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倒翁”李鸿章的为官之道

孤飞鹤 · 发表于 2007-8-31 15:19:29

曾国藩曾把李鸿章与清代著名学者俞樾(字荫甫)作比较，说“李少荃拼命做官，俞荫甫拼命著书”。“拼命”二字把李鸿热中官场、醉心仕宦的面目刻画得极为贴切。李鸿章官居极品，位极人臣，历几十年而不衰，显然得益于他的为官之道。

　　见风使舵，媚上有术

　　李鸿章曾对曾国藩的孙女婿吴永说:“现在的人都怕谈热中二字，我不这样认为。就拿现在的情况来说，我就很热中。士人进了官场，不管做什么事，对上致君于尧舜，对下给百姓以恩泽，个人的事业、学问、经济，任何事情得不到皇帝的信任都不行。我现在就得不到君主的重视，怎么能不热中呢！”这可以算作李鸿章的为官之道了：要想保住手中的权力，必须得到皇帝、其实是实际当权者的信任。

　　李鸿章曾说：“世上的事，没有比当官更容易的了。”一语道出了封建官场的奥妙。因为在当时，官员办事好不好实际无关紧要，最关键的是要得到皇帝和上司的信任。所以，李鸿章“拼命做官”，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想尽办法取媚于实际的当权者。

　　甲午战前，对于是战是和，清廷有两种意见，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主和，而以光绪为首的“帝党”主战。其实，李鸿章也知晓日本的野心。但他却一味主和，力主避战。这其中固然有其要保存实力的一面，但更重要的是当时实际的掌权者慈禧太后并不打算打仗，所以他要与慈禧站在一起。

　　为了增强自卫能力，一些北洋海军将领多次请求添置新式船舰，李鸿章的回答是：“现在考虑到时艰款绌，我没敢奏咨渎请，如果有什么问题由我承担好了。”做出一副勇于承担责任的样子。而实际情形则是海军衙门和户部的王公大臣为了取媚于慈禧，把大量的海军军费挪用到建造颐和园的工程上了。在这种形势下，即使有购买舰只的需要，也必然要因颐和园工程而搁置。

　　对于深得慈禧信赖的醇亲王奕(xuān)等人，李鸿章也是惟命是从，不敢有半点冒犯。李鸿章平时不怎么作诗，但为了讨好奕，每次到奕家赴宴时，都要诗性大发，歌功颂德一番。有一次，一个御史上疏弹劾奕，奕非常生气，把折子派人送给李鸿章看，他竟然高声说道：“写白折子、作八股文的翰林，也想过问海军的事情，真是太可恶了！”身边的一个幕僚劝他不要搀和这件事，李鸿章说：“醇亲王不答应。”在这种情形下，李鸿章只会看当权者的眼色行事，从来不问是非曲直。

　　李鸿章取悦当权者的手段，除了见风使舵外，还有就是报喜不报忧。

　　一次，李鸿章上疏说直隶一个地方的“麦秀两歧”，就是说一棵麦子上长了两个穗。这在当时是被看作天下太平和主上圣明的征兆。身为直隶总督并自诩精通洋务的李鸿章，居然也用这种把戏来奉承慈禧太后。

　　还有一次，李鸿章去俄国访问，参加沙皇加冕典礼。在广场庆祝会上，由于当局组织不当，出现拥挤踩死人的惨案。当时李鸿章在观礼台上，他问俄国财政大臣维特：“是否准备把这一不幸事件的全部详情禀奏皇上？”维特做了肯定回答后，李鸿章摇摇头，大言不惭地说：

　　唉，你们这些当大臣的没有经验。譬如我任直隶总督时，我们那里发生了鼠疫，死了数万人，然而我在向皇帝写奏章时，一直都称我们这里太平无事。当有人问我，你们那里有没有什么疾病？我回答说，没有任何疾病，老百姓健康状况良好。

　　说完这句话后，他故意停顿了一会儿，然后反问维特：

　　您说，我干嘛要告诉皇上说我们那里死了人，使他苦恼呢？要是我担任你们皇上的官员，当然我要把一切都瞒着他，何必使可怜的皇帝苦恼。

　　维特听了李鸿章这番“高论”，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这次谈话以后我想：我们毕竟走在中国前头了。”

