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市20年之传奇人物——王波明 高西庆 杨百万

laohao

【出师之前】特殊背景的特殊经历 美国留学结识高西庆
特殊背景的特殊经历 美国留学结识高西庆
　　王波明小学时遭遇了文化大革命，只上到了四年级。青少年时期在社会上晃荡几年后，被分到北京农药二厂的一个烧碱车间当工人。
　　王波明的父亲王炳南从1964年至1975年，一直任外交部副部长。
　　1980年，王波明到美国留学。1987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拿到法学硕士学位，后在纽约交易所工作一段时间。
　　回国前，王波明组织了一个中国旅美商学会，简称CBA。当年旅美的中国留学生有三大会：经济学会、科技学会、再就是CBA。“CBA里主要是学商学生。大伙时常聚会，参政议政意识挺强。”
　　王波明与后来担任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高西庆新闻,高西庆说吧)的结识,也是缘自CBA。“CBA需要一个律师。高西庆是留学生里唯一拿了律师证的中国人。他和北京司机一样爱议政，***比较高，也许他太有***了，以致后来在证监会几进几出。”

王波明亲历纽约大股灾 尼克逊关心北京留学生股票套牢

王波明和高西庆都有踏足华尔街的经过；王波明更适逢其会，遇上了八七股灾，目睹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场面。
　美国人说，两年后我们才能剥削你。
　　一九八五年高西庆想回亚洲实习，就找到高特兄弟所，在香港干了三个月。当时美国与香港移民局和律师协会有约定，就是不能雇用香港本地律师，怕与香港当地律师事务所竞争。这时来了个高西庆，这就含糊了，这是个中国内地人呀，拿著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呀，于是出了一大堆文件，证明高西庆是修铁路出身，不是赌香港马长大的，不会搅和大家的好日子。
　　一年后高西庆毕业了，还想再练点实事，就到处找。问了几个美国所，人家都要求签五年约。美国人说，新律师前两年都是学习，要我们带，剥削我们，后两年才是我们剥削他们。高西庆想得挺美，干个一两年就回国，让人家剥削不著，这样自然谈不拢。最后还是回到MUDGEROSE。人家有老交情，眼光也远些──谁能料定这急脾气的中国人将来何等发达？
　　高西庆想回国免剥削果然，才干了一年，一九八七年五月高西庆就提出要回家。美国人好意相留：至少应该在所里四个部门都待一下，这一转就要二年。高西庆推辞说领导不批。美国人说咱写信去解释解释？
　　高西庆笑了：你写和我写还不一样？中国人认你是谁呀？
　　这话太刺激了，人家好歹也是个著名的律师事务所呀。美国人脖子一梗：尼克逊写信管用吗？
　　尼克逊果然写了一封三页纸的信，给当时的外经贸部副部长...。对外经贸大学当时隶属外经贸部。几个月后，上级同意延长一年。在以后几年中，尼克逊还帮过高西庆几次。从一九八七年开始，高西庆每年都在美国杜克大学讲学。原来是一个月，后改为十天半月的，一年讲中国的公司法、证券法，另一年教IBT，国际商务交易法，就是中国的合同法、民法、合资法等，两年轮一次。
　　不能让人家讲闲话一九九○年三月，高西庆在北京和平宾馆参加完联办成立一周年庆祝会后，得知他的讲学申请被美国使馆拒签，很恼火。碰上美国《纽约时报》驻北京记者站站长，说起这事，这站长也火了，马上给尼克逊打电话。两天后，尼克逊的信到了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又两天后，美国使馆的签证下来了。
　　高西庆是一九八八年八月回到北京的。说起回国，高西庆的牙咬得硬硬的：“我不能让人家说咱老赖在那里不回来，愈回来晚信任度愈低，就愈不容易回来。回来不回来，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影响非常大，家庭、事业、心理，回来就回来了，要不就回不来了。我认识的一些人，以前热情也高著呢，但还是没回来。有的也回来过几个月，末了还是没留住，走了。”美国生活腻腻的对回国这事，王波明说：“其实在美国的生活腻腻的，周末带老婆孩子去野游，草地上一躺，吃的喝的一大堆，以后几十年的日子也会是这样，不会有大变数的。知道我们要回国，真有些留学生恨得咬牙切齿的，他们真的要回去折腾？”王波明是一九八○年去美国的，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英文。王波明讲：当时去美国太容易了，大陆去的没几个，美国的大学很欢迎大陆学生，给奖学金，想著能杂交优势。去北京美国使馆办签证，美国领事把我请进屋，宣传美国的教育如何之好，真有点求著谁的意思。
　　在美国又学了两年本科，毕业后进了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关系系，主修国际金融。上学期间给《华侨日报》打工，经常每天写二千字的评论，这两年的业余报人经历让王波明坐下了病，日后有了钱拼命也要往传媒钻──此是后话。
　　办报要有理想主义，要有看谁都起疑的毛病。哥大学生也是以反叛著名的，当年反越战凶煞一时。也许王波明也有反叛意识，只要不是正式场合，王从不打领带，坐在沙发上全无坐相，必翘二郎腿，必一会儿就出溜下去，然后再顽强地挺上来，循环往复，乐此不疲。
　　一九八七年王波明毕业后一头扎进纽约证券交易所。这可是世界上最大的驯兽场，驯牛或驯熊。华尔街遍地是金，一个人在那里工作四五年，年薪过二十万美元，比总统多。谁还没点追求呢。
　　王波明有很多缺点，但没有吃零食的毛病，也许这是美国人教育的好，纽约交易所严禁把吃的喝的东西带入。据说五十年代纽约交易所的掌门人寇尔曼（JohnCole-man）是个很严厉的老头儿，他的女婿也在交易所混事。某日老头儿看到他女婿的脚边有一瓶打开的可口可乐，大怒：“把可乐扔掉！”小伙子不及多想，毫无畏惧地喊道：“我手里有九万股可乐股票要卖！”纽约交易所是喊价交易的，于是马上有买家接货。第二天股价跳高一美元，寇家损失了九万美元。
　　在纽约交易所上班没几天，王波明就招来了股灾。事后他一点也不惭愧，还在报纸上描绘自己的政绩。
　　股灾来了开市还是停市？
