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中兴与社会经济的繁荣

沈阳老张 · 发表于 2009-12-25 20:49:37

汉武帝进行的经济改革虽然为国家聚集了大量钱财，但仍未完全满足日益庞大的军政开支。由于其时连年对外用兵，内兴功作，劳动人民的赋税徭役负担有增无已，使阶级矛盾越来越尖锐。元封四年（公元前１０７年），关东流民多达２００万口。天汉二年（公元前９９年）以后，南阳、楚、齐、燕、赵之间，不断爆发农民起义。汉武帝派直接绣衣指者分区镇压，但农民起义此伏彼起，难以平息。

　　严重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使汉武帝感到不改变现行政策，就会重蹈亡秦覆辙。征和四年（公元前８９年），武帝下诏（轮台诏书）追悔往事，申明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从此，汉武帝停止对外征伐，实行与民休息、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为昭宣中兴奠定了基础。

　　①　　《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

　　①１。盐铁会议与昭宣中兴武帝死后，霍光辅佐八岁的昭帝即位，继续实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政策，致力于恢复发展农业生产。但当时统治集团内部存在严重的分歧和对立，主要是御史大夫桑弘羊，联合一部分人反对和干扰霍光推行与民休息政策。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霍光决定召集贤良文学，对政府现行政策举行一次大讨论，这就是西汉时期有名的盐铁会议.（１）盐铁会议——一场关于社会经济政策的大辩论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执掌朝政的霍光以昭帝名义下诏，命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贤良文学６０余人，询问民间疾苦、国家政策得失等问题。会议期间，贤良文学与桑弘羊就西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广泛的辩论，其中以盐铁、酒榷、均输、平准等经济政策为主要议题。

　　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经济政策，是桑弘羊在汉武帝时代提倡实施的。贤良文学首先对此发难，认为国家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与民争利，是民间疾苦的根源，要求废除盐铁、酒榷、均输等官。桑弘羊反对这一主张，并进一步阐明盐铁官营等政策对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国家所起的重大作用。桑弘羊指出：由于匈奴不断侵扰边疆，使汉王朝的边防经费大量增加，所以才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边费.①而且，国家经营盐铁等事业，既能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又可防止私门垄断山海资源以成并兼之事和奸伪之业.并通过官营工商业来堵塞大商人和地方诸侯图谋叛逆的财富之源，从而加强中央集权。桑弘羊还认为：由国家垄断经营工商业，也是同匈奴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手段。《盐铁论？力耕》引大夫曰：汝、汉之金，纤维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缦，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桑弘羊所讲的这些基本属实，当时推行的盐铁官营、平准、均输等政策，的确在巩固中央集权国家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国家垄断经营盐铁等经济事业，也给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不良影响，贤良文学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大作文章。他们指出国营铁业的许多弊病：如卒徒烦（繁）而力作不尽，因官办工场使用奴隶及罪犯劳动，他们消极怠工，生产的铁器多苦恶，用费不省.而且国营铁业按长官意志办事，不为社会需要生产，产品规格不合农民要求。同时官僚作风严重，铁器的经营和销售不考虑顾客的需要，使农民购买不便，善恶无所择；吏数不在，器难得；家人不能多储，多储则镇生；弃膏腴之日，远市田器，则后良时.此外，产品价格昂贵，往往强迫人民购买，或强行摊派徭役。所谓铁官卖器不售，或颇赋与民。卒徒作不中程，时命助之。发征无限，更徭以均剧，故百姓疾苦之.①

　　①　　《汉书？西域传》。

　　①　　《盐铁论？本议》。

　　①　　《盐铁论？水旱》。

　　但贤良文学对官营盐业的指责不多，只是提出盐价太贵，致使人民买不起而淡食。他们所揭露出来的种种弊病，肯定在官营盐铁业中都是存在的。

　　由于官府垄断经营工商业，使价值规律不能充分地发挥作用，官方的意志必然取代市场经济的自然调节，产生官僚腐化作风，形成劳动效率低、经营不善、成本高、产销不对路、强买强卖等通病。官营盐业之所以弊端较少，并不是因为盐官经营得法，而是食盐的制作比铁器的生产简单，人们对食盐品质的要求单一等特点决定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在中国封建时代，国家实行盐专卖的时间比其他商品更多更长久。

　　另外，贤良文学还指出了酒榷、均输、平准所产生的弊端。《盐铁论？本议》说：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侔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这都说明官营商业与平准之法，采取人为的手段代替商品市场的自然调节，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而官商的严重弊端在于攘公法，申私利，跨山泽，擅官市，②他们往往利用职权损公肥私，危害社会和人民。总之，两汉王朝推行的盐铁官营、均输、平准、酒榷等经济政策，对社会生活和生产的不良影响较大。如果说，这些问题在汉武帝进行战争的年代，因急于解决财政危机而被掩盖，那末，当大规模战争已经停止，需要休养生息的昭帝时期，就显得十分突出了。

