楠溪江中游

星天外

一、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1）1.地理环境

　　楠溪江在浙江省东南部，是瓯江下游北侧的最后一条支流。它的干流，由北而南，曲曲折折流经145公里，在今温州市北岸注入瓯江。楠溪江东西两侧支流发达，干流和支流一起，像一棵平躺着的大树，流域面积2472平方公里。这是一个封闭的流域，独立的经济区，范围大致就是现在整个的永嘉县。虽然县治屡经搬迁，辖境也多次调整，但楠溪江流域从唐代以来，一千多年，始终是一个政区，所以它又形成了一个文化区，一个方言区。

　　永嘉县现在隶属温州市，县治上塘距浙江省会杭州市大约240公里。

　　楠溪江流域是火山岩丘陵区，上游山峰多有700米以上的，中游往下，山峰多不到500米。整个流域里，有1000米高峰8座。到了下游，两岸是大片平展展的冲积平原。楠溪江汇入瓯江的地方，海拔只有4米。

　　楠溪江的东面是雁荡山脉，西面是括苍山脉，两山风景绮丽如画。楠溪江流域也是山川灵秀。江水在上游奔腾跌扑，形成瀑布和急湍，把丘陵切割成深谷，雕刻出耸立的危峰险崖。到了中游，它任性地左右摆动，轻轻推开两岸的山峦，河谷宽阔了一点，还串连着大大小小的盆地。沉积滩、牛轭湖、浪花闪耀的浅濑和浓绿透明的深潭，使河流变化出一幅又一幅的图画。峰峦嶂壁的奇险依然，层层叠叠，却谦逊地让澄沏的江水占尽风流，悄悄地侍立在两岸，只把黛色的影子投向水面。清初邑人陈遇春有《楠溪道中》诗：

　　“澄碧浓蓝夹路回，崎岖迢递入岩隈；

　　 人家隔树参差见，野径当山次第开。

　　 乱鸟林间饶舌过，好峰天外掉头来；

　　 莫嫌此地成萧瑟，一茅去复回。”

　　楠溪江风景之美，古代就已闻名。东汉末年和三国时代，就有一些求仙问道的人来隐居，其中有梅福。到了刘宋时期，它成了孕育中国第一代山水诗人谢灵运的摇篮之一。稍晚一点，萧梁时期的陶弘景，曾经在楠溪江的大若岩等地修炼。他在《答谢中书书》里描写这里的风光：

　　“山川之美，古来共谈。高峰入云，清流见底，两岸石壁，五色交辉。青林翠竹，四时俱备。晓雾将歇，猿鸟乱鸣，夕日欲颓，沈鳞竞跃。实是欲界之仙都，自康乐以来未复有能与其奇者。”

　　楠溪江流域的地形呈袋状封闭，三面环山，只有南端向瓯江敞开一个口子。介于北纬28度至28.5度之间。北面有山脉挡住冬季的寒风，1月份平均气温8.5℃，极低-4.2℃，并不很冷。到了夏季，海风循山谷北上，带来好雨，驱走炎热，7月份平均气温29.1℃，极高40.5℃，也并不很热。年平均气温为18.2℃。年降雨量1698毫米，四季分布不匀。夏秋之交，台风频频袭来，豪雨如注，江水猛涨。决堤的江水和倾盆的大雨常常吞没田畴庐舍，造成灾害。清初康熙年间，豫章村的外宅就被洪水冲走，片瓦不留。但台风带来的暴雨正好能解除常有的伏旱。热季恰逢雨季，温暖加上湿润，楠溪江流域宜于生长亚热带常绿阔叶林。由于地形复杂，土壤种类多，所以植被富有变化。除了山上原生林之外，河滩上长满了人工培植的树木和竹子，郁郁勃勃，成为楠溪江特有的滩林景色。盆地四周的浅山坡上，油桐、油茶、杨梅、板栗、柑橘和柿子，年年结实累累。一到秋季，散落在田野间的乌桕和枫杨，鲜红如火。流域里无霜期长达283天，宜于农业。肥壮的稻麦，从江边一直覆盖到山麓梯田，绿了又黄，黄了又绿，一年可以三熟。《谷谱》说：“温州稻岁两熟”，又引《吴都赋》“国税再熟之稻”，指称就是温州所产。其他如玉米、甘蔗和薏米，也生长得很旺盛。

　　农业集中在河谷的平川上，那里灌溉便利，土壤肥沃。两侧浅山宜于经济林木。县际的和乡间的道路也多缘江而走，江上又有舟楫之利。因此，富裕的村落大多聚集在楠溪江两岸的谷地里，尤其是比较宽阔的盆地里。楠溪江中游，以岩头村为中心的盆地，是全流域最大的、最富庶的盆地。这里人口稠密，村落星布，比较重要的有港头村、芙蓉村、苍坡村、枫林镇等等。稍小一点的盆地里有溪口村（古名菰田村）、桐州村、五镇、碧莲镇、东皋村、花坛村（花坛）等等。在大小楠溪江的交汇处，有豫章村、坦下（坛下）村、塘湾村（棠湾、棠川）、渠口村（瞿口）等等。田头林梢，时时见到炊烟袅袅，笼罩着参参差差鳞片似的屋顶。几百座散落在楠溪江两岸的村庄，大多是古老的宗族血缘聚落，有杂姓的村子很少，倒往往是一姓数村，联宗合谱，奉祀共同的先祖。这些村子，古貌苍颜，给楠溪江渲染出一层遗世而隐的色彩，像“秦人旧舍”，“不知有汉，无论魏晋”。

　　这些宁静得近乎停滞的村落，却洋溢着浓郁的人文气息。原来楠溪江的外侧是会稽、婺州和台州。东晋和南宋，中原衣冠两次南渡，文化中心都离楠溪江不远。除了谢灵运、陶弘景曾在楠溪江上徘?吟诵，王子猷雪夜访戴的剡溪，李清照轻舟填词的双溪，都只和楠溪江隔一道分水岭。那种当时载不动许多国恨家愁的舴艋舟，到现在还在楠溪江上，张着白帆，来来往往。但在楠溪江，它们载不动的，是两岸村落的文化史。

2.从上古到六朝

　　楠溪江下游的文化史开始得很早，有几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但后来的发展很缓慢。《逸周书•五会解》：“正东有沤深，越沤剪发文身。”（王应麟补注：沤深即瓯也，沤亦瓯也）《史记•赵世家》记载：“夫剪发文身，错臂左衽，欧（按：即瓯）越之民也。”可见直到春秋战国，如今的温州、台州一带的“瓯越文化”还很原始，而且与中原文化不属于同一个体系。楠溪江下游的文化，当时就是瓯越文化的一部分。西汉初年，有东瓯国（前192-前138年），在楠溪江口西侧建造了“东瓯王城”。后来在东瓯王领地设回浦县，属会稽郡，一度又改为东瓯乡，隶章安县。章安县县治远在现在的黄岩县章安乡，当时人口之稀少可以想见。东汉时在瓯江北岸建永宁县（138年），仍属会稽郡，三国吴时改属临海郡。虽然传说西汉甘露年间傅隐遥和三国时期王玄贞两位道士曾经在小楠溪的大若岩修炼，道教传入楠溪江中、上游很早（见乾隆《大若岩记》），但直到西晋末年，中、上游的人口大约仍旧很少。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却给东南沿海地区的发展带来了转机。南渡的中原士族，用先进的文化改造了瓯越文化，使它统一于中原的正统文化。楠溪江也开始了新的历史。

　　东晋明帝太宁元年（323年），设立了永嘉郡，辖地包括今温州和丽水部分地区。从此楠溪江隶属于永嘉。同年，大学问家郭璞为郡城在瓯江南岸选定了地址，规划并且筑城（今温州市鹿城区），显然那时候人口增加，经济有了长足的进步。

　　中原衣冠渡江偏安，一时人文荟萃江右。初建的永嘉郡，在六朝时竟得了中国文化史上几颗灿烂夺目的星辰来任郡守：先后有东晋大文学家、大书法家王羲之，注《三国志》的刘宋史学家裴松之，刘宋玄言诗人、赋家孙绰，诗人、骈文家、文论家颜延之，中国第一位山水诗人谢灵运和萧梁文学家、骈文高手丘迟。这些当时中国文化的最高代表，“助人伦、成教化”，对永嘉的历史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按照儒家理想，“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孟子•尽心上》）。所以，从东汉以来，地方长官为“师”重于为“吏”，已经成为一个传统。那几位先后守永嘉郡的文人名士，未必服膺儒家，但不能逸出这个传统。乾隆《永嘉县志》转引《旧志》说：“晋立郡城，生齿日繁，王右军导之以文教，谢康乐继之，乃知向方。自是家务为学，至宋遂称小邹鲁。”又说：“王羲之治尚慈惠，谢灵运招士讲学，由是人知向学，民风一变。”

