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兴人曝死猪利益链：上海人不知吃过多少死猪

浦东闲人

大约是清晨六七点钟的光景，早晨薄薄的雾霭笼罩着田里的早稻。陆根松骑着他的摩托车绕着横港村开上一圈，看到死猪就往车上一搭。村里的路上不时有人路过，少有人愿意和陆根松打招呼。

这一天是3月18日。自从上海媒体报道了黄浦江上漂流的死猪来自嘉兴后，舆论压力一点一点传导到70公里以外的横港村，路边的死猪比前阵子少了些，农户开始把猪放到集中收置点，不再散乱扔在路边。

过去，“横猪遍野”的情况，进入到冬季以后就是当地一景，陆根松每天可以收到40-50头死猪，这其中多以仔猪为主。

与陆根松在陆地上收死猪异曲同工的是，在水路上，这半个月来也有一批人起早贪黑地捞死猪，他们来自政府。上海市环卫部门每天下午17时就会利用微博公布当天的打捞数字。从3月13日起，数据发布已经成为例行公事。颇为微妙的是数据从不涉及“总和”，仅说明当天的具体数字。

截至到3月20日，从黄浦江中又打捞起死猪231具，累计达到10395具。从3月7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黄浦江中死猪的照片，到如今打捞数量过万，前后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嘉兴、黄浦江、死猪、漂流，这些关键词组成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中国之谜。

一家外媒在头版头条位置做了设问：“请你来猜个谜：在一座主要城市的水源里发现了2813头死猪，什么情况下这才不算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答案：当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时候。”在舆论压力下，问责的矛头首先指向嘉兴等地地方政府。但记者实地调查数日发现，上万头死猪可以沿江漂流数日的故事好比一出中国版的“罗生门”，其答案之复杂超乎想象。

收猪的人哪去了

陆根松就是加速运转的政府机器在基层的一个小小触手，他被告知必须在清晨、中午、晚间三次巡视横港村——这个有着1200户农民的村子。在往日里，一般情况下他只需要清晨跑出去一趟即可，其它时候等着农民打电话叫他过去，收死猪。这份工作对陆根松犹如鸡肋，和死猪打交道，村里人都不愿意靠近他，感觉晦气。薪水开1500元一个月，他说，自己若不是在工厂找不到工作，绝对不会接下这个活。

横港村所在的新丰镇，早在2009年就公布了下属10个村无害化处理死猪的对口负责人，他们的联系方式被张贴在防疫站布告栏的显要位置。但在2009年-2012年，名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管理员”的陆根松却不记得自己实质性地收过死猪。之前，虽然有这个设置，养猪户们并不需要他们“出马”，死猪有另外的通道消纳。

当然，这个通道并非通向黄浦江，而是通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发现猪死掉后，农民也不会随意丢弃，而是按照差不多每斤1块钱的价格来处理，这样多多少少有点收益。

处理成年大猪是个麻烦事，村里人请陆根松收“大死猪”，每头猪需要加收50元，一个人搞不定很重的猪，钱主要是付给陆根松请来的帮手，以及搬运时租车的费用。一头大猪死掉后做无害化处理，农民不仅毫无收益，反倒要往里贴钱。

“你们上海人以前不知道吃过多少死猪，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一位镇上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对记者表示，“死猪会用小面包往上海运，比较容易伪装，用木板在后面打上隔层，一车能拉七八头，一般不会有事情，如果碰到检验检疫的人，干脆把车一扔，跑路。”

作为一座每年饲养量达到700多万头猪的城市，嘉兴死猪的消化途径与活猪的消化途径，一直以来像两条相互遥望的平行线，并行不悖，直到去年11月，严打来了。

2012年11月嘉兴宣判的一宗涉及17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或许可以揭开死猪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核查，在董国权等人被捕前，即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他们所在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2012年11月，嘉兴中院对董国权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4人分获不同刑期刑罚。