　　由此可见，贤良文学与桑弘羊之争，并非仅仅局限于对现行经济政策本身的评价，其弦外之音是：要不要在新的形势（即昭帝时期）下实现大政方针的转变？是全盘肯定汉武帝时期执行的经济政策，还是充分认识这些政策的局限性？是继续推行汉武帝前期好大喜功的富国政策，还是实行汉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富民政策？御史大夫桑弘羊把自己的毕业精力贡献给了武帝时期制定的官营工商业经济政策，为西汉王朝的财政建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他舍不得在新形势下放弃自己一贯的主张。汉武帝在晚年的轮台诏书中，批评了桑弘羊等人当时提出的加重百姓口赋和屯田轮台的建议，认为这是扰劳天下、重困老弱孤独的作法，并明确宣布从此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桑弘羊虽然当时接受了汉武帝的批评，但在思想上一直没有转过弯来。因此，武帝死后，桑弘羊对坚持推行休养生息政策的霍光采取消极对抗的态度，数以邪枉干辅政.①由于掌管朝政的霍光知时务之要，与民休息，不再重用兴利之臣桑弘羊及其子弟，故桑弘羊有一种怀才不遇的失落感，欲为子弟得官，怨望大将军霍光.②桑弘羊对与民休息政策的不满情绪，在盐铁会议上不时流露出来。

　　如当时在反击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后，贤良文学提出同匈奴偃兵休士，厚币结和亲，是符合与民休息既定方针的。但桑弘羊却认为：今以汉国之大，士民之力，非特齐桓之众，燕，赵之师也；然匈奴久未服者，君臣不并力，上下未谐故也.①他指责当时朝廷未继续出兵彻底打败匈奴，显然是和与民休息政策唱对台戏的。又如贤良文学主张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向桑弘羊等人提出：严刑峻法，不可久也.而桑弘羊则坚持推行严酷的法治政策，认为令严而民慎，法设而奸禁.②贤良文学还多次阐明不与民争利的观点，桑弘羊却坚持国家专利的政策：今夫越之具区，楚之云梦，宋之钜野，齐之孟诸，有国之富而霸王之资也。人君统而守之则强，不禁则亡.③其实，桑弘羊长期推行由国家垄断工商业的专卖政策，过分地强调了在流通领域中致富的观点，贬低了发展农业生产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他认为商鞅使秦国富强不是靠农战政策，而是靠外设百倍之利，收山泽之税，国富民强.贤良文学反驳他说：利不从天来，不从地出，一取之民间，谓之百倍，此计之失者也.④指出所有社会财富，最终都是靠人民生产出来的。故当务之急是与民休息，发展生产，如果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末之利，犹不能赡也.⑤

　　②　　《盐铁论？刺权》。

　　①　　《汉书？昭帝纪》。

　　②　　《汉书？食货志下》。

　　①　　《盐铁论？伐功》。

　　②　　《盐铁论？刑德》。

　　总之，盐铁会议上的争论，实际上是围绕昭帝时期要不要继续贯彻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而展开的。当时掌管朝政的霍光，利用来自社会基层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贤良文学，打击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反对派- - 桑弘羊的势力，使与民休息的经济政策得到进一步的肯定。盐铁会议以后，尽管没有废止盐铁官营和平准、均输法，但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的发展规模。并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停止了酒的专卖，采纳了他们在会上提出的降低盐价、赋民公田、招抚流亡、贷贫民种食、减免赋税徭等主张，这些都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

　　（２）昭帝、宣帝时期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汉书？昭帝纪》说：昭帝即位之时，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面对这种局面，昭帝、宣帝时期坚持实行与民休息的既定方针，相继采取了许多恢复发展生产的措施。

　　第一，推行轻徭薄赋政策。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８５年），诏毋令民出今年田租。这是自文帝十三年（公元前１６７年）以来，再一次免除全国的田租。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８１年），令民以律占租.宣布只准按规定收租，凡制度以外的苛捐杂税一律免除。于是，将武帝时期律外而取的繁重赋税统统废止。除减免田租外，昭帝还不断减免口赋及其他杂税。元凤四年（公元前７７年），宣布毋收四年、五年口赋。三年以前逋更赋未入者，皆勿收.元平六年（公元前７４年）又下诏：天下以农桑为本。日者省用，罢不急官，减外徭，耕桑者众，而百姓未能家给，联甚愍焉。其减口赋钱。于是批准减免３／１０。元凤二年（公元前７９年），令郡国无敛今年马口钱.①所谓马口钱，即有马者按马匹数量出税。这是武帝时规定的苛捐杂税，昭帝宣布免除。同时，一些不利于生产的徭役和禁令，也先后被废除，以促进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宣帝时期，继续实行轻徭薄赋政策。据《汉书？宣帝纪》，宣帝曾６次减免全国或部分地区的田租、租赋。同时，算赋、口赋也屡有减免。五凤三年（公元前５５年），减天下口钱，甘露二年（公元前５２年）减民算三十.而且规定官吏勿行苛政，毋侵渔百姓，并多方设法减省徭役，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钱物投入社会再生产。