　　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星期一，早晨七时半，纽约证券交易所值班人员惊呼，“我一生中从来没见过这□多的卖单，好像整个世界没有一个人买！”经过前段时间股票较大的下跌后继续收到超量的卖单，这的确是反常的。
　　直接承受卖单压力的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内的三至四百位专业股票商。他们的任务之一是利用自有资金，在市场上出现不平衡时起调剂作用。卖股票的人多，他们就要买进；买的人多，他们就应该卖出。但是，星期一九点半交易所正式开盘时，他们发现八成的股票要求卖出，数量之大早已超出他们的承受能力。
　　交易所无法正常开盘了。交易所主席约翰?菲伦马上找人计算了拥有三百万股东的IBM公司的股票情况。这是市场上最热门的股票。往日价格起伏仅在八分之一美元之间，偶尔波动八分之三美元已经让人感到不可思议，今天的报价让人目瞪口呆，一开盘就比上周五下跌了十美元！
　　菲伦当即要求华尔街最大的十几家证券公司董事长十点整去开会，征询他们对能否开市的意见。当时的形势是，开市，所有的股票价格将继续下跌，证券公司只能买进而无法卖出，很快将没有资金可周转；停市，则会使人们更加丧失对市场的信心。两害相权择其轻。董事长们一致决定开市。
　　开市指数泻近7%十点半，交易所的股票全部开盘。报价单显示，道琼斯指数下跌一百多点。听到这个消息，交易所里所有的人都意识到，这仅是厄运的开头，灾难还在后面。经济部主任、交易所总经济师立即嘱咐不要乱动，随时听从招呼。
　　交易所里没有人经历过这种场面，顶多从书本上知道一点一九二九年大危机的情况。大家坐在办公室里，除了每小时记录一次下跌指数外，谁也不知道该干甚么。
　　十点四十五分，股价掉到接近二千点。这是人们此时的心理支撑点。信心在一定意义上是支撑股市的最重要因素。有信心，股价到这点上就有反弹的可能。十一点，当指数接近二千点时，反弹真的出现了。指数回升到二千一百点，大家都松了一口气。
　　股灾不会就此了结，否则就称不上“灾”。后事请看下回分解。
　　王波明甫上班即遇股灾上回讲到，现任中国证券市场研究设计中心执行副总裁的王波明，在一九八七年毕业后便到了纽约交易所工作。王波明在纽约交易所上班没几天，便发生了八七年股灾。那天是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甫开市，本来有约二千一百点的道琼斯指数便下跌一百多点，人人都被吓得目瞪口呆。交易所里所有人都意识到，这仅是厄运的开头，灾难还在后面……　　大人物往往是愚蠢的，是不幸的，至少在某些方面，比如炒股，比如做生意。
　　牛顿炒股蚀二万镑在一七二○年的英国股灾中，伟大的数学家和物理学天才伊萨克?牛顿爵士也不幸失手，损失二万英镑。但牛顿先生牛就牛在虽然熊了一把，但下台阶的技术很牛：“我能够计算出天体的运行，但对人们的疯狂却无能为力。”另一个不幸的大人物是格兰特将军，一八六九年他继任林肯当上美国总统，曾连任。格兰特的儿子与人合伙开公司，被人卷款而去，格兰特负债累累。为了还债，格兰特开始写回忆录。动笔不久，他得知自己患了咽喉癌，于是写书成了一场与时间相拼的战斗。格兰特的体重从二百多磅降到一百三十磅，书稿完成几天之后他就逝世了。这是一本出色的回忆录，但没有提及自己做生意的不幸故事。出版商为格兰特最后的努力所感动，把版税从二十万美元提高到五十万美元。这位出版商叫马克?吐温，他闲时写下名著《汤姆．索耶历险记》。
　　王波明讲另一个大人物卢德如何失手。
　　十一点讲话掀狂卖潮一九八七年十月纽约证券交易所里发生的动荡瞬即传到了华盛顿。上任不久的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主席大卫?卢德接通了菲伦办公室的电话，与他讨论对策。菲伦是自由经济的坚定信奉者，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他说：“如果列根总统提出停市的要求，我可以考虑。”面对纽约股市的危机，卢德于十一点钟发表讲话：“不排除短暂停市，以处理定单不平衡的可能性。”卢德大概没有想到，一向听是风就是雨的股市对他的话会作出如此巨大的反响。日后他曾坦率地承认，自己不是一个经验丰富的管理者。
　　股票大主顾也来大抛当卢德的话透过路透社传出后，委婉的话语变成了重磅炸弹。刚刚出现一线生机的股市掀起了新一轮狂卖风潮。一点半以后，那些用养老基金、互助基金、保险基金从事股票投资的机构也加入了抛售行列。他们都是股票市场上的大主顾，交易的单位按批量计算。一个批量是一千股。此刻，他们一抛就是几十个、几百个批量。在这种被称为加农炮效应的轰击下，本来岌岌可危的指数一下子跌到一千九百点。
　　最后的防线崩溃了。“卖”“卖”“卖”的喊声像十二级巨风刮过海面掀起的涛声，交易所三楼的办公室里似乎都能感到声浪在脚下震动。更糟糕的是电脑自动报价系统应接不暇，报价显示比成交时间晚八十至一百分钟以上。谁也不知道价格掉到哪里，谁也不知道按六亿股交易量极限设计的电脑能不能承受这样的冲击，谁也不知道事态向何处发展。无数的未知数加剧了恐慌，人们全都昏了头。
　　忽然，一位同事意识到，历史将在这里留下值得书写的一笔，说，“走，到交易厅去看看。”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厅设在二十三层高的办公楼的一层，是一个独立的大厅。大厅有五分之三个足球场大，高四五层楼。电脑显示屏幕围成十四个交易台。每个交易台固定进行若干种类股票交易。周围有供各会员公司经纪人使用的专线电话、电传、电脑和播放政治、经济新闻的电视。进行交易时，经纪人接到公司转来的顾客指令后立即记下，到交易台执行，然后把资讯反馈回公司。全部过程一般不超过五分钟。平时经纪人在电话、交易台之间穿梭往返已是一片忙乱，眼下的情景更是让人不忍目睹。交易台前，所有的经纪人都是声嘶力竭，高举右拳，大拇指朝下，发出卖的信号，但是没有买主。
　　程式交易落井下石回到楼上，大家焦急地等待著收盘前最后的半小时。因为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发生一些变故。果然，程式交易不期而至。
　　程式交易是纽约证券交易所八十年代初开通全美电脑联网交易后新发展起来的一种交易技术。主要是证券公司利用股票期货市场与现货市场的差价，使用交易所的电脑交换体系同时进行交易，实现盈利或套期保值的目的。特别是一些大的股票投资者，为了减少风险损失，往往用一定数量的资金进行程式交易。这一新技术刚进入证券市场，就引起了普遍的非议和担忧。人们担心高科技会造成 人为地控制市场，从而加速市场崩溃。