　　优用乡人，结网自固

　　李鸿章特别看重乡谊。晚年坐镇北洋时，凡是乡人的请求，没有不答应的。慢慢地他的军营中几乎全是安徽人了，其他省的人根本没有容身的机会。作为一名朝廷要员和封疆大吏，李鸿章这种狭隘的乡土观念有时竟到了可笑的程度。光绪元年(1875)，因光绪继位，增加一科乡试，是为“恩科”。当时李鸿章正由天津入京觐见，本来应该立即返回任所，但这时顺天乡试快要揭榜，于是决定推迟几天。当得知所中举人没有一个安徽人时，李鸿章非常气愤，说道：“咸丰戊午科(1858)顺天乡试也是一个安徽人没有，今年不会再闹出柏中堂那样的笑话吧。”柏中堂就是柏葰(jùn)，时任大学士，主持咸丰戊午科顺天乡试，其家人私受贿赂，被政敌抓住把柄，因此被杀。李鸿章这句话里的潜台词就是：“不录取安徽人就该有柏葰那样的下场！”

　　李鸿章所荐举的许多重要官员都是安徽人，像其幕僚周馥(安徽建德人)、杨士骧(安徽泗州人)都先后得到他的保举升任直隶布政使，很快升到了巡抚、总督的位置。北洋海军将领丁汝昌、卫汝贵、叶志超等人都出身淮军，他们早年跟随李鸿章在镇压捻军中立下汗马功劳，故被委以重任。对于其他以昔日部将身份来找他求职的人，李鸿章也几乎是有求必应。李鸿章说自己“率乡井子弟为国家杀贼保疆土”，这些人于国有功，因此“一切小过，悉宽纵勿问”。由于李鸿章顾及情面而姑息纵容，导致淮军军纪败坏、名誉扫地。

　　所以，李鸿章的曲法徇情，公私不明，是他从政的一个最大弱点。但是，李鸿章通过优用乡人和旧部，彼此间便结成了休戚与共的紧密关系，从而便形成了谁也无法忽视的政治力量，这也是李鸿章在激流暗礁遍布的晚清官场屹立几十年而不倒的一大秘诀。

传师衣钵，善用挺经

　　甲午战败后，在各种压力下，李鸿章从权力顶峰跌落下来，借住在东安门外冰盏胡同的贤良寺。这时他已70多岁了，但依然把手中的权力抓煤芙簟５笔钡牡鄣沉煨湮掏?樁岳詈枵隆霸怪?那小保??幼爬詈枵碌南辔弧Ｒ蛭?笔蔽奕笨刹梗?悴??巳美詈枵氯梦坏哪钔贰Ｔ?焕詈枵乱皇痔岚蔚脑?揽??钍?疲??伺试?掏?樉透实彼悼停?从嗡道詈枵氯梦弧?br>
　　一天，袁世凯来拜访李鸿章，稍作寒暄，就开门见山地对李说：

　　中堂再造元勋，功高汗马。而现在朝廷待遇，如此凉薄，以首辅空名，随班朝请，迹同旅寄，殊未免过于不合。不如暂时告归，养望林下，俟朝廷一旦有事，闻鼓鼙(pí)而思将帅，不能不倚重老臣。届时羽檄征驰，安车就道，方足见老成声价耳。

　　李鸿章没等袁世凯把话讲完，就大声呵斥道：

　　慰廷，尔乃来为翁叔平作说客耶？他汲汲要想得协办，我开了缺，以此推升，腾出一个协办，他即可安然顶补。你告诉他，教他休想！旁人要是开缺，他得了协办，那是不干我事。他想补我的缺，万万不能！武侯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两句话我也还配说。我一息尚存，决不无故告退，决不奏请开缺。

　　袁世凯碰了一鼻子灰，不得不告退。他走后，李仍余怒未息，仍骂袁世凯：

　　袁慰廷说得天花乱坠，要我乞休开缺，为翁叔平作成一个协办大学士。我偏不告退，教他想死！我老师的“挺经”正用得着，我是要传他衣钵的。我决计与他挺着，看他们如何摆布？

　　李鸿章所说的老师就是指曾国藩。曾国藩有他的一套“挺经”，大意是教人遇事坚忍，不要小挫即退。没想到被李鸿章用在这里了。

　　弟子与先生：李鸿章和曾国藩的比较

　　早在道光二十四年(1844)，李鸿章就开始师事曾国藩，而且其父李文安又和曾是同年的进士。所以，对于曾国藩来说，李鸿章既是晚辈，又是学生，这种双重身份的亲密关系在曾对李的栽培提拔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而李鸿章本身的才气与学识也得到了曾的赏识。