　　③　　《盐铁论？刺权》。

　　④　　《盐铁论？非鞅》。

　　⑤　　《盐铁论？力耕》。

　　①　　《汉书？昭帝纪》。

　　第二，招抚流亡，假民公田。昭帝和宣帝在普遍推行轻徭薄赋的基础上，又重点救济那些破产流亡的农民和贫民，帮助他们重建家园，恢复他们从事生产的能力。通过赈贷钱粮、减免贡赋徭役等方式，以安抚贫民和流庸.元凤三年（公元前７８年），又罢中牟苑赋贫民，并开仓廪救济灾民。由于西汉政权采取各种安抚贫民、流民的办法，故昭帝时流民稍还，田野益辟，颇有蓄积.①宣帝为了安置贫民、流民，除多次采取赋民公田的方式外，还首创了假民公田的新形式。《宣帝纪》载地节元年（公元前６９年），假郡国贫民田，并贷给种子、食物。地节三年，下诏池籞未御幸者，假与贫民……流民还归者，假公田，贷种、食，且勿算事.这些假给贫民或流民的公田，不久即完全归他们占有，他们也成为地道的自耕农民。可知宣帝采取的假民公田的办法，是稳定社会、恢复发展生产的有效措施。

　　第三，加强官营农业、手工业生产。武帝时期，曾经广开三边屯田，组织官营农业生产。昭、宣时期，巩固发展了这一成果。《昭帝纪》载，始元二年（公元前８５年）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积极经营边郡屯田。为了发展屯田区的生产，徙民屯田，皆与犁牛。元凤三年（公元前７８年），下诏三年以前所振贷，非丞相御史所请，边郡受牛者勿收责，进一步优惠屯田军民。因为西汉政权长期在西北边郡屯田积蓄，到元帝初年，西河郡（今内蒙古东胜附近）以西十一郡以及二农都尉，已有可供大司农调拨的钱谷。①宣帝时根据大司农中丞耿寿昌的建议，还在沿边许多地方设立常平仓，谷贱则籴，谷贵则粜，以保障边地农业生产的顺利进行。

　　昭、宣时期官府手工业继续发展。齐三服官，蜀、广汉以及其他各郡工官，东西织室，生产规模庞大。盐铁业也很繁荣。《宣帝纪》云，地节四年（公元前６６年）曾下诏减天下盐贾（价），以满足人民生活需要。铁器等官营手工业工场的生产管理得到加强，所以宣帝时期的技巧工匠器械，自元、成间鲜能及之.第四，重用循吏，发展生产。与武帝重用酷吏形成鲜明的对照，宣帝善于选拔重用循吏。据《汉书？循吏传》，西汉王朝以宣帝时循吏最多。这些循吏用法持平，为政宽简，他们在安抚百姓、发展各地生产方面发挥了较大作用。如胶东相王成，治理地方有异等之效，据说流民归附自占者有８万余口。又颍川太守黄霸，以外宽内明得吏民心，户口岁增，治为天下第一.北海太守朱邑廉平不苛，存问耆老孤寡，以治行第一入为大司农。渤海太守龚遂，以俭率下，劝课农桑，鼓励农户植树种菜，养猪喂鸡，发展家庭副业生产。南阳太守召信臣大力兴修水利，民得其利，畜积有余，百姓归之，户口增倍等等。

　　总之，由于昭帝、宣帝实行与民休息、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促进了社会经济的高度繁荣。宣帝时连年丰稔，每石谷价只有五钱，边远的金城、湟中地区，每石也不过八钱。而且，手工业和商业都得到了发展。是以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出现了昭宣中兴的大好局面。

　　２。农业生产的发展西汉时期农业生产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铁农具和牛耕的普遍使用、耕作技术的显著进步以及水利工程的大量兴修等方面。

　　①　　《汉书？食货志上》。

　　①　　参看《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第 337页，第 214.33A简。

　　西汉初年，铁制农具已从中原推广到边远地区。《汉书？南越传》记载，刘邦和惠帝时岭南地区的南越国就从中原地区输进铁器和马牛等。文帝、景帝时，民间工商业发达，铁器是当时最为畅销的商品之一。武帝以后，由国家垄断铸造铁器，铁官遍布全国，铁农具的传播更加广泛。据近年的考古发掘，全国各地都有西汉时代的铁农具出土，包括新疆、甘肃、内蒙、辽宁、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边远地区。主要的铁农具有犁铧、？、锄、镰、耙、铲、镐、刀等。这时铁农具的种类增多，用来收割的矩镰和翻土碎土的铁耙，都是西汉先进的新式农具。犁铧有大、中、小各种类型，适用于不同的土质和耕作要求。１９５５年在辽宁辽阳三道壕出土的大铁犁宽达４２厘米，是当时为开沟作渠等农事活动而铸造的大器。还发现了西汉时期的铁犁壁，利用犁壁装置耕地，可以使翻土、碎土、起垄同时完成，提高犁耕的效率。