星天外

一、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2）政教之余，谢灵运徜徉流连于山水之间，写下了中国第一批真正的山水诗。其中至少有六首写的是楠溪江风景，而且多在中上游。楠溪江对山水之进入中国文化史起过重要的作用。杜甫《送裴虬尉永嘉》有句“隐吏逢梅福，看山忆谢公”。北宋林逋《送僧机素还东嘉》则说：“康乐遗踪地，言归已有期”。永嘉与谢康乐永远连在一起了。

　　王谢风流，氤氲起楠溪江浓厚的人文气息。明末清初，邑人梅调元有《王谢祠》诗：

　　“前守推王谢，荒祠倚郡城。千秋传墨妙，六代擅诗名。

　　 沼古鹅还浴，塘春草自生。风流今古事，俯仰一含情。”

　　丘迟在《永嘉郡教》里说，永嘉“控山带海，利兼水陆，东南之沃壤，一都之巨会”，则萧梁时永嘉已经比较繁荣。不过，楠溪江流域，从东汉到六朝的古窑址仍然集中在下游，推断起来，中上游的开发程度大约还很低。

3.从隋唐到宋

　　隋唐时期，人口继续向楠溪江中上游推进，所以在这地区造了几座佛教寺院，例如岩头村北五溪畔长蛇坑的普安寺，初建于唐玄宗先天壬子(712年)。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废永嘉郡，更永宁县为永嘉县。隋炀帝大业元年(605年)又复永嘉郡。以后几经变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再建永嘉县，唐高宗上元元年（674年）设温州，治永嘉。从此经五代、宋、元、明至清一千多年没有大变动，直到如今。

　　向中上游开发的人，大多来自外地，为避世乱而寻到这片三面环山的桃源。乾隆《永嘉县志•疆域》引旧《浙江通志》说：“楠溪太平险要，扼绝江，绕郡城，东与海会，斗山错立，寇不能入。”环境比较安全，对外地人有吸引力。例如中游芙蓉峰下的下园村，据《下园瞿氏宗谱》记载：“晚唐时，黄巢乱，宁波刺史瞿靖媚避乱来此，鉴于天险奇峰，旷洞清幽，乃定居。”五代末季，各地战乱频繁，独有钱氏吴越境内比较安定。永嘉之南，相去不远的闽国，国君王延钧、王延政于933年和943年先后称帝，父子兄弟交相攻杀，有大批闽人为避乱北迁属于吴越的永嘉，在楠溪江中游建立了许多村落。苍坡、芙蓉、溪口、枫林、花坛、廊下、岩头等中游最重要的几个村子，就是闽人建立的，而且都来自长溪（即福宁州）。这些移民，大多出自仕宦人家，有过功名，凭借他们的文化优势，后人都成了楠溪江的望族，楠溪江人文之盛，主要以这几个村子为代表。

　　经过这样长期的发展，到了北宋，温州的经济已经相当发达。北宋时候的温州太守杨蟠有诗咏温州：“一片繁华海上头，从来唤作小杭州。”（见乾隆《永嘉县志•风俗》）而杭州这时早已是江南繁华胜地，柳永在《望海潮》词中说：“东南形胜，江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屏翠幕，参差十万人家。”被称为小杭州的温州，当然也颇有可观。到了南宋，温州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飞快进步，一度成为海上商港。

　　宋代是中国封建文化最辉煌的时期。造成这个文化高潮的原因大致是：士族地主完全消失，庶族地主代之而兴，科举取仕的重要性也大大增加；文官队伍扩大，科举取仕的数量也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改革了科举制度，基本杜绝了夤缘奔竞，使平民子弟攀升的机会多了。同时，印刷术发展，书籍普及，也促进了普通人读书博取功名的可能性。因此，温饱的小康之家，大多奔上了科举的道路，从而普遍提高了社会的文化水平。宋朝政府并不采取文化专制政策，学术思想比较自由，学术风气也比较活泼，因而繁荣了上层雅言文化，它的代表就是理学。

　　楠溪江最灿烂的文化高峰在南宋。宋室偏安江左，又一次大规模的衣冠南渡，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东南沿海。像东晋一样，偏安之地人文荟萃，南宋时来守温州的，如张九成（1042-1159年）、王十朋（1112-1171年）、楼钥（1137-1213年）和杨简④（1141-1225年）等人，都是一时的俊彦。他们，以及北宋的温州郡守胡则⑤都很尊重永嘉的人文传统，张九成在他写的《咨目》里说：“永嘉道德之乡，贤哲相踵，前辈虽往，风流犹存。”他们作为儒家正统雅言文化的代表，在任地方官吏的时候，也以礼乐教化为第一要务。对于提高永嘉的文化水平起了很大作用。

　　乾隆《永嘉县志•学校》说：“永嘉于宋，名贤辈出，登洛闽之堂者，后先相望，郁郁彬彬，至称为小邹鲁，何其盛哉！”广从唐至清，永嘉一共有过604位进士，其中宋代513位，又其中南宋464位。可以确实考订为楠溪江人的，至少有50多位。南宋咸淳元年乙丑（1265年）榜进士中，永嘉籍的有36位之多，占全数的11.4％。其中有芙蓉村的抗元英雄陈虞之和蓬溪村的李时靖，至少这二位是楠溪江人。溪口村戴氏、豫章村胡氏、塘湾村郑氏、花坛村朱氏、苍坡村李氏、芙蓉村陈氏等等，都是“簪缨鹊起、甲第蝉联”的名门望族。苍山碧水之间，田父野老最引为乡土光荣的，是宋朝豫章村胡氏的一门三代五进士、溪口村戴氏的一门四代六进士、花坛村朱氏和塘湾村郑氏的兄弟进士。

　　科甲盛，当官的就多。据光绪《永嘉县志•人物》统计：“自宋以来，位宰执者六人，侍从台谏五十馀人，监司郡守百十馀人，可谓盛矣！”相传芙蓉村在南宋有过“十八金带”，就是有十八位高级京官。

　　永嘉在北宋有程门弟子十三人，在南宋有朱门弟子十六人。最值得楠溪江人骄傲的，是溪口村的戴述、戴蒙、戴溪、戴侗和塘湾村的郑伯熊、郑伯英、郑伯海，都是当时重要的理学家，著作丰富，史籍有传。

4.元、明、清三朝

　　楠溪江在南宋这种繁花似锦的盛况，经宋末元兵的大烧杀后不再出现。不过，如县志所说：“遗风余韵，元明间犹时有闻”，豫章村胡氏、鹤村谢氏、岩头村金氏、花坛村朱氏、溪口村戴氏等，在明代还有一些科举功名的成就，出了中书舍人胡宗韫，锦衣卫指挥佥事谢廷循这样比较重要的人物。溪口村戴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联是：

　　“宋室尚书第；明廷御史家。”

　　花坛村朱氏大宗祠则有一副楹联：

　　“宋室衣冠皂盖朱幡擢秀；明廷阀阅黄门乌府联芳。”

　　明代前半叶，温州还曾有过两位很有影响的郡守，一位是何文渊，一位是文林。二位都是有著作传世的文士，以“化民成俗”为己任。文林制定《族范》，在温属各县推广，力求强化家族伦理。

　　嘉靖之后，倭寇侵扰海疆，温州的经济文化大受打击。嘉靖《永嘉县志•城池•都里》中说楠溪江“宋时人物颇盛，今故家遗族，间有存者，视往昔殊矣!”甚至说小楠溪流域“地旷民贫”，为逋逃之薮。

　　明清易代之际，楠溪江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茗川胡氏大宗祠谱》中写于康熙二年（1663年）的《重建致爱堂记》说，清代初年，由于官兵剿乱，“室庐资产，烧荡一空，而祠宇株连，闾萧条……垂二十年，鸿雁犹悲鸣于旷野。”《豫章胡氏宗谱》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旧序》说：“至清鼎革，变起沧桑，兵燹之余，世家右族不无徙迁，集泽哀鸣，未能常聚。”民力凋惫，赋役不供，文化也就衰败了。南宋时期，一榜进士中不下数十人的永嘉，在整个清代将近三百年间，只有十一名进士，其中还有一名是恩榜。好在康乐公的后裔，鹤村谢氏，出了两名进士。《重修鹤谢氏宗谱序》（道光三十年，1850年）夸耀这件事说：“至今犹想见谢家之门第，即为溪山之生色者，历久弗衰矣！”

楠溪江的历史尽管有荣衰兴替，唐宋以还，村落里的深层生活，毕竟是稳定的日子居多。乡民们在宗法制度之下，有耕有读，几百年间，恒常不变。这种社会生活，和它所伴生的心态，在《岩头金氏宗谱•重修族谱叙(康熙)》里描绘得很清楚：

星天外

一、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3）“安福公慕三岩之胜，家于岩头。贤哲代生，规模宏远。如英六、升四四诸公，开渠筑堤以备旱潦，创谱牒、建宗祠、置祀田以资盥荐，置义田以裕读书。嗣是人文丕振，簪缨继起。……彼汉武玉堂非不贵也，石崇金谷非不富也，吴宫花草、晋代衣冠非不芬芳而赫奕也，然人往风微，徒深感悼，孰若兹之聚族而居，宅尔宅，田尔田，涧溪如故，塘堑依然，庙社常新，松楸无恙，士习民风，数百载如一日也乎。”

