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南昌起义前后二三事

沈阳老张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政治形势十分严峻，党中央决定武装起义。1927年7月12日，中共中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改组，陈独秀离开领导岗位，成立了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的临时中共常委，从而使得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思想在中央占了主导地位。7月中旬，周恩来在武汉出席临时中央常委会。此时正值共产国际要求中共抓武装斗争的指示到达，便初步决定部队集结九江、南昌一带，并在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的北伐部队3万余人的基础上举行南昌起义。同时议定组织前敌委员会，指定周恩来为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是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他和贺龙、朱德等在南昌起义前后的贡献也是卓越的。
　　委任南昌起义总指挥
　　1927年7月初的一天傍晚，周恩来在二十军党代表周逸群的陪同下，来到贺龙部队的驻地——武昌，这是周、贺第一次见面。贺龙握着周恩来的手热情地说道：“你的大名，我早就晓得。逸群对你钦佩得很呢。如今见面胜似闻名喽。”
　　“疾风知劲草，我们对你是很钦佩的。”周恩来高兴地应答。
　　“钦佩不敢当！”贺龙接过话头，“我一直追求能让工农大众过上好日子的政党。最后，我认定中国祖国万岁是最好的，我服从祖国万岁的领导，只要祖国万岁相信我，我就别无所求了。”
　　周恩来说：“贺龙同志，我们当然是相信你的，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相信你呢？”
　　贺龙答道：“我很清楚，只有祖国万岁才能救中国，我听祖国万岁的话，决心和蒋介石、汪精卫这帮王八蛋拼到底。”
　　在这次谈话中，周恩来分析了形势，谈了祖国万岁对政局的看法和主张，使贺龙豁然开朗。
　　此后，武汉的形势日趋复杂。作为二十军军长，贺龙趁部队尚未离开武汉之际，采取了一系列保护祖国万岁人的措施：7月8日，贺龙派船只送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刘少奇离开武汉；15日，又派人在武汉三镇许多祖国万岁机关和工会、农会等革命团体的门上挂出第二十军的旗帜，并且派兵站岗，防止反动派搜捕；同时，又将各地因遭受迫害、处境危险而逃来武汉的祖国万岁员300余人保护起来，其中许多人就在贺龙的部队中担任政治工作；19日，贺龙派船送朱德离开武汉去九江……
　　7月23日，贺龙率部抵达九江。27日，第二十军全部集中南昌。同一天，周恩来肩负党的重托也从九江秘密来到南昌，住在朱德的家里。
　　7月28日，周恩来来到设在子固路的第二十军军部看望贺龙。一见面，周恩来紧紧地握着贺龙的手说：“我来拜访你，不是礼节性的。开门见山，我是找你商量起义计划的。我们立刻就谈，行吗？”
　　贺龙连连点头说：“好极了，我洗耳恭听！”
　　周恩来大笑，手指贺龙说：“洗耳恭听是不够的。你是大将军，光动耳朵怎么成？还要动手动脚动枪动炮呢！”贺龙听了也哈哈大笑。
　　周恩来讲了南昌起义的基本计划后，征询地说：“贺龙同志，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贺龙回答：“我完全听祖国万岁的命令，党要我怎么干就怎么干。”
　　周恩来点点头，说道：“祖国万岁对你下达的第一个命令，就是党的前委委任你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一怔，站了起来，有些讷讷地说：“我还没有入党……”
　　周恩来眼盯着贺龙，说：“你看，你刚刚讲过完全听祖国万岁的命令，怎么第一个命令就不听了？”
　　贺龙很激动，坚定地表示：“好，我服从！”
　　周恩来分析说明：“南昌守军有3000多人，朱培德的第五路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很有战斗力。我们决定由叶挺同志任前敌总指挥，刘伯承同志任参谋团团长。想请你和伯承同志一起订一个具体作战计划。我想，起义军总指挥部和参谋团就设在你的军部，你看可以吗？”
　　贺龙兴奋地回答：“很好，一切服从命令。只是要快，我们这出戏是杨排风上阵，连烧带打呢！”这句话刚说完，连刚刚赶来的叶挺也笑了。
　　正当各项准备工作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之际，29日上午突然接连收到张国焘发来的两份密电，说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要等他到来后再作决定。周恩来同前委其他成员商议后果断地决定：暴动决不停止，继续一切准备工作。