　　而欧洲犁耕直到１１世纪才使用犁壁，比我国迟１０００年左右。

　　西汉时期的牛耕方式普遍为二牛抬杠。在山西平陆枣园村发现的西汉末年墓内壁画牛耕图，就是二牛抬杠形式。《汉书？食货志》中所说的耦犁，也是二牛抬杠。这种耦犁是汉武帝时赵过发明的。耦犁的犁铧较大，有犁辕、犁壁装置，由二头牛牵引。其*作方式是一人牵牛，把握方向；一人掌犁辕，调节耕地的深浅；一人扶犁；耕土、翻土和培垄同时进行。后来改进了耦犁的构造，使用活动式犁箭以控制耕地的深浅，不再需要人掌辕。同时，扶犁人使用牛辔穿牛鼻导引耕牛，又省去了牵牛的人。于是，二牛三人的犁耕方式逐渐为二牛一人的犁耕方式所取代。另外，据甘肃武威磨咀子出土的西汉末年木牛犁模型明器，当时也有一牛一人的犁耕方式，但还不普遍。结合东汉的情况来看，二牛抬杠是汉代主要的犁耕方式，有的地方也兼用马耕。

　　西汉时期耕作技术已相当进步。随着牛耕技术的普及和提高，武帝至宣帝时赵过又发明了耧犁。这种耧犁有三根铁耧足，并配备可以播种的耧车。

　　耧播时三犁共一牛，一人将之，下种、挽耧，皆取备焉，日种一顷.①耧犁的发明是播种技术的一次革命，它下种深浅一致，行距均匀，能同播三行，并将开沟、下种、复土三道工序一次完成。西汉末，这种耧犁已传到今北京、辽阳一带，在这些地方都发现了当时的铁制耧足。山西平陆枣园汉墓壁画还有一幅耧播图，与崔寔《政论》所记载的情况完全一致。

　　汉武帝时，赵过总结西北地区农民的生产经验，推行代田法.代田法是先把耕地开成宽一尺、深一尺的沟，叫做甽；甽旁堆成宽一尺、高一尺的垄。然后把种子播在甽中，待苗长出后，逐次将垄上的土同草一起锄入甽中，培植苗根。这样使作物的根扎得深，既可耐旱，也能抗风。第二年耕作时使甽垄更代，即以原来的甽为垄，原来的垄为甽，轮流种植，以调节地力。

　　使用代田法耕种可比缦田（不作甽的田）每亩增产一斛至二斛以上。所以代田法在许多地方得到推广，居延汉简上也有实行代田的记载。先后发明推广代田法、耦犁和耧犁的赵过，曾在武帝时任军官搜粟都尉，这些适合官营大农业生产的耕作方式，应该普遍施用于西、北边疆军事屯田区。

　　汉成帝时的区田法是一种园艺式的集约耕种方法，适宜于北方旱作地区。分为开沟点播和坑穴点播两种。首先根据作物的不同特点，在土地上开沟或挖坑穴，并在沟内或坑穴内施用重肥，然后把作物点播其中。开沟点播一般种植禾、黍、麦、大豆、荏（苏子，油料作物）、胡麻；坑穴点播一般种植粟、麦、大豆、瓜、瓠（葫芦）、芋。区田法可以在熟田、平地、坡地和荒地上广泛施行，而且能够大大提高作物的亩产量。此外，还有溲种法、耕田法、穗选法、调节稻田水温法、桑苗截干法及各种作物栽培法等，这些都是比较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

　　①　　《齐民要术？耕田》引崔寔《政论》。

　　西汉时期，水利事业很发达。汉武帝时，关中开凿了许多渠道，形成了一个水利网。元光六年（公元前１２９年），由水工徐伯主持，开凿漕渠，经过三年竣工。漕渠西起长安，东通黄河，全长３００余里。它不仅便利了漕运，而且可以灌溉田地万余顷。与此同时，又在关中洛水旁兴建龙首渠。渠首要从商颜山（铁镰山）经过，这里土质松散，易于坍塌，就用凿井的办法代替开沟，每隔一定距离打一眼井，井下相通行水，形成井渠，通过七里宽的商颜山。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条地下水渠，是劳动人民的一大创造，后世所说的坎儿井就是利用井渠技术修建的。元鼎六年（公元前１１１年），在关中郑国渠上游又开凿了六条辅助渠道，灌溉地势较高之地，称为六辅渠。太始二年（公元前９５年），在泾水和渭水之间修建了白渠。白渠与郑国渠平行，长２００里，溉田４５００余顷。时人为之歌曰：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臿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 ①除此以外，当时还在关中地区修建了成国渠、灵轵渠和　　渠。这些水渠大大促进了关中农业生产的发展。

　　另在关东等地区也兴修了许多水利工程。汉初羹颉侯刘信在舒（安徽庐江西南）建造七门三堰，灌溉田地。文帝末年蜀郡太守文翁，穿湔江口灌溉繁田１７００顷。武帝时在西北地区的朔方、西河、陇西、酒泉等郡，开渠引黄河或川谷之水以溉田。汝南、九江、东海、泰山等郡，开渠溉田各万余顷。

　　宣帝时，南阳太守召信臣开沟渎，起堤闸，其溉田面积达３万余顷。西汉末年，益州太守文齐造起陂池，开通溉灌，垦田二千余顷，②等等。

　　治理黄河是汉武帝时期重大的水利工程。西汉前期，黄河屡次决口，造成严重水灾。元光三年（公元前１３２年），黄河又在瓠子（河南濮阳南）决口，受灾地达１６郡。武帝曾发卒１０万人治黄河，未见成效。元封二年（公元前１０９年）武帝自泰山回长安，路过此地，又发卒数万人堵塞决口。武帝亲自巡视工地，命令随从官员自将军以下，都要负薪填决。经过这次修治，黄河在８０年中没有发生过大的灾害。

