等人多系河间、宁津县，每逢大秋之后，尤其是新正期间，必要来京挣钱。早年尚有包头者，以便引人注目，后经警察干涉，始将包头取销，仅以素身游街，有叫者再扮。所演词曲均系乡下所兴，如《小拜年》、《姑娘标》、《绣门帘》等，演时连扭带唱，只不过用来哄小孩而已。
　　旱船在民间花会当中常与小车会一起走。所谓旱船即陆地行舟为戏。通常以竹竿扎成彩船，上支凉棚，演员将“船”套在身上，手扶两帮而走，做游湖采莲状，不时唱一支小曲，谓之“跑旱船”。有扮执桨划船的，也有不扮的。
　　龙灯
　　耍龙灯和耍狮子往往在一起，走会当中照例走在最后。
　　龙灯系大型表演道具，其龙头、龙尾是用竹篾扎成骨架，以纱或纸糊成。龙身只有环节的“圆圈”骨架，用画有龙鳞的彩布联起，使之可以自由伸缩。一般长一丈五尺，支以十竿用演员十数人执之，耍起来婉蜒活动，颇似龙形。通常为两条龙，有一人手执彩球或彩灯做引道状，取二龙戏珠之意。如系夜间走会，龙眼以及龙身环节处均可为灯。龙灯名虽为灯，实际上有些耍龙者并不一定都在晚间，所以就不再点灯，仅仅是耍龙而已。
　　狮子
　　狮子共有两种，一为太狮，二为少狮。太狮是用绸子、绣线等做成的一大狮子头和一个狮身。用一人穿上连脚裤，钻在下面，将狮头举起，露出下半身，适成为狮子的前腿。另一人伏在狮子套内，将足代表后腿。二人协调动作，做种种跳跃姿式，有滚珠、戏水等名目。狮子头上拴有铃铛，以便在舞蹈时，哗哗作响。太狮通常为一对。另外一人提锣在一边号令。太狮遇河过桥，照例要做戏水的表演。据说，从前东便门二闸曾有狮子会，不慎落水，演员为了补救失误，挽回声誉，遂在水里作戏水动作，颇得观众和会里同人的好评，从此留下了例子，凡太狮过桥必作探水、戏水的表演，以此显示技艺高超。
　　至于少狮，通常是一人伏在狮形道具里，自己表演。少狮多为七头，互相协调配合，作舞蹈之戏，有时还表演爬树、爬其它建筑，此为难度较大的技艺。旧京狮子会的演员多系棚彩业的工人。
庙会上常见的小吃
　　旧时庙会是结合佛，道两教的宗教节日而开放的，人们到庙里去，主要是为了进香，求福祈祥。有些定期庙会，晚期已无香火，演变成纯贸易性的集市，人们逛庙主要是买些土特产和日用百货，顺便看看小戏和杂耍，进行娱乐。总之逛庙的人不是为了吃。但人们在庙上烧香、购物、娱乐，总要转悠半天，必然又饿又累。看到各种好吃的，不免产生食欲。所以庙会上那种吃食摊子自然也就坐无虚席了。
　　在庙会上经营风味小吃的，有它的特点，一般都是浮摊，有的支个布棚，亮出字号，里面摆了条案、长凳；有的则只将担子或手推独轮车往庙上一停，任人围拢，站立而吃。经济实惠，适合当时平民的消费水平。在定期庙会上，吃食摊比较集中；临时节年庙会则多与土产、百货、卖艺者间杂在一起。
　　庙会上的小吃其实多半是北京日常街头巷尾叫卖的吃食，具有北京地方特色，适合北京人的口味，形成固定套子。从晚清到解放初期基本上没什么变更。现将其主要品种介绍如下：
　　豆汁：有人说，豆汁是老旗人的吃食，其实喜欢喝豆汁的并不局限于民族，也不拘贫富。旧时，有穿戴体统者，如果坐在摊上吃灌肠或羊霜肠，就会被人耻笑，但在摊上喝豆汁则不足为耻。
　　卖豆汁的照例是从粉房将生豆汁趸来，挑到庙上，就地熬熟。前边设个长条案，上摆四个大玻璃罩子，一个放辣咸菜；一个放萝卜干；一个放芝麻酱烧饼、“马蹄”（此系另一种形式的烧饼，状如马蹄，故名。有椒盐马蹄、两层皮的水马蹄之分）；一个放“小焦圈”的油炸果。案上铺着雪白桌布，挂着蓝布围子，上面扎有用白布剪成的图案，标出“×记豆汁”字样。夏天还要支上布棚，以遮烈日。经营者通常为一、二人，不停地向游人喊道：“请吧，您哪！热烧饼、热果子，里边有座儿哪！”
　　扒糕、凉粉：扒糕是用荞麦面和榆皮面做成的小圆坨，如烧饼大，蒸熟后，夏天放在冰上镇着；冬天则放在炉铛上，加油炒热，谓之热炒扒糕。夏天卖扒糕的多是与凉粉一起卖，有粉块、粉皮、还有小拨鱼儿。都浸在盛有冷水的大木盆里（该盆系扁圆形，直径二尺，深不足半尺）。与卖灌肠、豆汁的一样，搭棚设座。案上摆着佐料罐：用花椒油□过的酱油、芝麻酱、醋、蒜汁、芥茉、辣椒油、□胡萝卜丝等。等到有顾客来吃时，才临时着上这些调料。经营者仅一、二人，不停地吆唤：“筋道的扒糕，酸辣的凉粉啦，请吧您哪！”
　　灌肠：灌肠本应是用猪大肠灌上碎肉和淀粉，蒸熟后削片在铛上用大油煎烙。如后门桥华安居、福兴居所卖，质量甚精。但庙会上所卖的灌肠却只用淀粉点上红□，作成肠形（即粉坨子）削成小块在铛上用极次的汤油半煎半烙，使其外焦里嫩，然后浇上蒜汁盐水，用竹签扎着吃。
　　羊霜肠：羊肠子灌上血，肠子上的油白似秋霜，故名霜肠。过去，羊肉床子里只卖生的，讲究的，里边还灌了羊脑儿、脊髓。小贩趸来后，进行加工，炖熟后，状如小小的红哑铃，煞是好看。吃时，加上芝麻酱、酱油、醋、香菜。庙会上，小贩多是用一辆独轮小车，上边按炉坐锅，锅旁摆调料罐、碗筷。顾客吃的时候可席地而坐，或蹲或站。
　　茶汤、油茶：茶汤是炒熟的糜子面，放上红糖，用滚开的水一冲即成。油茶是用牛油或素油将面粉炒熟，放上糖，用滚开的水一冲。茶汤和油茶都有所谓“八宝”之说。其实就是加上山楂条、青红丝、葡萄干、核桃瓤、瓜子仁等一些果料，使之香甜可口，别有风味。经营此业的多兼营“藕粉”。
　　经营此业者，通常是设一把紫铜的大茶汤壶，保证随时有开水可用。
　　豆面糕：又名“驴打滚儿”，早年从乡下传进城里。是粘糕的一种。其做法是将黄粘米面蒸熟后，摊开□平，撒上熟豆面和红糖，然后卷起来一切，状如螺丝转儿。还有的用豆沙或红糖包成像鸡蛋大小的团子，滚上炒豆面。放在小碟里，有的还浇上“糖稀”。吆唤道：“豆面糕来，要糖钱！”“滚糖的驴打滚啦”！在庙会上经营此业的多系回民，只用一辆手推车，车上的铜活擦的锃光瓦亮，引人注目，以招徕生意。
　　炒肝：名为炒肝，实际上是烩肥肠加上一点点肝（并没炒），用白汤或口蘑汤勾上芡，略放蒜泥少许。讲究的还要浇上炸花椒油，这样，喝起来可以爽口。庙会上的卖炒肝的棚子多兼营包子、烧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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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丸子：这是以豆面加上碎粉条炸出的丸子。其吃法有两种，一种是清汤五香白煮的，还要加上些炸豆腐泡儿，谓之炸丸子炸豆腐。吃的时候放些醋、香菜末和辣椒油。另一种是用煮肉的汤勾上芡，成为卤煮丸子。吃的时候放些蒜泥。因为吃主儿都是劳动人民，故老北京谓此为“洋车丸子”。后者，有兼营山东大锅饼的。
　　老豆腐：通常是把磨好的豆浆放在锅里，点上适量的石膏，便成了很嫩的老豆腐（有如南豆腐）。然后放上芝麻酱、韭菜花、卤虾酱、辣椒油等调料。
　　上述卖炸丸子、老豆腐的，亦担亦摊的为多，挑起来是个担子，放下来是个摊子。营业时，仅用一根木头搭起个方形旱伞布棚而已。
