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的文化品牌

高天流云

华夏之根

    三晋大地，表里山河，人杰地灵。山西作为中华文明历史最长最完整的地区之一，从史前文明的旧石器时代发端，联系贯通了上下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其历史文化脉络清晰，框架完整，文明进程从未间断，影响深远，留存有35000处文物古迹，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119处，位居全国第一。山西历史文化的完整性、先进性以及艺术性，对中华民族的精神、风俗、习惯的形成发生了重要作用，对华夏五千年文明史产生了巨大的辐射力、渗透力和影响力，并以“华夏文明主题公园”、“古代东方艺术博物馆”、“中国社会变更和进步的思想库”三大特征组成了“华夏文明看山西”的深厚内涵和丰富的文化底蕴。
    距今180万年以来的山西新旧石器遗存是中华文明的曙光。山西旧石器文化遗存质量高、数量多，芮城西侯度文化遗址是我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全省现已查明的旧石器文化遗存近400处，其中旧石器早期遗址全国发现了200余处，山西有157处，占3/4,位居全国之首。这些遗址的发掘和发现，对研究人类的起源，有着关系全局的重要意义。
    旧石器早期遗址主要分布在中条山南麓的垣曲盆地、晋西南黄河沿岸及汾河流域，以芮城西侯度文化和厊河文化为代表。1961－1962年，考古学家在西侯度遗址发现32件石器以及带切刮痕的鹿角和火烧过的骨、角、牙等，地磁测定的地层年代为距今180万年，是我国境内已知的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是目前国内发现的最早的人类用火的实证。芮城厊河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石器及动物化石，专家研究认为其文化时代属旧石器早期文化较晚阶段，与陕西蓝田、北京周口店人的工具有对应特征，并且有迹象表明，后来的丁村文化是由西侯度文化和厊河文化演变发展而来。
    以襄汾丁村人和阳高许家窑人命名的文化，是我国旧石器中期最有价值的典型遗存。这一时期的古文化遗址山西有60处，主要分布在北部的桑干河流域和南中部的汾河流域。在丁村遗址上发现的大量石器表明，13万年前的丁村人比北京人的石器制作有了明显进步，人类在体质上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丁村人成为北京猿人向现代人过渡的重要环节。在汾河下游的襄汾、曲沃、侯马，汾河中游的交城、古交，汾河上游的静乐等地，丁村文化分布广泛，因此有学者称丁村文化为“汾河文化”。许家窑文化距今大约十万年左右，文化遗物中的3万余件石制品，类型繁多，制作精细，仅石球就有上千件之多，是中国旧石器时代石球最多的一处遗址。
    山西旧石器晚期遗址分布更广，内容更加丰富。位于大同盆地西南的朔州峙峪文化，距今约27500—30000年，在这里发现大量的石制品和各类动物的牙齿和用火遗迹，同时还发现了石镞。石镞的发现，意味着峙峪人已发明和使用了弓箭，是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弓箭。吉县柿子滩文化代表了旧古器向新石器过渡时期广泛分布在黄河中游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区域考古学文化。文化层间的石制品非常丰富，并有少量的动物化石，更让人们惊喜的是，在柿子滩遗址上，发现了两处表现当时人的精神生活与信仰崇拜的岩画。
    山西是黄河流域新石器文化的中心区域，遗址遍布全省，有上千处之多，原始社会大型石器制造场我国发现了6处，有3处在山西。这些遗址中发现了大量的石制生产工具和陶制生活用具，以及居住址和陶窑，这些文化遗存展示着山西新石器时代的文明和辉煌。