　　楠溪江的村落，就是这样的社会生活的舞台，显现出宗族关系的强固，生产劳动的艰辛，耕读生活的宁静，以及由此而生的乡愿式自满自足的保守心态。

5.生产经济

　　关于楠溪江的经济史，几乎没有资料。不过，从仅有的零星资料可见，长期以来，都以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为主，工商业受到轻视。《蓬溪谢氏宗谱•赠耕隐公序》里说正德年间的谢朗：

　　“读书尚义士也，怀经济策，寓意于农，遂以耕隐自号。……古之贤士，多出为农，以其业安畎亩，恬静朴茂，非若工与商贾，突鹜喧嚣，俯仰尘市，逐十一、较锱铢而不得以宁居也。……故勋业弗成，不如归耕。”

　　这位耕隐公其实是“筑室创业，富望一乡”的人，《序》里写的其实是一种传统的价值观。

　　农作物首先是稻米、玉米、甘薯、芋艿，然后是络麻、蚕桑。茶叶和柑橘早在唐代就是贡品，柑橘尤其闻名。商品作物也早已有了，如甘蔗、薏米、花生等等。商品中的一大宗是山货，主要的有木材、竹、桐油、笋和板栗等等，还有一些果品和木炭，大多运销温州，这时永嘉县治就在郡城。

　　大约到了清代中叶，商品经济有了相当规模。光绪《永嘉县志•建置》说，楠溪江“旧用茅竹编筏以通往来，同治三年（1864年），陈令宝善，准民改用梭船，至今称便”，这显然是货运量增大的关系。不过，宋人潘希白《入楠溪》诗里已经写到篷舟，可能同治三年（1864年）前后的变化在于数量的增加。以后航运日益发达，“船过瓯江楠溪开，江上千帆相牵连”，这是《楠溪船歌》里唱的话。

　　运输繁忙，有了专业的船老大。《楠溪地名谣》里提到古庙口村和下岸村是船户村，“一篙一桨拼老命，一年到头不停休”。也有了以造船为专业的渔口村。

　　初级的商品经济，刺激楠溪江沿岸发展了手工业，而且也产生了相应的专业村。例如西岸村出粉干，黄岗村出缸钵，等等。与建筑有关的工匠也有了专业村，如蓬溪村。

　　商品经济的发展，促进了贫富的分化。明代晚期，高利贷已在楠溪江的村落里出现。《棠川郑氏宗谱》载塘湾村郑世益：“精于理财，祖、父无多遗业，翁乃勤俭自持，权其子母，量出入，铢积寸累，握算持筹，不数年而粟陈贯朽，富甲一邑。”

　　村落的面貌也分化了。在岩头、鹤盛、枫林、东皋、廊下等村落，先是出现了商店，然后在县际大路经过的地方逐渐形成了不长的商业街，最后，终于产生了枫林镇和岩头镇的比较长的、店铺连户的商业街。也有了茶馆和酒楼。

　　商品经济的发展，引起生活的全面变化。道光、咸丰间永嘉县令汤成烈纂《县志》稿，很生动地描述了这个变化：

　　“永嘉在宋有邹鲁之风，维时士大夫先达者多从二程、朱子游，居乡恒以讲学为业，故能诱掖后进，式化乡闾，薰为善良，浸成风俗。户有弦诵，邑无巫觋，人怀忠信，女行贞洁。冠昏丧祭，厚薄适中，奢俭当礼。疾病不祷祈，婚配不听星命，岁时娱乐，弛张合宜，其于养生送死之制，盖秩如也。自元而明，去古渐远，风尚亦漓。轨物废而邪说行，儒术衰而异端起，奁资盛而女溺，宴食腆而讼繁；疾疠薄骨肉之亲，报赛侈鬼神之会。昏丧之仪，非复曩制。至于上元灯火，端午竞渡，争奇炫新，靡财奢费，略不顾惜。士女游观，靓妆华服，阗城溢郭，有司莫之能禁。”（见光绪《永嘉县志•风土》转引《汤志》稿）

　　永嘉县，包括楠溪江流域，在明代发生的重大历史性变化，对楠溪江的村落和房屋的影响十分显著。由于宗族力量被削弱，明代晚期以后，村落的大型整体规划没有了，原有的规划格局逐渐被破坏；大家族趋向减少，住宅的规模缩小，兵燹中遭到损害的大宅第不再恢复，残存的也大多被肢解；然而建筑装饰有所增加，出现了华丽的砖墙门；商业建筑萌芽并在交通线旁发展起来；庙宇、宗祠普遍附设戏台，削弱了严肃性，等等。

星天外

二、耕读生活与山水情怀（1）地理环境和人文背景孕育了一方乡土建筑的特色。但在地理、人文与建筑之间，还有一层中介，这就是乡邻乡亲们的文化素质和生活方式。影响楠溪江乡土建筑的，是楠溪江人的耕读生活和山水情怀。

　　楠溪江的村落和房舍都非常简朴天然，无非是素木蛮石、粉壁青瓦而已。但它们有动人的魅力。这魅力来自它们所反映的有高度文化追求的农耕生活，和蕴含在文化中的对自然的热爱。耕读生活和山水情怀，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很高的道德价值，意味着清高、超脱。它们一向是“士”这个知识阶层陶情冶性的寄托。在楠溪江，历代都有一些代表当时最高文化水平的士大夫来播下礼乐教化的种子，加以培育，又有许多文化水平比较高的仕宦之家迁到这里建立了村子，期望子孙们继续走他们读书进仕的道路，把这当做宗族的传统。因此，在楠溪江，耕读生活和山水情怀就贴近了普通农民的生活和心理，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他们的希望和追求，所以，它们更有健康和明朗的气息。楠溪江的乡土建筑，在这样的文化氛围和价值取向下达到了“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那种审美境界。

1.耕读生活

　　耕读生活，早期作为士人的一种理想，起源于隐逸，起源于他们儒家的“退则独善其身”和道家的返回自然相结合的人格结构。但到了宋朝，它被科举制度改造并且大大加强了。

　　科举制度本为遴选官吏而设，它的推行提高了社会普遍的文化水平。宋代扩大了科举录取名额，改善了考试方法，再加上雕版印刷盛行，从而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的兴趣，造成了文化的普及。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眼前可能的机会，于是牛角挂书，参加到举业的竞逐中去，这就形成了农村中新的耕读生活。

　　（1）科举与文化普及

　　宋仁宗有几条政策进一步促进了耕读生活的理想。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因而地方普设各级学校；一是各科进士榜名，给南方诸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更重要的是，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不得参与科举考试，而只许士、农参加。农家子弟科名机会大大增加，“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由春梦成了希望，茅檐下响起了琅琅的书声。

　　楠溪江流域，耕读理想深入到山陬水涯的每个村落。各个宗族，在《家训》、《族规》里明定，子弟务必要读书。《鹤谢氏宗谱•家训》里说，子孙应该“以耕读为业”；《坦下陈氏宗谱•家训》（康熙本）教导：“耕以务本，读以明教。”《云岭潘氏宗谱•家训》说得更周全明白：“祖宗家法，以忠孝节义为纪纲，以耕读勤俭为本务。”

　　为子弟读书，各村纷纷兴学。一方面请老师主持义学或义塾，一方面资助贫寒人家子弟入学。例如《岩头金氏宗谱•家规》写道：“每岁延敦厚博学之士以教子弟，须重以学俸，隆以礼文，无失故家轨度。子弟有质士堪上进而无力从学者众，当资以祠租曲成之。”各族的祠下大多规定，凡进县学、府学读书和赴府、省应试，费用由祠下公出。中试以后祭祖和各方打点、花销也由宗祠支付，族中有公有的学田，收入全用来兴学。

　　子弟取得科举功名，是整个宗族的光荣，一律载入宗谱。有功名的人在家族的各种仪典里都享受特殊的光荣。祠堂里的匾额和楹联，除了颂扬先人辉煌的功业之外，就是炫耀族人的举业和仕途。豫章村胡氏大宗祠有一副楹联写的是：

　　“翰墨流芳百世衣冠开砚沼；

　　 诗书继美千秋禋禩焕文章。”

　　《珍川朱氏合族副谱》里有一篇《如在堂记》，把对子弟科名的期望写得很殷切：

　　“使我拥书万卷，何减积粟千锺，然则后之子若孙，苟不忘此意，必将奋志诗书，骧首云逵，上以绳其祖武，下以贻厥孙谋，无忝先世科甲之荣，丕振前朝理学之绪，则不惟有光于近祖，亦且善述乎大宗祠矣！”