　　豌豆黄儿：豌豆黄分粗、细两种。北海公园仿膳、漪澜堂卖的是细豌豆黄儿。庙会上卖的则是粗豌豆黄儿。这是用沙锅将豌豆煮烂成泥，加上小枣，淀成粉坨，扣出，切成像切糕一样的菱形块，用手推车运至庙会上兜售。由于大多出现在春天的庙会上。因此，人们听了他们吆唤：“哎，这小枣的豌黄儿大块的咧！”就感到有新春的意味。因为此种吃食不太卫生，所以是个被禁止的品种。现已绝迹。
　　爱窝窝：这是新正食品爱窝窝是将蒸熟的江米擀成小饼，包上冰糖渣儿、山楂糕、芝麻、青梅、抟成元宵形，裹上糯米粉，使之不粘在一起。一般有白糖、澄沙、枣泥的数种。为区别起见，上边都做了红点记号。庙会上卖爱窝窝的往往也卖元宵、年糕。
　　此外，还有面茶、杏仁茶、江米粥、炸糕、炸肠、炸蛋□、带汤的糖豌豆。不一而足。
　　以上这些品种，除羊霜肠、粗豌豆黄等个别品种外，大部分都保留下来了，已见诸于近年春节的新型“庙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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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元节
    １．中元法会和盂兰盆会
　　旧历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它是与正月十五日的上元节和十月十五日的下元节鼎足而三的，是中国古老传统节日之一．
　　中元节乃是道教节日。道教认为，“三元”乃“三官”之别称。上元节又称“上元天官节”，系上元赐福天官紫微大帝诞辰；中元节又称“中元地官节”，系中元赦罪地官清虚大帝诞辰；下元节又称“下元水官节”系下元解厄水官洞阴大帝诞辰。道教《太上三官经》云：“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一切众生皆是天、地、水三官统摄”。据查，早在汉朝以前人们就有这种信仰。
　　中元节时，道教宫观如地安门外火神庙、西便门外白云观为了祈祷“风调雨顺、国泰民安”循例举办“祈福吉祥道场”。是日殿上设“太上中元七□赦罪洞灵清虚大帝平等应善天尊”的神位，广陈供养。卯刻，道众闻鼓上殿，经师们加披五彩云鹤班衣，位列前排左右。高功头戴五老冠，金莲盖顶，身披天仙法衣，手执朝简，在钟鼓齐鸣中拈香、宣表，谓之“庆贺朝科”，从此便拉开了法会序幕。法会的一般安排是，除上下午唪诵《玄门功课经》外，主要是拜《玉皇宥罪锡福宝忏》。晚间唪诵《铁罐□口施食》，超度前羽后化的祖师，并普渡十方孤魂。
　　佛教徒在这天要举行盛大的盂兰盆会，也叫盂兰盆斋、盂兰盆供。盂兰，梵语为乌兰婆□，意为“救倒悬”。盆为食器。据《佛说盂兰盆经》云，目连之母青提因私自隐藏设斋供养诸佛的财宝而堕入地狱，目连成正果后，至冥间寻母，始知青提已入地狱。目连于阿鼻地狱见母受倒悬之苦，遂求如来救度，如来命“八部龙天”（八部中之龙众与天众）打开地狱，救出青提。其时青提已堕为饿鬼，目连去王舍城乞得饭食，但其母贪性未除，饭食入口皆化为烈火，目连乃再次哀叩佛祖求救，如来遂令目连在僧众夏季安居终了之日（即旧历七月十五日）备百味饮食和五果（桃、李、杏、栗、枣）置盂兰盆中，供养十方佛僧，仰佛僧之恩光，遂解脱了青提等饿鬼倒悬之苦。最后，目连与父母同得正果，成为地藏王之护法。于是后世人们就都在每年七月十五日遵礼如仪，以奉施佛僧之功德，来救先亡倒悬之苦，解脱七世父母之厄难，循例祈建盂兰盆会。
　　在中国最初举行盂兰盆会的是汉武帝（５０２至５４９）大同四年（５３８）。他在同泰寺举办“盂兰盆斋”（见《佛祖统纪》卷３７），此后此仪遂在民间普遍流传。唐代，每年皇家以音乐、仪仗送盆到各官寺，献供种种杂物，民间施主也到各寺献供（见《法苑珠林》卷３２）。唐太宗大历元年（７６６），在宫中内道场祈建盂兰盆会，设高祖以下七圣位。树建巨幡，书帝名号。自太庙迎入内道场，梵乐悠扬，旌幢蔽日。百官于光顺门外迎拜导从。此后历年如此。据《大宋僧史略》说，唐时盂兰盆极为奢丽，往往饰之金翠。日本园仁《入唐求法巡礼行纪》卷四说，当时长安诸寺七月十五日作花蜡、花瓶、假花果树等，各竞奇妙，常例皆于殿前，广陈供养，倾城巡寺随喜，甚为壮观。
　　到了宋代，便不是以盆供僧，为先亡得度，而是以盆施鬼了。采取道教以七月十五日为中元节的传说，印卖《尊胜咒》、《目连经》。又以竹竿斫成三脚，高三五尺，上织灯窝之状，谓之盂兰盆，挂搭衣服、冥钱其上，焚之。拘肆乐人自过七夕便演《目连救母》的杂剧，直至十五日止，观者倍增　（见《东京梦华录》）。寺僧又于是日募施主钱米，为之荐亡。至清，每岁中元建盂兰道场，自十三日至十五日放荷灯，使小太监持荷叶燃烛其中，罗列两岸，以数千计。又用琉璃作荷花灯数千盏，随波上下。中流驾龙舟，奏焚乐，作禅诵，自瀛台过金鳌玉□桥，绕万岁山至五龙亭而回。
　　晚清，北京尚有八百四十多座寺庙。凡略有条件的都举办规模不同的盂兰盆会和中元法会。例如：广济寺、法源寺、拈花寺、广化寺、嘉兴寺等均有较大的举动。以长椿寺为最。

猎豹

　盂兰盆会或中元法会开坛前，都在山门外张揭黄纸巨表，宣示缘起。庙内殿上设公德堂，挂上“超升莲界”的大匾。居士和善信弟子们纷纷给自家的宗亲设位追荐。是日午前，由首座方丈讲经，午后，僧众和居士们在殿上合诵《佛说盂兰盆经》和《地藏经》，然后到功德堂回向后，由前来参拜的文场前导，在庙设位的眷属们举香，随着敲打法器的僧众、居士一起祭送法船。一般在附近广场焚化；如附近有河渠湖泊的，则将法船底部涂上桐油，放在水面上焚化。
　　民国以来，北海公园天王殿、中山公园音乐堂等处历年均办有“追悼阵亡将士法会”。凡属这种情况都用番（喇嘛）、道（道士）、禅（和尚）三台经，供着一个“海陆空军阵亡将士”的牌位，进行公祭。届晚，番、道、禅，身披法衣，敲打着法器与应邀的各界人士、阵亡将士家属分别乘坐客船，环湖一周后将法船焚化。夜间，僧众照例要放《普利济孤□口》超度“十方法界”的孤魂饿鬼。
２．法　船
　　法船系大型冥器（纸活，亦称烧活），小者一丈数尺；大者数丈。系由冥衣铺匠人用秫秸扎架，以彩纸裱糊而成。船头为猛虎图案，上站探身持叉的开路鬼，其身后是一对“黑白无常”鬼，对面而立。“白无常”亦称“活无常”，身穿白袍，头戴白色高帽，上书“利见大人”，手持哭丧棒。“黑无常”亦称“死有分”，身穿皂袍，手拿“勾魂牌”，上书“你可来了，正要拿你。”每字还用朱笔圈点。舱内有十殿阎君（秦广王蒋、楚江王历、宋帝王余、五官王吕、阎罗王天子包、卞城王毕、泰山王董、都市王黄、平等王陆、转轮王薛）朝地藏王菩萨。船的桅杆上挂一面旗子，正面写：“盂兰圣会”，背面则写“慈航普渡”。另外，还要糊掌舵的一人，持桨划船的数人至十数人。
　　匠人们为了便于搬运，一只大型法船要分做若干节。船身通常为三至五节，抬至法会现场后，再拼连起来，用细铁丝拧上。船舱以及船上的人物、旗杆都是后绑上去的。拼好后四周还要用绳子拉上纤，防止被风刮倒。
３．放　荷　灯