    山西地区的夏文化放射出文明时代最灿烂的光芒。山西是华夏文明起源的中心区域之一，大致在距今4500年前后，相当于古史的尧舜时代，山西南部已经成为当时诸多邦国的中心。古史记载“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即今临汾、永济、夏县，说的是中华民族最早的英雄们在汾河下游创业建都的历史。史书中最早出现的“中国”一词，指的就是上古虞舜时代的山西南部。可以说，在中国本土发生的文明中，只有黄河中游晋南、豫西的文化传承没有被打断。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为了保护私有财产及加强防御，传说大禹之父鲧已开始建城。不断发现的夏城遗址，映证了山西南部曾是夏朝国家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
    根据古文献的记载，夏人的主要活动区域，包括晋南的汾、浍、涑水流域，豫西的伊、洛、颖水流域，乃至关中平原。1975年，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现了年代相当于夏朝的城堡遗址，城堡规模宏大，布局合理，有居住遗址、人工沟、陶窑、水井、窖穴、墓葬等，并且出土了大量石器、骨器和陶器，同时还有一些铜器。类似东下冯城堡的建筑遗迹，在北起临汾、南至黄河、东出翼城、西抵河津的山西南部，竟有35处之多。这些发现，与《禹贡》记载的冀州、太原以及周人所说的“大夏”、“夏墟”正相契合。
    近年来，襄汾陶寺遗址的发现与发掘，有助于早期夏文化的确认和突破。陶寺文化遗存百余处，包括了城址、居住遗址、墓葬以及成套的礼器乐器、青铜器。陶寺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时代特征：一是出土了一批壶、瓶、盆、盘、豆等彩绘陶器，其中的彩绘蟠龙陶盘，被认为是集合中原诸部落图腾而成的华夏中心区域的徽标；二是出土成批的彩绘木器，有案、几、俎、匣、盘、斗、豆、鼓等多种器物，反映出那个特定时代的一些社会状况；三是出土一批农具，几座水井，说明当时人已经掌握了打井技术，居住处所从此可以不受水源限制，活动范围更加扩大；四是遗存物中铜器与文字的发现。墓中出土一件含铜量近98％的铜铃形器，证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了冶金技术。居住址中出土的一件陶制扁壶，陶器的壁上有毛笔朱书文字，结构与甲骨文同形字十分相似，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看到的中国最早的毛笔朱书文字；五是在陶寺墓葬反映出明显的等级或阶级的差别，五座级别最高的大墓中，出土了鼋鼓、特磐类的礼乐器，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同类乐器珍品。陶寺文化向世界表明，此时中原大地的礼乐制度、阶级差别、国家形态已经萌生或正在形成，标志着山西晋南地区放射出华夏文明时代到来的灿烂光芒。
    晋国与三晋时期的文化是中华文明进程的关键环节。关于商族的起源，一些学者专家认为在山西的南部地区，认为垣曲商城即文献记载“汤始居亳”的亳都。垣曲的商朝城址，不仅有比较完整坚固的城墙、城壕及城门，而且区分出宫殿区与一般居民生活区，陶器与青铜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普通器物。
    周初，叔虞封唐，叔虞之子燮父改国号为晋，“晋国”的历史从此开始。上起叔虞封唐，下至韩、赵、魏三国相继被秦兼并，期间的800余年，晋人的活动范围从最初的河、汾之东方百里的地方，扩大到拥有山西全部、河南和河北的大半及内蒙古、陕西的一部分。晋献公时，晋的疆土从黄河北岸扩展到了南岸，并达到了黄河以西的地方。晋文公时，国力空前强盛，晋国联合秦、齐、宋几国，在城濮之地大败楚军，晋国遂成中原霸主。“侯马盟书”的出土，是晋国国力强盛的见证。1988年太原发现的晋国赵卿墓中，出土了一件直径和高度都在一米开外的大镬鼎，这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大的春秋鼎，表明晋国当时是生产力最发达经济实力最强盛的诸侯大国。曲沃县天马—曲村晋侯墓地的发掘，对于西周文化和晋国史研究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晋侯墓地发现于20世纪60年代，1980—1990年进行了7次大规模发掘，发掘出9组19座晋侯及其夫人墓葬，时间为西周前期到春秋初年。晋侯墓葬群出土了大批珍贵文物，精美的青铜器和玉器分量最重，青铜礼器的组合不仅反映了西周时期宗室制度的一些共性，也表现出晋国青铜文化的鲜明个性。