　　这种耕读理想成了楠溪江人的传统。偏僻闭塞的楠溪江，小小的村落里，文风之盛，科甲成就之辉煌，在全国的乡村里极为少见。道光三十年（1850年）《重修鹤谢氏宗谱序》里说：“诗书继美，比户可封；游庠之士，指不胜屈”，并不是浮夸的虚言。

　　文风之兴，由于科举，但文风兴起之后，必定超越科举。《珍川朱氏宗谱•族范盟辞》里说得明白：

　　“不学则夷乎物，学则可以立，故学不亦大乎。学者尽人事所以助乎天也。天设其伦，非学莫能敦；人有恒纪，非学莫能叙。贤者由学以明，不贤者废学以昏。大匠成室，材木盈前，程度去取而不乱者，由绳墨之素定。君子临事而不骇，制度而不扰者，非学安能定其心哉。是故学者君子之绳墨也。”

　　对文化的这种深刻的理解和热烈的追求，给楠溪江深山幽谷里的村庄笼罩上一层浓浓的书卷气。

　　（2）理学家

　　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扩大了知识分子阶层，也就扩大了宋、明以还理学的社会基础，增强了它的影响。

　　王十朋《送叶秀才序》里说：永嘉“谊礼之学甲于东南，笔横渠、口伊洛者纷如也。取科第、登仕籍，多自此途出。”永嘉人直接求学于程、朱门下的也不少。在国学里，先后有永嘉籍的元丰九先生和淳熙六君子，“俱以道德性命传程朱之学”（见乾隆《永嘉县志•风俗》）。在南宋，还形成了理学的“永嘉学派”，以薛季宣、郑伯熊、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郑伯熊是楠溪江中游塘湾村人。又据《岩头金氏宗谱》记载，叶适童年由岩头村金姓抚养，在岩头村读书，他和楠溪江有亲密的关系。

　　除郑伯熊和叶适外，楠溪江文士中还有不少理学名家。溪口村戴氏家族，北宋时有戴述（元符三年进士，即1100年）、戴迅二兄弟，从二程学，世称二戴。到南宋，有戴述子栩（嘉定进士），是叶适的学生，著作《五经说》、《诸子辨论》、《东都要略》等；戴迅之子溪（淳熙五年进士，即1178年），“由礼部郎中凡六转为太子詹事，兼秘书监。景献太子命类《易》、《诗》、《书》、《春秋》、《语》、《孟》、《资治通鉴》各为说以进。权工部尚书，除文华阁学士，卒赠端明殿学士，谥文端。太子亲书‘明经’扁其堂，有《岷隐集》。”（见嘉靖《温州府志•人物》）溪弟龟年之子蒙（绍熙庚戌，1190年进士），曾从朱晦庵于武夷，著作有《易、书、四书家说》、《六书故》等；蒙长子仔，不乐仕进，著有《诸经补义》、《通鉴外纪》、《说林文集》等；蒙之次子侗（淳辛丑进士，即1241年），著作有《六书设》及其他杂著文集。戴氏大宗祠祠里有一副楹联写道：

　　“入程朱门迭奏埙篪理学渊源双接绪；

　　 历南北宋并称邹鲁cg第甲六登墀。”

　　夸耀的就是戴氏家族的这份荣誉。

　　塘湾村郑伯熊三兄弟都是南宋进士。伯熊“德行夙成，尤邃经学。登绍兴第，历官国子司业、宗正少卿。乞外，以龙图阁知宁国府。卒谥文肃。绍兴末，伊洛之学稍息，复于伯熊得之。弟伯英、伯海皆知名，由是永嘉之学宗郑氏。有《郑景望集》”（嘉靖《温州府志•人物》）。伯英是隆兴癸未（1163年）进士，有《归愚集》。伯海是绍兴辛未（1151年）进士，设帐授徒，生徒常达五百人。

　　此外，岙底上湾村有陈揆，绍兴癸丑（1133年）与陈亮同榜进士，与叶适相善，有诗集二十馀卷及文集五卷问世。芙蓉村陈宝之，绍兴进士，从吕祖谦学，与陈亮为诗友。宗谱有《送陈同父》和《挽吕东莱》诗各一首。

　　乾隆《永嘉县志》记载，朱熹在任两浙东路常平盐茶公事的时候，曾经到楠溪江来访问当地的理学家。先到岩头村访门人“以理学鸣于世”的刘愈，说：“过楠溪不识刘进之，如过洞庭不识橘。”不巧没有见到。又到谢岙访门人谢复经，再访戴蒙、戴侗及蓬溪村李时靖，在蓬溪村留有墨迹。（摩崖石刻及门头石匾，真伪待证）

　　楠溪江地处荒僻，却与当时的主流文化保持着这样密切的关系，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这在全国乡村中也是少见的。

　　虽说宋亡之后楠溪江文运大衰，但元明之间鹤村还出了个谢德，“博通经史，为时名儒”，所著有《狂斐集》、《家礼会通》等。又如同时期花坛村朱谧，著有《四书述义》、《四书辅注》、《太极图说》、《西铭集》等等，从祀郡庠。

　　理学盛行，加强了楠溪江的宗族制度和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也提高了乡人的素质。

　　（3）乡贤士绅

星天外

二、耕读生活与山水情怀（2）耕读生活培养出来的乡村知识分子，科场得意的是少数，成为理学家的更是寥寥。他们中的大多数，留在村子里，作为上层雅言文化的代表，与郡县官吏一起，在乡村推行教化。这些人里，有的隐居读书，过着比较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甚至富有著作，有的掌握宗族大权。在楠溪江，这些人为数不少，对涵养楠溪江村落的文化气息作用很大。

　　《鹤谢氏宗谱•义学条规》里说：

　　 “义学之设，原为国家树人至计，非以为后生习浮艳，取青紫已也。凡系生徒，务须以白鹿洞规身体力行，……凡肄业弟子，必须一举足疾徐，一语言进止，事事雍容审详，安雅冲和。”

　　学校对子弟的*守品行提出很严格的要求，读书人成了农村敦品励行的榜样。他们的文化生活和精神追求往往被理想化而记载在宗谱里，世代传诵。例如，《棠川郑氏宗谱》里记载着乡绅郑公谔，“旷达多才，好稽古，善词赋。筑美室，置图书，列古画玩物以供清赏。读诵之暇，惟以弹琴栽花为乐，遇风日晴和，则汲泉煮茗，拂席开樽，与二三知己，啸傲于烟霞泉石间，不复知有人世荣辱事。且课子有程，义方之外，更以诗书陶其气质”。花坛村朱谧，“读书好古，淳朴自持，利欲不能移其心，荣禄不足夺其志。孝以事亲，友以处弟”(见《明义堂处士墓志铭》）。宗谱和墓志允有夸饰，但从中可见价值观的取向。

　　有些乡绅直接担任教育工作。宋末元初鹤村的谢梦符，“博学经史，推重当时，宋咸淳中为郡庠学宾，继升经谕。丰仪整肃，衣冠严雅，为缙绅表率。时称为宿儒长者。有《问樵》等集行世”（《鹤谢氏宗谱》）。明代嘉靖时岩头村的金九峰，“性闲静，每日闲坐一室，凡经史以及诸子百家书无不娴，而且究心于星学，陶情音律。至于制艺歌词，皆其余事耳。……设绛帐以诲生徒，春风四座，化雨一庭，洵是师儒领袖”（《九峰先生五旬寿序》）。这些人对传布儒家伦理，维系传统秩序，是很自觉的。他们对乡村事务很有实际的影响。

　　不过，乡村知识分子，也是上层文化的代表，他们的人格结构是双重的。按照儒家的理想，他们进则廊庙，退则山林，当他们处于山林之间的时候，淡泊恬适，精神间又饱含着道家返回自然的思想。《珍川朱氏宗谱》有一篇《廊下即景诗序》，说到是乡“秀士成群，多含英咀华之彦，古怀如晤，有庄襟老带之风，可谓文质彬彬，野处多秀者已”。

　　正是正统的儒学和“庄襟老带之风”的结合，造就了楠溪江人文的特色和双重性格。折射到建筑上，也同样表现出上层文化和民俗文化的矛盾共存。而返回自然和恬淡冲和，则涵养得楠溪江建筑特别地亲切有人情味。

2.山水情怀

　　楠溪江风光秀丽。楠溪江又是小邹鲁。秀丽的风光，与文化中热爱自然之美的传统一起，哺育了楠溪江人的山水情怀。每当丝雨迷、烟云舒卷的春季，遍青山开满了杜鹃。山红初谢，又是洁白的桐花烂漫。到了秋深，乌桕树浓艳如血。澄澈的江水，随着时序，映照各种鲜明的颜色。深深受到传统文化熏染的楠溪江文士们，对自然之美很敏感，一种清醒的环境审美意识，在楠溪江人的心中氤氲，并且转化为村落的魅力。它们与美的自然融为一体，还引用自然来装饰点缀，房舍的风格又最朴实。自然是楠溪江乡土建筑的魅力所在。