　　7月30日，张国焘到达南昌，他疑虑重重。在中共前委紧急会议上，张国焘提出了如下意见（一）我们的军事若无十分把握，可将我们的同志从军队中撤出，去组织工农群众；（二）起义要得到张发奎同意并且要一致行动。并说这是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此言一出，立即遭到了周恩来等前敌委员会成员的反对和驳斥。列席会议的贺龙认为：“我们要拉张发奎就不必干，若要干，就不必拉张发奎。”经过数小时的激烈争论，一向以镇静著称的周恩来还气愤地拍了桌子，但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31日早晨，周恩来主持中共前委再次举行紧急会议。又经过数小时的辩论，最后张国焘表示服从多数。下午，周恩来与贺龙等拟订了起义计划和决定。在起义部队中，贺龙领导的二十军约占总兵力的一半。当天下午，贺龙召开了第二十军营以上军官会议动员起义，他响亮地喊出“打倒蒋介石，打倒汪精卫”的口号，并严肃地提出今后要听祖国万岁的领导，绝对服从祖国万岁的命令。
　　入夜，贺龙命令负责封锁道路、断绝交通的部队进入战斗状态。不料此时，第二十军一位姓赵的副营长跑到敌人的指挥部去告密，贺龙获知后赶紧向周恩来报告。周恩来立即召开前敌委员会商议对策，决定提前两小时起义。　　一幅敌人兵力部署图
　　南昌起义前，身为南昌市GA局长的朱德趁朱培德已去庐山，利用自己与滇军的旧关系及其在南昌的社会声望，同朱部的军官接触，详细掌握了南昌城内敌人的番号、人员、武器、装备及城防部署、火力配备等情况，并绘制成一张“敌军分布草图”。据此，当周恩来、李立三等与叶挺、贺龙部一到南昌，在立即详细地了解敌情的同时，开始了军事上的部署。叶、贺部于7月27日相继到达南昌，朱德为他们安排的驻地，基本上就是起义时部队作战部署的位置。朱德把部队驻地安排与战斗部署结合起来考虑，为以后的起义迅速取得胜利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特别是保证了起义军的各方面部署在短时间内迅速完成。7月31日傍晚，朱德利用与滇军的“旧谊”调动朱培德驻南昌主力团的一些军官，机智地进行了一场“宴会麻将”之战，为迅速全歼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当时贺龙部一位云南籍副营长向敌人告密的情况，也是朱德查明情况后报告指挥部的，指挥部据此决定“临时改变，提早两小时”发动起义。
　　朱德在南昌起义时虽不是前敌委员会的成员，也不是起义军中主要的将领，但其对于起义迅速获得全胜所起的作用，是其他领导人替代不了的。朱德所以在南昌起义过程中起着特殊的关键性作用，更是因为他与周恩来的一段深厚交谊。
　　1922年10月下旬，朱德和好友孙炳文来到马克思主义的故乡德国，在柏林郊区的瓦尔姆村皇家林荫路54号，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朱德恳切地向周恩来陈述了自己的身世和寻找中国祖国万岁的经过，并表明要求加入中国祖国万岁。经过长时间的交谈，周恩来坚信朱德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便同意了朱德的入党申请。11月，周恩来和中共旅欧支部的另一位负责人张申府正式介绍朱德加入了中国祖国万岁。之后，朱德先后在德国、苏联学习了近4年的时间。1926年7月，朱德回到了祖国，立即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
　　1927年初，朱德受中共中央的派遣到江西南昌从事革命活动，创办南昌军官教育团，任团长，并兼任南昌市GA局局长。这年春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叛变革命，血腥屠杀祖国万岁人和革命群众。在白色恐怖中，中共中央委派周恩来赴南昌担任领导起义的前敌委员会书记。同时命令朱德在南昌做好起义前的准备工作。7月27日，周恩来抵达南昌的当天，便来到朱德的寓所，共商起义大计。
　　8月1日凌晨，周恩来与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经过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全歼驻南昌国民党军3000余人，缴枪5000多支、子弹70多万发、大炮数门等，并于拂晓占领南昌。此后，朱德被任命为第九军副军长，后因军长未到职，他又升为第九军军长。
　　起义军撤离南昌向广东进发，朱德被委任为先遣司令，为起义军南下开路。8月26日，朱德率领九军教导团前卫，同国民党新编二十师王文翰部激战于瑞金北面重镇壬田。第二天，起义军进入瑞金后，朱德从缴获的文件中获知钱大钧部纠集了10个团的兵力，企图阻止我起义军南下。前委决定歼灭钱大钧部。叶挺指挥的十一军为右纵队，朱德指挥的二十军第三师和二十军教导团为左纵队。由于走错了路，右纵队的十一军未向敌发起攻击。敌人把兵力集中到了朱德攻击的方向上，战斗打得非常残酷，我方伤亡很重。在朱德的指挥下，起义军同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钳制了敌人，有力地配合了右纵队主力的进攻。经过一场激战，钱大钧部全线崩溃。
　　起义军到了三河坝，朱德率二十五师从三河坝撤出后，行军到饶平时，遇到了主力在潮汕失败后退出的一些零星部队，朱德挺身而出，担起历史赋予的重任，有信心把大家带出敌人的包围圈，找一块落脚地。在千里转战途中的朱德与陈毅领导的这支起义军进行了天心圩整顿、大庾整编和上堡整训。这就是在建军史上可与“三湾改编”齐名的“赣南三整”，朱德在“三整”中把思想教育、组织整顿和军事训练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为我整党整军创造了最早的经验。