此案在当地引起轰动，3个无期徒刑，这是危害食品安全者付出的高昂违法成本，极大地震撼了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同时也扼断了死猪回收加工的流通链条。采访过程中，关于收死猪的话题，很多人对记者摆摆手，表示不会卖了，“自从他们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来收死猪了。”有养猪户这样表示。

不过，并没有人敢说，病死猪地下产业链已经完全杜绝。前述做餐饮生意的老板告诉《中国企业家》，就在黄浦江死猪事件爆发之前，当地农民还把死猪放在路边，黎明前3、4点钟就会被捡走了，正规处理死猪的人，清早出来根本看不见死猪。

因此，当嘉兴死猪大面积漂浮在黄浦江上后，关于这些死猪来源的第一重猜测即是，原先死猪的贩售渠道被堵，只好抛弃在河里了事。

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农业部兽医局兽医处副处长王长江的否认，“如果你观察本次黄浦江死猪事件会发现，绝大部分是仔猪，这些仔猪死掉一般没有人收。因为也卖不出价钱来，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南辕北辙的漂流方向

因死猪销售不畅导致黄浦江万猪漂流的说法，引起了新丰镇百姓的反驳，“你看看我们的小河，它流动吗？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漂到黄浦江里去了。”新丰镇防疫部门的一位干部反问记者。
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核查，在董国权等人被捕前，即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他们所在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2012年11月，嘉兴中院对董国权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4人分获不同刑期刑罚。

此案在当地引起轰动，3个无期徒刑，这是危害食品安全者付出的高昂违法成本，极大地震撼了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同时也扼断了死猪回收加工的流通链条。采访过程中，关于收死猪的话题，很多人对记者摆摆手，表示不会卖了，“自从他们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来收死猪了。”有养猪户这样表示。

不过，并没有人敢说，病死猪地下产业链已经完全杜绝。前述做餐饮生意的老板告诉《中国企业家》，就在黄浦江死猪事件爆发之前，当地农民还把死猪放在路边，黎明前3、4点钟就会被捡走了，正规处理死猪的人，清早出来根本看不见死猪。

因此，当嘉兴死猪大面积漂浮在黄浦江上后，关于这些死猪来源的第一重猜测即是，原先死猪的贩售渠道被堵，只好抛弃在河里了事。

威廉大周

噢，原来是少数去买火腿肠吃，现在是3000万人开水龙头喝肉汤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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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嘉兴人曝死猪利益链：上海人不知吃过多少死猪

大约是清晨六七点钟的光景，早晨薄薄的雾霭笼罩着田里的早稻。陆根松骑着他的摩托车绕着横港村开上一圈，看到死猪就往车上一搭。村里的路上不时有人路过，少有人愿意和陆根松打招呼。

这一天是3月18日。自从上海媒体报道了黄浦江上漂流的死猪来自嘉兴后，舆论压力一点一点传导到70公里以外的横港村，路边的死猪比前阵子少了些，农户开始把猪放到集中收置点，不再散乱扔在路边。

过去，“横猪遍野”的情况，进入到冬季以后就是当地一景，陆根松每天可以收到40-50头死猪，这其中多以仔猪为主。

与陆根松在陆地上收死猪异曲同工的是，在水路上，这半个月来也有一批人起早贪黑地捞死猪，他们来自政府。上海市环卫部门每天下午17时就会利用微博公布当天的打捞数字。从3月13日起，数据发布已经成为例行公事。颇为微妙的是数据从不涉及“总和”，仅说明当天的具体数字。

截至到3月20日，从黄浦江中又打捞起死猪231具，累计达到10395具。从3月7日，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布了黄浦江中死猪的照片，到如今打捞数量过万，前后用了不到两周的时间，而这段时间嘉兴、黄浦江、死猪、漂流，这些关键词组成了一个颇具戏剧性的中国之谜。