　　（1）江山有幸

　　江山多娇，江山也有幸。公元422年，刘宋永初三年，谢灵运来到永嘉郡任太守。他陶醉于永嘉的山水，“肆意游遨”，写出了中国第一批山水诗。谢灵运守永嘉不到一年，却在楠溪江留下了不少足迹。斤竹涧、白岸、石室洞、绿嶂山，他都题过诗。

　　乾隆《永嘉县志•舆地》说：“往者谢康乐为郡，好游名山，由是此郡山水闻于天下。天下之士行过是邦者亦莫不俯仰留连，吟咏不辍，以诧其胜。”在这些俯仰流连的人里，据乾隆《永嘉县志•名胜志》载，有萧梁的陶弘景。他的名诗《答齐高帝诏》就写于绿嶂山。诗道：

　　“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

　　 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

　　所以后来就有地名白云岭。乾隆《大若岩记》又说他在小楠溪的大若岩修炼，写了重要的道教典籍《真诰》和《本草集注》、《补阙肘后百一方》两部医书。他修炼的地方叫陶公洞，附近也有一座白云岭。不远的水云村里还造了一座白云亭。传说千古名篇《答谢中书书》描写的就是楠溪江风光。

　　唐代诗人孟浩然、罗隐和崔道融到过永嘉。白居易到过楠溪江，在大若岩捐钱开水道，筑了两处堤防（见《大若岩记》）。宋代到过永嘉的有陆游，明代则有李东阳。清初学者朱彝尊抗清失败后来到楠溪江，曾住在廊下村。《曝书亭集》里的《永嘉杂咏》，有几首是在廊下村写的。如《华坛望雁荡山歌赠方十三朱生、朱十八振嘉》：

　　“登华坛之绝顶，眺雁岩之回峦。云容容兮欲雨，水嘈嘈兮下山。遥岭出没不可胜数，但见哀禽离兽日暝而俱还。”

　　自康乐公启端，历代诗人们对楠溪江山水“吟咏不辍”。苏轼又钦佩又自信地写诗道：“自言长官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永嘉的江山真是幸运。

　　生活在锦绣河山之中，心田里受着千余年文化的滋润，楠溪江的乡村文人们，对山川草木的美非常敏感也非常热爱。以耕读自娱的读书人，“寄志林泉”，“或临流而歌啸，或倚石而垂钓”，以他们的整个生活和诗文表现对大自然的感情。花坛村的朱伯清，明代人，“丰神秀逸，嗜学有文，不乐仕进，志存林壑。……家事付之诸子，惟以文墨自娱。凡石、树、虫、鱼、水泉、花药之会心寓目者，咸属吟咏其间。遇风和日暖，角巾鹿裘，从以弟子，徘徊乎水光山色。拂云坐石，手挥丝桐，目送飞鸿，逍遥自乐”（《珍川朱氏宗谱•伯清公珍川十咏序》）。所以乾隆《永嘉县志》说，楠溪江“山峰挺秀，涧水呈奇，人生其地者，皆惠中而秀外，温文而尔雅”。奇秀的山水涵养出楠溪江乡民独有的气质和人文的特色。

　　这种气质，化而为楠溪江建筑的风格。他们的村落、房舍和园林都朴实无华，然而都舒展开朗。他们善于利用天然材料的本形、本性、本色，使建筑与天地和谐。家家使用不加錾凿的蛮石墙，弧形放足，粗犷有力，矗立在大块卵石铺就的地面上，整个村落仿佛从荒古时代与山岩同时生成。他们也爱用天然原木，不加斤斧，随弯就曲，巧妙地把它们安装在恰当的位置上，它们就好像应该有那样的弯曲和粗糙。带着生命原有的形状，它们与庭前的树木和一切有生命的相呼应。

　　从上到下，建筑绝少雕琢，木石最大限度地保存着天然本色；少量的加工，出自人类双手天然的能力。这就孕成了楠溪江建筑给人的亲切感。

　　建筑物的形式也是很自然的。宜廊则廊，宜堂则堂，轻巧的披檐，自在地遮挡着一切应该遮挡的地方。翘曲飘洒的屋顶，像搏击长空的鹰翼那样灵动。

　　楠溪江人的环境审美意识，也表现在村落的选址、规划、绿化、园林、构图等等上面，使人为居住环境与美丽的山川构成统一的景观。

星天外

二、耕读生活与山水情怀（3）（2）意在山水之间

　　开发楠溪江的先人们，没有例外，都把村落建在风景优美的地方。谢灵运的后裔本来定居在郡城，有一次：“诜五五公游楠溪，见鹤之胜，又自郡城迁居鹤。”（《重修鹤谢氏宗谱序》）其他各村的宗谱里，也都记载着类似的选址故事。如塘湾村，始迁祖“爱楠溪山水之胜”，而来落户；渠口村始迁祖也是“爱其山水之胜，遂家焉”，等等。

　　豫章村在小楠溪南岸，进村之前，先要穿密林，过荒江野渡，再穿密林。村后如刻如削的峰峦，层层叠叠，向两侧涌腾伸展。山脚下平畴如带，竹树掩映中，参差百十户人家。江水在村左村右萦回成宽阔的碧潭，隔江正对一座青翠的狮子山。《豫章胡氏宗谱•旧序》（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说：

　　“永嘉山水，秀丽无如楠源大小二若，巉岩耸挺，空兀崆峒，历有仙灵凭居托迹。下此而称名胜，莫如豫章。文峰砚沼锺其奇，玉笏幞头著其异。其间降岳发祥，代多伟烈，居其下者，则有胡氏。……宗族殷蕃，子孙秀蔚……宗支派衍，霞蒸林郁。”

　　珍溪上游的廊下村，在一条山沟里，四周山形奇突。溪水从东北来，掠过村北、村西，由西南流向花坛村。《珍川朱氏合族副谱•廊下即景诗序》里说：

　　“山连雁荡，入径已觉清幽；地肖龙头，过岭方知奥旷。水环如带，可数游鳞；峰列为屏，时度飞鸟。桑麻棻其蔽野，枫梫馥乎盈山。仿佛乎桃源之幽隐，盘谷之窈深焉。”

　　楠溪江两岸古村落的风光大多如此，傍山就水，充分展现环境的美。

　　（3）保护、点缀、增益

　　楠溪江人，以他们的文化素养感受环境的美，细腻鲜明。《坦下陈氏宗谱》载康熙时人侯先生五言律，描绘坦下村的风景：

　　“团团一派石，绿竹间青松。沙外溶溶水，门前叠叠峰。

　　 山花开屿岸，野鸟唤春风。锄犁能读史，□□振飞鹏。”

　　经过文人们揣摩品评，楠溪江许多村落都有“十景”、“八景”之类，宗谱里也多有《名胜》专篇。谢道宁《鹤八景诗》之一《锦嶂春晖》：

　　“万仞屏环仰照临，阳和随见破群阴。岩花呈秀分高下，野树浮光间浅深。

　　 适兴岂无人蹑屐，寻幽还有客抚琴。西郊只隔疏林外，多少红尘乱扑襟。”

　　诗把风光的美和一种自然的生活态度融合在一起。通过追慕先祖康乐公，又把这种生活态度和千年的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

　　经这些在乡文士倡导，楠溪江人很重视保护自然环境，包括树木。村村有风水林，不许砍伐。村头村尾，古树浓荫蔽天。《棠川郑氏宗谱•新宫坳樟树记》载，新宫坳里有太阴宫，“宫右侧有樟木一株，其大可丈围，其高难尺计。……葱茏在望，经雨露而弥妍；新秀可餐，阅风霜而不改。斯固刍荛之所栖息，抑亦竖牧之婆娑也。然蔽烈日，御罡风，位置得宜，其又有关于风水乎?”但是，竟有一些见利忘义之徒，企图砍伐这棵树。“于是村中知事者不敢袖手以旁观，斟酌再三，集款买归老宗祠之业，立有字据，永后并不许砍断。”

　　流连，吟咏、保护，都不足以充分表达楠溪江人的山水情怀，他们进而要为山川生色。大小村落，往往都有台榭亭阁之类的风景小品建筑物。记载最早的是北宋进士、宝章阁侍制陈馀师在莲下村，“筑一笑、拨云二亭于富岩以观瀑”（见《两源陈氏大宗祠谱》）。比较著名的则有谢公后裔的鹤村里几座小品建筑。宗谱载，元代至正年间，谢毅孙“襟怀潇洒，雅爱宾客。……善音乐，喜与人吟咏，……与西席陈先宾主义洽，相与筑台于东山之上，植兰种竹，取康乐公遗言镌其岩曰兰玉台。师生经暇，憩息其间，以消长夜。朋友倡和，成《兰玉台集》”。到了明代中叶，任职锦衣卫的谢廷循“创楼于鹤溪之西，因楼傍清流，故名曰‘临清’，以为宴宾吟咏之所”，同时在“村北水溪”造了一座“临流亭”。廷循绘临流亭图呈明宣宗，宣宗竟题了一首诗：

