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一废除残酷肉刑的皇帝

阿凡提

说起古代的刑罚体系，我们就想起旧时代的辣椒水、老虎凳，最有名的就是满清十大酷刑，其中的手段你想都不敢想。而这也成为近代外国窃取治外法权的论证，认为中国的刑罚太黑暗，需要他们来“拯救”。


其实，说起刑罚体系的文明程度，我们中国的刑罚体系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世界上最文明的刑罚体系，只是自明清时期以来，随着封建社会的逐步腐朽而走向黑暗。这个最文明的刑罚体系，出自一位伟大的皇帝之手，他就是史上著名的盛世“文景之治”的奠基者——汉文帝刘恒。


意外上位的幸运皇帝


汉文帝的名字在中国历史上是很有名的，“文景之治”就是对他政绩的充分肯定。文帝名刘恒，是刘邦的第四个儿子，母亲是薄姬。


刘恒在刘邦的众多儿子中是很幸运的。刘邦共有八个儿子，吕后仅生了一个，即惠帝刘盈。在惠帝去世后，吕后为了使自己长期掌握政权，对刘邦其他的儿子们大开杀戒，吕后共害死了四个。刘邦的大儿子刘肥最后未被陷害，得以善终。吕后最后死时，刘邦的八个儿子只剩下了刘恒和刘长。


在刘邦的众子中，刘恒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这和他的母亲有关。母亲薄姬原是项羽所封魏国王宫的宫女，在刘邦打败魏国后，将许多宫女选进自己的后宫，后来便和薄姬生了文帝刘恒。


但是刘恒出生后，薄姬却遭到刘邦的冷落，地位一直是“姬”，没有升到“夫人”，所以，刘恒从小就做事小心，从不惹是生非，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刘恒八岁时，三十多位大臣共同保举他做了代王。虽然地位没其他王子那样显赫，但这恰好帮文帝躲过了吕后的迫害，幸运地活下来，没有步几位“倒霉兄弟”的后尘。


刘邦的旧臣陈平和周勃在吕后死后，携手诛灭了吕氏势力，吕后死前指定了一个小皇帝刘弘，他们觉得刘弘不是惠帝的后代，不符合皇位继承的法统。于是就商议该由谁来继承皇位。最后，他们相中了宽厚仁慈名声较好的代王刘恒，主要因为刘恒势单力薄，便于他们继续玩弄权柄。于是派出使者去接刘恒赴长安继承皇位。  


刘恒见到使者，开始并不是很高兴，相反，这使他起了疑心，他的属臣们也意见不同，有的认为是一个阴谋，有的则分析说不会有假。


为了以防万一，刘恒在向长安进发的过程中一步步小心从事，深怕又中了计，丧命黄泉路。一是派舅舅薄昭先到长安探听虚实，二是离长安城五十里的时候，又派属下宋昌先进城探路。最后，小心的刘恒终于在陈平等众大臣的拥戴下平安地继承了皇位，住进了未央宫。


汉朝崛起的真正奠基人


人们通常熟悉的都是汉武帝的法律思想，认为他是西汉繁荣的功臣，而不认为汉文帝是个因循守旧的皇帝，或是一个无所作为的皇帝，其实汉文帝才是一个脚踏实地的改革家，一个西汉王朝的忠实维护者。正是在他的清静无为的法律思想指导下，汉朝才得到了休养生息，为西汉王朝的繁荣奠定了基础，从而把汉王朝推上了强盛的顶峰。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这是为什么呢？其中最大的问题在于社会物资的极度匮乏和土地兼并的愈演愈烈。


为了振兴汉朝经济，汉文帝采取“藏富于民”的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大幅度降低了农民的“个人所得税”，文帝二年和十二年，曾两次“除田租税之半”，即租率由十五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即纳1∕30的土地税，十三年还全部免去田租。自此以后，三十税一成为汉代定制。此外，算赋也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两次直接将税收减半，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可以说，汉朝腾飞的原动力正是汉文帝这颗体恤民情之心，有一个故事可以充分体现他的这颗善心。


有一次，他打算修建露台，叫工匠计算费用，需要黄金一百斤。文帝说：“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于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以小见大，一个小故事的背后，是一颗兼济天下的胸怀，如此一来，汉朝的崛起也就指日可待了。


经济放宽，刑罚同样要放宽！


汉文帝为人“宽仁”，他的“宽”和“仁”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对百姓的体恤，更重要的，是在推动法律领域的改革，这次改革开天辟地，使他成为封建社会唯一一个废除肉刑的皇帝。


汉文帝笃信黄老学说，反对法家的“重刑轻罪”主张，不仅要求“君正”，而且要求“法正”。因此，汉文帝在“绝秦之迹，除其乱法”的思想指导下，对刑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首先，他就废除了收孥相坐法，也就是俗称的“株连”制度。


中国古代盛行亲属株连制度，即连坐，当一个人犯罪之后，不仅要对犯罪者本人处以刑罚，还要殃及犯罪者的家属甚至更广泛的范围。秦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官府为奴，称为“收孥相坐律令”。