　　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过程中，曾国藩为李鸿章提供了诸多方便和机会，这是李发迹的一个重要条件。如曾围攻金陵牵制了李秀成的军队，使其疲于奔命，给李鸿章在江浙提供了可乘之机；李鸿章取代曾国藩做了镇压捻军的钦差大臣，曾则以两江总督的身份，为其保障后勤供应。而李鸿章一生立身行事、耐劳任怨、坚忍不拔的精神，和他治军驭将、推诚布公、团结士气的方略，无一不是得自曾国藩。因此，梁启超说：“故有曾国藩然后有李鸿章，其事之如父母，敬之如神明，不亦宜乎？”

　　李鸿章曾对人说：“别人都知道我前半生的功名事业，都是老师提携的，好像说到洋务，老师还不如我内行，这是不明白我办了一辈子外交，没有出现什么乱子，都因我老师一句话的指点。”因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不当，遭到国人的唾骂。清政府迫于舆论压力，调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负责办理此事，重新与法国代表谈判。李到了天津后，先去拜访老师曾国藩。曾问道：“少荃，你现在到了这里，是外交的第一个关键所在。现在我国国力很弱，外国人合力对付我们，稍微有一点失误，就会贻误大局。你来同洋人打交道有什么打算？”

　　李答道：“学生也没有打定主意，但我想同洋人打交道，不管怎样，我只同他们打痞子腔(意思是油腔滑调)。”

　　曾国藩听后大不以为然，正色说道：“依我看来，还是用一个‘诚’字，‘诚’能感动人。我想洋人也一样有人情。圣人说，忠信能通于野蛮人之中。这一定是不错的。我们现在没有实在力量，任凭你如何虚假造作，人家总能看得出来，都是不中用的。不如老老实实，推诚相见，同他平心静气地说理，虽然占不着便宜，或许也不至于过于吃亏。无论如何，我讲信用，总是能站得住脚的。脚踏实地，跌跟头也不会过，想来比‘痞子腔’总要靠得住些。”

　　李鸿章听后，连声答道：“是！是！门生一定按照老师的话去办理。”此后，李鸿章的确把老师的话当作了办外交的准则。他晚年曾说：“我办理交涉，无论英、俄、德、法，只捧着老师的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同他相对，果然没什么差错，而且还有收大效的时候。”我们暂且不论李所说其办理外交有无差错，但他完全继承了曾国藩的衣钵倒是事实。但是，我们细加比较，就会发现这师徒二人在做人、做事和为官的风格上又有许多不同。治军方面和曾国藩的湘军相比，淮军具有更为浓厚的私人武装色彩。湘军的主要将领虽是湘人，但是他们之间并不是全靠地方观念维系，而是以镇压农民起义、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相号召。因此在太平军失败后，曾国藩就将其大部解散，没有形成私人武装。淮军的主要将领都是安徽人，他们所属的各营都以个人的名字命名。同时，在军队中确立了人身上的层层隶属关系，各部将领都听李鸿章的指挥。因此，淮军虽然名义上属于湘军支派，但曾国藩却无法调度。曾国藩本身为理学家，他重用士人，湘军主要将领几乎全出自儒生，罗泽南、王鑫等都是理学家，彭玉麟是个学者，胡林翼则是进士出身。淮军则不然，李鸿章不用读书人带兵，而只以感情联络，主要将领中，只有潘鼎新是举人，如程学启是太平军的降将，刘铭传是盐贩子出身，张树声、张树珊和周盛波、周盛传兄弟则基本上是地痞一类的人物，靠办团练起家，吴长庆出身行伍，曾做过中下级军官。他们这些人出身比较低微，崇尚江湖义气，一旦受到李鸿章的重用，就会死心塌地为其卖命。

　　湘军初期纪律很严明，统一发放军饷，将领一般不会私吞，士兵也有固定的收入。而淮军则不然，为了收买和笼络部下，每攻取一个地方，李鸿章并不阻止他们肆意抢掠。因为有了这笔收入，遇到“欠饷”或者少发饷银之时，士兵们也不在乎。所以，淮军的将士往往可以大发其财。

