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家具概述

laohao · 发表于 2009-9-14 21:53:05

我国家具历史悠久，早在三千多年前的商代，已经有了很精美的青铜和石制家具了。随着人们起居形式变化，家具也伴随着人们的需要，经历了由低形向高形发展的过程。
　　宋元以后，我国家具艺术已经发展成为高度科学性、艺术性、实用性相结合的优秀生活用具，不仅为国人珍视，也在世界家具之林中独树一帜，享誉甚高。
　　由于唐以前家具极少资料，更无实物，我们暂不详介。　
　　宋代是一个理性思考的时代，宋人在哲学上选择了尊崇自然的道教和倡导秩序的儒教性理学说。宋人勤修法典，力图在多方面理出头绪，如在自然科学方面，总结出了《天工开物》，在建筑学方面制定了《营造法式》等。总之，冷静的宋人在造物的过程中，所追求的是秩序和法度，所欣赏的是一种工整而规范的美。宋代家具除北方个别地区因受唐末藩镇割据的影响，仍部分保持唐末厚重曲线风格外，绝大部分宋代家具都呈现出一种极其简约的结构，形态上表现出极其素雅的装饰风格，其简约程度，多数已达到无以复减，减之即毁的地步，从而体现宋人以节俭、简洁的审美观念。
　　宋代家具多以直线部件交结而成。外观挺秀刚直，直线部件之间，又常以刻意推敲过的严谨尺度、位置组成优美的比例，取得内在隽永的审美效果，尤其是南宋时期家具，因受南方竹文化影响，往往构件断面尺寸极其细小，整体比例优美、文雅、秀丽。虽然简约、工整、文雅、清秀是宋代家具的主体风格，但过多的规范和保守意识也制约了宋代家具的发展，使其显得理智有余而热情奔放不足。
　　豪放的蒙古族创建了大元帝国，游牧民族文化中向来以豪放无羁的生活方式和繁复华美的视觉感受为其喜好，这些与宋代迥异的社会文化背景，势必对宋式家具造成了冲击和改造。同时，由于地域与民族间的接近，元代家具较多地继承了辽金家具的部分风格，并有了较成熟的发展。
　　元代家具的主要特点为：①罗锅枨的成熟广泛运用。②展腿式桌与霸王枨的出现，③喜用曲线造型。④倭角线型的大量应用。⑤云头转珠图案的盛行。 ⑥较大的形体尺度。⑦雄丽的雕刻风格。
　　元代家具形体厚重，造型饱满多曲，雕饰繁复，多用云头，转珠，倭角等线型作装饰，出现罗锅枨、展腿式等品种造型，总体上给人以雄壮、奔放、生动、富足之感。
　　明清两代家具工艺高度发展，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时代风格，“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已成为专业学术名词。
　　明及清早期家具之所以能有很高的成就，除了继承宋代的优良传统外，还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明代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城镇兴起，大大增加了家具的需求，工艺要求也不断提高；二是海禁开放，大量输入硬木，使工匠有可能制造出精美坚实超越前代的家具。黄花梨、紫檀、鸡翅木、铁力木、榉木、瘿木这些坚硬细密，色彩幽雅，花纹毕美的珍希木材是这段时期家具的主要选料。
　　在造型上，明式家具式样纷呈，常有变化，表面上看似乎是能工巧匠随心所欲、率性运用便成美器，实则任何样式都有相当严格的法度，决不是东拼西凑，不经推敲的。
　　“明代家具”有广义、狭义之分，其广义不仅包括在凡是制于明代的家具，也不论是一般杂木制的、民间日用的、还是贵重木材、精细雕刻的，皆可归入，即使是近现代制品，只要是明代风格，均可称明式家具。其狭义则指明代至清早期材美工良，造型优美的家具。优良的明式家具，造型求雅避俗，结构巧妙合理，充分利用木材的自然纹理，具有天然质朴，深厚典雅的艺术韵味。
　　清代家具以雍、乾为鼎盛时期，这一时期的家具品种多，式样广，工艺水平高，最富有“清式”风格。在装饰上，这一时期力求华丽，并注意与其它各种工艺品相结合，使用了金、银、玉石、珊瑚、象牙、珐瑯器、百宝镶嵌等不同质材，追求金碧璀璨、富丽堂皇，遗憾的是，这一时期的家具，有的由于过分追求奢侈，显得繁琐累赘，过犹不及，反而流于庸俗。

laohao · 发表于 2009-9-14 21:56:04

东汉时期孟光“举案齐眉”的故事，在封建社会中一直被视为妻子敬爱丈夫的典范。据《后汉书，逸民列传》，梁鸿至吴地，“依大家阜伯通，居庑下，为人赁春。每归，妻为具食，不敢于鸿前仰视，举案齐眉。伯通察而异之，曰：‘彼佣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这里讲的“案”，并不同于后世的桌子，否则尽管孟光能“力举石臼”，要经常把上面摆放着饭菜的桌子举到齐眉高也是不可能的。

汉代的案，是一种类似今日的大型托盘的家具，形状或为长方形或为圆形，有的下面附有矮足，方形的多为四足，圆形的或有三足。从汉墓出土的文物看，案多是木质的，高级的制品则髹漆并施彩绘，华美异常，例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中出土的斫木胎漆案，长方形，平底，底部四角附有矮足，足高仅有2厘米，案全高只有6厘米，案面为60.2X 40厘米。面髹黑漆，用红漆绘出两重方框，然后在案心及两重方框框间的黑底上绘红色和灰绿色组成的云纹。底部亦髹黑漆，用红漆书写“软侯家”三字，表明该案所属主人为谁。出土时案上放置着五个小漆盘、一件耳杯、两件漆卮小盘内盛食物，盘上放有一件竹串，耳杯上放有一双竹箸，这种摆设，表明了当时贵族宴饮时的情形。至于一般人使用的案和食器，自然没有这样豪华，但是案的形状，仍然是差不多的。

