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密关于蒋介石的五大谜案！

沈阳老张

蒋介石（右）和宋美龄的结婚照

蒋介石五大谜案之一：与宋美龄的真假爱情

　　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一直有很多传闻。

　　最广泛的说法是，蒋宋之间是一场政治婚姻，两人并没有真正的爱情。尤其是后来有美国人出书，称蒋介石偏安重庆时期，宋美龄曾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温德尔·里维斯·威尔基有过一段婚外情等，更给蒋宋的婚姻蒙上了一层迷雾。

　　蒋介石日记开放至1955年，那时他已68岁，宋美龄也已58岁。可以说，至此他们的婚姻问题可基本定性。

　　杨天石教授通过研究蒋介石的日记，认为“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姻，有很深厚的爱情基础”。

　　“平生未有之爱情”

　　“奢靡趋俗，招摇败名”、“以洁如治家无方，教育幼稚，不胜怨恨”……这些出自蒋介石早年日记的怨言，是对其前妻的评价。

　　蒋介石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前，已有过三位妻妾，分别是原配毛福梅，第二位姚冶诚和第三位陈洁如。但在他早年的日记中，常常慨叹自己是不幸婚姻的受害者。直到1927年底和宋美龄结婚以后，蒋介石对婚姻的看法发生了180度的转变。

　　1926年，蒋介石在广州第一次见到宋美龄时，就对这位“美妹”一见倾心。1927年12月1日，经过执着追求，蒋介石终于和上海名门宋家三小姐结为秦晋之好。他完全沉浸在一场春风得意的爱情盛典中。当日，他在宋家的要求下接连举行了两次婚礼，一次是在宋家举行的简洁的教会婚礼，一次是在大华饭店举行的豪华、时尚的婚礼。从当天的日记中，看得出蒋介石的心情极好。蒋介石写道：“见余爱姗姗而出，如云霞飘落，平生未有之爱情，于此一时间并现，不知余身置何地矣。”他还详细写下他们婚礼后乘车游行、晚宴，以至最后进入新房的情景。可惜后面日记的三行字被墨笔涂去，只能隐约看出最后三个字好像是“乐无穷”。

　　因为宋美龄在宋家姐妹中排行第三，蒋介石在日记中常以“三弟”、“三妹”来称呼她，而“爱妻”和“爱”更是蒋介石对宋美龄独有的蜜语和昵称。

　　其后，沉浸于新婚甜蜜中的蒋介石与宋美龄，时而缠绵在上海的家中，时而沐浴于汤山的温泉。此一阶段，蒋介石在日记中充满了喜悦的记述，家庭幸福是他最喜欢的话题。

　　蒋介石年轻时追随孙中山参加革命，好武尚斗，喜爱冒险。杨天石从蒋日记中看出，与宋美龄结婚后，蒋介石改掉了很多坏毛病。他坚持写日记的目的之一，也是为了修身养性。在此后的日记中，他对家庭和感情的记述明显增多了。

　　“别后黯然销魂，更感悲戚”

　　1985年，美国人迈可·考尔斯出版了一本名为《迈可回顾》的回忆录。书中写道，1942年10月，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威尔基访问重庆，作为随员，考尔斯见证了这位特使与宋美龄发生的“风流韵事”——秘密约会。“蒋介石发觉，气愤至极，率领手持自动步枪的士兵前往捉奸”等等。

　　杨天石教授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史学研究者们一致认为这是美国人的“恶作剧，是很荒唐的事”。实际上，考尔斯并非这段“桃色新闻”的始作俑者。早在1974年，美国出版的一本《皮尔逊日记》就曾谈到威尔基访问重庆时与蒋夫人有染。在美国的宋美龄读到此书后大为震怒，将出版商告上法庭。最终出版商进行了公开道歉，并承诺再版时将诽谤的文字删除。

　　杨天石教授为了拿到自己的“证据”，专门对威尔基访问重庆那段历史进行了考证。他几乎收集了当年重庆《大公报》的所有报道和相关档案资料，把威尔基在重庆6天里所有的活动排列了一遍，甚至把时间精确到了分钟。整理之后的日程表让人一目了然：威尔基紧密的行程中，没有任何可以和宋美龄单独约会的空隙。

　　杨天石教授说，还有一点也许不为外人所知：那时的宋美龄一直身体不好，她是不是那种风流女子暂当别论，但她当时根本就无暇他顾。早在抗战初期，宋美龄到淞沪前线劳军时，突然遭遇日军飞机空袭。她乘坐的汽车在躲闪中翻车，自己也受了伤。从那以后，宋美龄就常年疾病缠身。1942年，她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10月27日，蒋介石在日记里写道：“妻体弱时病，未能发现病因，甚忧。”两日后又写道：“妻体弱神衰，其胃恐有癌，甚可虑也。”10月30日他再次写道：“恐妻病癌，心甚不安，决令飞美就医，早为割治。” 4天时间里，蒋介石在三篇日记里写到宋美龄的病，一来说明宋美龄的病情确实很严重，二来也表明了他对妻子的爱怜之情。