公元前179年12月，继位仅月余的汉文帝踌躇满志，“新官上任三把火”，即下诏召见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御史大夫张苍等人。


汉文帝在诏书中称：“法律的作用在于惩治恶人，引导善人。在罪犯已经被处以刑罚的情况下，其无罪的父母妻子兄弟等还要连坐受罚，这是很不妥当的。群臣应当议论一下解决的方法。”


周勃等人并不同意汉文帝的意见，纷纷表示：“百姓是不能够自我约束的，必须要通过严酷的刑罚限制他们的行为。当他们知道，如果自身犯法，亲人也将受到株连时，他们才会遵守律令。而且连坐法自古有之，行之有效，以保持不变为宜。”


汉文帝不为所动，二次下诏，措辞严厉：“对于公正的法律，百姓是不会触犯的。不公正的法律是害民之法。官吏们有教育百姓弃恶向善的职责，如果使用害民之法，则是官吏们的失职。对于这种残害百姓的暴吏，该如何处置？群臣应当再议论一下解决的方法。”


看到新皇帝如此有决心，再牛的老臣子毕竟还是拗不过皇帝，只能周勃等人立即着手废除收孥等法。


骂了皇帝照样无罪


在废除“株连”的刑罚制度后，汉文帝又开始烧“第二把火”。汉文帝听歌功颂德的话听得耳朵都起茧了，于是想听点不一样的。


说到就要做到，汉文帝开始鼓励百姓向朝廷提意见，即使咒骂皇帝也不加治罪。这在几千年的封建皇帝中也是极其罕见的。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废除诽谤妖言之罪。


今天的我们知道一个很熟悉的词叫“大不敬”， 是中国古代侵犯皇帝人身、权力及尊严的一种罪名。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成为皇帝“维权”的强力工具，什么是大不敬？具体什么行为是大不敬？还不都是皇帝说了算？于是百姓大臣如履薄冰，连一些小动作都怕得要死，何况是批评、诽谤皇帝呢？


其实，早在我国夏、商、周三代，“诽谤”一词，原是个褒义词，意指民众对于国家政事的自由议论。然而，据《史记·秦始皇本纪》，秦始皇得天下后，听从丞相李斯的上书增加了诽谤罪。秦法，犯诽谤罪者，在斩首之前，还要先割掉舌头。“诽谤”二字，也就从此成了贬义词。  


汉承秦制，汉王朝建国伊始，诸事草创，基本上都是模仿秦代朝廷制度。相国萧何将秦法稍加删节，就成为汉法，所以秦代若干严刑峻法，包括诽谤罪，在汉初都保留进汉法了。


秦律和汉律均规定，对于皇帝不能随便议论，更不能有所怨恨，否则就是犯了“诽谤妖言罪”。即使有人不高兴时诅咒天地，由于事关“天子”，也是犯了“民诅上罪”。汉文帝认为，如果推行开明政治，这些阻塞言路的罪名必须废除。


公元前178年，汉文帝烧起了“第二把火”，下诏废除妖言、诽谤等罪。


诏书中称：“古代圣贤的君王治理国家，在朝堂中同时设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目的就是为了让大家可以无所顾忌地向君主进言，让君主听取不同的进谏，使国家日臻昌盛。现在我们的法律不许人议论朝政，长此以往，人们都不敢对我提出意见，我又如何得知自己有没有过失呢？又怎能吸引贤达的人来辅佐我呢？这条法律应当废除。”


汉文帝废除妖言诽谤等罪后，又采取了“通治道”等措施，言路广开，政治气氛宽松，大批优秀人才得以被选拔入仕。也应了唐太宗时代的一句话：“兼听则明，偏听则暗。”而汉文帝在千年前就明白了这个道理。


一位女子引发的社会变革


孟姜女一哭，长城就倒了，女性威力可见一斑。同样汉文帝的时候也有一位善良美丽的女性，为了一片孝心，用一纸满含泪水的文字，感动了汉文帝，也改变了整个封建社会的刑罚制度。


先秦时期，当时的刑罚是及其野蛮和残酷的，这些刑罚统称为“肉刑”，是中国古代残害肢体肌肤、破坏身体机能的刑罚，包括墨、劓、刖、宫等。这种原始野蛮的酷刑，从夏商周一直沿用到汉初。


直到一次事件的发生，改变了这种状况，这次事件，史称“缇萦上书”。


公元前167年，临淄地方有个小姑娘名叫淳于缇萦。她的父亲淳于意，本来是个读书人，因为喜欢医学，经常给人治病，出了名。后来他做了太仓令，但他不愿意跟做官的来往，也不会拍上司的马屁。没有多久，辞了职，当起医生来了。


有一次，有个大商人的妻子生了病，请淳于意医治。那病人吃了药，病没见好转，过了几天死了。大商人仗势向官府告了淳于意一状，说他是错治了病。当地的官吏判他“肉刑”，要把他押解到长安去受刑。


淳于意有五个女儿，可没有儿子。他被押解到长安去离开家的时候，望着女儿们叹气，说：“唉，可惜我没有男孩，遇到急难，一个有用的也没有。”


