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不得你不信，袁世凯称帝竟然是全民推举的！

沈阳老张

梁启超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发表后，袁世凯也颇有震动，因而帝制运动的急行军也就不免为之刹车。
　　1915年9月1日，正当参政院要讨论那些堆积如山的国体更改请愿书时，袁总统却突然派出政事堂左丞杨士琦来到参政院，帝制派人物还以为袁总统亲自派人前来支持，在杨左丞发言前，几乎将巴掌都给拍红了。不料杨左丞掏出大总统的一纸宣言书，待到恭恭敬敬的捧读后，大概意思却是“大总统有保持大局之责，更改国体不合时宜；国民请愿须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上法”云云，这下很是给帝制人物浇了一瓢凉水。
　　参政院院长黎元洪这天却是到会的，他接过杨左丞的话头说：“大总统的宣言书，确为至理”，没想到梁士诒未等“理”字话音落下，便起立大声说道：“大总统的意思，无非是要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现在国民请愿，民意却是趋向君宪，本院主张，也应当尊重民意呢。”
　　黎院长被他这么一抢白，正待反驳，底下的帝制派人士们却使劲拍起掌来，震响全院，窘得那黎院长也只好默默退回原座，继续做他的黎菩萨。后来参政院再开会，他也就称病不往了。
　　其实呢，袁总统的这个宣言书是话中有话，你想他也不是傻子，梁士诒等人搞的这些请愿把戏他能不知？因而此等请愿只能做个序幕，不能当成正戏。倘若非要搞拥戴，那正戏就应该是多数国民之公意，那就应该召集国民会议，以示名正言顺。再说了，袁世凯当年在逼迫清帝退位和要挟革命党人时也是以国民公议为借口，如今要从总统制退回到帝制，他也得以国民会议的手段来消除他的道德歉疚呢。
　　再直白点说，搞请愿拥戴的方法有失妥当，但如果经过“国民会议”或“国民代表大会”之类机构加以公决，那本大总统是可以考虑加冕称帝滴。
　　等到梁士诒等人摸透了袁总统的心思，那帝制运动又继续鼓喝前进了，参政院也很快制定出国民代表选举办法，袁总统也就半推半就，同意在10月20日开始国民选举，并将选举办法发各省操办。为加速帝制进程，国民代表直接在各省投票决定国体，无需来北京召开国民会议。
　　按说之前也搞过几次选举了，各地应但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这次的选举办法却与以往大不相同，因为这些“国民代表”大都是已经指定，首先在京的军政人员便占了一大部分，这些人当然都是拥袁的，不过这次是按照他们的籍贯分回各省去投票。至于那些给各省留出的名额，也是由各省将军、巡按使来决定，方法便是每个县官推选一个选举人前往本身指定的场所报道，而在投票前，办事人员都会先招待选举人，试探下他们对帝制的态度，如果碰到支支吾吾、不明确表态或者干脆就反对的，随后便有密令给原县官，指斥他办事不力，并限令重新推举选举人。
　　在如此方法下，终于在全国范围内选出1993名国民代表，而在各省的投票日，在各省将军和巡按使的监督下，各省代表进行记名投票。在此之前，选票上早已印着“君主立宪”四个大字，代表们只需在下面空白处写上“同意”或者“反对”二字，然后签上自己的大名，便可投票了。
　　在投票之前，每名代表都收到五百大洋的川资和公费，加上又是记名投票，谁要乱写保准吃不了兜着走，于是投票结果可想而知：1993张选票都清清楚楚、工工整整的写着“同意”二字。
　　在随后的皇帝选举中，程序也与国体投票完全一样，只不过选票上印着“选举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之皇帝传之万世”的字样，也是写上“同意”或者“反对”，然后签名投票。
　　最终的投票结果是壮观的，全国1993名国民代表，赞成帝制并恭戴袁世凯为皇帝的票数一张不少，整整1993张，既没有一张废票，也没有一张反对派。后来者的选举舞弊和这次完美的选举想比，简直就不值一提。
　　喜剧既然开场，想收脚已经来不及了。1915年12月11日，参政院代行立FY召集各参政开会，在审查了国民代表的投票情况后，参政院决定以全国总代表的名义上推戴书，拥立袁总统为中华帝国之皇帝。那秘书厅的秘书员早已是胸有成竹，不消十分钟便拟就了八九百字的劝进书，一气呵成，通过也就不在话下。
　　当天下午，当参政院将劝进书的大红喜报送到总统府时，袁总统尽管已是心花怒放，却还得要效仿下先贤的“三揖三让”，以示谦恭。在第一份劝进书被退回后，参政院也不气馁，随后又命秘书厅重新拟定一份拥戴书。令人吃惊的是，秘书厅的秘书员竟然在十五分钟内拟就一份2600字的新劝进书，倘若不是提前准备，定是无可匹敌的超级大才子。
　　本来“三揖三让”应该是三道程序，但不知何故，袁总统竟然省去了中间第二道，在第二次拥戴书送来后的次日便急吼吼的加以接受，实在是让参政院的大人们觉得意犹未尽---第三份劝进书还没来得及写呢。至此，经过三个多月的努力，帝制派终于是大功告成了。
