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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中国的文物收藏渐成气候，天价拍卖屡见不鲜，人们的文物保护意识日益增强，这无疑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国家和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表现。不过，鲜为人知的是，在1949年到1978年这三十年里，同样有许多人为珍贵文物的命运奔走操劳，我们惟有打开历史尘封的记忆，才能还原前辈们的不朽功绩。
于彬先生的新作《1949—1978年文物保护工作侧记》便是试图展现历史原貌的一次重要尝试。于彬认为，通过对文物保护历史的了解，当今藏家可以明确自己收藏的方向。
1949年3月24日，毛泽东在西柏坡村做了“进京赶考”的比喻。本书则写道，在共产党进城前，就有一张考卷摆在他们面前，那就是如何对待文物。且看共产党人是如何应对这张考卷的：早在1948年12月，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就应共产党人之邀绘制北平古物保护图，后来它便成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们墙上的必挂之物，同时也挂在毛泽东的墙上。1950年，百废待兴的新政权审判了3名盗取破坏文物的外国人，向世界显示了中国政府保护文物的态度和决心。这一年的8月，南京博物馆出面收缴了瑞典人安壮生藏于居住地的大批新石器彩陶。在铁证面前，安壮生无话可说，他被南京市GA局驱逐出境。紧接着，新政权又处理了美国人俞道友，俞道友是湖南长沙某中学的外教，除教书外，他还有一项更为热爱及投入的“工作”，那就是大量收藏中国文物。湖南GA厅将他驱逐出境。相比之下，对他们俩的处理还算轻的。另一位被处理的英国牧师白天宝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因用非法手段掠夺文物触犯了中国法律，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共产党爱护文物的做法，打击文物贩子的决心和力度，让全国收藏界大受鼓舞，北京出现了文物捐献高潮。第一个捐献文物的是原北平市政府秘书、中国大学国文系教授贺孔才，他将家藏全部上缴国家，其中有名人书画、折扇、铜印章、碑帖拓本、名墨珍玩等5371件，中外钱币3853枚，图书16830册，数量之多堪称罕见。面对贺孔才先生和他带来的珍宝，当时北平筹管会的人惊呆了，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藏品交给政府，表示我对政府的敬佩与信任。”贺孔才的这番话让北平筹管会的人很受感动。于是他们当机立断，在北平历史博物馆举办《贺孔才捐献文物展》。参观的人络绎不绝，全北平为之震惊。这是新政权第一次为个人举办的收藏展。
不久后，毛泽东2次捐出藏品。董必武、宋庆龄、郑振铎等名人也相继捐出自己收藏的珍贵文物。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共有300多中外名人捐赠了自家的藏品。
写文物保护就不能绕开十年动乱。书中写道，在那个年代，古玩字画就如同现今的毒品，人们避之唯恐不及，躲之唯恐不远。1966年，红卫兵将私人藏品抄出，当成“四旧”。随后“破四旧”运动开始，破坏文物之风渐起。为保护文物，国务院指示在主要城市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并给北京文物图书清理小组派去了两辆大卡车及三十辆自行车。北京市率先展开了文物抢救保护的工作。于是，在造纸厂、炼铜厂、废品站，这边红卫兵抄了扔，那边文物保护人员拣了选，这边“破四旧”，那边保文物。
在上海，文物图书清理小组到上海著名收藏家的家中去收集藏品。他们将文物收集上来之后，对原来受损藏品进行修补，对没有包装的藏品，做好了外包装。十年后，工作人员按指示将这些藏品返还。当原收藏者看到文物完好无损甚至还添上包装时，都大感意外。一位藏家幽默地说：“原来政府是怕我们保管不善，替我们整理、保管，然后又做好封套再还给我们！”在上海博物馆工作人员将收藏者的文物一件不少地还回来后，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刘靖基则对工作人员说：“你们从中随便选40件，我捐给上海博物馆！其余的我要挑出做展览，让海外的人都知道，共产党爱护文物，我的文物一件也没少。”
书中还记录了那个年代许多普通人保护文物的故事，他们的收藏不用花钱，但需要很大的勇气、胆量。如北京图书馆研究员丁瑜，“奉命”去柏林寺查“黑书”，却发现了价值连城的《碛砂藏》，几经周旋，终于将其保存下来；武汉工人沈汉生在凭吊戴安澜将军墓时碰上了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讲理不成反被殴打，从此萌发了保护辛亥革命文物的念头，“文革”10年，沈汉生收集、保护辛亥革命文物10年；中学生李松堂跑遍北京城，收集在别人眼中是“破砖烂瓦”的门墩儿，如今他已成为中国收藏门墩儿最多的人，还开办了“松堂斋民间雕刻博物馆”。
“如今人们较为看重收藏带来的经济价值，通过这本书，我想让当今的藏家更加体会到收藏的社会文化内涵。”于彬如此描绘该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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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3 15: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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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4-4 20:59: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