　　在以后对“黑色星期一”的调查分析中，国会、证券交易委员会、交易所等几家报告书中，矛头一致指向程式交易。
　　股票的期货价格是整个交易市场上最先垮的。临近收盘，有经验的投资者尽管不知道期货的最低价，但可以判断，期货肯定已经跌得低于其代表的实际股票票面价值了。只要买进，一俟形势好转，大笔盈利唾手可得。于是专事程式交易的人在现货市场上大量抛售股票，把资金投入期货市场。不到半小时，现货股票价格又跌了一百三十点。
　　据几小时后的统计，四点收盘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道琼斯指数创造了一天下跌五百零八点的新纪录，下跌幅度达二成二。
　　教堂高声指责“吸血鬼”下班后大家准备离开交易所时，听到“请走后门”的通知，原来前门正在新闻大战。电视车、拍照片的、夹著笔记簿的，连同好奇的围观者，足有几千人。每一个走出交易所的人都要遭到采访者连珠炮发般的袭击，多数人且答且退，唯恐说话不当惹出麻烦。也有少数人大概为第一次处于被世界瞩目的地位而忘乎所以，慷慨激昂，高声演讲。
　　交易所隔壁的教堂用高音喇叭送来布道的声音：“上帝早已预言世界的末日快到了。你们这些吸血鬼，专门坑害老百姓，上帝警告你们！”卖热狗的小摊主人也用料事如神的口气说：“我从前劝你们不听，我早知道会有这一天。”一位恶作剧者高呼：“快看！有人跳楼了！”所有的人应声掉头张望。其实交易所和周围证券公司办公楼的窗户都是密封的，不可能有人从窗户往下跳。
　　到底有没有人跳楼，请看下回分解。
　　沪深股市十年悲喜录列根来电打气格老出动救市上回讲到，在一九八七年十月十九日，道琼斯指数创下一天下跌五百零八点的新纪录，下跌幅度达二成二。下班的时候，交易所门口都布满记者、电视车和人群。突然，人群中有人大喊：“看！有人跳楼了！”王波明没看到有人跳楼，其实那次股灾确实有人跳了楼，没窗户还有门哩！活人还能被尿憋死？王还有许多事没看到，但并不等于就没发生。看到过打架吗？
　　华尔街资金顿时干涸股灾前三天，十月十六日，日本大藏省次官等一批日本人到交易所参观。收盘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发生了，有人因为几笔交易有争议开始吵了起来，接著又开打动粗。这场面立即吸引了日本人，陪同的人很机灵，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收盘仪式。日本人笑了，表示很赞赏。
　　王波明接著汇报自己看到的场景。
　　收市以后，交易所主席菲伦举行了新闻发布会。他像英雄般地宣布明天继续开市。然后又沉重地告诉记者们：“交易所差一点崩溃了！”第二天，很多报纸用这句话做了标题。然而当时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的分量。
　　白天，证券公司和股票商们尽其可能地购进股票，晚上结帐时发现自己的资金干涸了！华尔街的资金干涸了！如果银行不给予支援，华尔街第二天将会停摆。
　　美国各大商业银行当晚召开紧急会议，结果却让华尔街新的资金不贷，所欠旧帐快还！
　　明天华尔街用甚么支撑开盘后的局面呢？星期二清晨，交易所入口处放上了刚刚赶制出来供人配戴的胸牌和帽子，上面印著“镇静”、“加把劲”、“高兴点”。这是美式政治思想工作。
　　美国的自由经济势头非常强大，任何人提出干预经济的措施，哪怕是生了好的效果，也不会得到赞扬。星期一的暴跌后，白宫接通了交易所的电话，希望随时掌握这里的情况。财政部长贝克从国外飞回华盛顿，打电话问菲伦：“我们能为这件事做点甚么？我们能帮甚么忙？”菲伦不客气的说：“请你们把赤字降下来，请把银行的利率调下来。不可能？那就没有甚么忙需要你们帮了。”九点半，交易所准时开盘。市场一反前一天的惨状，电脑里收到不少买单。价格上涨二百一十一点，回升到一千九百点。可是好景不长，半小时后，新一轮价格滑坡重演，指数掉到一千七百一十二点，比前一天的收盘价还低二十四点，办公室里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各大证券公司纷纷要求停市。看看崩溃竟要应验，菲伦也开始犹豫了。但他仍不放弃最后一线渺茫的希望，硬抱著能坚持一分钟就坚持一分钟的决心，艰难地支撑著濒临崩溃的市场。
　　格老吁银行救市物极必反，否极泰来。后来奇□出现了。期货市场首先出现了稳定的回升，程式交易掉过头来，卖出价格已经回升的期货，买进正处于低价的现货股票。总之，大批定单蜂拥而至，带动了股票价格的回升。
　　后来才知道，联邦储备局主席格林斯潘给所有的大商业银行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支援证券业。同时，联邦储备局通过公开市场业务，买回一大批国库债券，向银行注入大量资金，促使银行将利率调回百分之九以内。
　　国家中央银行此举与一九二九年危机时截然相反。那时，银行对股票市场的投资没有限制。而这一次，到星期二中午，市场上充裕的资金增强了人们的信心，两天的时间也使不少人冷静下来。股票市场上空由阴转晴。半小时内，道琼斯指数上爬一百一十三点。从下午两点到四点，股市价格稳步回升。
　　第三天价格继续回升二百点，中午已接近正常水平。危机终于结束了。这天美国总统列根发来慰问电，感谢交易所的工作人员──当然包括王波明。
　　高西庆王波明华尔街相遇只要听到中国话，就互相稀罕起来高西庆和王波明就是在华尔街上认识的。当时走在这条街上，中国人没几个，只要听到方块儿字的音，大家都相互稀罕起来。
　　毕业前，王波明就弄起个中国旅美商学会，好几千人，时常议论中国时局，侃改革发展。中国战国时代有个孟尝君，养有食客三千，主业就是侃大山，后来不养了，跑美国侃去了。时常国内来人，也往一块凑，大家能记起来的就有王岐山、周小川、张晓彬、张绍杰、周其仁诸路好汉。
　　酒逢家人千杯少，就著国事家事且笑且叹。一九八四年九月，中国经济界青年新锐有个莫干山会议，纵论改革指点江山，虽国内社会上知之不多，却令在美国的王波明和他的一群朋友热血滔滔。
　　聊著聊著话题就集中到一块儿去了，就是股票，证券，资本市场。国内来的同志，往往大手一挥：这想法很好，但是……，眼下不成熟。
隔著太平洋嚷嚷，声再大也没用。但回去了怎么办？