因此，案架上摆放的饭菜的重量是有限的，举案齐眉表示尊敬是有可能的。然而，人们如果直立在地上把放满东西的案高举至头顶，眼睛向下看，那是很难保持平稳的，但汉代的习俗是席地起居，人坐在铺着席的地上，把案举至眉际距地并不太高，且坐姿比立姿稳定，因此虽然眼睛不看前面，也还可保持案的平稳而不致使上面的食物倾覆。由此看来，一个时期的礼节是与当时的社会习俗紧密关联的，受到当时的建筑技术、房屋、家具、日用器皿等特点的制约。

在中国古代，人们席地起居的习俗由来久远，延续的时间很长，至少保持到唐代。根据考古发掘，最迟在距现在七、八千年、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经较熟练地掌握了建造原始房屋的技术，以已经建成遗址博物馆的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村寨遗址为例，那里发现了几十座当时的半地穴式的房屋的基址；有方形的也有圆形的，有较小的还有较大的，可以据以复原出这些远古房屋的面貌。局限于低下的生产力和原始的技术条件，它们都是简陋而低矮的，内部空间狭窄，人们在里面只能席地坐卧，还谈不到使用家具。

为了干燥舒适，人们建造时把泥土的地面先加焙烤，或是铺筑坚硬的“白灰面”，同时在上面铺垫兽皮或植物枝叶的编织物。这些铺垫的东西，也可说是当时室内仅有的陈设，它们就是后代室内离不开的必备家具“席”的前身，或许可以说是家具的最原始的形态。当时日常生活使用的器皿主要是陶质的，它们都是放置在地面上使用的。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工艺技术日益提高，自然导致人们日常生活的面貌发生了变化。首先是居住条件有所改善，殷周时期中国古代建筑形成以木构架为主要结构方式，抬梁式木构架已初步具备，并使用了高台基，开始用瓦铺盖屋顶。统治阶级的宫室更是宏大华美，在河南安阳殷墟和陕西吱山周原等地发掘出土的宫室建筑群都是很好的例证。

一般的居民，也比新石器时代有所改善。随着房屋建筑日渐增高和宽阔，室内空间随之日益增大，仅有供铺地和坐卧的席既不能满足室内陈设的需要，又难于满足人们使生活更舒适的追求，于是室内家具的设计和创造自然提到日程上来了。同时，在构筑房屋和修造棺椁中成熟的木工技术，特别是各种榫卯结构，为制造家具准备了技术方面的条件。新石器时代出现的漆制日用器皿，在殷周时期有了很大发展，又为家具制造提供了保护和装饰的手段。不过，当时的建筑技术虽大有进步，但与后代相比室内顶高的增加和空间的加大还是有限的。同时，传统的席地起居的习俗也是新的家具必须适应的基本条件。因此，最早出现的家具除席外，还有可供坐卧的低矮的床，更小些仅供坐的榻，可以灵活地分割室内空间的屏风，盛放衣物的箱、笥。一有了床、榻，一切日用器皿都放在地面上就不太方便了，即使不坐在床上，进食时一切器皿都放在地上也不够舒适，于是陈放器皿的“翻几”、“案”也随之出现。

在这些家具中，最古老的“席”的位置还是最重要的，在室内地面先要用它铺满，以保持清洁舒适，因此这种专供铺底的席——缝，也被用作计算较大的宫室建筑面积的单位，据《考工纪》记载：周人明堂，夕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宗一筵，五室九二筵。“如果以周尺一尺为19.91厘米计，九尺之筵约为180厘米，也可证当时室内的高度是有限的，仅宜于席地坐卧。除了筵外，供在筵上坐卧的笈几乙案、屏风等，都是随用随置，根据不同场合作不同的陈设，不像后世的家具那样一般有固定位置，平时陈放不动的。由于上述情况，相应地就出现了一些基本礼节。因为室内满铺着筵；整洁美观，所以人们进室内要先脱掉鞋子——屦，以免将污泥尘土带进室内，踏脏铺筵。于是这就形成了一种礼节，在室内是不应穿鞋的，人人如此；君王也不例外。《左传·宣公十四年》，楚庄壬闻知人杀死聘于齐的楚使申舟，气得“投箸而起，屦及于窒皇，剑及于寝门之外，车及于蒲胥之室”。因为在室内不穿鞋，所以楚壬气得冲出室外时，不及纳屦，从者送履到前庭（即窒皇）才迫及。

同时，臣下为了表示尊敬，去见君王时不仅在室内不能穿鞋，连袜子——鞯也不能穿，必须赤足。《左传·哀公二十五年》记述了下面一件事，“卫侯为灵台于藉圃歹与诸大夫饮酒焉，褚师声子赣而登席，公怒”。于是褚师声子赶忙解释说，我的脚有病萝与平常人不同；如果见到了夕您会呕吐的，因此不敢脱去袜，孔卫侯更加生气。萝大夫们都为褚师辩解，卫侯仍以为不可。直到诸子出去后，卫侯还以手叉腰骂道：“必断而足”可见当时在王侯面前不脱袜子是极为失礼的。直到隋代，还认为“极敬之所，莫不皆跣”（《隋书·礼仪志萝》）由于进室脱屦，因而就形成了与急相关的许多礼节，在《札记·曲事》中有许多规定，例如严侍坐于长者，屦不上于堂。解屦不玫当阶。就屦，跪而举之，屏于侧。乡长者而屦，跪而迁屦，俯而纳屦。“另外，看到门外有两个人的屦，如果听不到屋内谈话的声音就不能进去，那是因为两个人小声说话不让人听见，自有隐私之事，而知道人家的私事是不礼貌的。