　　放荷灯，亦做放河灯，乃是中元夜的重要活动。荷灯形式很多，一般是用彩纸做成的朵朵莲花，底下用半个茄子做托，在中心插上点着的蜡烛，使其飘浮水面。还有的是用西瓜、南瓜和苤蓝半个，将其中心掏空，当中插上点好的蜡烛，往河里一送，其灯自然顺水飘流而下，排成一队“水灯”，随波荡漾，灿若繁星。与河里倒影相映成上下双灯，缓缓移动，蔚为奇景。清宗室文昭《京师竹枝词》云“绕城秋水河灯满，今夜中元似上元”。当时，凡有河渠湖泊之处，皆有放荷灯之举。例如：积水潭、什刹海、运河二闸，最热闹的是水关，次为泡子河。游人云集，几无立锥之隙，竟有被挤下水者，可见当时盛况。
４．莲　花　灯
　　市面上从七夕后即开始售卖莲花灯，种类繁多。其灯皆是用彩纸莲花瓣组成的各式花篮或鹤、鹭等飞禽动物，任人选购。
　　从七月十三至十七日晚上（尤以十五日为最），各家儿童及少量成年人均呼伴结群，执灯游行“遨游于天街、经坛、灯月之下”，小孩们众口一词地喊道：“莲花莲花灯啊，今儿点了明儿扔啊！”当年谓此举为“斗灯会”。
　　贫家小孩买不起纸灯，则举一荷叶，中心用竹签插蜡而燃之，谓“荷叶灯”。也有“一柄荷叶绿盖头”的小孩，将荷叶反扣在头上，再插上半只小红蜡点着，满街跑着玩。据清《燕京岁时记》载：“谨按日下旧闻考，荷叶灯之制，自元明以来即有之，今尚沿其旧也。”
　　此外，还有用大棵香蒿子，缚香头数百，一一燃点，或埋立于地，或擎举于长街，远望恍如流萤。更为别致的是，茄子插香头而燃之，谓“茄子灯”；西瓜瓢内插蜡燃之，谓西瓜灯。
　　昔年有别出心裁者，借此大出风头，引人注目。有的背一纸糊粪桶，燃烛为灯，手持粪勺，扮做粪夫；有的则肩担纸糊水桶一付，铸烛为灯，扮做卖水者；以为嬉戏，惹得围观者捧腹大笑。
５.应　景　戏
　　旧时，七月十五前后，京师各戏园子要唱“盂兰盆会”应景戏《目连救母》。《目连救母》系明代戏曲作家郑之珍所编。全名为《目连救母劝善文》又称《劝善记》，该剧共一百出。剧情叙善人付相，生前广结善缘，斋僧布道，赈济孤贫，死后升天，受封为“天曹至灵至圣劝善大师”。其妻刘青提受人怂恿，违誓开荤，不敬神明，杀害生灵，触怒上苍，死后被鬼使摔入□都地狱，备受折磨。其子付罗卜，夙具孝心，甘冒艰险，到西天恳请佛祖超度，佛祖嘉其孝义，允许皈依沙门，改名大目犍连。目连为寻母去地狱，遍经十殿，百折不回，终于感动了神明，实现了母子重逢，同升天界的愿望。
　　清乾隆年间张昭参考郑之珍《目连救母》传奇，编撰宫廷大戏《劝善金科》，共二百四十出，每天演二十四出，十天演完。
　　曲艺梅花大鼓也有《目连救母》的段子，但是并无盂兰盆会应节应景的曲艺专场。
６．祭　　祖
　　老北京人历来将中元节呼为“鬼节”。是日各家均祭祀已故之宗亲五代。以示“慎忠追远”。清《北京岁华记》载，“中元节前上冢如清明。”清《帝京岁时纪胜》载：“中元祭扫，尤胜清明。绿树荫枝，青禾畅茂，蝉鸣鸟语，兴助人游。”
　　旧京中元祭祖的形式不同。有的亲到坟地烧钱化纸；有的则在家以装有冥银的包裹当主位，用三碗水饺或其它果品为祭，上香行礼后将包裹在门外焚化。
　　据明《帝京景物略》云：“上坟如清明时，或制小袋以往，祭甫讫，辄于墓次掏促织。满袋则喜，秫竿肩之以归。”说明自元、明以来，中元上坟，带有秋季郊游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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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生日
    古人认为“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据《唐书》。载：唐时，李泌上书请立二月初一日为中和节，百官进农书，以示务本。德宗照准，下诏以旧历正月初九（“天诞”即玉皇大帝诞辰）、二月朔和三月上已合称为“三令节”。晚清《春明岁时琐记》云：“中和节今废而不举”。但相传是日为太阳星君生日，因此民间有祭祀太阳星君之举。反映了古代农业社会中，人们祈求年丰岁稔的愿望。
　　二月初一，日出，家家在院内设香案（有用太阳星君神码者，有不用者），供太阳糕三至五碗，遥向东方日出处焚香膜拜。四十年代以来市面上卖太阳糕者已不多见，一般人家不再祭祀太阳星君，少数祭祀者，仅用黑糖（红糖）烙饼做为供品而已。
　　早时，有的还要持斋诵《太阳经》。念经之前还有香赞、启请、净口业真言、净身业真言，开经偈等仪式；念经毕也有香赞、净口业真言、净身业真言、安土地真言等仪式。
　　下午始将太阳糕或糖饼等供品撒下，分给小孩们吃。同时连春节时贴的五彩挂钱揭下来与神码一起焚化，谓之“太阳钱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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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夕
   旧历七月初七日的夜晚，俗称“七夕”。相传是天上牛郎织女一年一度相会的时刻。旧时，民间有“乞巧”的习俗，故谓之“乞巧节”。少女少妇们有拜银河、丢针儿等活动。
　　由于人们受牛郎织女神话的影响，认为织女心灵手巧，在凡间曾把织布、绣花的技巧传授给妇女们。因此，每年七月初七晚上，趁着她与牛郎团圆，心情愉快的时候，为之祭拜，则更灵验。虽近于戏乐，但也是希望自己心灵手巧、幸运的到来。
　　拜银河、或曰拜双星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少女少妇们几个人一伙事先约好，在谁家祭拜。多是推选庭院幽美或有花园的来担任主办者，大家分摊采购祭品。在前一天各自斋戒沐浴，准备停当，届时大家到主办者家里轮流焚香礼拜。有的则是主动发起，口头或下帖邀请相好的姐妹们前来祭拜、聚会。但主要是一家一户的各自祭拜的为多。
　　祭拜双星的供案均设在庭院或花园里，最好是设在葡萄架旁。
　　供案上，陈设用西瓜雕刻的“花瓜”，蜜桃、闻香果等时令鲜品。在花瓶里插上鲜花。有的南省客居京师者，还要将胭脂、淀儿粉之类的化妆品摆上去，说是献给织女用的。
　　少女少妇们盛装打扮，仿佛仙女下凡，在月下秉烛焚香。并默默祈祷自己的心愿。少女不外乎希望自己长得更美丽或嫁个如意的郎君；少妇们则希望早生贵子或得到丈夫、公婆的宠爱。
　　大家祭罢，将祭献给织女的花粉分成两半，一半扔在房上，说是给织女用，一半留给自己用。妇女们相信使用与织女共享的化妆品，可以保持自己的青春美貌。而后参加祭拜的妇女有的围座吃瓜果；有的未成龄的小女孩则根据老人们的传说，头顶红布，蹲到葡萄架底下，去听牛郎、织女相会时的哭声。
　　早年，祭罢双星后，老人们便给每人一根针、一条线，让姑娘们同时穿引，看谁穿得快，谁把线首先穿进针孔，就算是乞到了灵巧和智慧。但明、清以后，却流行“丢针儿”的游戏。有的在初六日晚上，设水碗于花下。初七日中午，妇女们将平日缝衣或绣花用的针投入碗中，针便会浮在水面上。如果水下有花朵、鸟兽、云彩之影，或细直如针形者，便是“巧”的象征。谓之“乞得巧”。因为这些影子表示织女赐给她一根灵巧的绣花针，可以织绣出美丽的图案。如果水底针影粗如槌，或弯曲不成形者，就表示丢针的妇女是个，“拙妇”，因为织女给她的是一根石杵。所以“妇或叹，女有泣者。”（见《帝京景物略》）