    山西是最早出现人工冶铁的地区之一，晋国是最早使用铁器的诸侯国家。灵石县旌介村附近的商墓中，出土了一件满身铁锈的青铜钺，专家们认定这是最早的人工冶铁的遗存物。春秋时期，晋国使用铁器的范围已经非常广泛，像常用的铲、刀、镢、斧、镰、锄、犁等工具农具，均为铁制品。
    战国时期，韩、赵、魏三家分晋，迅速成为实力雄厚的三个方国，在那个诸侯连绵征战、百家争鸣不停的特殊历史时期，韩、赵、魏的活动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进程，在三晋大地上演了李悝变法、魏文侯改革，西门豹治邺、张仪纵横天下、胡服骑射、围魏救赵、长平之战等一幕幕精彩纷呈、声势浩大的历史正剧。
    秦汉以来的山西谱写了中华民族大融合的光辉篇章。从某种角度看，山西的历史就是一部民族融合史。自古以来，山西就是中原与北方各民族文化交汇融合的天然通道，是中原农耕经济与北方游牧经济冲撞对接的前沿地带。山西始终发挥着民族大融炉的作用，谱写了民族大融合的辉煌篇章。
    上古时中原各国因经济文化方面的优势而称华夏，与其毗邻或是错杂居住的其他民族被视为戎狄蛮夷。随着华夏各国的日益强大，西戎为秦所灭，赤狄、白狄为晋所灭，齐灭莱夷，大部分的淮夷小国被楚、鲁所灭，戎狄蛮夷逐渐接受了较为先进的华夏文化，逐渐融合于华夏族。西汉一朝，通过武力打击、和亲通商等政策，促进了与匈奴的民族融合。东汉时，北方草原大旱，匈奴分为两支，南匈奴依附汉朝，南移入山西汾河流域。建安初，曹*分匈奴为五部，分居山西，合计约20万人。两晋时民族融合的规模再次升级，匈奴四次大规模内附，移民部落多达19种，特别是太原地区成为移民的集中地。与此同时，杂居于山西的还有羯人、鲜卑人、羌人、氐人等。十六国时期，山西是当时矛盾集中的地区，各族迭相称雄，战乱相因不断，但民族融合、文化融合亦加剧。三晋文化因民族融合充实了新鲜血液，各族人民在汉化过程中为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明时期的大槐移民是中华民族艰苦创业、爱国念祖的精神象征。据学者考证，南宋时即有从山西移民事，但明初洪武、永乐两朝移民规模大、次数多，达20余次，长达50年之久。明廷在洪洞大槐树下设局驻员，为移民登记造册，发放川资凭证，住户部循入里籍后，由后军都督府派兵押解赴各省州县定居。移民不仅来自洪洞，还遍及山西全省。去向则尤为广远，遍布国内30个省市，2217个县市。大槐树成为移民聚散地的标志，各地后代移民共认大槐树为其祖先故地所在。
    元末明初，中原江淮间战乱不已，极大的破坏了生产力，人民死伤无数，城郭为墟，农村残破，兼以水旱蝗灾，两淮、山东、河北、河南、湖北之民，十亡七八，“生民百遗一，千里无鸡鸣”“春燕归来无栖处，赤地千里少人烟”。而山西由于地形险要，邻省的战事很少波及山西，省内大部分地区，又风调雨顺，连年丰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人丁兴旺。明廷为了巩固政权，恢复生产，采取了以移民垦荒为中心的振兴农业的举措，将洪洞县广济寺定为移民之地。大槐树移民在各地力披荆棘，除草莱，立街市，渐至人烟繁多，百货骈阗，野有余粮，民无菜色，在各地经济发展、民生振兴中贡献颇巨。后世移民子孙，又外出奔走，近代颇多赴海外谋生者，故海内外华人后代均有以大槐树为祖籍，追念先人辛勤创辟，寄托爱国爱乡之情。广济寺门前汉植大槐树便同移民紧密联系在一起，成为移民之根，成为根祖的代名词，也成为激发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渊源。

xiaoyu102

感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小嘴黑尾

  

请走人行道

谢谢分享

武汉汪大

好文章，学习了。     

西山王

华夏5000年文明史,后2500年的文华在山西,中华地上文物愽物馆

彪彪

  

鸟之光

感谢大篇幅全方位的弘扬山西文化，恭候各路朋友前来观光········   

kkook0

谢谢,欣赏了

枫红叶落

汾河流水哗啦啦，人说山西好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