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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情味,源自人性之中最温情的一面,是人与人之间真挚情感的自然流露,是一种给人以爱与关怀的奇妙感觉,是一种由内而外感染他人的个性魅力,是一股可以温暖人心的精神力量。
中国历史上作为专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由于“高处不胜寒”,更由于“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能够有人情味的可谓寥寥无几,更多的是泯灭人性丧心病狂的屠夫和刽子手。
遍览中国历史,最富有人情味的皇帝无过于元世祖忽必烈。
应该看到,当忽必烈还是藩王的时候,这种人情味在他对待幕府里的中原文士与各族英才的态度上已经体现出来。最明显的一件事发生在蒙哥皇帝召见他幕府里的官员赵璧问治平之道的时候,当时赵璧肆无忌惮提出:“先诛近侍之尤不善者。”结果让蒙哥一下子脸色大变。事后,忽必烈对赵璧说:“秀才,汝浑身是胆邪!吾亦为汝握两手汗也。”从忽必烈对赵璧推心置腹的话语来看,他与赵璧不止是上下级关系,更是朋友关系。可谓十分难得。
比起赵璧,刘秉忠与忽必烈之间的情谊可谓更为深厚。忽必烈一次曾赐银千两,刘秉忠推辞说:“臣山野鄙人,侥幸遭际,服器悉出尚方,金无所用。”忽必烈直率地说:“卿独无亲故遗之邪?”意思是难道你就没有亲朋故友可以给他们用吗?几经辞让,刘秉忠于是接受了忽必烈的厚意,从此更加竭尽所能辅佐忽必烈。而忽必烈也对他言无不听,宠任益隆。忽必烈与刘秉忠一生始终君臣相得。刘秉忠不仅向忽必烈倡导创建大元国号和皇帝年号,主持营建元大都作为国都的工程,还创建元朝的官制,制定朝廷礼仪、章服和俸禄制度,参与选拔官吏和推荐人才,使不少汉族知识分子参加到元朝政权机构之中,对元朝政体设计作出很大的贡献,对元朝政权的建设和巩固发挥了重要作用,最后位至三公,官居太保。
对于董文炳这样的才兼文武的干臣,忽必烈亲昵将其称为“董大哥”,至元十四年忽必烈在上都,“适北边有警,欲亲将北伐”,竟然将燕山以南政事全权托付给董文炳,并说:“山以南,国之根本。尽以托卿。卒有不虞,便宜处置以闻。”
忽必烈的人情味不仅从对待从金莲川幕府出来的身边中枢重臣们屡屡体现,更从对待一些小臣的轶事里能反映出来。
如王磐,他对忽必烈征日之举大加劝阻说:“日本岛夷小国,海道险远,胜则不武,不胜则损威,不伐为便。”忽必烈一开始十分气恼,厉声呵斥,认为这不是他该管的事,《元朝名臣事略》称元世祖这次发火为“天威震怒”。而王磐却抗辩说:“臣赤心为国,故敢有言。”忽必烈冷静下来很受感动,第二天专门派人去安抚王磐,后来还赐给王磐一个碧玉宝枕,表示歉意。
如赵孟頫,忽必烈第一见到便对赵的气质大加赞叹,呼为“神仙中人”,破例授与兵部郎中职务,还经常召赵孟頫进宫,有人提出赵孟頫是“宋宗室子,不宜使近左右”,然而忽必烈对此是满不在乎,“不听”。老赵后来在元仁宗时代还充满感情的写诗怀念忽必烈提到“先帝昔在御,如日行虚空。六合仰照耀,一方顾颛蒙”,显然是把忽必烈比作了“红太阳”。
对手下臣子们是这样,对待不受征召的文士,忽必烈也显出了豁达大度的气度。
如刘因,至元二十八年时,元廷曾征召他为集贤学士、嘉议大夫,他居然以身体有病为辞拒不受命,作了一篇《上政府书》,声称自己的病一天比一天重,怕连累众人,就在先人坟墓旁修好一处地方,如果一病不起,就在里面等死。而忽必烈听说刘因的抗命不从之后,不仅没有生气,还颇为感慨地说:“古有所谓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与!”这跟提出“寰中士大夫不为君用,是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的明太祖差距岂非天壤之别?
忽必烈的这种人情味是怎么来的?或许,这来自于大草原赋予他的广阔胸襟,更为可能的是,来自于继承成吉思汗的如海气质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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