　　此外，京师各大道观从七月初一日起，立坛祭祀北斗七星，名曰“七星斗坛”。尤以斗姥宫最盛。道士们要做七天七夜的法事。
　　昔日梨园（戏剧界）每值七夕，必演《鹊桥会》或昆曲《长生殿》。民国以后多演《天河配》，谓之“应景戏”。
　　民国以后，只留下了老人们的传说，民间并无活动。仅残存小女于七夕蹲葡萄架下听牛郎织女相会的哭声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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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晒日
    旧历六月初六俗称天赐节。传说唐僧历经81难终于从西天来佛经，在回国途中经大海时佛经坠入大海，为水所湿。皇天感其艰辛，便在六月六这天赐以炎晴天气，将被水所沉佛经，全部晒干，于是这天被定为天赐节。
　　明朝沈德符《野获编》记载：“六月六日，内府皇史成曝列圣实御制文大集大函，为每发故事。”居家百姓纷纷效尤。在这—天曝晒书帙衣裘，以系蛀虫。
　　相传在这—天，晒衣衣不蛀，家畜洗澡不长虱子，所以这天把猫、狗也赶到河里去洗澡，以防蛀夏，民间也称这天为猫、狗的生日。
　　老北众人常说：“六月六，看谷秀。”其实这是指郊区农民在夏天观察庄稼的长势，以卜丰歉而言。在商界、估衣、皮货、喜铺等都在这一天大张旗鼓地晾晒衣物。估衣、皮货全要挂在通风处；喜轿铺的轿围子绣片、执事旗伞、鼓围子、桌围子、轿夫和鼓手们的衣帽，一律都搬到院内或街门口晾晒，以防毒虫蛀食。在光络十年(1884)以前，銮衣卫的训象所要在这一天以鼓乐为前导，把象群赶到宣武门外西间水滨去洗澡。每到这个时候，围观的人如潮水一样，也是当时北京的一大景观。
　　另外，“六六”一向被认为是个大顺的数字．所以在农村过去又有“六月六，请姑姑”之习俗，以求清仇解怨，团聚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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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阳节
    旧历九月初九日，俗称“重九”。古人认为九是阳数，所以这天又叫重阳节。《易经》云“以阳爻为九，”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为重九，日月并阳，两阳相重，故名重阳。汉末魏文帝曹丕在《九日与钟繇书》里说“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可见，重阳的名称，远在三国时期即已出现。另外，陶渊明在《九日闲居》一诗的序文里说：“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扉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可见至迟在东晋初年，已有“重九”之名了。这些都说明了魏晋以来，重阳节已成为中国人很重视的一个节日了。
　　古时，重阳节活动内容很丰富，有登高、赏菊、饮菊花酒、插茱萸等等。齐人月令》中说：“重阳之日，必以糕酒登高眺远，为时宴之游赏，以畅秋志。”陶渊明此日“引吟载酒，须尽一生之兴。”《武林旧事》记载：南宋宫廷“于八日作重阳排当，以待翌日隆重游乐一番。”明代皇宫自九月初一起吃花糕，九月九日重阳，皇帝亲自到万岁山登高。民间百姓也争相效仿，每逢重阳，人们便带上酒具、茶具到香山或灵显宫、报国寺的高阁上饮宴作乐。
　　清代，北城居民多到真觉寺五塔金刚宝座台上登高，石台高五丈，有石阶蜗旋而上。南城居民多到左安门内法藏寺弥陀塔去登高，塔高十丈。此外，西便门天宁寺殿宇虽毁，但塔独存。不但可以登临远眺，寺里还有菊花可赏。据清人李静山《增补都门杂咏》诗云：“天宁寺里好楼台，每到深秋菊又开，赢得倾城车马动，看花犹带玉人来。”其中游人较盛的是阜成门外钓鱼台（今三里河以西玉渊潭公园）。当年，那里有像原始森林一样的风貌，丘陵土山，迂回错落，景致幽雅，清静怡然。其次是城南陶然亭等处，三五亭台，小丘环抱，浅塘芦花，别有意境。清佚名之作《燕台口号一百首》说：“登高大半上窑台，便到陶然亭上来。四面轩窗开洞远，西山一角望崔巍。”人们登高，兼有秋季郊游之意，由于天气渐冷，树木花草凋零在即，所以人们谓此举为“辞青”。
　　登高、“辞青”时，照例都要野餐，主要是以松枝、松塔儿烧起火来，围坐一起吃烤肉，饮白酒、菊花酒助兴。文人墨客有即兴吟诗作词者。
　　清代的重阳节除登高外还有多种风俗。
　　京师的“重阳花糕”极盛。有的是糕点铺用烤炉烤出的酥饼，两饼中间夹上枣栗诸果，有糙细两种（这种糕点一直沿袭到解放初期）。有的是用发面蒸出来的蒸饼，两饼之间夹上枣栗诸果。还有的是用江米、黄米面蒸成的粘糕饼，成为上“金”下“银”，中间夹上诸果的。后两种都插着五色小旗，以为标帜。人们买去，供于佛堂、家祠，或馈送亲友，以为礼品。
　　小孩们在这天将酸枣捣成泥，做成枣糕，连同火灸脆枣、糖拌果干，线穿山里红一并拿到街市上叫卖。
　　重阳节也是女儿节之一。凡有出嫁的女儿者，都备名酒、糕点、水果去接女儿回家，谓之“归宁父母”。
　　从九月初一起京师各大道观均“立坛礼斗”（斗即星宿），名曰“九皇会”。重阳之日，为北斗众星之母，斗姥元君诞辰，士人有献供、演戏之举，有的前去燃灯祭拜，焚“茅草云蕊真香”。
　　此外，重阳前后家家胜栽菊花（也叫九花），采自丰台地区，品种极多，惟黄金带、白玉团、旧朝衣、老僧衲为最雅。富贵之家以菊花数百盆堆成“九花山子，”并缀成吉祥字样。有的茶楼酒肆，栽培奇异品种，堆成“山子”或　“塔”。在市肆贴出广告，谓“×馆肆新堆菊花山可观”。以此招来生意。
　民国以后，这种风俗逐渐淡薄，至三、四十时年代，只留下了老人们的传说，民间并无实际活动。重阳前后，民间仅仅留下了吃烤羊肉、涮羊肉和吃花糕的风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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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午节
    １．端午由来
　　旧历五月初五日为端午节，是我国民间传统的三节之一。老北京人在习惯上俗称为五月节。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因“端”、“初”同义；“五”、“午”相通，按地支序顺推算，五月为“午”月，故初五日作“端午”；因午时为“阳辰”，亦称“端阳”。
　　唐代以前有“端五节”、“重五节”之称，因唐太宗生日为八月初五日，为避“五”字之讳，故改“端五”、“重五”为“端午”、“重午”。