贝莺颏绣

学习了。

京城晓苏

现在要出；杨百万，恐怕很难了？

laohao

几次采访杨百万，他都会表达这样的意思：我是市场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股市不仅让我赚了钱，成了我的谋生之道，而且让我找到了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潜力的用武之地。我们这些人，是改革开放的最坚定的支持者，我们最希望市场能够健康稳定地发展，也愿意为此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他说这些话，有时是回答记者的提问，但更多的时候却是在不知不觉有意无意之间把话题扯了过来。显然，这番话不是虚言饰词，确实是有感而发，是他真实心态的自然流露。

杨百万出身贫寒，初中毕业就在一家工厂上班，因为受到了有辱人格的不公正待遇而愤然辞职。在当时，这实在既是一件需要勇气的事情，又是冒着大风险的无奈之举。杨百万成名之后，国外有媒体评论他进入国债市场和股票市场，是具有超前的金融意识，这话固然不错，但他却更直截了当地对记者说，不是先知先觉，不是超前意识，简单地说，就是生活所迫而已。而此事如推前十年，将是不可能的。是伟大的改革开放，给了杨百万，以及像杨百万那样的普普通通的中国人以自由选择的权利和可能。


杨百万是个普通人，是不平凡的时代成就了他，而他也幸运地成为这个不平凡时代的某种象征。有些人，特别是一些陷入误区的散户朋友不断追究杨百万现在究竟身价几何，是否外号应改成“杨千万”、“杨上亿”了，或者猜测他是不是在某个股票上栽了跟头，亏损严重，身价缩水。记者认为这些都是不重要的。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我们回顾历史，关注的不是一个人之成败荣辱。重要的是，“杨百万”三个字已经成为一个历史转折时代的象征与缩影。而这一时代转折对于国家民族之未来、对于十几亿普通中国人的生活和希望，意义重大。
对于这个问题，杨百万曾经回答记者说：我到底有多少钱？肯定超过百万。但我不会说，反正这辈子够花了。他强调说：不管我赚了多少钱，我还是叫杨百万。这不是我自己叫出来的，这是广大散户股民赋予我的名字，也是那个时代的国家领导人叫出来的。哪怕有了一个亿，我还是“杨百万”。

杨百万知道自己这个外号的意义。“杨百万”并不只是表示个人的财富和身价，其中有更深的纪念与象征的价值。

除了时代赋予的机遇之外，杨百万取得成功并保持不败，也有其个人素质方面的因素，据记者观察，他极其勤奋，努力学习，特别是始终保持着清醒和理性。名满天下而不失平常心，这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他说，他经历市场近二十年，从不参与坐庄，始终保持一个散户的本色。虽然近年来他行事低调，不再频繁地在报刊上写文章指点江山，也很少接受记者采访，但在这两年股市大起大落中，他总是选择在一些重要的转折点上向散户发出提醒和警告。他说，他现在的工作之一就是为散户站岗放哨，这是他回馈市场的一种方式。他多次向记者表示，他愿意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在市场上宣传、培养成熟理性的投资理念，为支持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略尽绵薄之力。他说，经过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之后，自己已经完成了从一个投机者到理性的投资者的蜕变。

杨百万的经历，值得投资者们揣摩。

laohao

“八大金刚”中唯一幸存者

在当年上海的第一代股民中,曾经有8位“大哥级”的人物,备受股民追捧,被称为“八大金刚”,如今,只有杨百万硕果仅存。“这么多年我能不倒,重要的一点是信奉'落袋为安’,赢了钱就从股市抽出来,而不是全投进去,这需要抑制自己的贪欲。”这是杨百万对自己在股市近20年遨游的一个总结。

当然,哪怕是股市“常青树”,也有“发黄”的时候。1993年股市大跌前,虽然杨百万卖了大部分股票买房子,但留下的股票,在大跌第二天开盘就亏了8万元,“那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一晚上亏8万元。”而在去年,他也有失手,中了4000股中国石油(601857,股吧)之后,杨百万又在低位买入了一点,而后中国石油继续下跌,不断破位。但在谈及失败时,杨百万很坦然,“我们老股民有句话,牛市挣钱,熊市挣股,这样想,心里就坦然。”

如今:炒股就像养宠物

“我快60岁了,钱是花不完的了,我现在炒股,不是为了赚钱,只是因为兴趣,就像别人养宠物一样。”——杨百万评而今炒股心态

3月12日下午2点,杨百万两室一厅的工作室内坐着十几个跟他炒股的“学生”,他们眼睛盯着各自屏幕上的股票信息,时不时交流几句。

杨百万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的面前有3台电脑,一台显示股票大盘走势,两台监控他所关注的股票的行情。在接受我们采访的过程中,他的电脑不断发出“叮叮当当”的声音,据说是“杨百万炒股软件”根据个股走势发出的警报。杨百万称,“现在炒股不为钱了。”

事实上,而今的杨百万,确实也不用靠炒股赚钱了,他和儿子成立的软件公司开发的“杨百万炒股软件”,从2003年开始投入市场,“现在有专门的代理商,4000元一套,卖得挺火。”老杨目前生活中另外一个工作重心,就是接听软件使用者的电话,通过答疑解惑,让他们更好更熟练地运用软件。