再如席是起居所不可少缺的家具，围绕着它也有许多礼节派生出来.一个有礼貌的人应该“毋躇席”，也就是席南方位有上下，当坐时必须由下而升，应该两手提裳之前，徐徐向席的下角，从下面升。当从席上下来时，则概由前方下席。陪同客人一起进室时，主人要先向客人致意，请人将席放好，然后出迎请客人进室。如果客人不是来此赴宴，而是为了谈话，就要把主、客所坐席相对陈铺，当中留有间隔，以便于指画对谈。一般同席读书，多系挚友，但那也许会因志趣不同而分开，例如《世说新语》中有一则关于管宁和华歆的故事，二人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日：“子非吾友也”。在《仪礼》中的“士冠礼”、“士婚礼”；“乡饮酒礼”等礼进行中的许多繁缛的规定，常常缺少不了升阶、铺筵、布席、授几、升席、降席……等细节。《周礼·春官》在礼官之属中有司几筵下士二人，府二人，史一人，徒八人。

西晋以后，居住在边远地区的一些古代少数民族先后进入中原地区，出现了规模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局面，自然也引起生活习俗方面的新变化。同时畅通的丝绸之路成为加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佛教东传和流行，改变了古代中国传统的宗教信仰，也在文化艺术乃至生活习俗方面有着深远的影响。因此，旧的传统和旧的礼俗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建筑技术的进步，特别是斗拱的成熟和大量使用，增高和扩展了室内空间，也对家具有了新的需求。凡此种种，使席地起居的习俗受到冲击，随着社会习俗的变化，也影响到家具产生了新的变化，形成由矮而高的趋势，开始出现新的器类，桌、椅都在唐代的壁画中出现了，特别是在西安唐玄宗天宝十五年（756年）高力士的哥哥明威将军检校左威卫将军高元珪的墓中，出现了墓主人端坐在椅子上的壁画，椅子的形象较拙朴，椅脚粗大，像是立柱，在靠背的立柱与横梁之间，用一个大“栌斗”相承托，明显地说明是汲取了木构建筑中大木构架的式样，结构笨重，但造型颇为稳定，表明这时椅子还属于“启蒙时期”。

到五代时这些新出现的家具就趋于成熟了，著名的《韩熙载夜宴图》中，可以看到各种桌、椅、屏风和大床，图中的人物完全摆脱了席地起居的旧的习惯，自然也无从遵守进室脱屦的旧礼俗了。不过守旧的习惯势力还是相当顽固的，桌、椅的流行直到宋代还受到上层社会的颇大的阻力，据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徐敦立言：往时土大夫家，妇女坐椅子兀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可见北宋时士大夫家内妇女还不得坐椅子这类新式家具。不过在一般居民中乃至地主的家庭中，桌椅已颇为流行，这可从北宋墓中壁画常见桌椅图像，而墓壁也常用砖嵌砌出桌椅的形像得到证明。无论如何，新式的家具和新的生活习俗最终是淘汰了已过时的家具和旧的习俗，与之相适应，人们的礼节也自然随之有了新的变化，于是与席地起居相联系的礼仪制度也就成为历史的陈迹而被人遗忘了。

木子金军 · 发表于 2009-9-14 22:03:08

好文章内容名确，要点突出，我国家具的历史和文化源远流长，分为苏作，广作，京作等等，学习中

laohao · 发表于 2009-9-14 22:12:06

明代家具有广、狭二义。广义的明式家具，着重一个“式”字，不管制作于明代或明以后何时，也不论贵重材质和一般材质，只要具有明代家具风格，皆称之“明式家具”。狭义则指明代至清代前期材美工良，造型优美的家具。我们要介绍的是后者。

   明代社会稳定，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工匠获得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明中后期，商品丰富，流通渠道广泛，外贸开放，从而使大城市、城镇经济迅速兴起，尤以江南与南海地区最为显著。明清时期，此两地成为家具的重要产地，其实是和这些地区商品经济发达是有直接联系的。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中有这样一条：“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类。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及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可，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瓮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由此可窥得明代后期苏、松地区家具与民风之一斑。

明代家具按其功能，可以分为五大类：

   一、几案类：包括桌案与几，是五大类中品种最多的一类。大概可分为：1、炕桌、炕几、炕案 2、香几 3、酒桌、朱桌 4、方桌 5、条桌案（条几、条桌、条案） 6、宽桌案（书桌、画案） 7、其它桌案（月牙桌、扇面桌、棋桌、琴桌、抽屉桌、供桌、供案）

   二、床榻类：只有床身，上面没有任何装置的卧具称之为“榻”，有时亦称为“床”或“小床”；床上后背及左、右三面安围子的叫“罗汉床”；床上有立柱，柱间安围子，柱子承顶子的叫“架子床”。

   三、椅凳类：椅凳类包括了不同种类的各式坐具。如：1、杌凳（无束腰杌凳、有束腰杌凳、四面平杌凳等）2、坐墩 3、交杌，俗称马扎，可以折叠，便于携带。4、长凳（条凳、二人凳、春凳）5、椅（靠背椅、扶手椅、圈椅、交椅等）6、宝座（只有宫廷、寺院才有，而非一般家庭用具）