　　杨天石教授认为，从这些日记里可以清楚看出，宋美龄此后访美确是去看病，而非像美国人所说的与威尔基之间的“私情”有关。

　　宋美龄访美启程前，蒋介石依依不舍，愁肠百结。这一心情在1942年11月2日的日记中体现得淋漓尽致：“为妻将赴美，此心甚抑郁，不知此生尚能有几年同住耶？”11月17日下午，蒋介石和宋美龄一起讨论她赴美国的一些注意事项，回到住所后，“夫妻依依，甚以明日将别为忧也”（当天的日记）。在11月18日的日记中，蒋介石用大段篇幅记述了送别妻子的过程，精确到每一个时间点：“五时醒后不能安眠，默祷妻此行平安成功……九时，送妻至九龙铺机场，同上机，送至新津大机场，换大机……十二时，送妻登机……别时，妻不忍正目仰视，别后黯然销魂，更感悲戚。”

　　宋美龄走后，蒋介石更是倍感惆怅。他在11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别后更觉吾妻爱夫之笃，世无其比也。”宋美龄到达美国后，经医院检查，确认没有患癌症。消息传来，蒋介石大喜：“妻于二十六日平安飞到美国，并据医者检查，决无癌症，此心甚慰。”

　　其后，蒋介石对宋美龄仍思念延绵。11月29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妻于十八日赴美，临别凄怆，儿女情长，今又获一次经验也。”

　　那年春节，宋美龄一人在美国度过。除夕之夜，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为旧历除夕，孤身独影，萧条寂寞极矣。”类似这样的记述还有很多，杨天石教授常常边看边叹息：和宋美龄分隔两地期间，蒋介石对妻子的顾念之情，溢于纸上，绝不是伪装出来的。没有真情实感，哪能写得出来。

　　“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

　　在蒋介石眼里，宋美龄不仅对自己有情有义，对自己的事业也是一心一意地支持。

　　早年蒋介石生病的时候，因为前妻姚冶诚没有照顾好，他就在日记中大骂她不贤良。而宋美龄在蒋介石生病中的表现，则大大出乎他的意料。1934年2月23日，病中的蒋介石在日记里记述：“妻护病保身，无刻不在心，无微不至，诚贤良也。”因为*劳过度，宋美龄自己也病倒了。8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中表达了对宋美龄的愧疚之情：“妻为我受热忍苦致病，可感也。”

　　上世纪30年代初，中原大战爆发，中央政府缺钱，蒋介石找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借钱，被拒绝。这可急坏了宋美龄。她面见哥哥说，我知道蒋介石的脾气，你不给他筹钱，他一定失败；如果失败，他一定会自杀；如果他自杀，我也决不活着。宋美龄还把自己的房产和珠宝交给宋子文作抵押，并发誓如果蒋介石在前方殉难，她也将一同赴死。宋美龄的做法震撼了家人，宋子文为此也转变了态度，决定为蒋介石筹措经费。

　　在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的日记中也大量记述了宋美龄的出访和外交活动。1943年3月2日，他在日记中充满自责地写道：“余妻昨日在纽约市政6厅演讲，几至晕厥，其身心之疲乏与精神之愤懑可想而知。此余之审事不周，任其单身前往苦斗之过也。”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不仅有他对宋美龄的情与爱，某些文字中甚至流露出，他对宋美龄还有超乎寻常的依恋。

　　蒋介石曾在1930年12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自我有智识以来，凡欲出门之时，必恋恋不肯舍弃我母。到十六岁时，必待我母严责痛击而后出门，及至二十余岁犹如此也……近三年来凡欲出门时，此心沉闷惨淡，必不愿与妻乐别者，岂少年恋母之性犹未脱耶，余诚不知所以然也。”

　　宋美龄一生没有生育子女，蒋介石认为是一大遗憾。为了巩固宋美龄在蒋家的地位，蒋介石曾经在1934年和1936年两次立下遗嘱，嘱咐他的两个儿子：“余死后，经国与纬国两儿皆须听从其母美龄之教训，凡认余为父者只能认余爱妻美龄为母，不能有第二人为母也。”

　　杨天石教授说，蒋介石强调宋美龄是他两个儿子的唯一合法母亲，正是因为蒋氏出于对宋氏的爱恋之情，希望确立她独一无二的蒋夫人地位。

　　1949年5月，大势已去的蒋介石准备逃往台湾。5日下午，蒋介石带着蒋经国专程来到上海的东平路，这里是他当年与宋美龄结婚时的新居“爱庐”，他要临别再看最后一眼。那时宋美龄还在美国，不知归期。蒋氏的心情不禁流露在当天的日记里：“晡与经儿同往虹桥路岳父母墓前敬谨告别，回程到东平路爱庐视察，全室皆空，但觉凄凉与愧惶而已。”

　　蒋介石五大谜案之二：因何成为基督徒

　　伴随蒋介石日记开放的，还有一本手抄的《圣经》首次曝光，非常引人注目。

　　这本文言文版的《圣经》，是由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手抄而成，共6册。《圣经》里时有蒋介石的圈点、眉批，眉批后，还标有日期。从已发黄的《圣经》可以看出，蒋介石不仅读了多遍，而且几乎爱不释手。

　　此前，人们都说蒋介石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他当年要娶才貌兼备的宋美龄为妻付出的信仰代价。此次，通过研究蒋介石的日记才知道，他是如何从一位三民主义者，一步步转变成一名基督徒，并最终将基督教作为精神支柱的。