　　由于水利事业的发展，铁农具、牛耕的广泛使用，耕作技术的提高，西汉时期的农业产量、耕地面积和社会人口都增长较快。关于西汉时期的粮食产量，各地当然差别很大。通而观之，估计汉初平均亩产一石半，合粟１４０市斤。西汉末年，平均亩产提高到二至三石，合粟２００至２５０市斤左右。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末年有民户１２２３３０６２户，人口５９５９４９７８人，定垦田８２７０５３６顷。这些数字可以大体反映西汉农业生产的发展规模。

　　①　　《汉书？沟洫志》并荀悦《汉纪》。

　　②　　《后汉书？西南夷列传》。

　　３。手工业的进步随着西汉时期封建统治制度的巩固和社会经济的发展，手工业的生产经营体制逐渐定型，手工业的发展水平进一步提高。

　　（１）手工业生产的经营体制手工业生产的经营体制主要有三种形式：官营、民营和作为家庭副业的手工业。自汉武帝全面进行经济改革以后，手工业生产从属于封建经济的地位完全确立，手工业生产的三种经营方式随之定型，从而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手工业生产体制的基本模式。

　　西汉前期，官府手工业的生产管理体制继承秦制，基本上由少府统一管理，其手工业产品主要供皇室和官府享用。汉武帝时期，进一步扩大了官营手工业的规模，对手工业生产的管理体制进行了新的调整，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汉制。这时由少府掌管的手工业部门有考工署，尚方署，主作兵器弓弩刀铠及礼器、食器和生活用器。东园署，主作陵内器物。东织、西织，织作缯帛、被服、文绣郊庙之服及祭服。少府还在地方设有工官主作用器和兵器；服官主作衣服；楼船官主作楼船；金银铜锡官掌金银铜锡的开采和冶炼；采珠官主采集珍珠；漆官掌漆的生产等。总之，由少府控制原料产地并负责制造皇室和官府所需的各种手工业品。由水衡都尉负责铸钱和铸造铜器。由将作大匠负责宗庙、陵寝、宫室的建筑，经费归大司农提供。由大司农负责盐、铁、酒的制作，下设斡官长主管，并在各地设盐官、铁官、酒官具体经营。

　　大司农所属的手工业与国计民生关系极大，其产品除满足皇室、官府需要外，还向人民出售，具有赢利性质，这是与少府等所管手工业的不同之处。

　　官营手工业所需原料一般由国家垄断或向民间征取。劳动力为服役的吏、卒、工匠，刑徒和官奴婢，也有少量的雇工。一般官营手工业作坊规模庞大，内部分工细密，有严格的生产管理和产品责任制度。正因为官府手工业可以集中国家的人力和物力，又有专门的手工技术人员，所以为皇室和宫廷生产的用品大多精美华贵，具有较高的工艺水平。但由于官府手工业产品不计成本，故耗费的原料和人工也是巨大的。而且，官府手工业的存在，满足了皇室和宫廷的需求，使社会失去了一个拥有最大购买力的集团，因而堵塞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重要渠道。另一方面，由于官府手工业垄断了关系到国计民生的主要手工业部门，也使民营手工业改变了发展的方向。

　　西汉前期，民营手工业门类多，能够相对自由地发展，特别是当时一大批盐铁工商业者，他们拥有雄厚的资本，陶醉于自己经营的事业，具有相对独立的人格。其时工商业者不得做官的规定反倒使他们可以摆脱官场的恶习，专心从事经济活动，完全按照市场的价值规律办事。然而汉武帝经济改革的风暴，使民营手工业发展的面貌大为改观。其一是收买：随着工商业者不得做官禁令的取消，封建国家收买了一大批民间盐铁等商人，使他们放弃自己的事业，投入封建统治者的怀抱。其二是打击：通过算缗、告缗的推行，使相当多的民营工商业者的财产被剥夺，他们不愿扩大工商业生产的规模，宁可把钱花在吃喝与购买土地上。其三是限制：由于官营手工业门类、规模的扩大，民营手工业者为了求生存，逼迫他们不得不投靠官僚，依附地主，从事多种经营。从此以后，民营手工业者失去了独立的人格，他们往往与官僚、地主结合在一起，使民营手工业经济完全融入封建经济的整体之中。

　　西汉中期以后，民营手工业局限于纺织、制陶、漆器等行业。宣帝时大官僚张安世家童七百人，皆有手技作事，内治产业；累积纤微，是以能殖其货，富于大将军（霍）光.①《后汉书？樊宏传》载，西汉末，大地主（樊）

　　重……尝欲作器物，先种梓漆，时人嗤之，然积以岁月，皆得其用等。这些规模较大的民营手工业作坊，主要劳动力是僮仆、佣工，其中很多来自逃亡的农民。另外，当时还有许多手工业个体户。

