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和毛澤東的一場心理戰

峡山散人

  蔣介石是近代中國政治舞台上，相當特殊的一個人物典型。他影響民國政治四分之一世紀，又主導台灣政局四分之一世紀。個人政治之路屢仆屢起，三次下野之間，更歷盡無數次黨內黨外大小鬥爭。國共內戰，毛蔣之爭，終以兵敗飲恨，揮別大陸，敗退台島。當其時，蔣氏內心情緒之複雜萬端，絕非三言兩語所能概括。提綱挈領，歸納而言，於一九四九年蔣介石敗退台灣之際，有幾項心理反應，與舉止言行之具體例證，值得吾人注意。



    其一，羞愧欲死

敗退台灣之後，蔣經國曾經寫過一篇回憶文章，題曰〈殷憂啟聖，多難興邦〉，這篇文章充分彰顯一九四九年撤離大陸敗走台灣的生死存亡關頭，蔣介石惶惑複雜的心境。蔣經國回憶：「三十八年底，我奉命到西昌去，臨走的時候，父親對我說：『你去轉告西昌的將領，人生必須要在國家最艱難的時候，選擇最有意義的死』。父親又說：『你告訴他們，如果台灣不保，我是決不會走的』父親當時所以說出這些沉痛的話，是自己早已準備與這一塊最後的國土共存亡了；故而勉勵西昌的守軍將領，也應該抱『殺身成仁』的決心，與西昌共存亡。…」



初到台灣，蔣介石幾次在向黨政軍幹部訓話時，不諱言核心幹部與親友擔心他尋短。他也一直把類似「雪恥」的字眼，掛在嘴邊，寫在日記裡。一九五０年三月，在一次國民黨「擴大總理紀念週」會議的公開談話中，蔣介石說：「老實說我實在沒有面目見人。因為個人的成敗事小，而本黨的組織崩潰，國家紀綱的廢弛，革命所以一敗塗地，最大責任雖說不能完全由我擔負，他人或能為我恕，而我自捫心能不愧怍？我認為這真是我作領袖的奇恥大辱！」



其二，不捨故國

離開大陸，撤退台灣，蔣介石最大的不捨，除了權力，就是對故土山河的依依眷戀。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日，是蔣介石在大陸的最後一天。這天午間，蔣介石在成都陸軍官校召見胡宗南（時任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楊森（西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王陵基（時任四川省主席）等開會。當天參加會議的文武官員一致要求蔣趕緊離開成都，返回台北，不要再前往西昌。下午二點，蔣介石在召見胡宗南後，蔣介石作例行的禱告午課，再與蔣經國合唱「國歌」。父子合唱「國歌」，這算是蔣介石父子與大陸河山道別的一種「儀式」。臨出門，侍從人員勸告蔣介石走後門，勿走正門，因為劉文輝已經派了便衣人員，在成都軍校大門附近佈哨監視，蔣介石嚴詞拒絕說：「我從那個門進來，也要從那個門出去。」蔣介石父子走出成都軍校大門，隨行的「中美號」座機駕駛衣復恩回憶錄說：「十二月十日，成都整個局面已難控制，當天下午，蔣總統及蔣經國即由少數侍從人員，循著小路護送到鳳凰山。…我們從此離開大陸，飛向台北。千山萬水，不勝依依，這一飛，竟成蔣總統與這塊土地的最後一別！」



其三，聲東擊西

台灣光復之後，蔣介石蒞臨台灣之次數屈指可數。國民黨在大陸敗跡初露，國府當局到底決定將中央機關安置於何處，蔣介石始終拿不定主意，其原因不一而足。但是，值得關注的一個大疑問是，國共內戰敗象愈趨明顯之際，蔣介石始終不願意張揚個人到台灣的行止。個中原因耐人尋味。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台灣省主席陳誠，致電蔣介石說：「總裁蔣鈞鑒：職意鈞座應即飛台。又鈞座行動，似不必秘密，以示自由。且因我國一切組織鬆懈，與限於法令，亦無法秘密也。職陳誠。」四天後，陳誠又發一電給蔣，電文說：「…乞鈞座逕飛台北，一切不必顧慮。…」



以陳誠和蔣介石關係之密切，都看出了蔣先生將赴台行動當成「秘密」的不尋常舉措。然而，從蔣介石初到台灣那種踟躕不前的情況觀之，益發令人懷疑內情不單純。



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蔣介石從舟山搭機飛臨澎湖馬公。令人困惑的是，蔣介石何不直接到台北，而選擇駐留馬公？第二天，五月十八日，俞鴻鈞（已卸任之中央銀行總裁）從台北到馬公會見蔣介石。五月二十一日，陳誠、蔣鼎文等人由廣州到馬公見蔣介石。五月二十五日，上海解放，同日，蔣介石離開馬公，搭座機飛抵台灣高雄。五月二十六日，于右任、閻錫山、陳立夫、吳鐵城、朱家驊等人，攜李宗仁信函，抵達台北。五月二十七日，蔣介石在台南召見于右任等一行。六月一日，蔣介石巡視高雄要塞。



值得注意的是，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至六月二十日止，蔣介石先在澎湖馬公，繼而在高雄，始終未曾進駐台北。六月二十一日，蔣介石從高雄北上，到桃園大溪。六月二十四日，蔣介石終於到達台北，主持東南區軍事會議，並且從這一天起，移居陽明山第一賓館。



