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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楼拜在《恋书狂》中写了一个恋书狂:“他爱书的气味、书的形状、书的标题;他爱手抄本,爱手抄本陈旧无法辨识的日期、手抄本里怪异难解的歌德体书写字,还有手抄本插图旁的繁复烫金镶边;他爱盖满灰尘的书页,他欢喜地嗅出那甜美而温柔的香。”设若福楼拜生在当下的中国,我敢打赌,他写的肯定不是“恋书狂”,而是“恋手机狂”:他爱手机的气色、手机的形款、手机的标识,他爱手机的……
青岛开往潍坊的动车组。我放下手中的报纸,起身找洗手间。从车厢这头走去那头,又从那头走回这头。无意中我有个发现:几乎所有人都在注视着手机。为了确认这一发现,我又从这头走去那头,复从那头走回这头。没有人注视我——哪怕我头顶突然冒出一只角——任凭我居高临下地注视两侧的他们和她们。我得以顺利确认,除了一对头碰头的现实性恋人和一位歪着打盹的虚拟性失恋者,其余所有人都在看手机。目不斜视,全神贯注,饿虎扑食一般,比课堂上学生看课文不知专注多少倍。由于太专注了,感动之余,我倏然产生了一种近乎惊惧的孤独感或近乎孤独的惊惧感。
返回座位,继续看报。上车前买的本地晨报,不是什么了不得的报纸。邻座是位某事业单位办公室副主任模样的中年男士,衣着倒还讲究,但多少沁出磨损感。也是因为他的目光一度离开手机往我端着的报纸瞥了一眼,我以为他感兴趣,于是看完后把报纸叠起递了过去。他点头道谢,随手将报纸插在眼前椅背的口袋。他继续看手机,一直看到我下车。已经看了80分钟!我有点儿后悔,后悔不该强加于人。看手机又怎么了?看书看报看杂志就比看手机有品位有教养有文化不成?何况你怎么知道人家看手机一定是玩游戏?用手机或在读取部下汇报或向上司请示也并非没有可能。世间存在所有可能性和不确定性。不过话说回来,我也并非多么介意我的邻座看手机,我介意的是整节车厢以至整列动车组的人都看手机——甚至对眼前椅背献媚的美女杂志都不屑一顾——这无论如何都异乎寻常。
不由得,我想起前不久去宁波大学时一位德语老师席间说的话。他说国庆长假期间和夫人带着上初中的女儿去欧洲旅游。“秋天的欧洲大地是多么迷人啊!火车所经之处,田园间的村落和尖顶教堂、牧场上的羊群和成片野花、光闪闪的溪流、静悄悄的山林、红彤彤的晚霞……然而女儿根本不看,不看,就是不看。看什么呢?只管低头看‘苹果’,苹果手机、苹果iPad……一次我和她母亲尝试夺下她的‘苹果’,可女儿一瞬间闪现的是怎样的眼神啊,简直像要跟我们拼命似的。”这位可怜的父亲叹了口气,转而感慨:“可你看车厢里的欧洲人、美国人,哪个看手机?不是看书就是看窗外风光。其实用不着别的,西方只用一个小小的‘苹果’、小小的手机就把我们打败了——西方人咬了苹果,苹果咬了我们。人家咬苹果一口,可苹果一口接一口咬我们、咬我们的孩子啊!”他的声音透出深切的凄凉、无奈与孤苦,听得我们赶紧安慰他:“别担心,你的宝贝千金才上初中,等上高中就好了——苹果树下,百花盛开!”他嘴角曳出一丝隐约的苦笑:“但愿!”
无独有偶,前天在上海大学,一位刚从美国回来的英语老师告诉我,在美国,无论地铁还是高铁,满车厢乘客大多看书,很少有人看手机。可你瞧瞧咱们这边,有几个人看书?有谁看书?看书的都快成“奇葩”了……我半装糊涂地问道:手机不也能看书吗?“我敢保证,用手机看书的,不可能超过百分之十五。再说,看什么?看《二十四史》还是看《纯粹理性批判》?看你译的村上春树倒有可能。”得得,引火烧身。我借故打住,落荒而逃。
不过你别说,前天我还真沾了手机的光。离开讲座会场,一位当年我教过的学生要请我吃“外婆手艺”上海本帮菜。“外婆”住在僻静的里弄,她去过一次也记不确切。于是掏出“苹果”查找,指着上面的地图告诉我在哪儿在哪儿快了快了。我半信半疑:那么小的菜馆也会有?就算有,手机地图“快了快了”的距离走起来也不可能“快了快了”。而我又要赶飞机……正这么嘟嘟囔囔地行走着,她用手一指:“到了,39号!”一看,果然。不过门面的确太小了,小得几乎只有一扇门。若非手机指引,笃定看漏无疑。
“外婆手艺”的确够味儿,甚至让我想起自己的外婆。告别“外婆”乘地铁去机场。在地铁车厢,我再次体验了和动车组车厢大同小异的手机冲击,印证了德语、英语两位老师的相关描述,耳畔久久萦回那句话:
西方人咬了“苹果”,“苹果”咬了我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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