   四、框架类：此类家具，或以陈设器为主，或以储藏器为主，或一器兼用。可分为：1、架格。即以立木为足，取横板将空间分隔成多层的家具，有书架、物架、多宝格等。2、亮格框，即架框结合在一起的，常见形式是架格在上，框子在下，齐人高或稍高。3、圆角框。4、方角框。

   五、屏联类。
   关于明代家具风格，著名家具研究专家王世襄先生在《明式家具的‘品’与‘病’》一文中，仿司空图《诗品》、黄钺《画品》及沈约“八病”说，将明代家具列成“十六品”和“八病”，现简述如下：

   十六品：1、简练 2、淳朴 3、厚拙 4、凝重 5、雄伟 6、圆浑 7、沉穆 8、秾华 9、文绮 10、妍秀 11、劲挺 12、柔婉 13、空灵 14、玲珑 15、典雅 16、清新

   八病：1、繁琐 2、赘复 3、臃肿 4、滞郁 5、纤巧 6、悖谬 7、失位 8、俚俗

木子金军 · 发表于 2009-9-14 22:14:00

好漂亮，很有味道的古典家具，很是欣赏

laohao · 发表于 2009-9-14 22:15:19

清代家具，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历史，从继承、演变、发展，以至形成为自己的独立风格，这当然有它特殊的背景与经历，乃至独立存在的特色。

清代家具的发展至风格成熟为"清式"，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清初至康熙初，这阶段不论是工艺水平、还是工匠的技艺，都还是明代的继续。所以，这时期的家具造型、装饰等，还是明代家具的延续。造型上不似中期那么浑厚、凝重，装饰上不似中期
那么繁缛富丽，用材也不似中期那么宽绰。而且，清初紫檀木尚不短缺，大部分家具还是用紫檀木制造。中期以后，紫檀渐少，多以红木代替了。清初期，由于为时不长，特点不明显，没有留下更多的传世之作，这时期还是处于对前代的继承期。

   第二阶段是康熙末，经雍正、乾隆，至嘉庆。这段时间是清代社会政治的稳定期，社会经济的发达期，是历史上公认的"清盛世"时期。这个阶段的家具生产，也随着社会发展、人民需要和科技的进步，而呈兴旺、发达的局面。这时的家具生产不仅数量多，而且形成为特殊的、有别于前代的特点，或叫它风格。

这风格特点，就是"清式家具"风格。

1．造型上浑厚、庄重

   这时期的家具一改前代的挺秀，而为浑厚和庄重。突出为用料宽绰，尺寸加大，体态丰硕。清代大师椅的造型，最能体现清式风格特点。它座面加大，后背饱满，腿子粗壮。整体造型像宝座一样的雄伟、庄重。其它如桌、案、凳等家具，也可看出这些特点，仅看粗壮的腿子，便可知其特色了。

2．装饰上求多、求满、富贵、华丽

   清中期家具特点突出，成为"清式家具"的代表作。清式家具的装饰，求多、求满、求富贵、求华丽。多种材料并用，多种工艺结合。甚而在一件家具上，也用多种手段和多种材料。雕、嵌、描金兼取，螺甸、木石并用。此时家具，常见通体装饰，没有空白，达到空前的富丽和辉煌。但是，不得不说，过份追求装饰，往往使人感到透不过气来，有时忽视使用功能，不免有争奇斗富之嫌。

   第三阶段是道光以后至清末。道光时，中国经历了鸦片战争的历史劫难，此后社会经济日渐衰微。至同治、光绪时，社会经济每况愈下。同时，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经济、文化、以及教会的输入，使得中国原本是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发生了变化，外来文化也随之渗入中国领土。这时期的家具风格，也不例外的受到影响，有所变化。我们看，现在颐和园里的部分家具，接受了外来影响最为明显。这种情形，作为经济口岸的广东最突出，广作家具明显地接受了法国建筑和法国家具上的洛可可影响。追求女性的曲线美，过多装饰，甚至堆砌。木材也不求高贵，作工也比较粗糙。本章也收进几件，以作对比和欣赏。

   总之，我们所谓清式家具，乃是指康熙未至雍正、乾隆、以至嘉庆初的清代中期，是指这一段清盛世时期的家具。

   这段盛世家具风格的形成，的确与清代统治者所创造的世风有关。表现了从游牧民族，到一统天下的雄伟气魄，代表了追求华丽和富贵的世俗作风。由于过份追求豪华，而带来一些弊端，也是存在的。但是，清式家具，利用多种材料，调动一切工艺手段来为家具服务，这是历来所不及的。



  清代家具，从字面上讲，应包括制作于清代的各种不同质地、不同风格、不同流派的家具。清代家俱，又分清代制作的“明式家具”和“清式家具”。下面介绍的是“清式家具”。

   清式家具的从开始萌芽到形成独立的体系，大致是从清康熙早年到晚年的四、五十年之间，它与满文化的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是以皇家为主导，在宫廷和民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交流，共同创作中发展起来的。



   清代家具有其自身显著的风格特点：

   其一，品种丰富、式样多变、追求奇巧。清式家具有很多前代们没有的品种和样式，造型更是变化无穷。以常见的清式扶手椅为例，在其基本结构的基础上，工匠们就造出了数不清的式样变体。既便是每一单件家具的设计也十分注重造型的变化。如故宫漱芳斋的五具成套多宝阁，其一字挑开，靠墙排放，与房间浑然一体，错落有致地分割成一百多个矩形隔层，每隔层虽是“拐子”图案却互不雷同，从侧面看，每个隔层的侧山上是不同图形的开光，如海棠形、扇面形、如意形、磬形、蕉叶形等等，不一而足。清式家具在形式上还常见仿竹、仿藤、仿青铜，甚至仿假山石的木制家具。反过来，也有竹制、藤制、石制的仿木质家具。结构上，清式家具也往往是匠心独运，妙趣横生，如，有些小巧玲珑的百宝箱，箱中有盒，盒中有匣，匣中有屉，屉藏暗仓，隐约曲折。抽屉和柜门的关闭亦有诀窍，非仔细观察而不得其解。