從蔣介石移駐台灣的進程，起初是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一日，陳誠勸他「不必顧慮」、「不必秘密」，要他「逕飛台北」直接到台北來，可是，蔣介石依舊堅持保持低調，堅決保持隱密，而且硬是不直接到台北，硬是在澎湖、高雄盤桓勾留了一個多月，才迂迴從高雄，再到桃園，最後總算到了台北。蔣介石如此故作姿態、戒慎恐懼、踟躕游疑的緣由何在？估計最主要的因素，是為了擾亂毛澤東的判斷力，讓中共猜不透日後國民黨當局，究竟是要把重心擺在廣州、四川、或者台灣。證諸蔣經國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日記有云：「對於中央政府駐地問題，曾經數度研究。其初，擬遷西昌，固守西南，俟機反攻，收復失土。到此乃知大勢已去，無法挽回矣。因於晚間作重要決定，中央政府遷台灣台北， 大本營設置西昌，成都設防衛總司令部。」



可以這麼說，從一九四九年五月十七日，初履台灣澎湖，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國民黨當局決定「中央政府遷台北辦公」，這半年間，蔣介石一方面猶抱一線希望，幻想兵敗如山倒的頹勢有逆轉之日；另方面似乎在和毛澤東玩一場高來高去的「遊戲」，蔣介石故意讓毛澤東猜不透未來行止，猜不透國民黨要把「中央政府」落腳何方。



當大陸幾乎已全部解放，蔣介石已沒有必要再和毛澤東打啞謎，蔣介石不但可以「不必顧慮」、「不必秘密」，而且還要台灣省主席陳誠舉行盛大歡迎他的儀式。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七日，蔣介石給陳誠的密電中說：「中定明日飛西昌坐鎮。政府決遷台灣，須特別歡迎。望台省民意機關多有精神擁護之表示。…」這下子，陳誠也終於搞懂了蔣介石的心思，十二月八日他趕緊覆電表示：「西昌總裁蔣鈞鑒：手啟電奉悉。頃將政府遷台消息，向三十九年度行政會議大會報告。當即由黃議長朝琴同志，表示台省民眾，一向擁護中央，自當一致歡迎中央政府來台。全體會員四百餘人（各縣市參議會正副議長及農工商各界代表均參加）熱烈鼓掌，表示擁戴歡迎。除各民意機關團體另電公開表示外，謹聞。職陳誠」

峡山散人

其四、惟蔣獨尊

    蔣介石雄霸中國政治舞台，凡四分之一世紀，其間始於黃埔建軍，北伐統一，到國共內戰，兵敗大陸。這個階段，蔣介石一邊主政，應付內憂外患，一邊與毛澤東領導的共產黨逐鹿中原。待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國民黨當局被逐出大陸，蔣介石開啟了他所謂「十年生聚，十年教訓」的台灣時代。蔣先生，針對黨、政、軍、特務組織，作了全方位的整頓計劃與行動，以開啟其台灣時期的四分之一世紀政治歷程。



    以整頓黨組織的計劃觀之，他首先在一九四九年七月一日，在台北成立了「總裁辦公室」。從蔣經國四九年六月二十五號的日記中，似乎可讀出幽微之處，蔣氏父子想效法鄭成功，「反攻」回大陸去：「鄭成功十九歲時，即下決心，從軍創業，二十四歲已能率領大軍，從閩、浙海岸攻至南京附近。…論其豐功偉業，赤膽忠心，誠\中華民族之英雄也。父親準備『總裁辦公室』之備案與成立，以及各組組長與設計委員之派定；並親自研判毛匪之『中國革命的戰略問題』。一面研擬整黨方案…。」蔣氏父子何嘗深思記取，鄭氏小王朝在台灣三世而亡的歷史明鑑。



    然而，所謂「黨的改造」，或者蔣經國稱之為「整黨」也者，何嘗不是一次徹頭徹尾的大整肅──把國共內戰期間，被視為反蔣或者被蔣氏父子視為眼中釘的黨內人物，藉此時機，逐出黨的權力核心。同時也方便蔣氏父子，將國民黨當局的黨、政、軍、特務四大體系一元化，衝擊一切的非蔣派系，形成惟蔣獨尊的獨裁體制。



    陳誠\在一九五０年六月五日，一份名為「簽呈處分違命亂紀及黨政改造兩問題」的報告中，建議蔣介石對包括陳立夫、谷正鼎、邵華等人，作出相關的處分案，即為一例。陳誠\在這份報告中說：「對陳立夫，由鈞座手令，停止其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之資格，指定某地，令其閉戶反省。對谷正鼎，由鈞座手令，免去其組織部部長職務，指定地點，責其閉戶思過。…」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的蔣經國日記說：「上午開會，商討情報機構之統一與重建問題。」 七月二十六日的日記又說：「父親於二十四日由廈門飛返台北。本日決定成立『革命實踐研究院』。又擬定挑選黨、政、軍幹部之標準，人數以二千人為限，訓練以半年為期。課程分黨務、軍事、哲學、軍政、經濟、教育、人事制度及革命理論與目標等等。」各種跡象印證，一個新的獨裁政治強人政權模式正在台灣形成。只是，這個強人政權的後面，還有一隻更「強大」的手──美國對蔣氏父子政權的影響力，尤甚於抗戰時期乃至國共內戰時期。美國成為國府的「太上皇」。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四日，陳誠\在一份密電（亥支申台電）中告訴蔣介石，外交部長王世杰拿了一份國府駐美軍事代表鄭介民，和美方代表白吉爾的談話紀錄，談話顯示美國希望蔣介石任命吳國楨擔任台灣省主席。陳誠\建議，先讓吳國楨做省府秘書長，為未來吳氏的任命案舖路。蔣經國在日記中，則暗風吳國楨凡事必惟美國馬首是瞻。美國因素籠\罩著以兩蔣為核心的新強人政體，形成國民黨退台初期，特殊的政治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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