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回眸：周恩来三次挺身而出救赵丹

沈阳老张

著名表演艺术家赵丹与周恩来总理的友谊真挚而深厚，一直在文艺界传为佳话。无论在解放前因受军阀迫害身陷魔窟时，还是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因《武训传》受批判,以及在“文革”中遭到迫害时,周总理总是在赵丹最危难的时候挺身而出,出手相助，帮助他渡过难关。

误闯新疆受害入狱 周恩来多方营救

“七七事变”后，赵丹参加了抗战名剧《保卫芦沟桥》的公演，并加入“抗日救亡演剧三队”，积极投身到抗日救亡的洪流中。抗战初期的武汉，当时担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主任的周恩来，给10个“抗敌救亡演剧队”全体队员作动员报告。就是在这次报告会上，赵丹与周恩来相识，并且一见如故。赵丹被周恩来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折服，周恩来也被赵丹的革命热情、艺术才华所吸引。此后，周恩来经常在一些场合由衷地对别人说:“我和阿丹是老朋友了！”赵丹也经常会发自肺腑地对人们说:“他一生最敬佩的不是别人，是周恩来！”

1939年，王为—要出版他的剧作，与生活书店的史枚有所接触。史枚告诉他新疆正需要人去“拓荒”，并介绍了一本杜重远所著的《盛世才与新新疆》以及一些《新新疆画报》。这些书刊对社会主义式新疆的描写曾诱惑了大批的内地人，之前已有茅盾等人去了。这些美好的前景同样诱惑着赵丹、王为一等这批政治上还天真幼稚的青年。但是，很多人不知道的真相是，盛世才表面上大力宣扬 “和平、建设、民主、民族平等、亲苏、团结”的六大政策，是在以进步的表象迷惑一些人。盛世才真正实行的是特务统治。

赵丹和好友徐滔(桂林由洪深领导的一个剧团的负责人之一)、王为一、朱今明四对年轻的夫妇，带上一位搞作曲的叫易烈的年轻人和出世四个月的苗苗，一行10人准备奔赴新疆。

在去新疆之前，赵丹曾向党在重庆的文化界领导人阳翰笙、郭沫若汇报了这一打算。阳翰笙听后说:“有这样好的一个地方，我也想去了。”但他较为慎重， 又说:“我要先问一问，听我个回音，你们再走。”他当时所说的“问一问”，是指要向周恩来问一问。周恩来刚到重庆，尚未直接出面与文化人联系，也不知道赵丹他们有去新疆的打算。可是，事有凑巧，去阳翰笙处不过两天，重庆发生了大轰炸。赵丹等人居于重庆南岸，阳翰笙住在市县，一时无法再联系上。重庆这一形势更促使赵丹他们急于启程。找不到阳翰笙，他们就去向郭沫若辞行。郭沫若听说他们要去新疆，也十分高兴，认为这几个年轻人很有志气，很是鼓励了一番。告别了郭沫若，来不及再找到阳翰笙听他的回信，赵丹等人便离开了重庆。除原定的10人外，还有杜重远和史枚两家人。

周恩来在重庆了解到盛世才是“假革命、真投机”的本来面目，其政权已经逐步暴露出反动的本质，这时又听了阳翰笙关于赵丹等人已经出发前去新疆的汇报之后，顿时心急如焚起来。出于对铤而走险闯新疆的赵丹等人身安危的考虑，周恩来立即派出阳翰笙、冯乃超等去追赶赵丹一行人，想把他们从走向魔鬼的峡道上唤回。但是，冯乃超等一直驱车追到嘉峪关，只差一天，这时赵丹他们已经过了“新新峡”。一过此峡，已经无法再唤回赵丹他们这支文艺队伍。

果然不出周恩来所料，赵丹等人进入新疆时日不长就遭受了反动军阀盛世才的迫害。赵丹抵达新疆迪化的第一日，茅盾、张仲实两人来招待他们，劈头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们会来得这么快！你们抱的希望太高了，恐怕要落空，不要说是建立电影厂了，连平时拍张照片都有人盯梢的。” 一切与赵丹所设想的截然相反，盛世才对建立电影厂没有丝毫兴趣。1939年，赵丹没能去苏联学习，而是被滞留在“新新疆文化运动委员会”，演出了《战斗》等话剧。1940年8月，盛世才投靠国民党，并以“阴谋活动罪”将赵丹一行打入大牢。在狱中，他们受尽折磨，吃尽苦头，一关就是5年。