一家外媒在头版头条位置做了设问：“请你来猜个谜：在一座主要城市的水源里发现了2813头死猪，什么情况下这才不算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答案：当这件事发生在中国的时候。”在舆论压力下，问责的矛头首先指向嘉兴等地地方政府。但记者实地调查数日发现，上万头死猪可以沿江漂流数日的故事好比一出中国版的“罗生门”，其答案之复杂超乎想象。

收猪的人哪去了

陆根松就是加速运转的政府机器在基层的一个小小触手，他被告知必须在清晨、中午、晚间三次巡视横港村——这个有着1200户农民的村子。在往日里，一般情况下他只需要清晨跑出去一趟即可，其它时候等着农民打电话叫他过去，收死猪。

这份工作对陆根松犹如鸡肋，和死猪打交道，村里人都不愿意靠近他，感觉晦气。薪水开1500元一个月，他说，自己若不是在工厂找不到工作，绝对不会接下这个活。

横港村所在的新丰镇，早在2009年就公布了下属10个村无害化处理死猪的对口负责人，他们的联系方式被张贴在防疫站布告栏的显要位置。但在2009年-2012年，名为“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管理员”的陆根松却不记得自己实质性地收过死猪。之前，虽然有这个设置，养猪户们并不需要他们“出马”，死猪有另外的通道消纳。

当然，这个通道并非通向黄浦江，而是通向千家万户的餐桌。发现猪死掉后，农民也不会随意丢弃，而是按照差不多每斤1块钱的价格来处理，这样多多少少有点收益。

处理成年大猪是个麻烦事，村里人请陆根松收“大死猪”，每头猪需要加收50元，一个人搞不定很重的猪，钱主要是付给陆根松请来的帮手，以及搬运时租车的费用。一头大猪死掉后做无害化处理，农民不仅毫无收益，反倒要往里贴钱。

“你们上海人以前不知道吃过多少死猪，你们自己不知道而已。”一位镇上从事餐饮业的老板对记者表示，“死猪会用小面包往上海运，比较容易伪装，用木板在后面打上隔层，一车能拉七八头，一般不会有事情，如果碰到检验检疫的人，干脆把车一扔，跑路。”

作为一座每年饲养量达到700多万头猪的城市，嘉兴死猪的消化途径与活猪的消化途径，一直以来像两条相互遥望的平行线，并行不悖，直到去年11月，严打来了。

2012年11月嘉兴宣判的一宗涉及17名犯罪嫌疑人的案件，或许可以揭开死猪产业链的冰山一角。

据悉，从2008年开始，嘉兴市凤桥镇三星村村民董国权、陈雪忠、姚建平合伙在董国权家中设立非法屠宰场。随后，董国权等3人纠集多人为非法屠宰场收购死猪，并加工、销售死猪肉。而流入屠宰场的死猪，多来自于南湖区凤桥镇、新丰镇等地养猪户。

据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核查，在董国权等人被捕前，即2009年1月至2011年11月期间，他们所在非法屠宰场共屠宰死猪7.7万余头，销售金额累计达865万余元。2012年11月，嘉兴中院对董国权等3人判处无期徒刑，另有14人分获不同刑期刑罚。

此案在当地引起轰动，3个无期徒刑，这是危害食品安全者付出的高昂违法成本，极大地震撼了潜在的“犯罪嫌疑人”，同时也扼断了死猪回收加工的流通链条。采访过程中，关于收死猪的话题，很多人对记者摆摆手，表示不会卖了，“自从他们被抓后，就再也没有人敢光明正大来收死猪了。”有养猪户这样表示。

不过，并没有人敢说，病死猪地下产业链已经完全杜绝。前述做餐饮生意的老板告诉《中国企业家》，就在黄浦江死猪事件爆发之前，当地农民还把死猪放在路边，黎明前3、4点钟就会被捡走了，正规处理死猪的人，清早出来根本看不见死猪。