问到何时“退休”,杨百万称自己没有考虑过,“会一直炒下去,老年炒股可是对付老年痴呆症的良药。”他笑称,而今不是单纯的百万了,把下半生的钱都赚好了,“解决了吃饭问题后,炒股就是爱好了。”

此外,杨百万提醒广大股民,股票不是人人能炒的。证券市场是放大人性弱点的。历经几次熊市和牛市,太多的人因为贪婪、急躁而起伏,对于那些有专职工作的老百姓,他建议将钱去买基金,规避风险。

laohao

18年间自己明白一个道理,中国股市说到底,是政府主导的政策市


■《南方都市报》对话杨百万

记者:经历了中国股市18年的风风雨雨,当初的大户只有你还在做,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杨百万:一句话,在中国炒股票,要听党和政府的话,跟着党和政府走。

■炒股心得



“以投资的眼光买,以投机的观念卖。”


“证券市场上,我始终认为,法无禁止就能干!”


“ST股票,我从来不买,除非重组注资了。”

■人物简介



杨百万———中国第一股民,真名杨杯定,人称杨百万,自称“散户工会小组长”,原是上海铁合金厂职工,1987年从事被市场忽略的国库券买卖,赚取其人生第一桶金而成名,1990年进入股票市场,随后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大户。如今,与其同时代的那批大户,仍活跃于证券市场的,仅存杨百万一人。


《南方都市报》记者 姜锵 摄影记者徐文阁 广东报道



气定神闲杨怀定（姜晓明摄，南方人物周刊供图）





昨天,杨百万在深圳回首18年炒股心得。他认为,中国的年轻人都应该参与股市,分享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




“18年的中国股市,是英雄造时势的时代!”这个周末,在中国证券市场上拥有着众多“第一”头衔的杨百万,在深圳格外忙碌———先是出席中国证券市场18年庆典煮酒论英雄；昨日又在深圳录制电视节目,回首自己18年的炒股心路,展望中国股市未来。



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最早参与者、实践者和见证者,杨百万在证券市场拥有许多“第一”:第一个从事大宗国库券异地交易的个人,第一个到中国人民银行咨询证券的个人,第一个个人从保安公司聘请保镖,第一个主动到SW部门咨询缴税政策,第一个聘请私人律师,第一个与证券公司对簿公堂,也是第一个作为个人投资者被大学聘为教授。

杨百万称,从1990年买卖最开始的“上海老八股”和“深圳老五股”起,18年间自己明白一个道理,中国股市说到底,是政府主导的政策市,“在中国炒股,一定要听党和政府的话,跟着党和政府走。”杨百万说。



对于接下来股市的走向,杨百万显得非常乐观。“现在的中国股市,老百姓出钱,政府就是收税,政府肯定要大力发展股市。”杨百万还劝诫年轻人,呼吁中国的每一个年轻人都参与到股市中来。



【自嘲】



我不是神仙不是妖怪　　



“现在国内股市投资机会远比10年前更大。”前天,杨百万在出席中国证券市场18年庆典时表示,尽管市场规范减小了暴利存在的可能,但发展后逐步扩容,呈现出了“海阔凭鱼跃”的局面。



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杨百万为代表的一批大户曾主导中国股市,当时的股市也被喻为“大户时代”。如今,那批人中却只剩他孤身奋战。“这两年的行情,我肯定跑赢了大盘。”杨百万说,尽管股指从998点到现在临近5000点,但能全程分享股市上扬的投资者少之又少。



尽管记者和股民数度问起近期股市走向和投资策略如何,精明中带着狡黠的杨百万则拒绝回答。“我不是神仙不是妖怪,也不喜欢吹牛皮。”杨百万自嘲。
【回首】



拎钱拎到手起老茧




“1987年倒卖国债,我一个晚上挣了6000元,当时月工资是63元,一晚上挣了10年的钱!”在电视节目中回顾自己当年的“创业史”,杨百万有自己一套早已娴熟的“剧本”。



如今年近60岁的杨百万,回忆当年赚大钱的日子,“那时候我手上起了老茧,很多人以为我是打铁的,其实是我拎钱拎出来的。”杨百万当初倒卖国债的套路很简单:带着全部的积蓄前往全国其它省市,在当地银行以较低的价格买入国债,然后再带回上海,以较高的价格卖给银行,赚取差价。



“那时候我至少赚了四五百万,在上海滩和全国都出名了。”杨百万称,多年之后自己才知道,时任央行行长的陈慕华曾说,“杨百万这样的人,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后悔自己当初没能放开手脚大干。



【感慨】



“誓与股市共存亡”




1990年,杨百万作为中国第一批股民和第一批大户开始涉足股市。“那时候就13只股票,我们几个大户怎么弄股价就怎么走,做小庄。”杨百万说,现在的庄家的操作手法,自己一看就能清清楚楚,都是当年自己玩过的花样。



“那个时代,乱世出英雄!”杨百万感慨,如今自己成了草根股民,对股市感情依旧,“誓与股市共存亡”。

■对话



“太紧张赚不了钱”



记者:经历了中国股市18年的风风雨雨,当初的大户只有你还在做,最大的心得是什么?



杨百万:一句话,在中国炒股票,要听党和政府的话,跟着党和政府走。



记者:你在“5・30”之前清仓了,避开了那一轮的下跌行情,当时是如何判断的?



杨百万:我当时基本上从四个层面判断出来:散户的从众心理最狂热了,党和政府的意图已经三令五申了,自己的获利程度也不小了,报纸上还在天天鼓吹狂热。我就知道确实是膨胀了,就要跌了。



记者:上周的全球股灾和接下来可能的宏观调控,对大盘的影响会多大?



杨百万:炒股不要风声鹤唳的,太紧张赚不了什么钱。这些东西对股市的影响都不大。



记者:下周的大盘行情你怎么判断?



杨百万:短期的行情没办法回答,把握住短期的风险,大的(方向)肯定看好。



记者:如何看待如今的全民炒股?