　　“临流亭馆净无尘，落涧泉声处处闻。半湿半干花上露，飞来飞去岭头云。

　　 翠迷洞口竹千个，白占林梢鹤一群。此地清幽人不到，惟留风月与平分。”

　　这座亭子因此也叫“宝翰亭”。

　　对山水点缀增益，仍然不能满足文士们的一往情深，他们动手创建。楠溪江的“隐士”大多喜欢“锄园种花，凿池开圃”，布置私家小园。《乐安珍川朱氏宗谱》载廊下村朱映峰作《隐居歌》道：

　　“非士亦非农，半耕还半读。傍山数顷田，临水几间屋。筑园又凿池，栽花复种竹。……花自吐清香，竹亦言芳郁，池水漾芰荷，园蔬借蓿苜。”

　　明代中叶，花坛村的朱逊，“家颇饶，经营堂构，馀址凿池开圃，植花养鱼，以为宗戚朋旧壶觞吟咏笑傲处”。约略同时，同村朱轩有《石假山》诗一首，首联是“谁欤挺秀若天然，叠翠层峦景万千”(均见《珍川朱氏宗谱》)，可见当时山村造园已经有叠假山技艺。岩头村的上花园，苍坡村的水月堂，芙蓉村芙蓉书院山长住宅和“大宅”都有小园，至今古木参天，花墙和假山残迹依稀可见。

　　山水情怀，造就了楠溪江村落最大的特色之一，大型的公共园林。岩头、苍坡、溪口、渠口、埭头、珠岸、西岸、鹤盛等村的公共园林大体还保存着。埭头村、鹤盛村和鹤村的公园在山坡上，西岸村的在江边，古木森森，远远就能望见。岩头村的公园，纯藉人力，内容最丰富、布局最多变化，是明代嘉靖年间兴造的。它包含一座小小的汤山，一片镇南湖、一片进宦湖，和它们间的琴屿半岛，还有一条300米长的丽水湖。两个湖都由人工堤坝拦蓄溪水形成，堤上古木数株，绿荫下一座精巧玲珑的小亭，汤山顶上有塔，山麓有楼阁和庙。湖中荷花盛开，岛上芙蓉灿烂如霞。

　　公园是村民们公共活动场所，尤其是乡村文人们的。岩头村的《十景诗》描绘了他们在公园里的活动。《长堤春晓》诗有句：“结伴连朝频载酒，行吟不惜绕长堤”；《丽桥观荷》诗有句：“坐对嫣然如解语，乘风散步纳凉时”；《清沼观鱼》诗有句：“绍堤花柳可行歌，笑看游鳞跳锦波”；《曲流环碧》诗有句：“不知把钓垂竿子，坐对渔矶乐若何?”这些诗里，乡村文士们的生活和意趣宛然可见，也可见他们如痴如醉的山水情怀。

　　这些乡村文士在公园里过着高品位的文化生活，必然会把他们深湛的文化修养带到公园的一草一木中去。所以这些园林和它们的建筑的风格都很轻逸淡雅。诗情画意，不脱乡土本色。

　　贯穿在楠溪江中游村落建设中的山水情怀和生活文化，是楠溪江中游乡土建筑不朽的魅力所在。

星天外

三、村落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机制（1）楠溪江一些村落的建设，经过统一的规划，并且在很长时期里坚持规划管理。这就必须有集中的、强而有效的行政权力和它的稳定的社会基础，必须有能够推动和胜任这些工作的人。正是这些条件，使楠溪江乡土建设必以聚落为单元。

1.宗族组织的作用

　　楠溪江的村落几乎都是血缘村落，一村一姓，一个宗族。虽然有政府的行政系统，但是在小农经济的农业社会，宗族组织实际上是血缘村落的政权机构。所以，尽管在村子里有大大小小的宗祠，有些村子甚至有宗祠十几座，却没有一个村子有地方行政机构的公廨。

　　两汉、南北朝和隋唐沿袭了将近一千年的门阀制度，到了宋代彻底消失。代之而起的社会组织力量就是宗族。范仲淹、欧阳恂和苏轼都曾经顺应历史潮流，为加强宗族地位和作用有所创建。欧阳恂和苏轼倡导宗谱学，各自设计了谱式，沿用了一千来年。范仲淹则提倡宗族设义田，抚老恤贫，保证族人“日有食、岁有衣、嫁娶婚葬皆有赡”，从而加强了宗族的社会功能，加强了它的凝聚力。宋代的理学家重修身，吕大钧首先提倡《乡约》，在家乡陕西蓝田推行之后，“关中风俗为之一变”。乡约是理学家用他们所阐释的儒家礼乐来教化乡民的生活公约，它规范乡民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宗族是推行乡约的组织力量。

　　宋室南渡之后，朱熹在南方推行吕氏乡约。楠溪江的主要宗族大都在这时期形成，产生了自己的理学家，并与朱熹有来往。

　　到了明代，先任永嘉县令，后来又任温州知府的文林，在知府任上于弘治十一年（1498年）制定了一套《族范》，基本内容与吕氏《乡约》一脉相承，在温属五邑推行，楠溪江“各族应之”，纷纷写入宗谱，成为“家训”、“族规”或者“宗范”。

　　《族范》是宗族的“基本法”，它的《掌教名数》则是宗族的组织法，主要内容是：

　　“一、族宾（按：无说明）。

　　 二、族献（按：无说明）。

　　 三、族长：族长乃一族之统领，必先正己而后正人，务秉至公以御群子弟。……必使上和下睦，同敦雍厚之风。

　　四、族正：设学行兼优四人为族正，以匡族长之不逮也。凡族内有事，先当咨于族正，然后白于族长之前，为之分辨曲直，析正是非，庶有统属而无紊乱，抑亦正风俗而免事端矣!

　　五、主籍：择公直子弟二人为主籍，掌管善恶文簿……如此则劝惩之法立。

　　六、司学：择取性行端庄、学识明达者一人主之，专一训诲弟子，讲习诗书礼义等事。……

　　七、司讼：推族内洞明事理二人为司讼。凡族之有讼者凭其禀白族长、族正，劝谕不止乃率于官治之，毋得轻造公庭。

　　八、司恤：司恤二人。凡族人及乡里亲戚贫穷患难，丧葬嫁娶力不赡者，司恤为之白于族长前，劝谕族中之有力者周恤之。……

　　九、司直：推选性刚直，遇事敢言者二人为司直，凡族长有过，从容指陈于族正前，以凭劝勉。族正有过，陈于族长前，以凭规戒。族众有过，轻则直接以屈之，重则白于族长斥之，使之改过自新而后已。

　　十、司纠：推举铁面无私、不避嫌怨者七人司之。凡族人为恶不听劝谕者，司纠率至家庙，由族长重责。再不听，从官惩之。

　　十一、值月：举老幼各一人为值月，凡一月之内，一应大小族人所为善恶及词讼等事不报于主籍者，值月必询访而报于各执事，各执事书于簿籍，以白于族长。”

　　这个《掌教名数》把宗族组织规定成很完备的政权机构。《枫林徐氏宗谱•族范八条》里，甚至规定可以动用“祖宗家法”，把“孽深害大，素性又终不肯改移”的盗窃犯处死，“令其全身自毙”。宗族也可以在必要时组织“乡勇”、“义兵”这样的武装力量，进行战争。

　　宗族组织要负责非一家一户所能办的农田水利的建设和管理。《珍川朱氏宗谱•宗法》里规定，由族中派人“包灌稻禾田水，节省人工、水料，避免争端，此乃联宗睦族之道”，并且详细写明了各种气候情况下各类地块的灌溉顺序和方法。

　　宗族有公有经济，包括公田、祭田、学田、义田之类的收入。宗谱里严格规定，公有田产不得盗卖。

　　宗族又是培植和维护社会意识的强大力量。文林的《族范》规定：

　　“凡遇春秋祭祀之时，朔望参谒之日，族长、族正以下，依次而坐，令弟子三人北面而立，读太祖高皇帝《旧制》。其词曰：‘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族属皆跪听。又读古灵陈先生《劝谕文》，曰：‘为吾民者，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妇有恩、男女有别、子弟有学、乡间有礼；贫穷患难、亲戚相救，婚姻死丧、邻保相助；毋惰农业，毋作盗贼，毋学赌博，毋好争讼；毋以恶凌善，毋以富骄贫；行者逊路，耕者让畔，斑白者不负载于道路，则为礼义之俗矣。’族属立听。”