　　①　　《汉书？张汤传》。

　　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也是西汉手工业生产的重要经营方式。这种家庭手工业以女子纺绩为主，实际上一家男女老幼都参与其事。家庭纺织业的原料——桑、麻，一般由农户自行生产，而且可以充分利用空隙时间和夜以继日地劳作，故生产成本低廉。同时，家庭手工业也是农民维持生存温饱的必要手段，可以因陋就简，随时随地进行。因此，家庭手工业具有顽强的生命力，不必依赖外界条件。西汉政权通过劝课农桑、皇后春幸茧馆 ②等形式，鼓励家庭手工业的发展。缯帛是当时家庭手工业的主要产品，南方农村家庭生产的麻布也不少。

　　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主要产品主要满足自家的需要，但也投入市场出售。

　　西汉时期农民的税收以交纳货币为主，也促使他们把自己的农副产品投放市场。随着西汉中后期经济形势的变化，农户与市场的联系逐渐减弱。家庭手工业和小农业的结合日趋普遍和牢固，构成封建自然经济结构的基础。

　　（２）手工业生产的发展水平西汉手工业门类较多，有冶铁业、铸铜业、制盐业、酿酒业、建筑业、纺织业、舟车制造业、漆器业等。诸业都已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冶铁业、丝织业和漆器业。

　　西汉的冶铁业占有重要地位，无论铁器的种类、冶铁技术或是生产规模和产品质量，都比战国时代有重大发展。西汉前期民营冶铁业很发达，西汉中期以后国家设置的铁官遍及全国各地。据《汉书？地理志》所载，西汉河南郡设有６处铁官，而近年在河南地区考古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就有１５处，可见当时冶铁业的发展程度远远超出文献的记载。其中河南巩县铁生沟村、南阳北关瓦房庄、郑州古荥镇的冶铁遗址规模都很大。从这些遗址中可以看出当时从矿石开采到冶炼铸造的技术水平都很先进。郑州古荥镇遗址的炼铁炉，炉体呈椭圆形，鼓风设备良好，有座高炉估计可日产生铁一吨。炼铁遗址中的燃料除木材外，还有原煤和煤饼的残存，表明西汉时期已开始用煤冶铁。同时炼钢和铸造技术也取得很大进步，在北京大葆台西汉墓中出土的环首刀和簪，都是铸铁固体脱碳钢。当时工人还发明了粹火技术，就是在铸造刀剑时，把烧红的刀剑浸入水中，使其坚韧和锋利。由于西汉一代冶铁铸造业的发展，到西汉后期，铁器皿和铁兵器已基本代替了铜器，而占主要地位。

　　西汉的纺织业非常发达，尤其是丝织技术，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当时植桑、养蚕、缫丝、织帛，是编户齐民普遍的家庭手工业。民营丝织业也相对繁荣，巨鹿陈宝光即其代表。西汉政权设在长安的东、西织室，设在襄邑（河南睢县）、临淄的服官之所，都是规模庞大的官营丝织业作坊。这些官营作坊为皇室和官府制造各种精美的丝织服装，用料考究，做工精致，耗资巨大。其中设在齐郡临淄的三服官主作天子三服：春献冠帻縰为首服，纨素为冬服，轻绡为夏服，凡三。至元帝时，齐三服官作工各数千人，一岁费数巨万.①当时的纺织工具有纺轮、络车、纬车、织机等，在山东、江苏出土的汉代画像石上，可以看出当时的织机是一种由竖机向平机过渡的样式，应为民间普遍的小型织机。织机经过不断改进，到汉宣帝时，民间丝织业家陈宝光之妻创造了一种高级提花机。这种提花机用１２０蹑，能织成各式各样花纹的绫绵，六十日成匹，匹直万钱②。长沙马王堆西汉軑侯夫人墓中，出土大量丝织品，有绢、缣、罗纱、锦、绣、绮等，花纹色泽多姿多彩。其中一件素纱单衣，身长１２８厘米，袖通长１９０厘米，重量仅４９克（不到１市两）。这些都反映出西汉人民在丝织、印染诸方面都取得了重大成就。

　　②　　《汉书？元后传》。

　　①　　《汉书？元帝纪》李斐注；《贡禹传》。

　　西汉的漆器业也有很大发展。在民间有种植漆树、从事漆器生产的私营作坊。西汉王朝在蜀、广汉等郡设有工官，专门制造皇室和宫廷使用的漆器和金银釦（ｋòｕ，音寇）器（漆器加鎏金釦或银釦，称金银釦器），每一工官全年要花费５００万钱。当时的漆器有耳杯、卮、奁、盘、壶、鼎、钫、匕、匣、屏风等多种用品。它们一般以木为胎，然后进行髤漆等加工而成。许多漆器和金银釦器质地轻巧，造形美观，色泽光洁，镶嵌精致，纹饰秀丽，堪称工艺佳品。在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漆器上，还嵌有玳瑁、云母、红白玛瑙等，它们与光亮的漆器交相辉映，显得更加艳丽多彩。当时漆器制作复杂，分工细密。其工种有素工，雕工、髤工、上工、铜扣黄涂工、画工、清工、造工、供工等。《盐铁论？散不足》说：一杯捲用百人之力，一屏风就万人之功即指这种情况。西汉的官吏和豪富，都很喜爱漆器，死后常用大量的漆器随葬。长沙马王堆一、二、三号汉墓出土漆器达７００件；江陵凤凰山１６８号汉墓，墓主虽为五大夫，也出土漆器１６０余件等等。甚至朝鲜平壤乐浪王盱墓、蒙古诺颜乌拉匈奴贵族墓中，也发现了大量的汉代漆器和鈤器，说明西汉时期漆器的生产空前兴盛。