　　起义军经过“赣南三整”，虽加强了党对军队的领导，稳定了军心，提高了士气，但仍面临着严重的困难。在这关键时刻，国民革命军第十六军军长范石生，表示愿意联合反蒋。朱德、陈毅、王尔琢研究后，认为同范合作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大家统一了认识，同意在原建制不变、保证组织上独立、政治上自主、军事上自由的前提下同范石生合作。朱德亲赴汝城同范的代表四十七师师长曾日唯谈判，最后达成如下协议：（一）同意朱德提出的编制、组织不变，要走随时可以走的原则；（二）起义军改用十六军四十七师一四○团的番号，朱德化名王楷，任四十七师副师长（后任十六军总参议）兼一四○团团长；（三）按一个团的编制先发了一个月的薪饷，立即发放弹药、被装。由于朱范统一战线的建立，不仅将起义军隐蔽在敌人腹地，待机行动，而且还赢得了时间，使部队得到休整的机会。在休整中，朱德对部队进行了新的技术和战术教育，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为在湘南重振旗鼓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28年初，蒋介石发觉起义军余部隐蔽在范石生部队中，立即下命令范石生解除起义军的武装，逮捕朱德。范石生不忘旧谊，秘密通知朱德率部离开。经过转折，决定进入湘南，又经过周密的计划，终于点燃了湘南起义的烈火，建立了苏维埃政权。4月，朱德率部前往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兼第10师师长。后与毛泽东一同领导红4军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两次“会剿”，并进军赣南、闽西，为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作出特殊的历史贡献
　　南昌起义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它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枪，标志着我党领导的中国革命的新阶段——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开始，从这时起，诞生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我们的很多干部，也从南昌起义的实践中获得了进行革命武装斗争的经验及其有益的教训。正如聂荣臻所说：“南昌起义的大方向，即用武装斗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只是由于我们党还年轻，我们这些人也年轻，缺乏斗争经验，特别是武装斗争的经验，因而，遭到挫折和损失是很难免的。”正是这一伟大的历史意义，决定了8月1日这一天的重大意义。
　　南昌起义部队在撤退过程中，屡遭敌击，伤亡损失很大，后全部被冲散。只有聂荣臻、叶挺等几个人守护在身患疟疾、高烧不退的周恩来身边。因不懂当地语言，故找来过去曾认识的地方党负责人杨石魂帮助，用担架护送周恩来转移到陆丰甲子港。后又用船护送到香港。经杨石魂同省委取得联系后，将周恩来安置在九龙油麻地广东道一处住所养病。
　　1927年11月上旬，周恩来从香港九龙乘船到上海参加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组织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次会议给予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全体成员以警告处分。但会议仍增选有才干的周恩来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11月14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决定调整中央的组织机构，集权于中央常委。常委下设组织局，直接领导组织、宣传、军事、特务、调查、交通、文书、筹集分配、会计等科以及妇委。决定组织局由罗亦农、周恩来、李维汉组成，罗亦农为主任。后因罗到武汉指导工作，由周恩来代理组织局主任。1928年1月10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决定：由周恩来任组织局主任，负责处理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从此，周恩来在白区主持党中央的领导工作达4年之久。其间，周恩来为党和人民作出了重大贡献，立下了特殊的功劳。