　　曾经读马列“乐而不能悬卷”

　　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信奉三民主义。其间，他受新思潮的影响，一度崇拜共产主义，醉心马列思想。这在他当年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述。

　　“五四”以后，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想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他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在1919年1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编者注：赵林士、朱执信都是当时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人士）。下午，看《新青年》。”1923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给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奥难读。他读了三遍，还感到“不能十分了解”。有时，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读来读去，他终于读懂了一些，并有了兴趣。

　　他在192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看书看到了“不能悬卷”的程度，说明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了解，并有了一定感情。

　　同年11月21日的日记写道：“看《列宁丛书》。”

　　在阅读马列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起先接受了某些观点。1925年11月，他要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打算既谈人生观，也谈宇宙观。苦无心得，最后决定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的观点。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然而，这一时期，蒋介石又读到了《泰戈尔传》，使他的思想产生了矛盾。1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

　　这段日记表明：在唯心与唯物的对立中，蒋介石选择了“唯心”。这成为蒋介石后来拒绝马克思主义，走向基督教的起点。

　　祈祷“天父在上，大显神通”

　　据杨天石教授介绍，蒋介石成为基督徒，虽与他和宋美龄的婚姻有关，但并不是决定因素。蒋宋结婚前，宋家并未以蒋介石入教作为条件。蒋介石从上海到日本去见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老太太也没有要求蒋介石信基督教。

　　一年以后，宋家老太太对蒋介石说，我们一家都信基督教，你也信基督教吧。蒋介石当时回答得相当坦诚：“对基督教的教义我还不了解，让我研究以后再说吧。”虽然这次婉言拒绝，但此后蒋介石真的下工夫读了《圣经》。后来，宋家老太太患重病，蒋介石其实还在犹豫要不要成为基督徒。但因为岳母对他非常好，为了使老人得到一点安慰，他就承诺愿意受洗入基督教。

　　虽然承诺受洗，一开始蒋介石仍不是虔诚的基督徒。但有两件事情很快改变了蒋介石的态度。第一件事：1929年12月1日，是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两周年纪念日。当天，蒋介石在南京接见第十三路军总指挥石友三，命他率部南下广东，参加对张发奎和李宗仁联军的作战，并准备在中途将石消灭。

　　其实，石友三对蒋的阴谋已经预知，故佯称准备完毕。蒋介石自以为得计，回房睡觉。宋美龄对他说：“我总觉得有一种不祥的预兆。”蒋劝她安心睡觉。一会儿，宋美龄又惊醒。告诉蒋介石她做了一个噩梦，梦见一条血河。蒋说她太紧张了。谁知半夜两三点钟，他们被一阵轰轰的炮声震醒，原来石友三造反了，形势十分危急。

　　天亮后，宋美龄给在上海的母亲打电话，请她为他们祈祷。两小时后，宋母发来一份电报说：“敌人将会自动退去。”原来宋母祷告后翻开《圣经》，其上正好写道：“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说来也巧，事情的结局真的像《圣经》说的那样，石友三没有继续向南京进攻，而是向北撤走了。宋母说这是基督的恩典，使他们转危为安。蒋介石亦不由不信。

　　第二件事：1930年爆发了中原大战，蒋介石亲自去陇海前线督战。5月31日，他乘专列悄悄来到朱集车站，指挥部就设在列车上。当晚，冯玉祥派部下郑大章率领骑兵队，急驰40公里，偷袭距离朱集车站很近的归德飞机场。骑兵队烧毁蒋军12架飞机，俘虏几十人，却没有发现蒋介石在列车上。当时，蒋介石躲在车厢内，双膝跪地，泣声祷告：“天父在上，大显神通，今夜只要护卫中正脱险，我一定洗礼入教……”

　　脱险后，蒋介石认为是祈祷起了作用，自此决定全身心信奉基督教。

　　用《圣经》卜问“国运”

　　入基督教后，蒋介石虔诚地向“天父”祷告。久而久之，他对基督的信仰，成为支持他渡过重重难关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

　　1947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吉、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天父”、“上帝”时，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

　　1947年12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十日来各战区告急，失败电报如雪片飞来，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无忧惧，夜间安眠胜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故自问无愧。”

　　即使战况持续恶化，蒋介石对“天父”并无怨尤，而以多祷告表达虔敬之心。

　　在1949年1月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子，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之。幸赖上帝的保佑，竟得平安过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的人、新的基督人，来做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开始，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经过全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战场上一败再败，但是信奉基督的蒋介石坚持认为，“天父不会亏待我”。

　　退守台湾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多次说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祷告，称如果“神要赋予我这个使命，那么为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不惜自己的生命”。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退缩在台湾的蒋介石则仍在用《圣经》卜问“中华民国”的存亡问题。

　　蒋介石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国庆双十节，四时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祷，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得使徒行传第9章41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 （编者注：当时，蒋介石祷告后，打开《圣经》，看到《使徒行传》第9章41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天父的女徒）活活的交给他们。”）

　　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生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当幼年时，命相家曾称余之命运至六十三岁而止，其意即谓人余六十三岁死亡也。惟现在已过今年之生日而尚生存于世，其或天父怜悯余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忱，始终如一有增无已，所以增添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会，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乎？”