　　４。商业的发展与城市、交通的发达西汉的商业，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发展面貌。西汉前期，封建政权实行无为而治的放任政策，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发展迅速，民间商业十分繁荣，商品经济得以顺利发展。西汉中期汉武帝实行有为政策，对社会经济进行全面干预，民间商业受到打击和排挤，一度衰落，而官营商业相对发展。西汉后期，官营商业仍然存在，民间商业也很活跃。不过，这时商业的发展已经变态，不可与西汉前期商业的正常发展相提并论。

　　（１）西汉中、后期商业的发展西汉中期，汉王朝开始从事官营商业活动，实行盐、铁、酒、鱼的专卖，并在各郡设立均输官，转运贩卖各地土特产，设置平准官，控制市场物价等。

　　可见官营商业的规模庞大，实行专卖和贩卖的商品种类繁多，既有工商兼营的盐、铁、酒官，也有行商性质的均输官，还有类似坐贾的平准官，几乎垄断了所有的商业活动。由于这种商业活动具有垄断性、强制性，商品的来源不计成本，从事商业活动的人与商业利润没有直接关系，因此，这种官营商业活动不受价值规律的约束，不是社会生活过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是独立于生产之外的流通过程。这种流通不能有效地支配生产，对社会生产和生活都有不良的影响。正因为当时官营商业具有压价强购、抬价出售、供需脱节等弊病，所以给民间商业活动以可乘之机。

　　这时民间商业的生存空间大大缩小：一是官营商业霸占了民间广大的地盘；二是官营手工业的扩大，进一步失去上层皇室贵族的雄厚市场；三是国家陆续设立的桔官、羞官、圃羞官、漆官等控制了原料产地及其商品来源；四是民营手工业的衰退也使商人减少了货源和主顾等。特别是汉武帝收买一部分商人充任官商，同时剥夺了大部分商人的财产，几乎使民间商业活动窒息。但自元封元年（公元前１１０年）不复告缗后，国家的商业政策逐步放宽。官营渔业不久被废止。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１８１年）罢榷酷官，命民得以律占租，卖酒升四钱.①而且，昭宣时期与民休息的政策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都为民间商业的重新活跃提供了条件。

　　②　　《西京杂记》卷。

　　除汉武帝非常时期外，西汉政权对商贾的主要税收是市籍税和市租。市籍税是对有市籍的商贾所征取的税收，规定纳税户在一定时期内集中把税款交纳给市场负责人——市啬夫。《汉书？何武传》说：（何）武弟显，家有市籍，租常不入，县数负其课，市啬夫求商捕辱显家，即反映了这种情况。所谓市租，就是对商贾所征收的市场营业税。《史记？齐悼惠王世家》注引《索隐》曰：市租，谓所卖之物出租。市籍税一般按商人的财产（包括储存的现金、实物、货物）征税。《汉书？武帝纪》注引李斐曰：一贯千钱，出算二十也。是指异时，即汉武帝前对商贾储存的现金征税，税率为２％。《汉书？翟方进传》注引张晏曰：又牛马羊头数出税；算千输二十也。推知对其实物财产征税，税率也为２％。《管子？幼官》提到市赋百取二，就是对市场交易的货物征税，税率也为２％。可见这个２％的税率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汉书？食货志下》载王莽时规定：贾贩贾人坐肆列里区谒舍，皆各自占所为于其所在县官，除其本，计其利十一分之，而以其一为贡。这里提到商贾的市场营业税，也就是市租，按商业利润的１／１０征税。当时的商业利润是多少？《史记？货殖列传》指出，商贾们投入１００万钱的资金，可赢利２０万。若不中什二，则非吾财也。《汉书？贡禹传》也说：商贾……岁有十二之利。可见当时社会公认的商业利润率为２／１０。如果市租按投入的货物量征税，则税率为２／１０×u65297X／１０＝２％。由此可知，对商贾储藏的现金、拥有的实物和投入市场的货物均按２％的比例征收，就是征取商贾所得商业利润的１／１０。这与王莽时期明确规定的市租率是一致的。同时说明，西汉前期和中后期的大部分时间里，市籍税按财产的２％征税，市租也按投入市场商品的２％征税，其税率基本合理，故有利于民间商业的发展。

　　另外还有关税，即商贾贩卖货物经过关口时所征取的税收。秦汉时期一般在内地要道和周边各族的交界地设置关口，如函谷关、玉门关、居庸关等。西汉一代，关税时停时征，大体西汉前期征收的时间少，而中后期征税的时间多。《汉书？武帝纪》云：太初四年（公元前１０１年）冬，徙弘农都尉治武关，税出入者以给关吏卒食，就明确提到征收关税。至于关税的征收量，据《管子？幼官》：关赋百取一，即征收过关货物的１／１００，而东汉末延康元年（公元２２０年）庚戌令曰：轻关津之税，皆复什一， ①则知东汉末年的关税率曾一度高达１／１０以上。推测西汉时期的关税率当在１％到１０％之间。较重的关税，对民间商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①　　《汉书？昭帝纪》。