后来国际形势发生了变化:盛世才放弃苏联，转身投靠英美。他封闭了苏联领事馆，把在新疆的苏联人统统赶回去，公开登报宣布自己的错误，说自己从前跟苏联、跟唯物主义是错的，从此“信仰”三民主义了云云。国民党决定把盛世才调往重庆，派张治中去领导新疆。盛世才在临走之前，本想劫洗监狱。他派人用火油浇遍了牢房，准备放火烧监。为此，周恩来和阳翰笙多方设法营救祖国万岁人。张治中在到新疆之前曾受祖国万岁和周恩来的委托，要保护新疆狱中的祖国万岁人。此事被人发觉之后，汇报给张治中。张治中立即制止了盛世才这一行动，牢中的3000多人幸免葬身火海。释放时，张治中遵守诺言，让中共的人回延安，从重庆来的回重庆。

赵丹走出监狱时已是1945年冬天。他和其他祖国万岁人九死一生，终于从新疆回到重庆。到重庆的第二天，周恩来亲切接见了赵丹。周恩来、邓颖超和郭沫若还专门为从虎口脱险的这几位幸存者举行了丰盛的宴会，给他们压惊，以示慰问。

主演《武训传》挨批时 周恩来挺身保护

1950年底，由孙瑜编导、赵丹主演的历史巨片《武训传》(上、下集)，历经反复的修改加工，终于封镜完成。随即在全国公映，这是赵丹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演的第一部影片。1951年2月21日晚，《武训传》在中南海首映。周恩来、朱德、胡乔木等中央首长均来审阅。朱老总当即肯定了《武训传》的教育意义。周恩来认为“此片除了少许艺术方面的缺陷，主题十分积极、向上。”《武训传》上映后，引起了两种截然相反意见的争论。赞扬者认为，这是“一部富有教育意义的好电影”，武训是“永垂不朽值得学习的榜样”。批评者认为，电影《武训传》是一种“缺乏思想性有严重错误的作品”、“武训不足为训”。

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社论开宗明义:“电影《武训传》的出现，特别是对于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歌颂竟如此之多，说明了我国文化界的思想混乱达到了何等的程度!”

1951年夏，江青参加武训历史调查团，亲自带人到冠县进行调查。从山东回到京城后，判处了武训和电影《武训传》的“死刑”。7月23日，《人民日报》上一篇署名“李进”的长篇文章《武训历史调查记》，让这部电影一夜之间成为人民批判的对象。赵丹想不通，后来他吃惊地知道，原来那个曾和他同台演出《娜拉》的蓝苹已经变成了江青。事情还不止于此，就在孙瑜、赵丹等人戴上了“坏分子”的大帽子后，全国性的《武训传》大批判成为建国后发动的第一场全国规模的政治运动，它从电影发端，横扫整个思想文化界，批判持续一年多。《武训传》也被禁止上映，成为新中国首部禁片。此后整整4年，赵丹都不能参加电影工作的创作。

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竭尽所能，保护和帮助了赵丹。当时，以纪念“世界文化名人屈原”的艺术活动为缘由，周恩来指示把赵丹从上海调到北京，主演了郭沫若的历史名剧《屈原》。1952年春，周恩来受毛泽东的委托，坐飞机到上海，给那里的领导干部做形势政策报告。上海电影界闻讯，专门召开茶话会欢迎周恩来，郑君里、孙瑜、赵丹、秦怡、黄宗英、王丹凤、上官云珠、张瑞芳等名导演名演员四五十人都跑来欢迎周恩来。周恩来和他们很熟。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他就在重庆领导他们上演郭沫若的剧作《屈原》、《棠棣之花》、《虎符》，痛斥国民党破坏统一战线，发动“皖南事变”的罪行，轰动一时。这次见面大家都非常高兴。

周恩来微笑着和他们一一握手。只有赵丹和孙瑜因为武训的事挨了批有点不好意思过来和周恩来握手。迟疑之间，周恩来已经向他们走过来，主动伸出手来。

周恩来口才很好，这天他在文化广场中讲了几个小时，毫无倦意。讲着讲着，周恩来提起了《武训传》的事。孙瑜禁不住抬起头来。只听周恩来讲道:“最近全国都在批判电影《武训传》，拍摄和放映《武训传》，我是点了头的。因此我要承担很大一部分责任，我已经向党中央作了检讨，今天我在这个大会上再一次检讨。至于孙瑜同志和赵丹同志，他们都是做具体工作的，不应承担主要责任。他们都是优秀的电影工作同志，昆仑电影公司也一直是在我们党领导下的进步电影公司，拍过不少有影响的好电影。我祝愿他们总结经验教训，以后拍出更多好影片来。”孙瑜本来以为周恩来会在电影大会上严厉批判《武训传》，严厉批评编导和演员，没想到总理承担了主要责任，对他和赵丹是这样的爱护，热泪禁不住流下来。