杨百万:股市肯定是要发展的。中国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加入股市中来,分享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成果,不要在乎那些两三个月的短期数据之类的。

laohao

央行行长周小川曾说过：投资股市有风险，但不投资股市风险更大！坊间则把这句话通俗化为：跑不赢刘翔，但一定要跑赢CPI！

为了跑嬴CPI，2007年的理财市场空前火爆：无论是股票、基金、银行理财品，还是黄金、房产、艺术品，都是热潮涌动———而在这股热潮中，成都人的生活也被悄然改变。

2007

重出江湖的“中国第一股民”

真名杨怀定，中国第一批散户股民。股海十八载，杨百万从2万元起步，在人们渴望成为万元户时，他已成为百万富翁。

杨百万是谁？在“5·30大跌”前很多新股民可能并不认识他，但在其成功预言“5·30大跌”后，杨百万“再次从考古堆中爬了出来”。

今年下半年，杨百万已然成为2007年中国股市最耀眼的一颗“明星”，无论是在中央电视台的“新闻会客厅”还是陈鲁豫的“鲁豫有约”……人们不断能从各类电视报纸、各种论坛演讲中看到他活跃的身影。

成功预测两次大跌

杨百万在今年有两场漂亮仗，分别是成功预测“5·30大跌”和在6100点成功逃顶！

今年5月19日，一个历史上曾创出井喷行情的特殊日子，沉寂了3年之久的杨百万重出江湖，高调宣布自己已经全部空仓。10多天后，股市遭遇到了印花税调高之后的盘整，最低一度跌至3400点附近。杨百万的成功抽身被很多新股民看成“神来之笔”，但是在老杨看来，这只是他众多得意作品之一。

9月28日，杨百万再次预言：现在又到了“5·30”前夜，“我手上的股票已经全部走完了”。之后的10月、11月，股指从6000多点的高位一直调整，最低跌破了4800多点的半年线，调整点数甚至超过了“5·30”。

“人性有两个弱点：贪婪和恐惧。‘5·30’之前，人们是多么贪婪，之后人们又是如何的恐惧！ ‘5·30’之前，我在央视做节目时叫大家卖票，可是又有几个听得进去？”对于股市涨落的预测，杨百万自称预言大多会百发百中。他说这么多年他能不倒，重要的一点是信奉落袋为安。赢了钱就从股市抽出来，而不是全投进去，这样可以抑制自己的贪欲。

杨百万将其操作比喻为老鹰叼肉，叼一块就走，而不像麻雀，只顾埋头吃，等着网罩下来。

“三无”股民最可怕

在杨百万炒股的18年间，中国股市经历了4次牛市和4次熊市。“从来没看到像今年这么疯狂的！以前股市疯牛，还是懂一点股票知识的人在股市上炒作，今年的新散户多数是什么都不懂，就想进来赚钱了。”杨百万说，“我称他们为‘三无’新散户，无理念，无技巧，无方法，这是很可怕的。股市投资是需要专业技术的，不是谁都能来的，全世界出了几个巴菲特？以前的股市箴言是‘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今年被新散户演绎成‘股市没风险，入市要大胆’！”

“现在的新股民没有一点风险意识，非要看见损失才知道股市有风险”，杨百万戏称现在一些新股民是“不见黄河心不死、见了黄河要游过去、游到一半沉下去”。对于这些新股民，他奉劝“还是记住一句话———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最好是自己在学习了一点基本常识之后再进股市”。

目前还不是抄底最好时机

上周末，央行史无前例地将存款准备率上调了1%，引来市场恐慌。杨百万表示，这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不想让股市涨得太快，对股市还是要适当调控。

杨百万表示，在弱市的情况下，上调存款准备金对市场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加上近期将有大盘股发行，估计仍将是振荡态势。“近期还要继续往下走，可能调整到4800点左右，目前还不是抄底最好时机。”

在杨百万看来，目前市场已经酝酿着反弹的力量，有些个股已经可以适当增仓。估计未来一段时间，市场将有一个振荡调整，经过下跌、再反弹，最后才能找到真正的底部。对普通投资者来说，抄底“早一步不如晚一步”，为了资金安全，没有确定上涨态势的情况下，还是要走一步看一步。

展望2008年，杨百万认为应该是一个慢牛格局，股市将呈区间振荡。

laohao

投资已成为终身事业

杨百万第一次出门讲课，是1993年去南京。

当时他在1500点的高位抛完了股票。他在南京对股民讲，经过一轮快速上涨之后，大盘要调整了，大家千万要冷静。当时整个市场气氛热烈，同去南京的许多上海股评家也都在说要涨到1800点，杨百万的话并无多少人听进去。结果一个星期之内大盘开始暴跌。杨百万这一炮打响全国。

从1993年开始，杨百万经常受邀到全国各地讲课作报告。他注重讲授证券投资的基本知识和原则，也在大势的关键时刻对散户作出提醒，加之他的讲课风趣生动，颇受欢迎。此后，他又开始应邀在全国各地报刊上持续发表文章，评论大盘走势，宣传投资理念。他在全国散户中的影响力和名声随之越来越大了。

1993年，杨百万在中央电视台“经济半小时”专题节目中畅谈股份制问题，引起学术界的关注.随后他应邀在沈阳财经学院担任了十年的专职教授，期间还应邀在上海财经大学、复旦大学、中山大学、云南财经学院等高等学府演讲。令他最感荣耀的是2000年10月，以一介平民和一个从未进过大学的初中毕业生的身份，他走上中国名校学术殿堂——北京大学的讲台，为研究生和MBA讲授证券市场的理念和实务。至此，杨百万在股市上不仅收获了财富和知识，而且收获了此前未曾预料到的荣誉，在很高的层次上实现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杨百万很快就冷静下来。经历了市场十几年的风风雨雨，他深知股市波谲云诡，市场上没有神仙，没有妖怪，没有人能够完全把握市场走势。从1994年起，他就尽量减少出去讲课的次数，并尽量不接受采访。特别是经历了从2001年开始的漫漫熊市的折磨后，杨百万的心态变得更加成熟了。

2003年底，他专门写下《告别散户》一文，宣布不再撰写股市文章。此文也是夫子自道，浓缩了他十几年的炒股体验和几十年的人生阅历，颇含哲理，也体现了他的性情与个性。文中强调，市场青睐于对其有深刻了解之人,散户一定要理解风险和机会共存的真切含义，证券市场成功与否是六分心态三分技巧一分运气，缺一不可。他告诫散户只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散户一定是最终的失败者。只有学习才是成功的基础。语重心长，言词恳切。