几个女儿都低着头伤心得直哭，只有最小的女儿缇萦又是悲伤，又是气愤。她想：“为什么女儿偏没有用呢？”


她提出要陪父亲一起上长安去，家里人再三劝阻她也没有用。


缇萦到了长安，托人写了一封奏章，到宫门口递给守门的人。


汉文帝接到奏章，知道上书的是个小姑娘，倒很重视。那奏章上写着：


“我叫缇萦，是太仓令淳于意的小女儿。我父亲做官的时候，齐地的人都说他是个清官。这回儿他犯了罪，被判处肉刑。我不但为父亲难过，也为所有受肉刑的人伤心。一个人砍去脚就成了残废；割去了鼻子，不能再按上去，以后就是想改过自新，也没有办法了。我情愿给官府没收为奴婢，替父亲赎罪，好让他有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汉文帝看了大受触动，就下诏：“我听说尧舜时无肉刑，以特异的服饰象征五刑，以示耻辱，老百姓都不犯法，真是天下大治！如今法律规定了多种肉刑，仍然不能制止犯罪，这是谁的过错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我的德行浅薄教化不明吗？因为我不能教化百姓而致使愚民陷入罪刑，我很惭愧。《诗经》上说君子是万民的父母，如今百姓犯法，我没有教化他们却先对他们处刑，即使他们想改过也不可能了，我很可怜苍生。刑罚之酷以至于要斩断肢体、在肌肤上刻字，受刑者终身受苦受辱，这样的刑罚太残忍太痛苦，有伤仁德！这哪里是民之父母的本意！应当废除肉刑，用其他刑罚来替代！”


后来这条诏令付诸实践，形成明确的法令。于是，自夏商周以来拥有一千多年历史的“肉刑”制度，开始成为了历史。


高深的治国智慧


作为一个英明的帝国掌舵者，自然不会因个人的喜好而随意制定一项影响重大的政策，他废除肉刑的背后是有很深的社会背景的。


在汉文帝实施刑罚改革以前，汉代的刑罚制度按“汉承秦制”的体制格局，基本承袭了秦代的刑罚体系。而秦代的刑罚制度，不仅方法严酷，体系也比较混乱，肉刑、徒刑常结合使用，刑种之间的轻重等差亦不是很严格、固定，因而从整体上看显得既严且繁。


秦亡之后，后人在总结评价有秦一代的政治得失时，一般均认为秦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即是刑罚严酷，史书上有所谓“劓鼻盈车”，被处劓刑的人犯众多，割下的鼻子装满了一车又一车；“履贱踊贵”，被处斩趾刑的人犯多到正常的鞋已很少人买，因为多数人均受刑罚而被砍去了脚趾，大家争相购买适合无脚趾人穿的仿照正常鞋做的“踊”，遂使鞋贱而“踊贵”。如此夸张记述并不是个例。


以肉刑为代表的传统刑体系，背负着亡秦的恶名，成了社会指责的焦点之一。从而为改革肉刑提供了一个很现实的诱因。


西汉初期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条件的限制，无法对继承而来的秦代刑罚体系中的弊端进行系统的改革，仅仅针对一些典型的酷刑与相关制度加以废止。到汉文帝时实际已经成熟，就果断废除了肉刑。


历史的遗痕


领会了汉文帝的意思后，当时的丞相张苍与御史大夫冯敬奉诏改革刑罚，主要内容是用徒、笞、死三刑取代传统的黥、斩左趾、斩右趾等肉刑。


但因缺乏实践经验，所定笞数太高，实际施行中经常杖人至死，故时人讥讽为“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为此，景帝元年（公元前156 年）和中六年（公元前144年）两次下诏递减笞数，再行改革，《汉书·刑法志》载：将原来劓刑的笞三百最终定为笞一百，斩左趾的笞五百改定为笞二百，并颁布“ 令”，确定笞刑的刑具、行刑方法等。限制笞杖规格及受笞部位，使“加笞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的景况得以改变，“自是笞者得全”。《汉书·景帝纪》讲景帝时还曾规定：“改磔（俗称千刀万剐）曰弃市（斩首），勿复磔”。


至此，西汉中期的刑罚改革始告完成。


历史上的“肉刑”被汉文帝废除了，将社会注入了繁荣昌盛的原动力，同样的刑罚制度改革，让我想起当今世界“去死刑化”的思潮。


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已经从明文或者实践中废除了死刑，我国作为所谓的“刑罚最重国家”，刑法修正案八出台后，死刑罪名仍然高达55个，现今司法界对此问题极为关注，最近影响全国的大案中的争论焦点，无一不与死刑的存废息息相关。由此可见，社会各界对死刑的改革方略仍未达成共识，死刑在中国的存废进程，依然需要细细考量。


也许现实存在种种困难，但是废除死刑已是时代潮流发展的必然选择。我们的法律在不断完善，在不断发展，我们都希望我们的祖国恢复上古时期那样的兴旺发达，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沈阳老张

法律在不断完善，在不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