　　杨天石教授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此时靠求神问卜来保佑“国家”命运的蒋介石，已经荒唐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了。

　　蒋介石五大谜案之三：“二二八事件”中有没有下过屠杀令

　　1947年2月27日，国民党政府台湾专卖局制造“缉私血案”。28日，台湾民众举行示威，包围警察局，并举行武装起义。国民党调动大批军队在基隆登陆镇压，被害者达3万余人。史称“二二八”事件。图为台湾人民焚烧国民党政府台湾专卖局。

　　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是台湾一段沉重的记忆。“事发时，蒋介石是否下过屠杀令”，一直成为台湾蓝、绿阵营互相攻讦的政治议题。每到台湾选举日或“二二八”纪念日，这场血案就会被民进党拿出来当悲情牌，打击国民党。

　　“二二八事件”始于一次缉私行动。1947年2月27日中午，台湾省专卖局台北分局接到密报：有人走私卷烟。当查缉员赶到台北市南京西路的天马茶房时（今延平北路附近），走私贩早已逃散，只有一名40岁的寡妇林江迈在叫卖香烟，其中有走私烟。查缉员没收了她的全部香烟和现金。林江迈跪在地上，抱着查缉员的腿哀求道：“我还要抚养一子一女，如果全部没收的话我就没饭吃了，至少把钱和专卖局制造的香烟还给我吧……”围观的人纷纷为林江迈求情。查缉员唯恐情势失控，用枪托击打林江迈的头部，迫使她松手。

　　鲜血从林江迈的头上流下。这一幕深深刺激了围观民众，他们愤而包围查缉员。一名查缉员开枪示警，子弹误中在自家门口看热闹的市民陈文溪（当时年仅20岁，次日死亡）。随后，查缉员逃往警察局。当晚，激愤的群众包围了警察局，要求惩凶。2月28日，台北市民通告罢市，示威请愿，并占领了广播电台。随后，风暴席卷整个台湾，示威群众遭到军警镇压，造成数千人伤亡。

　　这段流血的历史，被称为“二二八事件”。

　　台湾不测之变，“苦心焦虑不知所极”

　　就在“二二八事件”发生的第二天（1947年3月1日），蒋介石写了一篇日记《上星期反省录》：“台湾群众为反对纸烟专卖等，起而仇杀内地各省同胞，其暴动地区已渐扩大，以军队调离台湾，是亦一重要原因也。”

　　这是蒋介石日记中对“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次记录，表明他对事件的起因做出了初步判断：“暴动”的导火索是台湾群众反对纸烟专卖政策，但“暴动扩大”的根源，是1945年台湾光复后，南京国民政府把驻台的第62师、第70师调离台湾，投入到内战的战场上，使得台湾驻军不足，无法及时控制“暴动”局势。

　　当时，台湾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是蒋介石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也是国民党里的“台湾通”。蒋介石对陈仪一直信任有加，甚至同意他在台湾实行高度集权的行政长官公署制度。但“二二八事件”发生后，陈仪先是隐瞒不报；局势失控时，又张皇失措，于3月6日派高雄要塞司令彭孟缉的军队分三路向市区进击；最后事态日益严重，才急电南京国民政府，要求调派整编21师的一个加强团和宪兵一营来台平乱。

　　蒋介石震惊之下，对陈仪大失所望。从3月第二个星期开始，出兵延安的计划以及台湾“二二八事件”，成为蒋介石日记中最关心的两件事。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台湾暴力形势已扩张至全台各城市，严重已极。公侠（编者注：陈仪，字公侠）未能及时报告，粉饰太平，及至祸延燎原乃方求援，可痛。华北延安共匪祸正炽，而又加此不测之变，苦心焦虑不知所极。故本月多为处理台变忙碌也。”

　　“惟无精兵可派”，“现时惟有怀柔”

　　1947年3月7日，蒋介石考虑派兵台湾之事。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台湾暴动自上月28日起，由台北延至全台各县市，对中央及外省人员与商民一律殴击，死伤已知者达数百人之众……特派海陆军赴台增强兵力。此时共匪组织尚未深入，或易为力。”

　　但是，蒋介石已将大部分兵力投入内战中，他面临无兵可调的局面。反复思量后，蒋介石又写道：“惟无精兵可派，甚为顾虑。善后方策尚未决定，现时惟有怀柔以稳。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遗忘祖国，故皆畏威而不怀德也。”

　　杨天石教授对《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分析道：“‘怀柔’一词，源于《诗经》，是用笼络和感化的方法，解决对抗力量之间的激烈冲突，避免大规模流血。‘现时惟有怀柔’，意味着蒋介石决定采用温和的方式。这篇日记奠定了蒋介石处理‘二二八事件’的基本策略。”

　　蒋介石为何选择“怀柔”？通过对蒋介石日记和其他历史资料的研究，杨天石教授认为有两大原因：其一是1947年的时局。当时抗战结束不到两年，中国百废待兴。沦陷区接收、政府组织重建、各党派政治协商等等，千头万绪，交逼而至。特别是国共内战，成为蒋介石的第一要务。“二二八事件”在蒋介石的全盘工作中，只是一个突发的热点。