   其二，选材讲究，作工细致。在选材上，清式家具推崇色泽深、质地密、纹理细的珍贵硬木，以紫檀木为首选。在结构制作上，为保证外观色泽纹理一致，也为了坚固牢靠，往往采取一木连作，而不用小木拼接。

   其三，注重装饰，手法多样。注重装饰是清式家具最显著的特征。清代工匠们几乎使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装饰材料，尝试一切可以采用的装饰手法，在家具与各种工艺品相结合上更是殚精竭虑。清式家具最多采用的装饰手法是雕饰与镶嵌，刀工细致入微，手法上又借鉴了牙雕、竹雕、漆雕等技巧，磨工亦百般考究，将雕件打磨及线楞分明，光润似玉。镶嵌是将不同材料按设计好图案嵌入器物表面，家具上嵌木、嵌竹、嵌石、嵌瓷、嵌螺钿、嵌珐琅等等，花样翻新，千变万化。

   其四，西洋影响，良莠参差。清式家具中，采用西洋装饰图案或手法者占有相当比重，尤以广式家具更为明显。受西洋影响的清式家具大约有两种形式，一种是采用西洋家具的样式和结构，早期此类家具虽有部份出口，但未能形成规模，清末此种“洋式”再度流行，大多不中不西，做工粗糙，难登大雅之堂；第二种则是采用传统家具造型、结构，部份采用西洋家具的式样或纹饰。如，传统的有束腰椅，以西洋番莲图案为雕饰等等。

   清式家具走的路子与明式家具截然相反，由重神态变为重形式，在追求新奇中走向繁琐，在追求华贵中而走向奢靡。

laohao · 发表于 2009-9-14 22:24:06

宋代家具：明式家具之源

宋代是中国高坐家具发展的关键阶段，缺少此时的积累，后来明式家具的繁荣便无从谈起。因此，宋代家具是中国古代设计研究不能回避的重要课题。通过对宋代家具在理念与风格、造型与结构、材料与装饰诸方面的探析，不但可以揭示它与明式家具的密切关系，促进明式家具研究的溯本求源，而且对于推进当代家具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能起到积极作用。

几千年来，我国人民在华夏大地上以智慧创造出了众多别具风格的家具。无论是低坐家具还是高坐家具，均形成了鲜明的中国传统家具特征，而明式家具直到如今，人们对明式家具的定义仍未统一，笔者认为，既然被称为明式家具，而非明代家具，对其要义的把握主要在“式”，“式”的主要含义有：1.准则、法度；2.楷模、榜样；3.效法；4.示范；5.规格、标准；6.样式、风格、格式；7.方式、形式；8.仪式、典礼；9.规则、制度。因此，“式”主要指的是准则、样式、风格一类的概念，而非时间概念，明式家具主要是从风格上去判断的，其风格体现了中国传统高坐家具发展到高峰期时的典型特征：简净、端庄、雅正等，并以此区别于后来清式家具繁琐、奢华、富丽等风格。所以，明式家具不限于明代，今人也可设计明式家具。而至于材美工巧这类要素则非明式家具独有，故不是其最重要内涵。更是融多种中国古代艺术（如建筑、绘画、书法、诗歌、小说和戏曲等）精粹于一身，简雅端庄，材美工巧，为世界瞩目。近二三十年来，对于明式家具的关注逐渐升温而成为热点。今天，在人们对明式家具的研究已十分深入的背景下，其渊源性探索也应被提上日程。中国高坐家具几个时期的代表，如唐代家具、宋代家具、元代家具均可谓是明式家具的发展源泉，不过，明式家具传承发展最多的是宋代家具。元代家具虽然离明式家具最近，但是由于元代是蒙古人统治，他们对宋人文化继承得较少，在家具样式上倒是和唐代家具有些相近。两宋时期，中国大地上也存在着辽、金、西夏等政权，在它们的统治时期，作为生活方式重要载体的家具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宋朝的重大影响。与此同时，两宋家具也吸受了一些周边国家家具制作风格与工艺的特色。由于在中国历史文化传承发展中，两宋在这些政权里影响最大，为便于叙述，我们将以上几国的家具也纳入宋代家具的范畴中讨论。

一、理念与风格

宋代家具是一种在特定哲学思想、审美观念的观照下，在多彩的社会生活中产生的不断升华的艺术载体。中国艺术史上早有“错彩镂金”和“出水芙蓉”的不同审美追求，到了宋代，后者得到了大发展。和隋唐、五代相比，宋代更是一个文人时代，历代皇帝对文人的优遇使得隋唐以来的科举真正成为从下层选拔良才的国家制度，众多来自民间的文人进入士大夫阶层。民间简朴淳厚的生活观念和艺术趣味，儒释道思想的合流，使一种清新雅洁、宁静恬适的审美思想在他们中间逐渐成熟，并对一向崇尚丰腴繁丽的上层宫廷与贵族的审美思想产生重大影响。故后人由理学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精微内敛，由宋词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简约幽隽，由散文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务实深微，由宋瓷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清逸素雅，由书法可见宋代文人思想之意韵澄澈。在绘画上，苏轼的“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萧散简远”，欧阳修的“萧条淡泊”、“笔简而意足”所共同营造的“绚烂之极归于平淡”的艺术追求更是极大地影响了北宋中期以后的文人审美思想。有着这种审美情趣的士大夫们在生活器用上潜移默化地贯彻这种审美风格是自然的。具体而言，如南宋文人黄伯思为“燕衎之余，以展经史，陈古玩”而作《燕几图》，成为今天可见中国最早的家具设计著作。它以模数化思想构成多种家具组合设计，形制简单、风格朴素、功能多样，是文人直接关注家具设计的佳例。因此，简洁素雅的家具在南宋逐渐成熟是顺应审美思想发展趋向的，而在传世的南宋绘画上这种风格的家具也是常见的。