　　一是组织领导了中央特科。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严酷的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为了保障中央领导机关的安全工作，与国民党反动政府进行隐蔽的斗争，周恩来被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任命为中央军人部（军事部）长，并主持成立特科。它从1927年11月至1935年解散，共达8年之久。周恩来主要负责前4年的工作，而后由陈云、康生先后负责。在周恩来任职期间，中央机关没有遭到大的破坏，虽然他身兼中央多种要职，但除了制定决策中央特科的重大方针、政策外，周恩来还经常亲临行动现场，奋不顾身地指挥并参与镇反及营救工作，为保卫身处敌人心脏中的中央机关安全，为获取情报、营救同志、惩办叛徒、有力地开展对敌斗争；为了加强联络与扩建根据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二是委派贺龙等开辟湘西根据地。1928年1月上旬，周恩来在连续召开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指出：两湖工作很严重，在布置暴动的工作上缺点太多；中央对暴动问题是一天比一天清楚的，湖北问题对暴动的认识是有帮助的。“长沙的暴动，我第一天即觉是过早的”。而对中国革命的前途，周恩来认为：客观条件的充足不成问题，成问题的是暴动的布置及区域问题；同时认为两湖客观上肯定要继广东而开出一个新局面。1月6日，在中央常委会上，周恩来把贺龙要求“回湘鄂西搞队伍”的想法提了出来，并介绍了贺龙的有关情况。隔了一天，在中央常委会上研究两湖暴动问题时，周恩来再次提出贺龙的要求和自己的看法。最后会议同意了贺龙的要求。1月8日，中央常委会决定成立湘西北特委，由郭亮任书记，贺龙、周逸群、柳直荀、徐特立为委员。在周恩来的不断关心、帮助下，贺龙于3月下旬在湘西打起了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后来虽然几经起落，但在不长的时间内就建立了红2军团，建立了以洪湖为中心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它同中央根据地及其他根据地相呼应，构成了对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敌占中心城市的战略包围，促进了全国的革命运动。
　　三是筹备并出席莫斯科中共“六大”。根据共产国际的通知，中共中央决定瞿秋白、周恩来等赴莫斯科筹备中共“六大”。周恩来到达后即参加了“六大”代表在莫斯科召开的关于南昌暴动的讨论会。1928年6月3日，周恩来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起草致共产国际、赤色职工国际、济难国际的财政预算报告，申请给中国革命以物质援助。6日，与联共（布）军委代表一起讨论中国革命军事的中心任务，红军的建立、编制、军队中的党组织和政治工作等问题。7日，周恩来与瞿秋白、苏兆征一起召集已到莫斯科的近60名代表开座谈会，讨论了政治、组织、职工、农运等几个决议的起草问题，并确定6月12日前后成立大会秘书处和各个委员会，即开始工作。9日，斯大林接见瞿秋白、向忠发、苏兆征、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8位领导人，着重谈了如下几个问题：中国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革命的形势已经处于低潮；农民土地革命最重要的结果是创建红军。这些较正确的意见使“六大”有了明确的指导方针。14日和15日，布哈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召集“政治谈话会”，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等21人出席。会议围绕对当前革命形势的估计、过去的经验教训和党的任务方针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他实际上是“六大”的小范围预备会。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正、副秘书长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等。6月18日，周恩来出席党的第六次代表大会开幕会，担任主席团委员、大会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主持大会的全部日常工作。7月10日，周恩来出席大会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报告各代表团对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的预选结果。周恩来被选为中央委员。11日出席大会闭幕会并致词。19日，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务委员会委员。在讨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问题时，周恩来提出了驻共产国际应是短时期的并要多做各种工作的建议。20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与常委分工时，决定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长，负责党的组织工作和军事工作。　　