　　其二是台湾的特殊情况。1945年10月25日，台湾结束了自中日甲午战争后长达50年的日据时期，归还给中华民国。在陈仪的集权统治下，台湾社会形成了复杂的关系——与大陆隔绝50年的台湾居民，对国民党当局深感失望；从大陆迁入台湾的近2万名国民党公务人员，与台湾民众有所隔阂；留在台湾的8000多名日籍人员，时时和台湾民众发生冲突；在日据时期成长起来的“台湾精英”，仇恨国民党公务人员霸占公职，使得他们升迁无门。“二二八事件”的发生，使台湾人和外省人的隔阂、台湾人和日本人的仇恨、“台湾精英”和国民党统治者的争夺，都找到了一个宣泄的出口。“暴动”演变成一个极其复杂的事件。蒋介石不得不慎重处理。

　　“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

　　1947年3月8日，迫于局势，蒋介石开始调兵台湾和部署党务，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朝课后考虑台湾问题与延安方略，召见刘雨卿（编者注：驻防昆山的21师师长）指示对台湾注意各点。正午约李翼中（编者注：台湾省国民党党部主委）等谈对台湾处理具体方案。”第二天的日记中又写道：“朝课后写公侠信，召见刘雨卿等指示到台湾后之方针与部署毕。晚与健生（编者注：国防部长白崇禧，字健生）谈台湾与华北情形。”

　　当天，刘雨卿向蒋介石辞行，率21师师部及146团开赴基隆。蒋介石对刘雨卿下达的指令是：“宽大处理，整饬军纪，收揽人心。”同时，他指示陈仪道：“政治上可以退让，尽可能地采纳民意。军事上则权属中央，一切要求均不得接受。”

　　但2万大军抵达台湾后，仍然和“暴动”民众发生了严重的流血冲突。蒋介石得知后，在3月12日的日记里再度批评陈仪“不自知其短缺，使余处理为难”。第二天，他亲笔手书，严厉指责陈仪：“请兄负责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以抗令论罪。”当晚，蒋介石找来国防部长白崇禧，面谈台湾情形，决定由蒋经国陪同白崇禧，前往台湾视察、慰问。3月19日，当白崇禧在台湾视察时，蒋介石又追加了一封急电给白崇禧，要他转命刘雨卿：“应特别注重军纪，万不可拾取民间一草一木……勿使官兵借口败坏纪律。”直到台湾局势平静，蒋介石才松了口气，在日记中表达了对自己派兵决定的满意：“台湾事变自军队运到后已大半敉（编者注：音同“米”，意为“抚平、安定”）平，然亦未曾根本解决也。可知新复之地与边省全靠兵力维持也。”

　　杨天石教授分析说：“‘二二八’悲剧的造成，蒋介石无疑要负责任，他迷信军队的作用。但考察蒋介石在这一时期的日记、与军方的来往函电，都没有发现他下达过屠杀、诛戮的命令。国民党军队显然做不到令行禁止，滥捕、错杀屡有发生。正是这一点，被民进党当作了政治攻讦的工具。以‘二二八事件’的死亡人数为例，民进党说有20万人。我查阅了台湾行政院所辖的‘财团法人二二八基金会’的补偿记录，上面写道‘计本省人死亡673人，失踪174人，其它羁押、徒刑、伤残、健康名誉、财务损失共1237人，合计为2084人’。这才是比较可靠的数字。”

　　直到1947年四五月间，蒋介石日记中的“反省录”与“工作课目”，还陆续出现有关台湾善后处理措施的记录，包括“研究台湾派员处理善后之时机”、“台湾省政府组织之发表 ”、“台湾省政府与行政长官公署存废时期之决定”、“台湾省政府主席与组织之决定”等等。

　　可见，对于“二二八事件”后台湾如何尽快恢复秩序，蒋介石颇为重视。

蒋介石五大谜案之四：为何大骂美英首脑

　　蒋介石亲美、亲英，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国共内战中，蒋介石都得到了来自美英，尤其是美国的大量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

　　但在蒋介石日记中，屡屡有他暴跳如雷，怒骂罗斯福、丘吉尔、马歇尔等人的文字。他为何会大骂美英首脑？他与这些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

　　险被罗斯福刺杀

　　1945年3月15日、4月13日和4月30 日，蒋介石先后在日记里大骂美国总统罗斯福“卖华”、“侮华”，“畏强欺弱，以我中国为牺牲品之政策，实为其一生政治难涤之污点”。

　　蒋介石和罗斯福的积怨，最早始于“史迪威危机”。

　　史迪威是罗斯福在二战期间派往重庆的最高军事代表，担任中国战区总司令蒋介石的参谋长，并指挥盟军在印度、缅甸战场的作战。由于史迪威一派 “太上总督”的大国主义作风，蒋介石很快与他失和。1942年5月10日，史迪威不征求蒋介石意见，独自指挥中国远征军在缅甸、印度作战，蒋介石在日记里骂道：“史迪威对我在缅甸军队亦掉头不顾，对余无一请示，亦无一报告，独自径避印度，此实出于人情之外。”1943年6月28日，史迪威又拒绝将罗斯福的海军兵力表交给蒋介石，蒋介石在日记里痛骂：“此人无常识、无人格，实难令人想象者，阅之痛恨。余令商（编者注：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前往斥责，彼方将此件随函送来，但仍未完全。史之愚顽、卑陋，实世所罕见；美国有此军官……岂不怪哉！”