　　有些宗谱里规定得更隆重，朗诵每篇之前要击鼓三声。朗诵时“各要悚然而听，如有在班谄笑闲谈者，族正举于族前，量行责罚，以警将来”。

　　物质力量加上精神力量，使得宗族组织的力量非常强大，吞没了政府机构。这样强大的宗族力量，足可以管理关系到整个宗族利益的村落规划和建设了。这是楠溪江村落大多有完整的规划，有管理得很好的公共生活中心的主要原因。但是，除了族长的任命按惯例“以齿不以爵，以齿不以尊”之外，其他从族正以下各种职司其实都只能由读书有文化的人担当。其结果就是，农村的各项权力基本都掌握在士绅乡贤手里。可以说，他们的素质决定村落的命运，决定它的面貌。从各村的宗谱里可以见到，村落里比较重要的建设成就，都是由几位热心公益的乡绅文人的创议和主持，并且得到宗族的组织保证。《棠川郑氏宗谱》里有三篇重要的文章：《长堤记》、《池塘记》和《新城记》，它们很详明地记述了事关全村安危的重要工程的建设和管理规矩。

星天外

三、村落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机制（2）2.士绅的作用

　　楠溪江村落的士绅乡贤，主要是辞官还乡的、绝意仕进的和举业不成的读书人，他们组成了乡里社会的领导阶层。他们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在论学吟诗之余，大多关心乡里，乐于“善举”，从而把他们的文化修养带进了村落的建设。

　　村落的规划一般都在建村之初进行，大多失于记述，早已没有可靠的资料。但各族宗谱里，都记载许多有功于乡里建设的人，也记载了一些有长远影响的建设工程。

　　例如岩头村，《金氏宗谱》记载了第二世祖日新公（生元中统丙子，卒元至正戊子，1348年）建设水利的事：“时厥土苦于旱潦，频岁不登，府君相地宜，顺水性，浚两渠于头之南，达泉下灌，常获丰稔，两都农业，迄今赖之。”其后又有桂林公（生明弘治甲寅，卒隆庆己巳，1494-1569年），宗谱说他：“由始迁岩头以来，列祖非无建造，而兴利之多，功德之盛，应推府君为第一。”他的作为是“培风水、兴地利、置祭田、建公业。”“本族地址颇高，田苦旱涸，升四四公(按即桂林公)捐田废资，开凿长河一带，以备蓄泄，并筑高，培闸风水。建亭造塔于其上，垂成，归之大宗祠，为通族公业。”约略与桂林公同时，嘉靖进士金昭（霞峰公）建设了上花园、下花园、大宗祠祠，还为自己造了个牌楼。先后有几个人从事乡里建设，所以岩头村的水系、街道、公共建筑、园林等等，在楠溪江都是最出色的。

　　苍坡村和芙蓉村，规划严谨、水系完备、街道整齐，苍坡村还有大片的园林，这些也都靠两村历来有热心建设的人士。筑长堤蓄水成湖，在苍坡大约是南宋时代（1178年）的事，早于岩头几近四百年。芙蓉村陈氏的有绪公（生康熙壬申，卒乾隆癸酉，1692-1753年），“有经济才，读书知大义。……乐于济施。创神庙，建祖祠，增置祀田，造舟以济往来，筑防以利灌溉。公平生所为，有功于族党者未易枚举”（《两源陈氏宗谱》）。

　　《棠川郑氏宗谱》里有一篇《长堤记》，记的是清代初年，乾隆丁卯(1747年)春，宗人郑西献捐资并组织人力建造堤堰的事。记中写道：

　　“棠川胜区在双溪会所，衔远山、吞长流，前有雷峰九嶂之异，后有马石天岩之险，至若屏风纳日，和合留云，在在称奇。惟路尚缺一堤，虽乔木荫翳，水声潺湲，而往来行人，往往苦此。今则累石为堤，不惜工程，自东岭至西岭，约数十馀丈，状如江塘，平坦可以车行。”

　　除了水利、宗祠、庙宇、道路之外，书院历来是乡里建设的重点，吸引了士绅们最多的注意。《珍川朱氏合谱•慎轩公传》说，公“生平乐善好施，而于读书一事尤其所笃，尝虑族子弟辈无肄业所，不克振长人材，作兴后学，爰捐重赀，襄诸乡之知名者创建文昌阁两庑，以为讲学之所”。也有一些对环境绿化有特殊兴趣的，如花坛村的朱复翁，“好读书，朴而不滞，惟亲贤取友以自励。……洪武初，诏山林隐逸，郡县强荐于京，授朝列大夫，乞归，许之，声名益重。建宗祠，置祭田，以奉祀先人。筑室芳岙，植松树数万株以自蔽，因以云松自号。……啸傲云松间，商榷古今，抚琴作诗”（《明征授朝列大夫云松公墓志铭》）。

　　这些乡贤士绅，在乡土建设中主要起的作用当然是倡议、擘划、捐资，至于工程的主持，就要依靠宗族的力量。例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六月，为重建渠口叶氏大宗祠祠，由宗人叶健等发起，“会同两房商议，仰体先人创建之心，各出己资，重建宗祠。择本年八月初六起工切木，来春二月初一日竖造。当日估算，材木几何，椽木几何，考工几何，约用银陆百两”。两房依人口比例分担，长房出肆百两，二房出二百两。粗工由长房负责。这件事显然是由宗族主持的。（见《渠川叶氏宗谱•叶氏合同议据》）

　　有些宗族，把修桥补路当作一种义务写进家规，如《岩头金氏宗谱•家规》里写道：“桥、路、渡舟倾坏，子孙倘有馀资，当助修治。”在《渠口叶氏宗谱》里有《石马岩石栏杆志》和《前山楼梯岩志》两篇文字。前者记一条“上峻壁、下深潭”的宽仅四尺许的山路，“时有夜行客人至此倾跌而下，其危险莫可言状”。于是，一批村人“醵集钜资，建造石栏数十丈。自斯以往，该处变险为夷”。后者记渠口村前山“有名楼梯岩者，高六丈许，陟降必经之处，峻无阶级。樵夫至此，莫不栗栗危惧”，也有一批善人，集资雇石匠，“将高峻处开凿阶级如楼梯焉”。这个宗谱里还有关于修路的记载二十几则。

　　把这些善举记录在宗谱里，是对当事人的揄扬，“传之永久”，以为子孙后代表率。宗族用这个崇高的荣誉来激励有余财的人从事乡里建设。如《岩头金氏宗谱•家规》载，“祠堂、坟屋稍遇倾圮，亟当议修，量以坟租、祠租内暂行抽贮，以给支费。如有贤孝子孙捐资?助者，当登记于谱”。更有在记入宗谱之外再加碑刻。例如《鹤谢氏宗谱》记第五世端先公“敦尚德义，轻财好施，凿溪港以疏壅滞，乡里赖之。因勒石于鹤岭溪滨，内镌：‘宋绍熙五年（1194年）谢十八居士开港’十二字，以志其绩”。一般修造庙宇和石桥也往往把捐资人的姓名刻在碑上或桥上。最突出的是岩头村的桂林公，在他去世之后，村人们为纪念他对村子建设的重大贡献，把他创建的书院改成了奉祀他的专祠，称为水亭祠。

　　在乡文士，或是直接、或是通过宗族组织，从事乡里建设，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山水情怀就转化在这些建设之中了。楠溪江村落里文化建筑的类型和数量很多，建筑的风格大方素雅，不事奢华的雕琢，而且追求建筑与自然山水的融洽。例如乾隆年间造的花坛村文昌阁，“门临水曲，地耸云端，拱群峰之突屹，面万木之郁葱，珍川之胜，于此称第一焉。登斯阁者，晨夕之赏心各异，四时之兴趣不穷，文思秀发，颖悟宏开”（《珍川朱氏合谱•慎轩公传》），要的是在山川胜景中秀发文思，当是清新俊逸。

　　3.堪舆师的作用

　　堪舆风水之说对楠溪江村落的规划和建设有很大的影响，而阴阳师或者地理师，大都出自乡土文人这个阶层。所以，风水堪舆之说是乡贤士绅影响农村规划和建设的又一个途径，阴阳师或者地理师，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起着类似规划师的作用，但他们所依据的是迷信。

　　明代嘉靖年间对岩头村的建设作了重大贡献的桂林公，其实就是一位地理师。《岩头金氏宗谱•桂林公行状》说他“屡试不中，转而习青囊，相宅卜地”。传说他还得到宁王幕下谋士“国师”李自实的帮助。他所兴建的，可能都经过堪舆风水的考究。与桂林公大致同时，还有些士绅好星象之学，如嘉靖年间岩头村还有一位九峰先生，他“凡经史以及诸子百家无不娴，且究心星学，陶情音律，至于制艺歌词，皆其余事耳”（《岩头金氏宗谱•九峰先生五旬寿序》）。清代中叶咸丰年间，蓬溪村有一位谢文波，《宗谱》有一篇《谢公文波六旬初度寿序》说：“近百年来，俗尚武力，独文波笃内行，嗜书史，学涉赅博，家多藏书，插架林立，于壬奇、星数、音韵反切之学，旁及琴棋八法，无不精通，风雅过人远甚。”这位先生的著作有《东瓯杂俎》、《因音求字》、《四声正误》、《反切法》和《草药谱》等等。