2006年，笔者从画中家具的角度将《韩熙载夜宴图》的断代定于南宋，而非流行观点中的五代〔南唐〕，其画中家具体现了典型的南宋风格。此图中的数十件家具在种类较为完备的基础上形制也较为成熟，且已形成统一风格，有格调素雅、色彩浑穆，线条瘦劲清利、简练明快的特点，尤其体现在椅、桌和鼓架上。《听琴图》、《女孝经图》、《蕉荫击球图》等宋画中的桌子也是如此。这些特征可谓以后经典明式家具风格的形成基础和发展方向，它们和文人思潮、审美理想有关，也和家具用材、加工工具以及区域气候有关。

在宋代家具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明式家具的成因也较多，如：明代隆庆之后，“海禁”大开，东南亚一带的硬木源源不断进入中土被大量用于制作家具。园林建筑的发达，木工工具技术的进步，工匠们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匠籍”制度的束缚，有了较多的自由性与积极性而导致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另外，明代文人雅士的巨大关注以及一些文人的亲自参与也产生了重要作用，他们的审美理念在对家具总体风格的把握上起到了关键作用。由于这些木材有着优美的纹理与良好的硬度和性能，故用它们来做家具更能体现材料的自然属性，这样从宋代以来开始大兴的水墨画中崇尚摒弃五彩、归于单纯的色彩思想得以在家具上得到成功使用，并一举创立了明式家具的审美品格，而这时候水墨画已盛行几百年了，实际上正是这几百年来的审美积淀为“明式家具”在审美上的升华奠定了基础。水墨画依赖于毛笔、墨和宣纸，水是其中流动媒介。由于这些工具、材料的属性而使水墨画能呈现出“墨分五色”、“简寂空灵”、“玄妙精深”的美学效果，它受惠于老庄“五色乱目”、“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的思想，并一度将中国人的绘学观提升到超逸境地。典型的“明式家具”也“不贵五彩”，“法贵自然”，设计者在设计前均要充分考虑如何将手中木材的天然性能和纹理发挥到最佳地步，让木中蕴含的自然美充分释放。木纹美如同一些用于家具填嵌的“文石”的纹理美一样，有着出神入化的美学效果，故被称为“文木”。它们被琢磨出来后是那样的自然天真、朴素无华，叫人难以忍心在其表面髹饰任何材料，而多以揩漆或上蜡的方式让木纹美纤毫毕现。一般南方用揩漆，北方用上蜡或烫蜡，目的主要不在髹饰，而是为了保护这些优质木材并使之更好地呈现纹理。它的美诚如水墨画，清新自然、原汁原味、玄妙高洁、超凡脱俗，是设计艺术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精髓结合的典范之一。

明代中期以后，这种审美主体和思想基础得以在宋代基础上不断发展，加上多种因素的促进，简洁素雅的明式家具一举地跃上顶峰。许多明代文人十分关心家具这类和生活密切相关的艺术，提倡精雅的生活方式，这对于经典明式家具简雅风格的形成至关重要。文震亨《长物志》对家具的设计与制作就提出了不少理念。他提倡“古”“朴”“俭”“萧疏雅洁”“古雅可爱”“便适”“尚用”，反对“雕绘文饰”“专事绚丽”，可谓是明代精英文人对生活艺术的普遍追求，并由此深入到具体器物的论述中。李渔《闲情偶寄》也提出了类似思想，他对“俭朴”“精”“新奇大雅”的推崇，对“奢靡”“丽”“纤巧烂漫”的排斥也可看成是对宋代文人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明代文人不仅在理念上对家具制作施加影响，甚至有不少人亲自动手设计，例如戈汕设计制作了功能多样、变化多端的“蝶几”，曹明仲在《格古要论》中设计了琴桌，屠隆在《考盘余事》中设计了多款轻便的郊游家具（叠桌、叠几和衣匣、提盒），高濂在《尊生八笺》中设计了二宜床与欹床，李渔则在《闲情偶寄》中设计了凉杌和暖椅。有些文人甚至还在家具上题诗作画，并请人镌刻，以增加家具品位。另外，《三才图会》、《园冶》、《髹饰录》、《天工开物》和明代家具形制与规范的经典之作——《鲁班经》等重要手工业典籍的产生和流传也和明代文人密不可分。

二、造型与结构

宋代家具的造型在整体上改变了唐代家具富丽厚重的特色，而走向了以实用功能为主，崇尚简练精粹的道路，特别是在宋代绘画中描绘的一些家具上，这种追求更为明显。在当时各国家具的造型中，辽、金等国家具的表现可谓各具特色。一般来说，辽国家具朴实粗厚，追求简单实用的特色。金国家具与宋朝家具风格较为接近，精工细作。与此同时，金国也深受辽国的影响，这样其家具形式也有丰富的表现，例如刘刚先生就提出“几乎宋、辽所有的桌案形式，在金代桌案上都可见到”。参见刘刚《宋、辽、金、西夏桌案研究》一文，《上海博物馆集刊》，2002年第9期。宋代家具可谓后来明式家具的筑基阶段，明式家具不可能在明末清初那么短的时间内一举完成，没有这一时期人们对家具的理念与风格、造型与结构、材料与装饰上的丰富探索，中国高坐家具的最高峰——明式家具就不可能取得如此成就，因为家具总在不断传承与改进中攀升到新水平。