　　根据解密的历史档案，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开罗举行反法西斯同盟会议。史迪威向罗斯福打了蒋介石的“小报告”：“总统阁下，你一定想不到蒋介石这人有多糟糕。他巴不得你调几十万美军到中国战场与日军拼个你死我活，他好保持自己的军力，用以对付中共及其武装。”罗斯福回答道：“蒋介石先生太固执、太自私，一点儿不顾大局……跟这样的人很难有效合作下去。我理解你的处境。你如果无法与蒋介石相处，又无法换掉他，那就在3个月内一劳永逸地把他干掉算了。3个月后，这个指令自动失效。”

　　史迪威带着罗斯福的绝密指令返回中国。1944年初，蒋介石打算视察中国驻印度军队。史迪威感到天赐良机，制定了刺杀蒋介石的“蓝鲸行动”：由美军军官潜入蒋介石的专机做手脚，当专机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时，发动机会突然发生故障，机上所有人不得不弃机跳伞。此时，他们会发现，机舱内所有的降落伞都已坏掉。侥幸的是，蒋介石因故改变视察计划，“蓝鲸行动”没有实现。不久，罗斯福的“3个月期限”已到，刺杀蒋介石的指令自动解除了。

　　到二战末期，罗斯福和蒋介石之间出现新的矛盾。这就是中国东北问题。1945年2月4日，美、英、苏三大国举行雅尔塔会议。斯大林提出：把原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权利完全转移给苏联。罗斯福为了让苏联出兵东北，减轻美国对日作战的压力，同意了斯大林的要求，签署了秘密协议。

　　1945年2月8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担忧地写道：“今日见罗、丘、斯里海会议（编者注：因雅尔塔地处里海附近，也称里海会议）第一次公报，一如所预料，其果与英、俄协议牺牲我乎？”此后，中华民国驻英大使顾维钧、驻苏大使傅秉常、驻美大使魏道明，陆续向蒋介石发来密电，告知罗斯福可能出卖了中国利益。蒋介石焦虑更甚，他在3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批阅魏大使道明来电，得悉罗、斯对于远东方面之谈话：（一）满洲铁路，斯提国际代管而主权属华；（二）斯欲旅顺或大连为其出口之不冻港。罗斯福嘱其不必急急于此，而对我则主张旅顺为俄长期租借，其主权属于我云。阅此，但有痛愤与自省而已，‘雅尔塔’果已卖华乎？”

　　十余天之后，蒋介石通过各种情报，确认雅尔塔密约牺牲了中国东北。激愤之下，又无可奈何，他只好在日记中连续多日大骂罗斯福，以泄心头之恨。

　　和丘吉尔翻脸

　　1943年5月23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宣泄了对英国首相丘吉尔的愤怒：“昨日傍晚，接宋电称：华会廿一日会议中，丘吉尔突称‘祖国万岁国，中国在此获得空军接济之时，不宜对藏用兵’……此诚帝国主义真面目暴露，不仅为流氓、市侩所不为，而亦为轴心、倭寇所不齿。”

　　原来，1943年5月，时任中华民国外交部长的宋子文应邀参加太平洋会议。会上，丘吉尔突然抛开对日作战的主题，说道：“最近听说，中国集中队伍进攻西藏，使这个独立国家大为恐慌。希望中国政府能保证，不要有不幸事件发生。”宋子文反驳道：“我没听说有这个消息，西藏也不是首相所说的独立国家。中英间历次所订条约，都承认西藏为中国主权所有。”会后，宋子文致电蒋介石，汇报丘吉尔的言论。蒋介石勃然大怒。

　　半年后，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和丘吉尔碰面了。丘吉尔自知蒋介石对他不满，由于蒋介石不懂英语，他就直接向宋美龄挑衅道：“蒋夫人，在你心目中，我是不是坏人？”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宋美龄既不能说他是坏人，也决不能夸他是好人。宋美龄就把“球”踢了回去：“丘吉尔先生，您自己怎么看自己？”会议结束后，蒋介石带着宋美龄，到印度视察中国远征军。作为报复，丘吉尔指示印度方面降低对蒋接待规格。英国驻印度总督只派出私人顾问到机场迎候蒋介石，既不在机场大厅铺红地毯，也不派军乐队奏迎宾曲。蒋介石大为光火。1944年，当丘吉尔想效仿美国，邀请宋美龄访英并发表演讲时，蒋介石马上让宋美龄以“身体欠佳”为由拒绝了。

　　就在同盟国即将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时，蒋介石为香港主权问题，又和丘吉尔吵了一架。按照盟军方面的规定，香港日军划归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受降。但丘吉尔以香港是割让地为由，坚持派英国海军前来受降。1945年8月17日，高度关注英国在香港动向的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英军舰已驶到香港海附近，有重占香港之企图。”但蒋介石知道，他无力和丘吉尔抗衡，无法一举收复香港。他不得不在坚持主权的前提下，做出屈辱的让步。8月27日，他又写道：“余委托英军官接收香港之主张，必须贯彻。可代表余——中国战区统帅接受香港日军之投降。”