　　这些记载说明，当时习风水和壬奇、星数的人，都是些饱读经典诗书的儒者。儒学是上层的雅言文化，术数是下层的民俗文化，本来属于不同的两类。不过，早在汉代独尊儒术的时候，就已经把它与阴阳五行之类结合起来了。从那时以后，儒者把堪舆风水和壬奇、星数当做一般文化知识来学，并不以为与儒学的正统精神有根本的矛盾。只在迷信得太似乎“怪、力、乱、神”，有悖于情理的时候，才加以驳斥，例如长期停厝不葬，“以死者为生者祈福”，就受到严厉批评。

xiaoyu102

学习了

星天外

三、村落规划和建设的工作机制（3）堪舆风水是迷信邪说，但阴阳师和主持村落建设的士绅们都是当时当地有知识的人。他们是双重人格的，他们会在一些问题上愚妄可笑，但由于他们富有阅历、经验，也会对一些问题作出合乎实际的判断，如对村落选址、水系规划、村落结构布局、防御工程、街道网、重要建筑物的位置和朝向等等，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为了保护他们的职业，或者仅仅为了增强他们对自己的实际判断的自信心和他们的建议对公众的说服力，他们便使他们的经验知识附会风水堪舆的神秘“理论”。塘湾村的筑城和凿池，显然都是为了迫切的实际需要，但都附会了一套风水说法。看来这说法虽然是些无根游谈，但有助于号召村民们同心同德，出钱出力，来办成一些公益事业。

　　楠溪江中游的村子，例如苍坡、岩头和芙蓉，都流传着“国师”李自实规划村落的故事。例如说，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苍坡村九世祖李嵩请李自实规划了寨墙、街道和池塘、水渠。他使主街直指西方远处的笔架山，命名主街为笔街，以利于发荣科甲。但笔架山又像火焰，为防笔街引火烧村，就在它东端造了两口池塘，以水克火。池塘之一称砚池，再以村子附会纸张，两块石条附会墨锭，与笔街一起组成“文房四宝”，这就更加有利于科甲了。宗族便以这种无根游谈激励子弟刻苦读书。

　　又例如说，明代嘉靖年间，桂林公请李自实规划岩头村。他问桂林公，希望“紧发”还是“慢发”。紧发即将寨墙包住金姓聚居范围，数代之内就可以发达，但前途有限；慢发即把杂姓聚居地也围在寨墙里，发达虽比较慢，但前途更加繁荣。桂林公选择了“紧发”，寨墙就是现存的状况。李自实还故弄玄虚说，村东的屿山是一条大蟒幻化的，会对村人不利，所以，在村里规划了四条东西向的窄巷，象征四支“箭”，两条在东端分叉的小巷，和一条东端曲折的小巷象征两把半“镗”，这七件“武器”就把屿山大蟒镇住了，可以保护村人平安。

　　据传说，元至正元年（1341年）重建芙蓉村的时候，也是李自实看风水，做规划的。

　　这些故事荒诞无稽，而且一个“国师”李自实，从南宋历元代而直到嘉靖年间还在，显然也是虚构。但这些故事却说明，当时确实有这类人对村子的规划性问题提出建议，不论是合理的，还是虚妄的。

　　虽然有些士绅乡贤从事堪舆风水之术，但对它的宿命论的消极作用也已经有人注意到了。不语“怪力乱神”的儒家文化，对属于俗文化的风水术是很有批判能力的。例如，伪托朱熹写的《雪心赋》大肆鼓吹风水，说“将相公侯，胥此焉出；荣华富贵，何莫不由”。但是，这种宿命论不但没有丝毫的伦理教化意义，甚至有碍于儒家的伦理教化，破坏了儒家教化的价值观。因此，朱熹在《大学衍义补•家乡之礼》里写道：“世有选择之法存焉，不能不用之以代卜筮。但其所谓希福禄不可信，其趋吉避凶之说亦不可。”堪舆家也有“灵山灵穴，有德者居之”，“山地好，不如心地好”这类话。连《雪心赋》也说：“欲求滕公之佳城，须积叔敖之阴德”，“穴本天成，福由心造”，甚至说：“积德必获吉迁，积恶还招凶地”，又把风水的决定作用否定了。风水理论的这种自相矛盾，反映出正统的雅言文化与民俗文化的矛盾。民俗文化里多巫术因素，而雅言文化则不能不重视儒家的礼乐教化，因为这是维持社会秩序所必需的。

　　楠溪江的乡绅们，也是一方面迷信风水，一方面又要或轻或重地批评宿命论，以维持儒家的伦理。例如，豫章村到清代中叶以后，文运渐衰，在《重修豫章胡氏宗谱序》里，怀念宋代“斯时一门三世登进士者五”，到明代又出了“十三世祖宗韫公升文渊阁大学士、中书舍人”，受到皇帝赐馔的恩宠，然后说：“人咸曰豫章山川秀甲两源所由致此。予曰，允若兹，今何不古若也？岂山川灵淑之气独钟于昔而不钟于今耶？虽本朝康熙年间地被水坏，而人事尽则天心可回，诚能起而读孔圣书，法周公礼，犹可易否为泰，转剥为复焉。”这些话对风水的批驳鲜明而又有力。

　　又如，乾隆年间廊下村朱轩为文昌阁选了个风水吉壤，改迁之后，得意地说：“顾翊运者神，钟灵者地，含英揽秀，未必非吾乡之一大裨益也。”但又不得不回过头来说几句救漏补罅的话：“吾乡朱氏，自宋明以来，登科第者代不乏人，然其时未有祠也。士苟穷经学古，志趣不诡于圣人，则翼思启行，神自降祥以助之，区区庙貌云尔哉广。”（见《珍川朱氏合族副谱•重建文昌阁记》）

　　据光绪《永嘉县志》，明代郡守文林、何文渊等和地方上比较有学识的乡绅，曾经对巫风淫祠、卜筮堪舆等等作过斗争，明令禁止。《县志》把这些迷信的风行看作是人心浇漓的一种现象。不过，在科举水平极低的时代，这种斗争收效甚微，后来只?下按照文林的指示写就的《珍川朱氏合族副谱•族范》里的几句话：

　　“死者以窀穸为安宅，死而未葬犹行而未得其归也。是以孝子虽爱亲而留之不敢久者，以亲未获所安，故寝苫块，己亦不敢安也。为子孙者当执正理，毋或泥于堪舆风水之拘及惑于阴阳家时日之忌，……致令丧灵久露，反伤于义，获罪于亲。”

　　儒家的伦理是封建社会中最高的行为规范，它是理性的、现实的，以维持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为目的。而堪舆风水，毕竟是迷信，无从验证，虽然可以利用人们的愚昧，似乎处处在起作用，但是，它的存在和作用，都以不损害儒家伦理的实际运行为条件。所以，堪舆风水之术，只能在缈不可知的阴宅的选穴上起重要决定作用，而在村落的规划建设上，它的作用常常是附会、修正，偶然被用来推动有实际利益的公共事业。

4.工匠的作用

　　楠溪江的建筑工匠体制和他们传统的设计、计算、施工等等方法以及有关的民俗行为，已经无从查考。不过，推断在长期小农自然经济社会中，工匠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没有组成经济实体、以父子师徒方式传承、有一些行业习俗，大致合乎实际。

　　工匠大多不是士人、富人，也无从襄赞善行义举，所以不载于宗谱。偶然有几位因为有功于建设，品行超卓，才得以占几行楮墨。例如《两源陈氏宗谱》载明代的工匠：“有福公，字佑如，号兰轩，智巧绝伦，有造凤阁龙楼之技。家贫不能读书，然颇知大义。岁戊子建文广公祖祠，公匠心独运，不惮艰辛。”另一位也是明代的，见于《坦下陈氏宗谱》：“讳士商，字兆霖。气象温和，与人无忤。少习公输之业，精专其事，相材度木，适中其度。所以遐迩创厦新宇，皆任于君。至今蚨蜻有继，家道渐宁，然能颇知尊宗敬祖，凡有义举，靡不竭力。”从“匠心独运”、“相材度木”来看，这两位匠人是兼任了设计者的大匠。

　　由于父子师徒承传，建筑行业的各作都有了专业村。例如“大木老司出罗坑，石头老司出中堡，烧瓦老司出敬仁，泥水老司出绿嶂”。

　　虽然有专业村，但工匠的专业化程度还不高。大木老司也做床柜、书桌、琴凳，甚至织布机和风车；泥水老司也垒锅灶；打石老司也做捣臼、磨盘、石柱、牌坊、各种石器，甚至刻碑文。砌墙老司的行当尤其驳杂，要造石拱桥、铺路、筑步、垒城墙、挖地道、砌田坎等等。最使这些老司的手艺发挥得淋漓尽致的，是做各种装饰。泥水老司会塑飞禽走兽、人物山水、狮子麒麟。“堆龙就象龙一色，塑凤就象凤飞腾”。打石老司会打这些题材，还要把“狮子捧球打镂空”。砌墙老司则会用卵石在地面镶出各种图案，叫做“插花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