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稷”原本是两位神

高天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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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稷”是国人耳熟能详的词汇，人人皆知此为国家的代名词——这也许要归功于各类古装影视剧的“普及”。的确，“社稷”是我们这个文明共同体的象征，并伴随着一整套国家层面的祭祀和典仪，成为古代帝王宣告和强调政权合法性的途径。那么，“社稷”究竟指什么？为什么数千年来一直以“社稷”作为国家的象征？这恐怕是古装剧无暇解答的问题。

社稷坛

“社稷”并非一物，而是分指两位神灵——土地之神和谷物之神。关于两位神灵的具体身份，先儒存在不同说法。《左传·昭公二十九年》曰：“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后土……后土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后土”和“社”是同一个概念，为土神，“稷”为谷神。“句龙”和“柱”皆为上古贤人，“弃”是舜时贤臣，为周人始祖，亦称后稷。《左传》的意思是，两位贤人直接由人身上升为土神和谷神，有点民间所谓“成仙”的味道。殷革夏命以后，保留了“稷”这一神位，具体的神灵却由“柱”换成了“弃”。东汉蔡邕《独断》曰：“社神，盖共工氏之子句龙也，能平水土，帝颛顼之世，举以为土正，天下赖其功，尧祠以为社……稷神，盖厉山氏之子柱也，柱能殖百谷，帝颛顼之世，举以为田正，天下赖其功。周弃亦播殖百谷。”总之，这种说法的重点，在于神是由人化成的。
我们再来看另外一种说法。《周礼·春官·大宗伯》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郑玄注曰：“社、稷，土、谷之神，有德者配食焉。共工氏之子曰句龙，食于社；有厉山氏之子曰柱，食于稷。汤迁之而祀弃。”郑玄之说与《左传》、蔡邕的差异在于，两位贤者并非由人化为神，而是作为神灵的“配食”。“配食”是一种祭祀方式，意为合祭、附祀。这样一来，神始终是神，贤人并没有取代神的身份。于是，商汤改以弃来配食稷神，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事实上，作为配食对象的贤者并非定于一尊。《淮南子·氾论训》云：“禹劳天下而死为社。”高诱注曰：“托祀于后土之神。”可见大禹亦曾配食社神；《礼记·月令》云：“其帝黄帝，其神后土。”郑玄注曰：“此黄精之君，土官之神，自古以来，著德立功者也……后土，亦颛顼氏之子曰黎，兼为土官。”可见黎亦曾配食社神。依照郑玄的说法，凡“著德立功者”都有配食的资格，只是自汉代以来，历朝帝王所祭祀的对象，皆以句龙、后稷为准。
不管成神也好，配食也罢，古贤人何以享有神一般的地位？这与他们立下的赫赫功业有关。句龙能平水土、柱能殖百谷，已如前述。《国语·楚语》曰：“少昊氏之衰……颛顼受之，乃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大禹平息洪水、勘定九州的事迹，毋庸赘述。《尚书·舜典》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可见，获得如此殊荣的贤人，都称得上是文明的奠基者；对他们加以祭祀的行为，意在塑造我们这个民族共同的信仰和文化观念。
那么，为什么“社稷”会成为国家的“主神”？汉代纬书《孝经纬》曰：“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阔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稷，五谷之长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可见，“社稷”就其本义而言，指的是土地和百谷的代表性要素；虽名之为神，这个神却不是虚玄的、缥缈的，而是与具体事物紧紧相连。国家在祭祀社稷神时，就等于在祭祀土地和谷物本身。我们的文明从一开始就是农耕文明，对于一个矗立在大地上的农业帝国来说，还有什么比土谷更为重要、更具象征意义吗？因此，简单的“社稷”二字，不啻为华夏文明的根基和品性的最直观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