　　3天后，英国海军上将以受降特使的身份到达香港，拒绝蒋介石的“委派令”。蒋介石在日记中怒斥：“英国欲强重占香港，不许我接收，并拒绝我委派军官接收香港之指令，痛愤无已。”丘吉尔和蒋介石僵持到9月，眼看9月2日同盟国接受日军投降的日期迫近，丘吉尔才做出让步，同意蒋介石委派英国军官受降。蒋介石大喜，写道：“是公义必获胜之又一证明。惟英国侮华之思想，乃为其传统之政策，如我国不能自强，今后益被侮辱矣！”

　　杨天石教授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纵观蒋介石日记，反复出现“汝忘英夷之仇乎？”“英夷不灭非男儿”，“英番不灭，国家焉能独立”，甚至“英番不灭，焉能解放全人类”的话。蒋介石和英国的关系，可用5个字概括：联英，又仇英。

　　马歇尔令他绝望

　　二战结束后，蒋介石着手打内战。在这一阶段的日记中，蒋介石并不认为美国人全心全意支持他，他对杜鲁门、马歇尔、司徒雷登等人充满猜疑、愤怒和失望。

　　1945年12月6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急召二战名将、65岁的马歇尔，交给他一项新的任务：赴中国调停国共冲突。10天后，马歇尔到达中国。在他的斡旋下，局势出现转机。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签署了停战协定。

　　但蒋介石所期望的，并非是美国的调停，而是支持。这令他对马歇尔在华的作为，深感失望。他在5月31日的日记中写道：“若以马歇尔最近对余之态度而言，诚令人绝望。”6月26日内战全面爆发后，马歇尔的“表现”令蒋介石更加恼怒。蒋介石在7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彼明知欲使共党接受其调处，已无希望，但仍一意对共党迁就，并不断对我施用压力。”次日，他在日记里讽刺马歇尔“最大之心病，甚恐局部冲突引起全面内战，又恐短期内不能获得解决，以致引起俄国之干涉”。7月17日，蒋介石又大骂“美国始终坚持其不用武力之主张，而置我国存亡绝续于不顾。至可痛惜也！”

　　1947年，蒋介石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吵了一架。台湾发生“二二八事件”后，司徒雷登曾连夜会见蒋介石，声称接到美国驻台领事的紧急电报，美国认为台湾局势严重，要求派飞机接美国侨民回国。蒋介石对此非常反感，在日记中骂美国人“浮躁轻薄”，“使中国增加困难与耻辱”。

　　到1949年，随着蒋介石在内战中的节节败退，美国决定放弃蒋介石。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认为蒋介石是自招失败。蒋介石看罢，勃然大怒，在8月10日的日记中痛骂“马歇尔、艾奇逊欲掩饰其对华政策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遂其心……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之污点”。

　　杨天石教授对蒋介石大骂美英首脑的做法，有一番解读：“蒋介石的确和美英结盟，这是利益的需要。但他和美英有矛盾，也是事实。蒋介石和罗斯福、丘吉尔、马歇尔发生激烈冲突的根源之一，是他虽然希望得到美英的支持，但又不愿意完全受制于美英。那样，不但国家没有尊严，他自己也没有尊严。”

　　蒋介石五大谜案之五：是否想对大陆用核武

　　蒋介石败退台湾后，一直念念不忘反攻大陆。他是个痴迷的平剧（京剧）爱好者，在大陆时，就常常抽时间听平剧。1950年1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句话：“如不收复北平，此生不再观平剧矣。”

　　可蒋介石也深知，退据台湾的国民党根本不具备反攻的条件。在他的日记中，有一篇1951年的《大事预定表》，关于反攻大陆一事，他强调道：“准备未完，切勿反攻；无充分把握，决不反攻；时机未成熟，亦不反攻。”

　　蒋介石所谓的“准备”与“把握”，少不了美国的军事支持。有传言称，美国曾多次考虑向中国大陆投原子弹，甚至说宋美龄也建议美国对大陆使用核武器。那么，蒋介石也有此考虑吗？实情究竟如何？

　　“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

　　杨天石教授告诉《环球人物》杂志记者，他考据的蒋介石日记和历史档案显示，美国人确实曾三次考虑用原子弹袭击中国大陆，但都遭到蒋介石的质疑和拒绝。

　　美国第一次考虑对中国大陆使用原子弹是在朝鲜战争期间。1950年9月15日，美军在朝鲜半岛中部的仁川登陆后，迅速逼近朝鲜首都平壤。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25万人入朝，并于25日发起攻击，使美军受到沉重打击。

　　数十年后，一份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绝密文件解密。这份签署于1950年11月9日的文件题目就是：“为反击祖国万岁中国入侵朝鲜，关于美国使用原子弹的可能性所需考虑的问题。”

　　正如这份文件所披露出的信息一样，朝鲜战争局势的变化令美国上下不安，当时的联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惊呼：“投入北朝鲜的中国军队是大量的，其数量还在不断增加……我们所面临的是一场全新的战争。”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出席了一场记者招待会，面对记者焦灼的提问，他回答道：“联合国的部队不打算放弃他们在朝鲜的使命，我们将采取任何必要的步骤以应付军事局势。”这句话立刻招致了现场的一片哗然，人们对其所透露出的信息猜测纷纷。台下记者不断追问“什么叫做任何必要的步骤？”“必要的步骤是否包括使用原子弹？”几乎快要招架不住的杜鲁门，只简短地回答了一句：“我们一直在积极地考虑使用它。”