　　据《康熙大兴县志》载：是日少女须佩灵符，簪榴花，已嫁之女亦各归宁，故又称“女儿”节。
　　端午节还称为天中节。明·田汝诚《西湖游览志余》卷二十：“端午为天中节，人家包黍秫以为粽，束以五色彩丝。”
　　道教每岁有“五腊”（即“天腊”、“地腊”、“道德腊”、“民岁腊”、“王侯腊”）。五月初五日为“地腊”。
　　端阳节始于春秋战国时代，起源于江南。其活动内容相当庞杂，是一个综合性的民间节日。
　 其由来有纪念楚大夫屈原之说；有古代吴越之民举行图腾祭之说；有“恶月”、“恶日”驱邪避灾之说；还有始自夏、商、周时的夏至节之说。诸说法中，民间流传最广，最有影响的是纪念屈原。
　　宋代为表彰屈原的“精忠”，追封他为“忠烈公”，正式把五月初五日端午节赋予纪念屈原的意义。抗日战争时，又定五月初五日为“诗人节”。
２．熙游避灾
　　端午节时，在南方讲究“龙舟竞渡”；在明清两代的北京则讲究“熙游避灾”。初五日上午，群人天坛，谓之“避毒”。天坛是个祈年的圣地又是名胜，仰仗天神之力以避毒瘴，又可以游乐，诚是一举两得。过午，有的到金鱼池；有的到高梁桥；满井、草桥、积水潭“饮醵熙游”。其中以金鱼池为最。
　　金鱼池早在辽代称为“鱼藻池”，“池上有殿，榜以‘瑶池’。”因年久失修而塌毁，到了明代连迹址也找不到了，居民们便在这里挖塘植柳，饲养金鱼为业。到夏天绿柳披拂，碎影筛金，不失为一个幽美的风景区。每逢端午，以这里为中心，南至天坛北墙，地势空阔，人们进行赛马活动，形成盛会。于是许多生意人在此搭棚列肆，售卖应节食品和玩物。到了晚清金鱼池淤浅堵塞，已成“秽流”，每逢端午，人们仍聚集在此“狂歌轰饮”以为娱乐。
　　东便门外的二闸，租船业自五月初一开始营业，虽无竞渡之举，但三五知已，可聚于船上小酌，更有八旗子弟在船上弹着三弦，摇着八角鼓唱起了单弦岔曲：
　　“五月端午，街前卖神符，女儿节令，女儿节令把雄黄酒沽，樱桃桑椹，粽子五毒。一朵朵似火榴花开瑞树，一支支艾叶菖蒲悬门户，孩子们头上写个王老虎，姑娘们鬓边斜簪五彩灵蝠。”（《百本张岔曲》）
　　“五月五日把端阳庆，节届天中，苍蒲艾虎，物阜财丰，共乐太平。玉楼人酒醉，雄黄把肩并，脸赛芙蓉，石榴花鬓斜衬钗头凤，血染鲜红。浮瓜沉李，水阁凉亭，阵阵荷风划龙舟。夺桥竞彩相争胜，锣鼓叮咚采莲歌，悠悠扬扬真好听，燕语莺声。”（清道光《白雪遗音》）
３．时令鲜品
　　端午节的时令鲜品是樱桃、桑椹（分白桑椹、黑桑椹），有的商贩出摊叫卖，有的挑着担子沿街吆喝：“赛过李子来，大樱桃！”多以杨树叶作衬托，摆在小磁碟里。有时因为闰四月的关系，到五月节时樱桃已然下市了，商贩们纷纷以“山豆子”来代替樱桃，咸利十倍。
　　应节食品是粽子。一般是小枣粽子，蘸白糖吃。糕点铺卖的粽子多是比较讲究的，有澄沙、枣泥、奶油，甚至是腊肉、火腿的。后者多卖给南方人。同时，糕点铺卖“五毒饼”，这是一种用模子刻出来有蛇、蜈蚣、蝎子、蜘蛛和蟾蜍图案的桃酥式的圆形糕点。此外，还有玫瑰饼和藤萝饼。
　　上述这些时鲜和应节糕点多是上供和互相送礼用的。
　　凡是家有佛堂或供有佛龛、神像者；凡有祠堂或供有宗亲牌位或影像者，从五月初一日上午起，焚香秉烛，设三堂供，粽子三至五碗；五毒节饼三至五碗；樱桃、黑桑椹、白桑椹各一碟。
　　从四月底至五月初五日是人们互相送礼的期间，除了粽子、以五毒节饼、玫瑰饼为主的糕点外，还有纸盒、铁筒包装的茶叶、中外名酒或商店发行的礼券。
４．天师符和钟馗像
　　北京人俗谓“善正月，恶五月”。因五月气候湿热，多病毒瘟疫，人们以为“邪祟”，故用天师符和钟馗像来镇宅，以禳不祥。清人柴桑《燕京杂记》云“（端午）前数日，肆间用黄纸盖朱印，或绘天师、钟馗像，或五毒之形，人购而粘门上，以逐祟恶。”
　　天师即道教正一派之始祖张陵（张道陵），据说善于捉妖降鬼。天师符，即道教的符□。旧时，道教宫观在端午前有为民间用朱砂笔在黄表纸上画符赠送或售卖者。
　　钟馗据说是唐朝人，曾应武举未中，死后托梦于唐明皇，决心灭除天下妖孽。明皇醒后，命画工吴道子图其形，贴于门壁。后人逢端午节多挂此像，以避鬼邪，沿袭成俗。北京人有的于端午午时，以朱墨画钟馗像，以鸡血点眼，俗称“朱砂判儿”。
　　但一般人不解其义，因此附会之说，屡见不鲜，把天师、钟馗通称为“判儿”（判官），谓“判儿”手举宝剑，上边飞着蝙蝠为“恨福来迟”。
　　有的人家还用红纸剪了葫芦或蝎、蛇、蜈蚣、蟾蜍等五毒图案，以白纸为村，从五月初一日起，与天师符，钟馗像一起贴在门楣上，谓能驱妖避邪。
５．菖蒲、艾草
　　节前市面上，即有穷苦生意人，从郊区河滩上采来菖蒲、艾草，扎成小捆，卖给居民们。
　　从五月初一起，各家便将菖蒲、艾草插在街门的两旁。谓之“蒲剑”、“艾虎”。以避邪驱瘟。
　　菖蒲具有消除邪气的作用。清人顾铁卿《清嘉录》卷五说：“截蒲为剑，割蓬作鞭，副以桃梗蒜头，悬于床户，皆以却鬼。”明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也谓艾草为“水剑”，可以避邪，把菖蒲挂在门楣上，象一把锋利的宝剑，鬼就不敢登门骚扰了。
　　艾草是菊科多年生草本，在古代中国针灸学里，就以艾草的老叶制成艾绒，用以灸疾除病。梁人宗懔《荆楚岁时记》里说：“五月五日……采艾以为人，悬门户上以禳毒气。”
　　节后有的人家将菖蒲、艾草收藏起来，备作药用或留作生儿“洗三”时，洗、灸之用。
　　由于菖蒲避邪，所以京城端午时，人们不论贵贱贫户必买蒲鞋，穿之过节。
６．“扔灾”、防病
　　端午节的活动，有象征性的“扔灾”，也有实际性的防病。
　　节前，巧妇秀女以五彩绫罗制成小虎、葫芦、樱桃、桑椹、瓜豆、葱、蒜，用彩线穿起来，于五月初一，系于小儿的钗头或背上、胸前；小姑娘们还用硬纸条叠成菱形“粽子”，缠上五彩丝线，戴在身上。以上这些通称为“葫芦”、“续命缕”、“长命缕”。到了五月初五午时之后就要摘下来，连同贴在门楣上的剪纸葫芦揭下来，一并扔到门外，谓之“扔灾”。
　　节日期间，人们还要饮雄黄酒，在小孩头上用雄黄画一“王”字，有的还用雄黄涂小孩的耳鼻之孔，说是在夏日能避诸虫。
　　还有人用古墨装到蛤蟆腹内，于端午午时放在太阳底下曝晒，谓其墨可治病。故有“癞蛤蟆躲不过五月五”的谚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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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至
    冬至（阳历十二月二十一日或二十二日），为进九之始。古人认为到了冬至白昼一天比一天长，阳气上升，是个吉日。因此值得庆贺。明、清两代皇帝均有祭天大典，谓之“冬至郊天。”宫内有百官向皇帝呈递贺表的仪式，而且还要互相投刺祝贺，就像元旦一样。但民间并不以冬至为节，不过有些应时应景的活动。
　　清代，有的旗人为了消灾祈福。于冬至日五更时分，邀请本家嫡亲姑表及挚友齐聚庭院席地而坐，用矮桌供上“天地码儿”或牌位，杀猪祭天。顺便祭“祖宗杆子”（系两、三丈高的旗杆，顶端为葫芦形，稍下为“刁斗”，斗下悬旗，代表祖先）。祭罢，亲朋围坐吃“白肉”，这种白肉谓之“神余”。