之后，他的路越走越宽。

早在2000年之前，杨百万就开始致力于总结自己的操作经验和对大盘、个股走势的一些规律性的认识，开发一套技术分析软件。为此，他成立了自己的软件公司，投入了主要的精力。

在这段时间里，他写作出版了五六本书。配合软件的销售和学员培训而写的《股市赢家》一书被评为2007年最佳商业图书。这些书的写作和出版让他颇感自豪。这是一项重要的自我肯定，其分量不亚于赚钱。

杨百万的成熟也表现在生活方面。他一直过着相当简单朴素的生活，越来越从容淡定。他说，炒股已经成为我的事业和生活方式。

回顾二十多年的炒股经历，杨百万总结了一句话：“从一个投机者转变为理性的投资者。”

他向记者反复强调：“我们是市场的受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在这个市场上我们不仅赚了钱，而且找到了发挥才能、实现价值的用武之地。所以我们最知道应该如何爱护这个市场。我们是最坚定支持改革开放的人，也是最希望市场健康发展的人。我现在所作的工作，包括到处讲课，培训学员，都是为了宣传、培养成熟理性的投资理念，为了支持市场的健康稳定发展。”

他说：“过两年我会退休，不再全国各地飞来飞去地讲课，也不再参与软件公司的业务。但我不会放弃炒股。炒股已成为我的终身事业。况且，炒股还能防止得老年痴呆症呢！”

laohao

从国库券转向股票

资金量做大以后，他不再亲自到外地跑了，雇了几个人在全国各地跑，他坐在上海用电话遥控。

这些人每到一地，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听当地的国库券行情。杨百万说：“用现在的话讲，我就是买信息。我变成信息中心，知道哪里价格最低。我指挥他们从最低的地方开始依次买进，越买差价越小，最后回到上海卖出。人换班休息，资金不闲着，每天在滚动、膨胀。”

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杨百万开创国库券异地买卖，称得上是一个即有魄力又有头脑的“吃螃蟹者”。而紧接着他见好就收，转向更具潜力的股票市场，更显示了他的眼光、魄力，特别是超前的金融意识。

他说，那时他订了70多份报刊。这个数字着实令人吃惊，远远超过了一般单位阅览室的规模。他每天读报，分析金融形势和经济状况，寻找新的机会。在关注国库券信息和买卖的同时，他的眼界就已放得更宽，留心着当时上海刚开张不久的股票柜台交易市场。说是市场，其实就是一间原为理发店的小小门面，这就是1986年9月26日开张的工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

很快，他发现股票市场的机会来了。

1989年，他在《中国金融》杂志上看到一篇文章，说由于保值利率的提高，信用社和银行把几十年的盈利都贴进去了，面临亏损的边缘。他敏锐地感觉到这是利率即将下调的信号，立刻决定抛掉国库券，买进股票。抛掉国库券的另一个原因是看到当时国库券价格实在太高了，达到120多元。而他手上的国库券成本都在100元以下。

当时上海股票市场非常低迷，交易者寥寥无几。营业部的员工好心地劝他不要买。但他坚信自己的判断。他说：“我有一个多年来一直坚持的习惯，就是坚信自己经过分析研究后的判断，而不愿理会证券公司或专业机构的话。”

他第一次买入的是电真空。电真空面值100元，此前最高曾到过140多元，当时跌到91元。杨百万说：“在买入电真空之前，我实际上已观察它一年多了。当时股票分几种，一是甲种，红利上不封顶，下不保底；二是乙种，下保底上不封顶；三是非甲非乙，既保底又封顶。电真空是非甲非乙，规定最高红利率15％，最低不低于银行利息。也就是说，买电真空的收益率最差不会低于存银行。第一次买了3000股。算一算，如果每股一年能分15元红利的话，一年4万多元，我可以做食利阶层了。那时的工资水平一般是每月100多元，一年才1000多元。当时倒也没有想到股票后来会这样大涨。”

他当时对营业部的人说，估计利率要调低，所以买点股票放着。结果没多久，利息果然下调了。许多人都传说他有背景，知道内幕消息。杨百马说：“我哪有背景？我就是读报分析出来的。”

半年后股票开始暴涨，电真空涨到800元。他让助手化整为零不动声色地抛售。抛完后他就带着助手到普陀山旅游了一个月。因为他知道，下跌也是要有一个过程的。要克制自己，避开这个下跌过程。结果一直跌到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开业，电真空的价格是375元。交易所开业第一天，成交1000多股，他一个人买进了500股。后来涨到500多元，他又抛了。他抛后电真空又跌回370多元。于是有人到市政府去告状，说杨百万操纵股票价格。杨百万真觉得不理解：“我每股已赚了100多，总共赚了5万多了，为什么还不抛？后来有关部门经调查后为他辟谣。而他则又在370多元时再次分批买进。电真空后来涨到2500元。”

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一大神话是认购证。但杨百万却没有参与认购证的盛宴。许多人对此疑惑不解，认为他这回是看走眼了。杨百万说：“我没买认购证的原因简单，那时我满仓都是股票。我怎么会抛掉股票去买还是未知数的东西呢？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很多人买认购证发财是发在黑市上。我已经名声在外，就不要做黑市了。”

不过他话锋一转，说：“也不能说交易所开业以前我们买卖股票就是做黑市。早期无所谓黑市白市，而且我们的交易都是有法律依据的。1987年上海出台《上海市股票管理暂行办法》，规定：股票交易价格可由交易双方自行决定、股票不能中途退股，投资人需要转让变现时，一般可以自找对象转让，并到代理发行机构过户。规定就是要自找对象，自由定价嘛，怎么叫黑市？后来赚钱了，人家就说我们是‘黄牛’，搞场外交易，而不想想当时根本就没有场内交易。实际上是我们在帮助政府形成市场。1992年市政府请我去开会，讨论第二年股票发行的事。我在会上说，以前你们讲电真空炒到300元，太高了，是黑市价格，现在新股发出来就是6元7元，相当于当时的600元700元。这怎么讲？”