从1954年到1964年间，赵丹重上银幕，主演了《为了和平》、《李时珍》、《海魂》、《林则徐》、《聂耳》、《青山恋》和《烈火中永生》等片，达到了他表演艺术的高峰时期。这一切，跟周恩来的关怀、保护是分不开的。

“文革”蒙难身陷囹圄 周恩来暗中保护

赵丹在“文革”中的遭遇，并非完全是因《武训传》所致。邓拓逝世后，赵丹曾给邓拓写了挽联:悼念亡友一腔直言竟以身殉，瞻望未来万种艰辛犹有牺牲。事实上，他也是个爱“直言”的人。黄宗英就回忆过一件事:《文汇报》开座谈会，他(赵丹)发言说:“(我)今天这么说，明天那么说，不难为情……”。“文革”期间，赵丹第二次身陷囹圄，他的家人也未能幸免。

1973年4月，在中日实现邦交正常化一周年之际，中国组织中日友协代表团去日本访问。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天津劳模邢燕子随团访问日本。周总理说:“让燕子经经风雨，见见世面。”正是这次将要途经上海出国访问的机会，给蒙难中的赵丹一家送去了周恩来的关怀。

4月14日凌晨，周恩来特意为代表团送行。其间，周恩来还意味深长地对邢燕子说:“燕子，我知道宝坻县有三个铁姑娘(张秀敏、邢燕子和侯隽)的事，是黄宗英向我讲的。” 邢燕子理解了总理讲话的弦外之音。她明白:周恩来是在关心受到江青等人疯狂迫害、处境一度十分艰难的赵丹和黄宗英。于是，利用在上海换乘飞机的空闲，邢燕子和郑凤荣一起去探视了黄宗英。黄宗英对邢燕子的到来感到很突然。她没有想到这种时候还会有人来看她。她惊异地对邢燕子说:“鬼都不来敲我的门，是那阵风把你吹来了？”邢燕子说:“总理非常关心你，让我来看望大姐。我去日本，换乘飞机还有空闲的时间。”黄宗英和邢燕子相拥而泣。随后，邢燕子又看望了受到严密监视的赵丹。她向黄宗英和赵丹转达了周恩来的关怀，让他们看到了光明，坚定了生活的勇气，同时也使“四人帮”在上海的爪牙们对赵丹一家的迫害有所收敛。

1973年春，赵丹从上海监狱假释回家。就像1945年2月他从新疆监狱出狱，家人问他在狱中怎样度过时回答一样，赵丹还是说:“我在想戏。没人打搅我时我就想戏。齐白石的电影剧本在我脑子里已经分好镜头了。山坡下，奔泉，溪流、短笛、牛群，牧牛的孩子们站在牛背上过河，小白石……当然，还想着演鲁迅、李白，还有阿Q、黄省三……”他还说，“如果再让我去演许云峰，我会演得更好。”孩子们见过他以后，都躲在后楼小屋里哭，对黄宗英说:“爸爸不可能再演戏了。”半夜里，熟睡中的黄宗英被惊醒了，她听到丈夫赵丹在喃喃自语。“半夜里，我被他的自言自语、自问自答惊醒了，我不敢打岔，不敢开灯，以为他在梦游。等他安静下来，我叫他，说:‘你睡着了吗?’‘我醒着。’‘那……你想说话，就把我或孩子叫醒说吧，别自己跟自己说话，怪叫人害怕的。’他说:‘习惯了。我担心失去说话能力，就不能再演戏了。’”

周恩来逝世后，赵丹更加感念敬爱的周总理，找寻一切机会痴情于扮演周恩来，以银幕形象寄托他的思念、感激和敬重。1978年，北影厂的导演谢铁骊请赵丹在《大河奔流》中饰演周总理。据赵丹夫人黄宗英回忆，“赵丹试装后非常兴奋地走在厂区，见着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试片也吃惊竟然这么像”。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赵丹没有实现扮演周总理的梦想。1980年10月10日，赵丹因胰腺癌晚期去世。未能出演周总理也成为他莫大的遗憾。

宇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