　　南人在京宦游者，亦有设筵祭祀祖先的。同时也邀请同僚或挚友在一起聚餐、餐饮。燕俗则不重冬祭。老北京人向无此举。
　　冬至之日，京师各大道观有盛大法会。道士唪经，上表，庆贺元始天尊诞辰。道教认为，元始天尊象征混沌未分，道气未显的第一大世纪。故民间有吃锟饨的习俗。《燕京岁时记》云：“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浑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实际上“湿饨”与“混沌”谐音，故民间将吃馄饨引伸为，打破混沌，开辟天地。后世不再解释其原义，只流传所谓“冬至馄饨夏至面”的谚语，把它单纯看做是节令饮食而已。
　　冬至民间有贴绘“九九消寒图”的习俗。消寒图是记载进九以后天气阴晴的。以卜来年丰欠。
　　消寒图形式很多。一般是在纸上画成九栏，每栏绘成九枚□钱，每钱代表一天，旁边标明日期，这样整好九九八十一天（如从头年的十二月二十二日起，则至来年的三月十二日止）。每天用毛笔根据“上画阴，下画晴，左风右雨雪当中”进行涂抹。有的文人雅士则画九枝素梅，每枝九杂，每朵代表一日，谓之“雅图。”亦如前法，分别阴晴雨雪，日染一朵，“瓣尽则春深矣！”故图旁标一联，曰：“试看图中梅黑黑；自然门外草青青。”有的图上标有《九九歌》，如果是从市上买来的，其图来自南省，则书：“一九至二九，相唤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篱头吹□篥（寒风刮在篱头像吹□篥—一种竹制管乐器）；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五九四十五，家家堆盐虎；六九五十四，口中□暖气；七九六十三，行人把衣单；八九七十二，猫狗寻阴地；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才要伸脚睡，蚊虫□蚤出。”有的图是自制的，则书：“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阳坡看溜；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无凌丝；九九加一九，耕牛遍地走。”此外，还有用双钩法写出九个字，每字九笔，每天描一笔，描完九尽春来，形式虽雅，但无法表示阴晴雨雪。
　　入九以后，有些文人、士大夫者流，搞所谓消寒活动，择一“九”日，相约九人饮酒（“酒”与“九”谐音），席上用九碟九□，成桌者用“花九件”席，以取九九消寒之意。

猎豹

过年
    北京自一进腊月门以后，家家忙年，街上顿现出一种繁华太平景象，除去一两区辖界不许夹道摆摊显些冷落以外，其余各大街马路两旁，都摆成清代“两道街”的样子，令人走过这种街面，心中自然泛出一种愉快。北京自送信的腊八粥喝过以后，有一歌谣是：“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日；二十五，推糜黍；二十六，去吊肉；二十七，宰只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蒸馒首；三十晚上守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这虽然是小孩的歌谣，但不亚如一个新年工作秩序单，像那二十三祭灶，二十四扫房，便成了牢不可破的定章了。
祭灶
　　古人以腊鼓冬冬表示新年将到之声，北京自太平鼓失传以后，“狮子滚绣球”、“大小十八套”的鼓声，已不能再送入耳中了。太平鼓用铁铸成圆圈，直径在一尺五到二尺五之间，圈上分铸四个大环，大环上套着四五个小环，鼓把的下端，也铸成三环套月的大环，分套小环，在圆圈上蒙以单层的牛皮（或马皮、羊皮），用□棍敲打。左执鼓，右执桴，敲时左脚在前，右脚在后，站成丁字步姿势，一面敲，一面震动鼓环，发出一种合于节奏的声调，有“狮子滚绣球”、“大十八套”、“小十八套”许多调名。音节悦耳，足以表现太平景象，和吹琉璃喇叭，纸鸢上风琴，纸糊的风车、沙雁，都是能听出新年之声的。
　　在腊八以前，大街小巷中常听到的货声是：卖菱角米的，卖小红枣的，卖新历书月份牌的，卖年画的。过了腊八以后听到的货声，就偏重祀神的方面了，有卖供花的，卖门神挂钱的。在二十前后，有一种卖松木枝、芝麻秸的，是专为祭灶和接神所用，松木枝还可插在年饭上，芝麻秸还可以供“踩岁”之用。到二十九日、三十日一两天之内，有卖活鲤鱼的，那是为除夕供“全佛”，正月初二祭财神之用了。
　　祭灶的起源，很不易考查，至于祭灶的日子，现在通行是腊月二十三日，实在考查起来，在宋代却是二十四日。范石湖《腊月村田乐府引》上说：“腊月二十四日夜祀灶。”《梦华录》上说：“十二月二十四日交年，都人至夜以酒糟涂抹灶门，谓之醉司命。”现在用二十三日的缘故，也许是应在后夜祭，便算二十四日上午，真实缘故是没法证明的了。北京传说，祭灶是送灶神归天，报告一家善恶，然后在除夕夜内迎回，这不过是一种神话而已。原意是在除夕前七日为“小令节”，又称“交年”，所以举行祭礼，在《乾淳岁时记》中有很明显的记载，因此可以知道祭灶也是“令节祀”的一种。
　　北京祭灶的仪式很简单，在二十三日傍晚的时候，一更左右，由家中男人主祭，女人绝对不许参加，所以有“男不供月，女不祭灶”的说法。祭时将家中原有灶神供祀案中，香烛钱粮全份，供品是：关东糖、糖瓜、南糖，另外备凉水一碗，草料一碟，为灶王所乘马匹的刍秣。上香以后，只祝“好话多说，不好话少说”的简单祷词，然后用关东糖在灶口上一抹，表示将灶王尊口粘住，不致报告本宅所行恶事，甚至灶王龛的对联都写：“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虽属神话迷信，但能给人一种怕说恶事的猛醒。
　　俟香烬后，将灶神和钱粮草料一同焚化，凉水泼于地上，便算礼成。祭灶用关东糖，也可以证明在满洲跳神祭祀中也祭灶神。关东糖是糯米所制上好佳品，是地道由满洲运来的。以前是每年冬季，满洲客商，贩运关东糖、关东烟、吉林松子等满洲土物来京销售，到京后住在朝阳门东岳庙东“关东店”内，京市小商前往趸购，满洲客人只卖发庄，并不零星沿街叫卖。
　　真关东糖坚硬无比，摔不能碎，吃时必须用菜刀劈开，质料很重很细。口味微酸，中间绝没有蜂窝，每块重一两、二两、四两，价格也较贵一些，近年很少运关东糖来京销售的了。现在北京通行关东糖，多半是发卖“白货醋色”的“糖房”所制，质轻中有蜂窝，远不如真的好了。糖瓜分有芝麻的和没芝麻的两种，用糖做成甜瓜形或北瓜形，中心是空的，皮厚不及五分，虽大小不同，但成交仍以分量计算，大的糖瓜有重一二斤的，不过用作幌子，买的人很少。从前糖房只做白货，近年来洋糖盛行，白货一落千丈，也改做新式糖果了。南糖原是南方所做细糖，北京仿制只老饽饽铺能做，近年也改归糖房出品了。