宋代家具造型特色的形成在大背景中取决于当时高坐方式的逐渐普及。据笔者的最近研究成果表明北宋中期以后，高坐的生活方式开始在中国深入人心而流行开来，高坐家具也被更多的人接受。参见邵晓峰《<韩熙载夜宴图>断代新解》一文，《美术＆设计》，2006年第1期，《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造型艺术》，2006年第4期。不过，低坐家具也没有完全退出舞台，可以说直到清代，这种古老的家具形式仍占有一席之地。

由于深受当时建筑的影响，大木梁架式的结构方式也深深影响了宋代家具的造型，而由以前的箱形结构转变为梁柱式的框架结构（也有部分为折叠结构，例如一些交椅的结构）并以其较为合理的部件组合与榫卯设计，获得了丰富的形式变化。这种新型的家具结构形式使得家具的高度增加，使用空间增大，材料使用减少，牢固性增强，形式变化的可能性也变大。如此使得高坐家具获得了空前发展，创造了许多新形式与新功能，后世明清家具中的主要品种在这时候已基本齐全，获得了“宋制完备”的局面。以高坐家具中最为重要的椅子来说，就其造型而言，当时就有高靠背椅、低靠背椅、灯挂椅、四出头扶手椅、文椅、玫瑰椅、交椅、圈椅（有较多造型变化）和宝座等形式，这些差不多完成了后来明式椅造型的主要变化形式。

宋代家具还在整体造型上形成了“有束腰”与“无束腰”两大体系，虽然此时束腰家具所占比重尚不大，但是一些家具实物与图像的表现已为明式束腰家具的发展作了有力铺垫。王世襄《明式家具研究》认为无束腰的家具为直腿，而弯腿多在有束腰的家具上出现。这虽然是就明式家具总体而言，但基本上也适用于宋代家具。例如《维摩演教图》中的香几、《五学士图》中的高几、《张胜温画梵像》中的方几、《六尊者像》中的雕花枨香案、南宋佚名《观径序分羲变相图轴》（现藏于日本福中县西福寺）中的圈椅、山西侯马金代董氏墓砖雕中的两件方桌、陕西汾阳金墓壁画上的3件花几等家具就体现了这种后来明清家具中流行的束腰与弯腿结合的造型特征。当然，现存宋代家具图像也有独立于这两大体系之外的，例如南宋时由日本僧人绘制的《五山十刹图》（现是日本国宝）中的径山方丈圈椅与《无准师范像轴》（绘于南宋嘉熙二年（1238年），现藏于日本京都府东福寺）中的圈椅均是无束腰、三弯腿造型的独特圈椅范例。

一些宋代椅子座面和腿的造型与结构已表现出成熟形式，例如宋椅多使用“两格角榫座屉”，这在巨鹿宋椅、江阴宋椅模型和宁波南宋石椅等宋椅上均有发现，明式家具上更成熟的“四格角榫座屉”当是由此而来。而金墓出土的柴木靠背椅的坐面也是攒框镶板，下设曲尺形牙子，枨为“步步高”式，前枨接近地面，是典型的管脚枨，椅足则有明显的“侧脚”与“收分”。另外，一些宋椅的背板上也体现了这种攒框装板的结构形式，如河南方城县金汤寨北宋墓石椅，其上有明显的由三段攒成的纵向背板结构。以上这些特征对后来的明式家具颇有影响。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家具上无论是单线浅雕、块面浅雕、浅浮雕还是各种镶嵌、彩绘不但适合于中国平面化的线性装饰而且与主体内容相映生辉，就连家具的整体造型也往往是以线的特点来呈现的。家具中对简绰线条美的追求在宋代已较成熟，后以明式家具为高峰。宋代家具的造型充满线的变化，从边抹、枨子和腿足等部位的各式刚柔相济的线脚的有机组合到装饰纹样中各种直线、曲线的使用使中国传统绘画中线的艺术魅力通过家具这一载体反映了出来。另外，宋代椅子的背板、搭脑和扶手所形成的线条美也自然流畅，与家具总体造型和谐统一，使家具形体的线性美发展到高峰。而明式家具的造型中富含的线更是有刚有柔，有阴有阳，有实有虚，有血有肉。硬木的运用令经典明式家具的主要结构简明扼要、紧凑和谐，主要部件瘦劲利落、挺拔有力，整体线感呼之欲出。

三、材料与装饰

长期以来，家具界、林业界、艺术界对宋代家具材料的讨论几乎是空白，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含糊其词，与明清家具材料的研究有天壤之别。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历史留给后人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太少，另一方面也在于人们对此关注与挖掘得不够。尽管如此，随着宋代-考古发现的不断进展和我们对宋代各方面家具资料的进一步深入梳理，笔者还是作了一番努力与尝试，力图大致描述出当时家具的用材状况。宋代家具材料有木、竹、藤、草、石、玉、陶、瓷等，主要以木材的使用为最多，多数是就地取材，其中有杨木、桐木、杉木等软木，楸木、杏木、榆木、柏木、楸木、枣木、楠木、梓木等柴木，乌木、檀香木、花梨木（麝香木）等硬木。

