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祖父杜月笙(专访文章)

峡山散人

因此，总的说来，祖父不愿意去台湾，就是三件事。其一是「红帖子」不见了，祖父不开心，心想你蒋介石当了总统了，在礼貌上我本来就是要还你的，但是为什么别的东西不丢，偏偏这张「红帖子」不见了？启人疑窦。其二，是蒋经国把我三叔叔杜维屏关进去了，让我祖父非常生气。其三，就是为了上海市长、议长的事情。蒋先生连荐举议长、市长表面上的客气都没有。你蒋先生总要来跟祖父客气一下吧，过来邀请我杜某人，好歹表面上做个样子，给祖父一个面子也行，可是竟然连请都没有来请过，连面子上最容易的动作都不作，这摆明了是昭告天下，新政府不需要杜月笙这种本地势力介入，非但如此，新政府还怕我们兴风作浪，要想铲除我们这批人。



所以祖父有这么一句话：我们是夜壶，蒋介石把我们用完了，眼看没有利用价值了，就往旁边一甩，再也用不着你们这些夜壶了。



徐蚌会战失利后，蒋介石下野，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阴历正月十五过后），父亲得到祖父来自香港的通知，举家从上海到了香港。但是，祖父那时对国民党当局已经是心灰意冷，不想再介入政治。后来，我们全家到了香港，两三个月以后，共军解放了上海，我祖父的态度又有些微妙的转变，他命令我父亲回上海，把「上海通商银行」存户存在银行里的钱，全部发还给存户。



祖父是「上海通商银行」董事长。父亲奉命回到上海，在上海待了三、四个月，本来预备遵照祖父的意思，结束「上海通商银行」的业务，归还所有存户的存款。但是，中共方面不准银行结束营业，迫不得已，父亲只好离开上海，又折返香港，随侍祖父左右。



祖父欲结束「上海通商银行」营业的原意，是认为开银行就要遵守信用，宁可不赚钱，但是信用第一，既然要离开大陆，就全部结束营业，把该归还给存款户的钱全部如数归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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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承平时期，每天光是供兄弟们吃饭，一天三餐，每餐都要席开十桌。过年吃年夜饭，得开流水席，分批上桌吃。用完年夜饭，祖父还发给每位兄弟，以及门外排队来拜年的人，每人一块现大洋当红包。当时，一块光洋可以买五十公斤大米。



祖父过世之前，交代他的两个太太，和我父亲、叔叔，他过世之后，你们就去台湾吧。祖父要我们上台湾去，是因为我们家里的开销太大了，在香港，我们的现款已所剩无几，钱财只出不进，光只靠银行里的一点利息度日，寅吃卯粮，不是办法。那时除了父亲在香港，还有我们两个小孩子在香港，祖父的二儿子、三儿子、四儿子，都在美国，老五、老六则留在上海，最小的老七、老八尚在读高中，一大家子，食指浩繁，生活担子非常沉重。



祖父认为，在台湾他还有一些人脉关系，可以帮上我们的忙，而且台湾也比香港安全。因之，祖父过世之后，我们就举家搬到台湾去了。父亲（杜维藩）带着我们一家人刚来台湾的时候，暂住在台北市临沂街，父亲在台湾银行经济研究室找到一份差事。之后，我们就住进台北市重庆南路台湾银行的宿舍里。时任台湾省财政厅长的严家淦，就住在我们家对过。一九七七年前后，原属台湾银行宿舍的那块地皮，卖给了美国大使馆，原本美国大使馆想从台北市北门搬到这里盖新房子，谁晓得地皮刚卖给美国政府，美国就跟台湾当局断交了。后来担任台湾地区领导人的李登辉，官邸就盖在这儿，那幢大房子于二０００年成为陈水扁的「玉山官邸」。



我们老家原先住在上海杜美路上，祖父有一幢大洋房，里边一共有七十几间房间。美国当局有意向我祖父买下这幢大洋房，盖新的领事馆，买卖成交，我们也收了美国人的钱，可是，国共内战，国民党军节节败退，一九四九年五月，共军解放上海，美国人撤离上海，领事馆也没盖成。



祖父去世，我们一家人到了台湾，某日，我们去台北市长安东路一家广东烧腊餐厅吃饭，刚好蒋经国也在那家餐厅里用膳，蒋经国那时住台北六条通，和那丬广东烧腊店隔街相望。他见我们一家人也在用餐，马上走了过来，和父亲握手致意，蒋经国坐在父亲身边，以上海话告诉我父亲：「上海的事情我感到抱歉！」蒋经国这句抱歉，一笔勾消了过往仇隙，过去的恩恩怨怨，俱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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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前，台湾有一部电影《八百壮士》，台湾老演员常枫饰演我祖父杜月笙，最后一幕，常枫穿着长袍马褂，站在四行仓库附近隔河遥望远方，他的外型和容貌都酷似祖父杜月笙。祖父的形影时在梦中，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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