　　南糖以小巧玲珑见称，种类很多，不外条、块、片几种，名称是：冰糖花生仁做的厚片名“花生酥”，长方条的名“花生条”，雪白色的细条名“鸡骨”，外蘸芝麻的为“芝麻鸡骨”，内灌酥糖末为“带馅鸡骨”，芝麻蘸的长圆条名为“麻寸”，黑白圆块的名“黑白芝麻饼”，外面芝麻圈中间加澄沙的名“澄沙圈”，芝麻糖小方块上蘸红白糖，如芙蓉糕的名“红白面麻糖”，总而言之，因形命名，没有一定，不过上面所记的却是糖商专用的名词。以外还有“炒米糖”、咖啡豆、天津豆，也加入南糖，实在是没道理的。
祭祖
　　北京家庭除夕祭祖，有的悬起纸绘祠堂，密排灵位，有的只望空虚设香供，因种种不同而异。汉人祭祖，多半做鱼肉碗菜，盛以高碗，颇有钟鸣鼎食之意。南方人流寓北京的，祭祖尤为隆重，大半是八碗大菜，中设火锅，按灵位设杯箸，在除夕、元旦、元夜，都将火锅扇开，随时换菜。旗族人祭祖，满蒙不同，蒙古旗人供以黄油炒黄米面，撤供时炸以香油，蘸以白糖，另有风味。满洲旗人祭祖，供核桃酥、芙蓉糕、苹果、素蜡檀香，静肃异常。除夕夜和元旦供素煮饽饽，上元夜供元宵，每日早晚焚香叩头，献供新茶。祭祖形式虽各不同，大半都是除夕夜悬影，上元夜撤供，亲朋之至近的，拜年时也必须叩谒祖先堂，不独慎终追远至意不泯，因其人敬其祖的美德，也借此保存了。
接神
　　接神是除夕后夜迎回灶神。在北京小康之家的旧家庭，平日龛内供的大佛是观音、关圣、财神，每日要烧散香，朔望烧高香，初二、十六祭财神也烧高香，并点酒三盅，有时还供一碟酒肴，无非豆腐干花生米之类，可谓不腆之仪了。有大佛的家庭，在除夕日要预备“全佛”一份，全佛是三界诸神众圣，用秫秸做成架子，粘贴全佛，立在佛桌前面，再前面另设桌一张，名为接桌，以备摆供。全佛前另设一小佛架供灶神和财神像，桌前香烛全份，钱粮却须三份，一份接神，一份初二祭财神，一份送全佛。供品是：猪头一个，雄鸡一只（拔去羽毛只留尾巴），羊肉一方，素菜几盘，馒首几盘，至于活鲤鱼只祭财神时临时取出。到四更上下时间，素馅饺子已然捏成，于是准备接神。饺子摆在供桌上，然后家长拈香行礼，家人次第行礼，香烬，焚钱粮，在院中拜喜神、财神、贵神，于是礼成。接神为新旧年分野，所以接神后，便分一家大小，叩首贺新喜，由接神起在香炉中点“白速定香”一只，　一人看守，以便接香，灯火香皆不可灭，否则不祥。
　　有佛堂的人家，多半预备年饭一碗，中插松枝、纸元宝花，饭上放些桂圆，绕以钱编的钱龙，无非取个吉利而已。在除夕一黑天，院中满布芝麻秸，人行其上，咯吱作声，名为“踩岁”，借“岁”、“祟”音同，表示一年晦气都已踩去，也是有趣味的勾当。
　　供神的供品，除供献全佛财神的以外，例供是蜜供、红月饼（白月饼是猪油所做，不能供佛）和家做素菜，素菜是山药块、豆腐块、面筋段、粉条段，用香油炸过即成。粉条用线束其中央，炸成翻松如花，染以胭脂，尚为美观，撤供后加入炖肉中炖食，味道尚佳。家庭供佛，除大佛灶王以外，另有张仙，相传天狗食月，有损本宅小孩，张仙用弹弓可以打去天狗，所以有小孩之家多供张仙，因之张仙龛上对联也是“打出天狗去，引进子孙来”字样。大家庭的佛柜庞大，前面下部开一圆洞，有的供土地，有的供地藏王菩萨。
拜年
　　北京风俗，人事来往有“辞岁”、“拜年”，大臣给皇帝辞岁，“府包衣”，“府哈喇”给本府王公辞岁（府哈喇为本府属姓，虽不是包衣奴才，也有半奴的性质），本族晚辈给本族辞岁，有杆子、板子、影堂的族长家，族人应往辞岁，至亲如婿对翁岳须辞岁，即已订未结的女婿，也须给岳家辞岁。元旦黎明，家中拜年后，即到各戚友家拜年，回来车中载满活计成匣，甚至过了灯节还有拜年（北京习俗有孝服的给人家拜年须在灯节后，道远事忙的亦可晚到）的，所谓“二月二，青草没驴蹄，再拜新年也不迟”的，就是这个意思。北京拜年，只要长辈或平辈年长的，都要三叩头。旗人叩头前后不作揖，汉人叩头前后全要作揖的。北京城内拜年，遇本人在家，必须请坐受头，本人不在家，则“朝上磕”，就是向这家客堂布置为上首的地方，虚即三头，如在其上。北京四乡，拜年的遇主人在家，亦是向佛堂叩头（与城里关外进门拜佛的不同，此为拜人，彼为拜神），只呼：“几伯，几叔，几兄给您叩头啦！”受头的在旁还礼如仪。城内妇女拜年，须过初六日，在初六日以前，妇女不得进人家门，谓之“忌门”。
　　元旦起始拜年，初二日祭财神，商家表示开市，人家也要祭财神的。至初八日祭祀星神，名叫“顺星”，事先用灯花纸捻成“灯花”，用香油弄好，在黄昏后一更前后，在院中设祭桌，以北斗为目标，陈设香烛，用“灯盏碗”摆成“顺”字（灯盏碗系泥捏成小碗，直径寸许，深紫黝色，颇有古意，每至年残沿街有叫卖灯盏碗的，大半为卖支锅碗松花的附业）。将灯花放在其内，供品系素馅元宵，供品上齐，即燃灯花焚香叩首，香残灯亦将灭，然后由供桌起连续燃灯花，距离尺许，直送至犬门外，用意在送祟，于是礼成。灯节由正月十三日起，至十七日止，各商家皆悬挂评书故事灯，供人参观。在前清各部也有挂灯的，工部灯最有名。
　　商店旧时以饽饽铺善挂灯，有全部三国志、聊斋、水浒、列国、红楼梦等精致美巧的方灯。干果子铺（昔称倒装铺，今称南货店）的山西老板，善做冰灯，有麦龙灯，各式冰灯。前十年隆福寺街冰灯尚有名，近年只剩鼓楼前小门姜店一家。近年前门外各大布店亦竞制新灯，以广招徕，有时还能利用机关造成“鹊桥相会”的活动灯，可谓灯的革新了。我在民国十年前后，每到上元夜饭后，必邀二三好友，步行往游积水潭，冰上望月，归来后门观灯，由皇城根经宽街到隆福寺看冰灯。最使我爱看的，是东四头条火神庙的济小唐捉妖，最后到富有车行看烟火，往日快游，空怅前尘罢了。后门西城隍庙的火判，雄伟可观，近年因后门大街布店多放烟火，火判也很走一时幸运。
送旧迎新
　　北京过年，最注意的是送旧迎新，一切都在涤除旧污，刮垢磨光上用功夫，像那贴“宜春帖子”改变成写春联，一到二十日以后，通衢大道两旁，纷纷贴了“书春”、“换鹅”、“墨缘”的招贴，一般善书的朋友，都挥笔伸纸大显身手，却多半是消遣性质，不在赚钱。但也有落拓文人，希望用十日辛苦，换得三十晚上的一顿洋白面饺子的。更是多有的，是一些学书的青年，借纸学书，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啊！作者在民国十三年时，曾邀同学伴卖过一回对子，三十日结帐，共赚铜元三百九十枚，每人分一百三十枚。
　　我买了一对树根花盆，至今还种着石菖蒲，作案头清供。又像扫房，擦饰件，都是求洁的意思。北京房子的纸糊承尘顶棚，是全国第一，一平两切（斜）式、平棚式、船篷式，都各具精妙。万字莲、牡丹花的银花纸，糊得光白悦目，历久不黑，灯亮花香，心地为之光明。一年来棚壁积有尘垢、塔灰，在新年将到时，必要打扫一下。北京扫房多半在腊月二十四日，但也有时改个日子，一般老太太们必要查查历书，一有“土王用事”，以后就不能扫舍了，所以必要提前一些。
　　又如今年腊月十七日立春，过了立春就是明年，焉有尘垢搁过明年的，因此大部分人在今年都提前了。旧式家庭的家具的木器上，大半都有铜饰件的，一年来烟熏火燎，黑黯无光，要过新年，也必须擦个亮光。擦铜饰件的，都是先用白菜头蘸细炉灰末打个糙，然后用唐布香灰擀光，近年来擦铜水盛行，多半改用新法了。以外为点缀新年，买几件水仙花，素妆妩媚，除夕守岁时如对淡妆美人，令人魂销。红梅花、六安绿梅、迎春、蜡梅，都能粉饰年华的。爱青葱的，有天门冬、万年青，云片草（文竹）也不坏。近年洋花传入，价格低廉，更属易办了。至于一两银子买一朵牡丹花的，既非根生，又少陪衬，手把美人，未免唐突国色。