因此，当嘉兴死猪大面积漂浮在黄浦江上后，关于这些死猪来源的第一重猜测即是，原先死猪的贩售渠道被堵，只好抛弃在河里了事。

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农业部兽医局兽医处副处长王长江的否认，“如果你观察本次黄浦江死猪事件会发现，绝大部分是仔猪，这些仔猪死掉一般没有人收。因为也卖不出价钱来，这个说法是站不住脚的。”

南辕北辙的漂流方向

因死猪销售不畅导致黄浦江万猪漂流的说法，引起了新丰镇百姓的反驳，“你看看我们的小河，它流动吗？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漂到黄浦江里去了。”新丰镇防疫部门的一位干部反问记者。

嘉兴市是黄浦江的发源地，这里河网密布，主要河流22条，绵延3048公里。根据当地的水文资料，嘉兴河流的特征：坡地平缓、流量小、流速低，枯水期经常流速小于0.05m/s，甚至流速接近于零。冬天就是典型的“枯水”季节。

按照这一流速，新丰镇投下的死猪，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要经过20天左右的时间才能漂流到黄浦江上大面积出现的地点——松江区横潦泾，路程约70公里，这条水路曲折蜿蜒，途经多个船闸。

即便问新丰镇的农民，如何从水路驾船到黄浦江，也没有人答得上来，多数人觉得根本不通黄浦江，“我们这里水系和黄浦江通吗？只能通到海盐吧(嘉兴下属一个县)。” 竹林村村民徐松林告诉记者。而海盐方向则涉及到另外一条大河——钱塘江，对于嘉兴来说，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东北与西南。

因此，嘉兴上下觉得这次死猪事件全部由自己承担责任，多少有些冤枉。这毕竟不是李安主导的“少年派”奇幻漂流，而是数以万计的死猪。它们如何能从嘉兴出发，“整齐划一”地出现在黄浦江上？这是无法想象的事情。

多名采访对象认为，是上海本地猪农主导了万猪投江的场面。“为什么到现在为止，没有公布包含上海耳标的猪有多少数量，为什么近万头猪只公布了10多头耳标出自嘉兴。”前述防疫站人士反问记者。

仔猪出生后45天将会接种国家免费提供的三种疫苗：猪瘟疫苗、蓝耳病疫苗、口蹄疫疫苗。此后，如果仔猪出栏，被转运至其他地方饲养，将会戴上身份证——耳标。截至3月17日，上海方面一共向嘉兴提供了17个耳标。按照嘉兴市给《中国企业家》新闻通稿，嘉兴方面已经及时进行协查追溯，其中7个已查处到位，6个已立案调查，4个有待进一步查证。也就是说，万头死猪中明确来自嘉兴的目前仅为13头。

即便仔猪打了耳标，亦不能认定它在嘉兴本地被投入河中。作为仔猪出栏的标记，仔猪中相当一部分会转售其他地区养大。“因此，不能认定上海水域的死猪全部来源于嘉兴。”嘉兴市政府一位工作人员对记者说，“你最好做一个更为全面的调查。”

事实上，3月14日，网上就开始流传在上海本地，松江地区的梅林、五里塘、张姚等养猪基地毗邻事发地附近，或为黄浦江抛猪事件的真正肇事者。15日，上海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就派了三组人马突袭上述三地。

调查发现：五里塘养猪场的土地已经复耕；梅林食品公司主要从外地引进猪肉原料，自己并不养猪；唯一在养猪的张姚猪场，已纳入浦东新区的无害化收集体系，每两天由统一收集人员上门收集，送至上海市动物无害化处理中心处理。

面对这些事实，嘉兴当地一位知情人表示，死猪并不来自规范的大型养殖场，主要是散落在江浙沪三省交界地的外来养猪户，这些以泔水来喂养仔猪的饲养点，一到冬天仔猪就会因为腹泻而出现大面积死亡。

浦东闲人

嘉兴肉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