目前在考古发现中标明具体材料的宋代家具实物有：山西大同金代阎德源墓中出土的杨木画屏、台座与帽架托，杏木扶手椅、长方桌、榻、巾架、茶几、盆座、炕桌和琴座，榆木长方桌；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出土的杨木长方桌；内蒙古巴林右旗辽墓出土的柏木长方桌与小帐；苏州虎丘塔发现的宋代楠木箱；合肥包拯墓中的金丝楠木棺；合肥经济开发区北宋中期古墓中出土的整块楠木棺。此外，在苏颂《图经本草》、戴侗《六书故》、赵佶《宣和宫词》和赵汝适《诸蕃志》等宋代文献中还涉及到了当时对杉木、榆木、枣木、楸木、桐木、梓木、乌木、檀香木和花梨木（麝香木）等多种软木、柴木和硬木的使用情况。（此方面笔者有专文研究）

除了木材，竹也是宋代家具制作选用的材料。比如宋高宗在南逃至台州临海时，曾坐过竹椅。［宋］赵彦卫《去麓漫钞》卷七载：“御坐一竹椅，寺僧今别造，以黄蒙之。”在现存宋代图像资料中，竹制家具有：《六尊者像》中的竹椅、《文会图》中的靠背椅与足承、《白描罗汉册》中的竹制扶手椅、《十八学士图》中竹制玫瑰椅、《药山、李翱问答图》中的竹制扶手椅、《张胜温画梵像》中僧璨与神会大师坐的两件四出头竹制扶手椅等。

在目前的宋代家具实物中，尽管尚未发现硬木家具的遗存，但是根据记载，再结合一些宋画上描绘的具有劲瘦风格的家具图像来说，可以想象，在当时，一些硬木是得到了一定程度开发的。宋人对多种优质木材的识别以及在硬木家具上所积累出的经验为明式家具的硬木工艺做出了有益铺垫。

宋代家具装饰和材料有一定关联，以普通材料制作的家具一般以实用为主，装饰少。而以高档材料制作的家具在立足于功能基础上，点缀以恰当装饰，虽然少数也有繁琐装饰，但在总体上宋代家具是偏于精简的。这一方面源于文人士大夫的审美观念，（如前所述）另一方面也和当时政府的倡导有关。宋初的统治者比较提倡节俭，反对奢侈之风。尽管如此，宋代家具的装饰要素和唐代相比已有了新变化，这些为日后明式家具装饰上的丰富变化奠定了基础。

宋代家具装饰的典型特征是与牙头、牙条、劵口、矮老、卡子花、枨子和托泥等结构件密切相连，而使家具既坚固耐久，又装饰恰当。腿足是宋代家具最重要的装饰处，我们熟悉的明清家具中常出现的三弯腿、花腿、云板腿、波纹腿、琴腿和马蹄足等均有实物或图像流传下来。在牙头与牙条的装饰中，云纹、水波纹、如意纹、几何纹和壸门装饰各显特色，而这些则是后来明式家具中的主要装饰纹样。此外，明式家具中常出现的卡子花在此时有的则以浮雕或透雕的手法做出瓶形、四瓣花纹等变化形式出现。（如北京房山岳各庄辽塔供桌）

作为明式家具重要装饰手段的线脚，是许多装饰线条与凹凸面的总称，多用于家具腿部与面板外缘。早在北宋早期，家具上已出现装饰线脚，比如巨鹿出土的北宋木桌的边抹与角牙都起有凹线，說明在那时运用线角已成为家具装饰的重要形式。当时家具的线脚乍看较简单，不外乎平面、凸面、凹面，线不外乎阴线和阳线，但是悉心观察可发现其中是有具体变化的，而剑脊棱（宁波南宋石椅）、冰盘沿（拜寺口双塔西夏木桌）、三棱线（金汤寨北宋墓石桌）等线脚的发展更为后来家具中线脚的丰富性做了探索。因此，在以后发展起来的明式家具中的线脚上，令人更可品味到自然舒畅的流动乐章，如线香线、捏角洼线等线脚，单纯、清晰、饱满，给家具增添了爽利的线性感。

镶嵌也是当时家具装饰的一种手法，比如《十八学士图》中填嵌大理石的画案、内蒙古宝山辽墓壁画上以蓝色石材填嵌的条桌也反映了这种装饰，而明式家具中这种手法被运用得更为成熟。

虽然宋代家具在总体上趋于方正简洁，但是并不排除少数家具在装饰上的穷工极妍，奢华无度。（这种情形其实历代均有，即使明代也不例外）《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开宝6年（973年），两浙节度使钱惟濬进贡“金棱七宝装乌木椅子、踏床子”等物。另外，一些贵族富户也有以“滴粉销金”来装饰家具的。在现存宋代家具图象中，南薰殿旧藏《宋仁宗后像》和《宋神宗后像》中的座椅装饰也繁复华丽，而《六尊者像》、《张胜温画梵像》、《罗汉像》等宋画中的一些佛教家具也有讲究复杂装饰的。虽然这些家具的审美倾向和宋代家具主流不一致，然而它们在这些复杂工艺上的锤炼与熟练技术上的积累无疑为日后明式家具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工巧基础。

综上所述，宋代是中国高坐家具发展的重要阶段，缺少这一时期的积累，后来明式家具的繁荣也就无从谈起。因此，宋代家具是中国家具研究不能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而对它的研究又由于各方面资料的缺乏而较难深入地进行下去，不过，值得肯定的是宋代家具研究的进展不但可以揭示它与明式家具的密切关系，促进明式家具研究工作的溯本求源，而且对于推进当代家具文化研究的蓬勃发展，指导中国当代设计实践能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