　　这场记者招待会的内容迅速传到了台湾，蒋介石大为震惊。在12月1日的日记中，他写道：“杜鲁门与美国朝野主张对中共使用原子弹，应设法打破之。”杨天石教授告诉记者：“从日期上看，这段话写于杜鲁门召开记者招待会的次日，内容也是针对杜鲁门的讲话而发。很明显，日记中的这句‘应设法打破之’，表明了蒋介石不仅反对美国对大陆使用原子弹，而且要采取某种行动阻止。”

　　历史资料显示，蒋介石对朝鲜战争的态度一直很明确。他希望台湾方面可以加入朝鲜战争、援助韩国，进而挫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击中共。他曾托人转告美军统帅麦克阿瑟：“韩战挫折甚念，如需中国尽力之处，无不竭诚效劳，愿共成败。”但是，当他一听到杜鲁门“考虑”使用原子弹对付中共时，还是选择了反对，其原因是他觉得此法“不能生效，因其总祸根乃在俄国也”。

　　“美国氢弹、原子弹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

　　美国第二次准备向中国大陆动用原子弹是在越南战争期间。1954年，在中国的军事援助下，越南人民军以优势兵力进攻奠边府，在奠边府战役中赢得对法军的决定性胜利，法军准备撤出越南北部，并寻求美国的介入。

　　面对法国的求助，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却显得十分谨慎。曾在朝鲜战争中受到重创的美国，不再愿意轻易出动地面部队作战，而打算以空中打击为主。

　　与美国态度相反，蒋介石一直积极计划参与越南战争，并借此反攻大陆。1953年12月19日，他在日记中写下他为与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雷德福谈话所准备的要点，其中一条就是：“越南反攻与中国反攻大陆同时进行之重要。”

　　1954年2月，蒋介石授命副总参谋长彭孟缉，制订出一套“雷州半岛”行动方案，准备将广东的雷州半岛作为“第一滩头阵地”进攻广东和广西。他在日记中写道，这样一来，既可以阻断中共接济越南的通道，也能趁机反攻大陆，“或易为美国所接受”，并希冀以此换来美国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甚至直接出兵。

蒋介石没有想到的是，美国从一开始就不想与中共军队正面交锋。朝鲜战场上的较量之后，美国想用最省时省力的方式结束战争，那就是往中国大陆投原子弹。在“雷州半岛”方案之前，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声称，在与共产主义作战中，要使用所有可以选择的武器进行报复作战，言外之意，核武器将是一大选择。

　　1954年4月17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了《本星期预定工作课目》。其中第三项是：“美国的氢弹、原子弹不令用于越南与中国大陆。”写下日记的第二天，蒋介石就“约见美太平洋总部霍华德参谋长。”杨天石教授向《环球人物》杂志记者分析道，“蒋介石刚在日记里写下自己要阻止美国对中国动用原子弹，第二天就约见霍华德，显然，阻止美国使用原子弹，是蒋介石确定的对霍华德的谈话内容之一”。

　　“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

　　退守台湾之后，蒋介石先后制定出“雷州半岛”方案、“光字计划”、“K计划”等多个反攻大陆的计划，希望以此来争取美国的军事和经济援助，但美国人一直不感兴趣，非但不予以积极回应，还认为蒋介石在做“白日梦”。1951年10月2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抱怨，美国应允的1951年军援计划7000万美元，至今“一物未到”。1953年7月12日，他又在日记中写道：“再不要幻想美国援助我反攻复国。该国之政策与诺言绝不能信赖，其幼稚、冲动、反复无常之教训，如果自无主张与实力，若与之合作，只有被其陷害与牺牲而已。”

　　随着1954年越南战事升级，美国对蒋介石反攻大陆计划的冷漠逐渐转变。当年2月，台美召开“共同防卫台湾作战会议”，美方表示，愿意和蒋介石“并肩反攻大陆”。

　　1954年9月3日，海峡两岸发生炮战。中国人民解放军自厦门向金门发炮6000余发，击毙美军在金门的顾问2人。9月7日，台湾蒋军出动海空军攻击解放军炮兵阵地。

　　10月，美国空军计划处处长访问台湾，在会见台湾防空司令部司令王叔铭时，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蒋介石反攻大陆时只要提出申请，美国就会把原子弹借给台湾。

　　在蒋介石的日记中，他曾反复揣摩这一信息的来源和意图。1954年10月20日，他如是写道：“召见叔明（编者注：此为“叔铭”之误），详询其美空军部计划处长提议，可向美国借给原子武器之申请事，此或为其空军部之授意，而其政府尚无此意乎？”他怀疑借用原子弹一事只是美国空军部的想法，而不是美国政府的意思。但无论是谁授意，蒋介石都认为，“对反攻在国内战场，如非万不得已，亦不能使用此物。对于民心将有不利之影响，应特别注意研究”。他深知原子弹的威力能够在战场上帮自己大忙，但其残忍的后果将极大地伤害民心。虽然求胜心切，蒋介石却清醒地明白，一旦向美国人借用了原子弹，他将永远成为民族的罪人。

木子金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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