　　在承认帝制后，袁克定催促老头子赶紧举行登基大典，以免夜长梦多，但袁世凯认为登基仪式事关重大，应当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习惯挑个良辰吉日，也好从容筹备，免得届时仓促行事，有失体面。随后，袁世凯便任命朱启钤为大典筹备处主任，并准备在1916年1月1日正式登基。
　　在正式登基之前，袁世凯决定先举行了一次百官朝贺会，并让袁克定挑个好日子。袁克定急不可耐，说：“就明天，12月13日就是个好日子！”13在西方社会中可不是什么好日子，12月13日更是后来南京大屠杀的开始。倒是这个袁克定真够十三的。
　　12月13日上午，袁世凯在中南海举行百官朝贺会。由于时间仓促，事前也没有做什么准备，前来朝贺的官员只包括在京的官员，地方大员们都没有参加。更滑稽的是，这次朝拜也没有统一服装，有的穿着长袍马褂，有的则身着西装礼服，武官更是戎装入贺，而有的闲职人员干脆穿着便服就来了。
　　仪式由袁皇上的御干儿段芝贵主持，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皇上竟然命朝贺时行三鞠躬礼，他想象中的三叩九拜竟然无从施展。9点整，在四名武官的引导下，袁世凯身着大元帅戎装来到居仁堂，而不是大家所猜想的那身价值百万的龙衮服和皇冠。这一天，袁世凯甚至连帽子都没有戴（因为他素来讨厌那顶插羽毛的元帅军帽），反衬得他那大脑袋油光锃亮，仿佛紫气东来，洪福齐天。
　　尽管文武百官已经分成班次，但由于那御干儿段芝贵是个武人，也不懂得什么司仪的规矩，还没有等袁皇上就座，他自己抢先拜了下去，而旁人也因无人指挥，参拜时乱七八糟，有鞠躬的，有下拜的，也有喊“皇帝万岁”的，参差不齐，反弄得袁皇上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踌躇半天，只是左手扶着御座龙椅，右手还手掌向上，频频向鞠躬叩拜者点头示意；遇到年长位高的，袁皇上还上前搀扶，以示谦逊。
　　朝贺仪式结束后，袁皇上便让大家散去，各自回去上班，就连筵席都没有请大家吃一顿。等大家走出居仁堂后，这才回过神来：这朝贺仪式也未免太简陋、太节约型社会了吧！就跟平常一样，好像是关门做皇帝，偷偷摸摸、见不得人似的。这算怎么个回事嘛？一直热心于此事的帝制派人物对主持仪式的御干儿段芝贵很不满意，由于没有过足瘾，这帮人见了那御干儿几乎就要老拳相加了。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新王朝建立之后都要“徙居处、改正朔、易服色、变牺牲”，这“牺牲”祭品变不变倒无关紧要，国都也是好不容易争取来的，因此“徙居处”也就大可不必；但在“改正朔”上还是需要做下文章的，那就是在1916年后废民国五年而改行洪宪元年，历法也改用《洪宪元年历书》；至于“易服色”，按今文经学的“夏黑商白周赤”的三统循环理论，洪宪王朝应崇尚红色，因而登基三大殿的廊柱都要刷成红色，瓦也要换成红瓦，以示喜庆。
　　除此之外，皇帝登基得对有功之臣封王赏爵，好处均沾，但这里也遇到了一点小问题，那就是之前的故人旧友，袁皇上也不好意思让他们称臣，于是便想出列入旧侣（计有载沣、奕匡、世续、那桐、锡良等数人，均为前清王公或者名督）、故友（计有徐世昌、赵尔巽、张謇、李经羲，即后来的“嵩山四友”）、耆硕（王闿运、马相伯等）三类，这些人可以享受不臣之礼。
　　至于其他的公、侯、伯、子、男（分三等），那受封的人就多了，大凡各省将军、巡按使、护军使、镇守使、师旅长以上人等，见者有份，一口气就封了128个，就连已故的前国务总理赵秉钧也追封了一等公。
　　在这欢快的日子里，也有不和谐音，譬如朝贺仪式上，前陆军总长、老部下段祺瑞和前副总统黎元洪（袁世凯做了皇帝，黎副总统当然就成了前副总统）就不曾前来，而这次封爵中，段祺瑞也是榜上无名。
　　先说黎元洪。黎元洪在前清的时候只是个协统，按官阶来说比袁世凯差了好几个档次，他在辛亥革命的时候被迫出任湖北都督，不过反走了狗屎运，由此顺风顺水，当上了民国副总统。对于这么个人物，袁皇上原本是看不起的（他的部将中随便抓一个也比黎元洪地位高啊），但考虑到黎元洪毕竟在副总统的位置上，也不好对他太苛。
　　在称帝后，袁皇上决定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并派人将做好的亲王服给“黎亲王”送去，但这个前副总统却很有骨气，屡加拒绝，就是不肯接受，惹得前去送衣的步军统领江朝宗几乎要打上门去，但袁皇上却命暂且姑息，黎元洪也就闭门不出（袁世凯称帝前，黎元洪已经搬出瀛台），在家苦练书法。
　　黎副总统拒受册封的事很快传遍了整个京城，一首童谣也不胫而走：“好江山，做不牢；好江山，做不牢；亲王奉送没人要！”

高天流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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