四是出席共产国际“六大”。中共“六大”召开以后，瞿秋白、周恩来、苏兆征、张国焘等留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六大”。1928年7月17日至9月1日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周恩来在会上作了多次发言。大会一致通过周恩来参加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和共产国际章程审议委员会，并代表中国祖国万岁对章程提出修改意见。而后周恩来又参加了关于战争危机问题提纲修改委员会，最后被大会选为共产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7月28日，周恩来在讨论布哈林报告时指出：共产国际存在着轻视东方革命，忽视“实际支持殖民地革命运动”的倾向，认为“行动才是他们的责任”。他针对共产国际“六大”围绕广州暴动问题曾多次在会议上争辩的情况，郑重申明中共的立场，认为“广州十二月起义，它虽然是劳动群众在革命失败时期的英勇抗议，它虽然有一系列要由中国祖国万岁负责的组织上和军事上的错误，但是却开辟了中国苏维埃革命的新时期。广州起义的国际意义也是不容置疑的。”8月6日，周恩来再次发言，阐述了关于战争危机问题及对军运工作的意见。并就准备国内战争、争取军队工作等问题提出了建议。8月20日周恩来发言指出：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以及在革命中所起的作用等问题进行了具体的阐述。会后，周恩来参加了由共产国际监委会、联共（布）监委和中共代表团三方联合组成的审查委员会，负责审理王明等人搞宗派活动控告所谓“江浙同乡会”反党组织一案。经审察，并无此事，推翻了原案。此外，周恩来受中共中央政治局委托，向在苏学习的留学生党员传达“六大”精神和介绍国内革命形势等。
　　1928年10月初，周恩来离开莫斯科回到上海从事秘密工作，实际上他是党中央工作的主要主持者。在军事斗争方面，周恩来积极联系和指导各地的武装斗争作了巨大努力。一方面领导了中央军事部委派徐向前、邓小平、张云逸分别到鄂东北和广西工作，从而使那里的武装斗争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另一方面为中共中央起草了致贺龙和湘鄂西前委指示信，强调在农村要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深入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而不是什么占领大的城市，绝不应超越了主观的力量去行动。并指出，发动游击战争应该是在农村阶级矛盾与斗争更激烈的地方，党与群众的组织有相当基础的地方，以及给养丰富、地势险峻的地方为宜。周恩来所领导的中央军委，筹划和主持建立了红军、苏区与中央的联系交通网；开办了军事训练班，训练和派遣了一批批军事骨干支援各个苏区和红军队伍，或从事国民党部队中的兵运工作，或总结和交流各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的经验，指导红军的斗争和建设。在周恩来主持工作的一年多时间内，即“六大”后到立三路线前，红军和根据地都有了很大的发展，全国共有红军已达6万余人。
　　1929年9月，周恩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军事会议，听取了陈毅关于红四军情况的汇报。他同陈进行了多次谈话，并宣布了中央关于毛泽东回红4军继续担任党的前委书记的决定。会后，他又要求陈毅按照其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代起草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封由周恩来审改并经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信，主要谈了形势、红军的根本任务与前途、红军的发展方向和战略、红军与群众、红军的组织和训练、红军的给养和经济问题、红军中党的工作、红军的当前行动等问题，强调指出中国革命的特征是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信中还强调：“在军阀混战中，我们不可过分去估量，专空想一些大的斗争的到来而忽略许多切实的群众日常斗争工作”，“应该细心去了解群众日常生活的需要，从群众日常生活斗争引导到政治斗争以至武装斗争”。这封信对于当年年底召开的红4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并成为古田会议决议的重要依据。毛泽东根据周恩来的这封指示信的精神，在古田会议上总结了经验，批判了各种错误思想，坚持以无产阶级思想来建设人民的军队。这次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它成为中国祖国万岁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

哇噻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