猎豹

填仓
    老北京俗传正月二十三日为“小填仓”，二十五日为“大填仓”。清代，京师各大粮商米贩均祭祀仓神，鞭炮很盛。一般人家虽不致祭，但都要买些米面、煤炭来充实自家的生活储备。正如清·《帝京岁时纪胜》载：“当此新正节过，仓廪为虚，应复置而实之，故名其日曰填仓。”此外，全家人还要吃顿“□劳”。诸如薄饼卷“盒子菜”之类，亦谓之“填仓”。
　　其实，真正的“填仓”活动是在农村。在我国华北农村及北京郊区。农民们流传谚语“填仓，填仓，小米干饭杂面汤。”平日农民生活很苦，填仓节时吃顿小米干饭杂面汤（杂面，指绿豆面的切条，老北京切面铺有售），就算改善生活了。
　　所谓填仓活动就是于正月二十五日黎明，家家户户都在院里或打谷场上，用筛过的炊灰撒出一个个大小不等的圆圈，象征着粮囤。在里边放些五谷杂粮。有人说，这是祈望五谷丰登、粮食满囤的意思。
　　但是关于填仓节却另有由来。相传在很早以前，我国北方遇到连年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未收。可是封建帝主不顾黎民百姓死活，同往年一样，横征暴敛，弄得怨声载道，饿殍遍野。却说有个看守粮仓的官吏，目睹这一惨景，于心不忍，便将粮仓打开，救济了百姓。他知道这触犯了王法，皇帝绝不会饶恕他。于是他让百姓把粮食运走后，就放把大火把仓库烧了，自己也活活烧死。这件事正发生在正月二十五日。后来人们为了纪念这个好心的官吏，重补被烧坏的“天仓”，就决定这一天为填仓节。不过，后来填仓的意义扩大了，人们又赋予了其它各种不同的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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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节
    １．中秋由来
　　旧历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又称仲秋节，团圆节。俗称八月节。是民间传统的三节之一。
　　旧历八月十五日恰值三秋之半，故名“中秋”。中秋一词始见于《周礼》：“中春昼，鼓击士鼓吹豳雅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云。”据欧阳詹《长安玩月诗序》记载：“秋之于时，后夏先冬，八月于秋，季始孟终；十五于夜，又月之中。稽于天道，则寒暑均，取于月数，则蟾魂园。”这就是说，旧历八月十五日，是一年秋季八月的中间，故谓之中秋。
　　据说中秋节在两汉时已初具雏形，其时在立秋日。至唐代已出现登台观月、泛舟赏月、饮酒对月等活动。北宋太宗年间始定八月十五日为中秋节，节日里有祭月、拜月、赏月、吃月饼之俗。明清以来的京师，此风一直未衰。
２．果子节
　　中秋正逢诸果成熟上市，是个果子秋，有的老北京人直接称它是“果子节”。
　　《京都风俗志》载：中秋节“前三、五日，通衢大市，搭盖芦棚，内设高案盒筐，满置鲜品、瓜蔬，如：桃、榴、梨、枣、葡萄、苹果之类，晚间灯下一望，红绿相间，香气袭人，卖果者高声卖鬻，一路不断。”尤其是前门外和德胜门内果子市，节前夜市，通宵达旦。果商的吆唤声，此起彼伏“今日是几来？十三、四儿来！您不买我这沙果，闻香的果来！哎，二百的四十来！”
　　这些果品除了供人品尝外，主要是用于送礼和上供。因此，果品和装璜都十分讲究。有的果农在苹果未熟时，将用纸剪的“福”、“寿”、“佛”字等图案，贴在果子上，不使阳光照射，等果子成熟之后，再把剪纸揭去，红色的苹果上就留下了黄绿相间的图案，精美绝伦，引人喜爱。但索价甚昂。凡用来馈送亲友的，一律都装在特制的小筐里，还要垫上香蒿，以增加果品的香味。果筐外面还要加上红绿门票，更增加了节日气氛。
３．月饼
　　节前，各大糕点铺均应时出售中秋月饼，以“自来红”和“自来白”为主。“自来红”烤色较深，青一色的白糖、冰糖、果仁为馅，外皮上画一黑红色的圆圈，圈内用针扎上几个小孔。“自来白”是用精白面烤制的什锦馅月饼，有枣泥、澄沙、豌豆、山楂白糖不等，外皮纯白。有红色小戳记号，标志着馅的类别。其它月饼，如：提浆月饼、翻毛月饼、广东月饼，均有出售。有送礼者皆用蒲包装之。此外还有特制的大月饼，直径约一市尺左右。大都是论斤的，上刻桂殿蟾宫，玉兔捣药的图案，是专为供月用的。《燕京岁时记》云：“中秋月饼以前门致美斋者为京都第一，他处不足食也。”清末李静山在他的诗集《增补都门杂咏》中反映了当时的情况：“红白翻毛制造精，中秋送礼遍都城，论斤成套多低货，馅少皮干大半生。”
４．兔爷摊
　　最能点缀节日景象的是兔爷摊子。清《北京岁华记》载：“市中以黄土博成，曰兔儿爷，着花袍，高有二三尺者。”兔儿爷一般多是人形兔脸，长耳（谓之“犄角”）顶盔束甲，带有□旗。骑在猛虎身上，有如将军，大的后背还要插上一把宝盖式的伞。有的则“短衫担物，有如小贩；有饮酒跳舞，有如燕乐者。”极简陋的仅是一小白兔捣药而已。这乃是一种泥塑的玩具，供给儿童们节日娱乐玩耍的。正像清方元□在他的《都门杂咏》中说的“儿女先时争礼拜，担边买得兔儿爷。”小孩们在八月十五前后，摹做成人供兔爷玩；“摆佛佛儿”玩，这是旧京特有的风俗。
５．供月
　　八月初十日以后，南纸店门前即摆出了“月宫码”，也叫“兔爷码”。系用木刻板水彩印刷的“神纸”。大致有：黄色的，上印有银脸太阴星君像及广寒宫前，金色玉兔人立捣药的图形。红色的，上印有关圣帝君、增福财神及广寒宫前，金色玉兔人立捣药的图形，多系商家供奉。此外，还有白色的，上边神像各异，但月宫玉兔图案是不可少的。因张幅较大，为支撑全神码起见，多用秫秸扎架，将此“神纸”糊在上面，成一立匾状，上竖三面彩纸小旗。
　　十五日晚间，待家人聚齐，月亮升起以后，祀月仪式即在庭院举行，形式大同小异。有的望空（对着月亮）设祭；有的将刻有桂殿蟾宫图案的大月饼镶在木架上当神位的；有用上述月宫码当神位的。但都用小矮桌（小饭桌），上设中秋月饼（只用“自来红”，不用“自来白”），临时蒸的红糖馅的饼（谓之团圆饼），除不供各种梨（因梨与“离”谐音）之外，其他水果均可为供。“瓣刻如莲花”的西瓜为不可少者，因取团圆之意。另外，插上红鸡冠子花和带枝毛豆。香烛、钱粮具备。俗云：“男不供月，女不祭灶。”（多指主祭人）实际上，参加祭祀的没有绝对界线，全家都可以叩拜，不过女人先拜，男人后拜而已。尤其是小孩，多以拜月为嬉戏者。
　　如用月宫码，撤供后，在庭院中焚化。如秫秸不能尽烧，持“老妈妈论儿”者多压在炕席低下，留着打尿炕的孩子。
　　撤供后，“家中长幼咸集，盛设瓜果酒肴，于院中聚饮，谓之‘团圆酒’。”同时，全家分食大月饼、团圆饼。但各家习惯不一，有的将当做团圆饼的大月饼，放于干燥风凉处，留待除夕全家再分享。唯仆人不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