　　①　　《三国志？魏志？文帝纪》注引《魏书》。

　　西汉后期，中央集权的力量逐渐衰落，民间商业在宽松的政治环境中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但当时社会经济的基本格局，限定了民间商业的发展面貌。

　　首先，由于官营商业仍然占有广大地盘，迫使民间商业更加紧密地与官僚、地主经济结合，以求得更大的发展。如成帝时，贵戚近臣子弟宾客多辜榷为奸利.大富商罗裒，用巨款赂遗曲阳、定陵侯，依其权力，赊贷郡国，人莫敢负，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①其次，由于民营手工业的衰落，边疆屯垦对畜牧业的冲击，使民间兼营手工业、畜牧业的商人大大减少，而贩运性商业，特别是为官僚、地主消费服务的贩卖商业，得到畸形发展。《汉书？货殖传》记载西汉后期的大商人，都是因其地利之便，从事贩运贱买贵卖致富的。所谓商贾求利，东西南北各用智巧，就是指这种情况。再次，由于当时农民负担沉重，农业生产萎缩，故民弃本逐末，耕者不能半.②大批游食末技之民的涌现，形成了民间商业的虚假繁荣。因此，西汉后期民间商业的兴盛，并非社会生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因依附官僚地主而失去了商品经济的纯度；因其贩卖业的畸形发展而相对独立于生产过程之外；因其虚假的繁荣使各经济部门的比例失调。但民间商业的发展毕竟打破了官营商业的僵局，促使西汉商业深入而广泛地发展。

　　（２）城市和交通的发达随着西汉时期社会经济和商业的纵深发展，形成了遍布全国的大小城市、集市等商业网点。位于关中的都城长安是全国最繁华最富庶的城市，有１２门、８街、９陌、９市、１６０闾里。长安市场上充满了本地物产和官府手工业产品，还有从全国各地运来的货物，以及外族的特产，商业交往十分频繁。

　　其他如河南地区的洛阳，梁宋地区的陶、睢阳（今河南商丘南），漳河地区的邯郸，勃碣地区的燕（今北京市），海岱地区的临淄，东楚地区的吴（今江苏苏州），南楚地区的寿春（今安徽寿县），颖川、南阳地区的宛（今河南南阳），西楚地区的江陵，巴蜀地区的成都，扬越地区的番禺（今广东广州）等，都是各地区商业四方辐凑，并至而会的大都市。在这些地方都市中，以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发展最快，到西汉中、后期合称为五都.此外，每一地区都分布着大小集镇和集市。还有驻军之处的军市、边境关隘之处的关市等。而且所有都市、集市都有大道或河渠相通，连成全国商业网络，使商品交换深入、持久、频繁地进行。

　　随着对外关系和海陆交通的发展，西汉时期的商业活动又向周边各族甚至外国寻求市场。由于汉武帝时期对边疆的经营，使秦汉之际的陆路交通进一步发展，当时重要的对外交通线有四条：一条自蓟出发，东北经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直到朝鲜半岛。故商贾东绾秽貉、朝鲜、真番之利.①一条自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远达中亚、南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各国及南欧、北非等地。这就是著名的丝绸之路.一条自巴蜀出发，经西南夷，通于身毒（印度）等地。当时中国的邛竹杖和蜀布等，已由商贾转运到这里。一条自番禺出发，经苍梧（今广西梧州）、郁林（今桂平），达于交趾、九真、日南（在越南境内）等地。《汉书？地理志下》说：这一带近海，多犀、象、毒冒、珠玑、银、铜、果、布之凑，中国经商贾者多取富焉.当时的海外交通也很发达。比较明确的航线有两条：一条自齐（今山东北部）东渡渤海，达朝鲜半岛，然后南绕半岛，东到日本。史称日本为倭，有百余国，其中最大者叫邪马台国。汉武帝时期，已有３０余国与汉通使，建立了政治、商业往来。另一条自徐闻（今广东徐闻）、合浦（今广西合浦）

　　乘船南行５个月，可达都元国（在马来半岛），又继续航行４个月，到邑卢没国（在缅甸沿岸），再航行２０余日抵湛离国（在缅甸沿岸），然后步行１０余日到夫甘都卢国（缅甸蒲甘城附近），再乘船航行两个月，最后抵达黄支国（在印度建志补罗）。回程可经已程不国（今斯里兰卡）、皮宗（在马来半岛），到日南等地回国。西汉商贾运往这些国家的商品有黄金器物和各种丝织品，换回来的货品有明珠、璧、流离、奇石等异物。近年来在广州、长沙等地经常发现玻璃、琥珀、玛瑙等物，其中有的就是从南太平洋诸国运来的。

　　①　　《汉书？翟方进传》、《货殖传》。

　　②　　《汉书？贡禹传》。

　　①　　《史记？货殖列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