另一件让他得意的事情，是1992年12月上证所实行股票拆细，10元拆到1元，但交易所收印花税时小数点没有相应调整，仍按10元面值计算。“我拿到交割单，一看不得了，要出大事了，就从上海大厦跑步到交易所，说快点找尉文渊总经理，发通知一律作废，明天再交割。交易所的人发现了问题后都很紧张，说我立了大功。”

laohao

陈鲁豫：今天的嘉宾，说他本来的名字，可能知道的人不多，可说他的绰号，知道的人会很多，特别是炒股的人，他就是上海滩鼎鼎大名的股市明星杨百万。今年57岁的他，在中国能算得上是资格最老的股民。

“中国股市第一人”

杨百万真实姓名叫杨怀定，但与他的真名相比，更多人还是愿意把他叫做杨百万。因为早在18年前，人们还在纷纷渴望成为万元户的时候，只有初中文化的杨怀定通过证券市场，已经成为百万富翁，也成为股市上的风云人物，他也因此有了“杨百万”、“炒股大王”、“中国股市第一人”甚至是“股神”的美誉。如今的杨百万，依然生活在股票的世界里，他的家和他的证券工作室，都位于上海市闸北区的一所环境优雅的住宅小区里，工作室里都是跟着杨百万学炒股的股民。在他的办公桌上，同时摆放着三台笔记本电脑，一台记录着股市大盘的走势，两台监控着他所关注的股票行情，时时地提醒学员要注意的情况。每天早上股市开市之前到达工作室上班，3点股市闭市后下班，这就是老杨一天的生活。而到双休日的时候，老杨又会接受到全国很多地方的邀请，飞到各地去做讲座，股票成了他生活里重要的一部分。

陈鲁豫：我们欢迎杨百万。跟你们说说杨百万每天都怎么生活的。每天早晨8点钟起床，然后听电台的财经新闻，9点15分打开电脑看行情，11点半到1点钟午饭休息，因为那个时候股市也休息，然后1点到3点钟看行情，3点以后看电脑咨询，晚上5点钟看《晚报》，5点50看中央台财经报道，晚饭，8点钟看书，10点钟盘面复查。每天花在股市的时间不少于8小时，有意思吗这样？

“我引起了朱镕基的注意”

公元1990年12月19日，对于一般的上海人来说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日子，然而对于上海的金融业发展而言，却是值得纪念的一天。“我在这里，预祝上海证券交易所开张大吉，生意兴隆，发展顺利，为振兴上海、发展中国的经济服务。”这是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成立时候的情景，此时的杨怀定，已经是股票交易的大户，成为中国第一代证券投资者的标志性人物。然而，说到杨百万的发家史，还要追溯到1988年，当时国债刚刚开始开放交易，在大多数人梦想着成为万元户的时候，比别人多一个心眼的杨怀定发现了国库券市场中的商机，于是他开始进入国债市场投资买卖，并在短短一年内赚得了百万元的巨款，为上海收入最高的个人。正因为此，名声大振的杨怀定有了杨百万的称号，甚至还引起了时任上海市市长朱镕基的关注。

杨百万：朱镕基当时还在上海当市长，那个年代和这个年代不一样，18年前，那是1989年，我挣了一百万以后，朱镕基就在文件上批示，看我们的制度上有什么漏洞，让个人赚了那么多的钱。这个批文到了我耳朵里边，我吓得赶紧要自我保护，第一，我到SW局，正好那一天是局长接待日，我就说我是小平说的先富起来的人，但是我要加税，他说那你就填一个人民来访吧。我一填“杨怀定”，他说，你就是杨百万啊，我们老早就注意你了。后来他跟我讲不要加税，因为国库券的税是免掉的。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那时候赚了钱，怕以后被人说是偷税漏税。

请警察当保镖

陈鲁豫：那个时候的一百万等于今天的好几千万吧？你当时一百万是放在一个存折，还是几个存折呀？

杨百万：全部现金，没有存折。当时没有一百，没有五十的，都是十块的。

陈鲁豫：我很好奇，十块一张的，然后一百万得有多大啊？

杨百万：一封是一斤二两，我都秤过，一封就是一万块一叠。

陈鲁豫：一万块是一斤二两，一百万就一百多斤，比我还要重呢！那你们家都放哪儿啊？

杨百万：挺简单的，往橱顶一放就行了。那时候我最担心的就是坐火车，这个箱子往火车上一放，就怕它那个手柄裂掉以后掉下来，肯定散落一地。现在这个社会治安，如果有人知道你这一箱是一百万，至少五个城市都跟着你，把你杀了。我带着一百万麻烦特多，因为当时进出火车站要检查危险品的，一打开多危险啊，他X光一照，哇！都是人民币！所以我老在火车站被人家扣留下来，他想这个人非偷即抢。坐飞机都给人家盘查，因为X光照出是人民币。

陈鲁豫：你的样子鬼鬼祟祟吗，那个时候？

杨百万：我的样子很坦然的喽，但是他都是以貌取人的。我那个时候吃得肥肥的、胖胖的，他认为我一定是一个贪官，准备外逃的。后来扣留的时候，我总跟他讲，我在上海很有名，叫杨百万。回到上海以后，我马上就跑到GA局，说我挣了钱了，想请两个保镖。请GA当保镖，在那个年代是非常轰动的新闻。

宣传片：其实谈到请GA，除了保卫安全，杨怀定有着更深层次的想法。因为在当时，国库券异地交易是杨怀定首创的，而这种买卖国库券的方式是否合法，尚有争议。对于已经成为杨百万的杨怀定来说，最担心的就是政策的变动，担心若有一天，有人来割他的资本主义尾巴，自己会不会被带上法庭，会不会被没收财产，所以他想到了聘请GA当保镖。因为GA的参与，就是对自己行为合法性、财富来路正当性最有利的证据。杨怀定的深思熟虑，也无不透露出上海男人的细致和精明。

陈鲁豫：你请警察当保镖啊？

杨百万：对呀，GA局就给我配了两个保镖，600块钱一个月，两个人1200。配了保镖以后，第二天上海的《解放日报》就发社会特大新闻，上海出现了第一个请GA局当私人保镖的先富起来的人。我到SW局去的事，第二天报纸也报道了，说公民的纳税意识在提高。这两份报纸我都买了一份，一直藏到现在，就是怕政策变化，我有证据了。现在没用了，但成为非常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