驭下之术

　　上文讲到，曾国藩要求带兵打仗的将领有一定的文化，并具备“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汲汲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的素质，选择兵源时注意挑选那些诚笃的农民。他主要是靠儒家传统道德来教育和约束部下。与曾国藩重“德”不同，李鸿章更善于以“利”来驱使部下。李鸿章对于无法给予差使的人很是礼貌，而对于可以委任的人则故意加以粗言恶语。他对待下属颇为傲慢，满口污言秽语，根本不像是个书香门第的翰林公。下属官员赴任前向他辞行，或者因为什么事情向他道谢，他总是用合肥土话说：“贼娘，好好的搞！”被他骂的人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别人听了也不以为非，以为被李鸿章所骂的人是“红员”，必将得到重用。据说有一位副将想托人情谋个中军职务，很长时间都没有音讯。有人对他说：“得到这个差事太难了。”那个人则很自信，说：“有一天召见时，中堂大人骂我滚了。”

　　李鸿章驭下之术的弊害在于，如果求差之人为了求得差使而甘心以被骂为荣，必定是无廉耻之心而惟利是图的小人。李鸿章明知这些人的真实面目，还仍然愿意委以差使，其直接的后果是吏风日下。所以，晚清官场的风气败坏，李鸿章也有其不可推卸的责任。个人操守和文章学问曾国藩追求儒家“圣人”的境界，砥砺品格，信奉实干，终身以“拙诚”、“坚忍”行事，被誉为“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兼备的“古今完人”。蒋廷黻(fú)认为“曾国藩是我国旧文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无论我们是看他的字，读他的文章，或是研究他的为人办事，我们自然的想起我们乡下那个务正业的小农民。他和小农民一样，一生一世不作苟且的事情。他知道文章学问道德功业都只有汗水才能换得来，正如小农民知道要得一粒一颗的稻麦都非出汗不可”。与曾国藩的农民式的“本分”相比，李鸿章更多的是官场上的权术和手腕，从功成名就后的全身自保的方式上能更明显地看出这种区别。曾国藩作为镇压太平军的“第一功臣”，他想到的保持身名俱泰的方式是解除部分兵柄，将部分湘军将士遣散回家，同时把李鸿章和淮军推上前台，也使自己韬光养晦，免得朝廷疑忌；而李鸿章则将权势看得极重，占据高位不肯下来，并通过罗织关系网以自固。

　　曾国藩官至高位后，仍然自奉清廉，治家也比较严。据说他对女儿陪嫁品都有严格限定，不许超过。这一点，他和胞弟曾国荃很不相同，与李鸿章也不一样。

　　李鸿章根本不像有些媒体所说的生活简朴、为政清廉。“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讽刺的就是李鸿章(合肥人)、翁同龢(常熟人)的富有。据梁启超的《李鸿章传》记载：李鸿章“每膳供双鸡之精汁，朝朝经侍医诊验，常上电气”。而梁启超也认为李鸿章虽不像传说中那样富甲天下，但大约有数百万金之产业，在招商局、电报局、开平煤矿、中国通商银行等都有不少的股份。李鸿章“发迹”之后，他们六兄弟曾在安徽老家大量购置田产，并建造“大者数百亩，小者亦百十亩”的庄园式宅第。关于李氏家族拥有的土地，据说在最盛时期达250多万亩。这些土地，一般都是采取“万亩建仓”的办法，委托亲朋管理。现已知仅在合肥、六安、霍山等地建立的“仓房”就有几十个。李鸿章名下的田产，每年可收租5万石。据统计，李氏在合肥东乡占耕地约60万亩，占当地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二。

　　甲午战争期间，许多人上疏弹劾李鸿章主和误国，都提到了他的财产问题。御史安维峻揭露李鸿章避战求和的原因说，李以1500余万两白银交给了日本的一个商号经营，由盛宣怀代为经理，所以他不愿与日本“失和”，以致丢了这笔财产。这些言官的说辞或有些言过其实，但李鸿章的财产之多则是事实。谈到自己的文章学问，与曾国藩相比，李鸿章也深感自惭形秽。他说：

　　我老师道德功业，固不可言，即文章学问，亦自卓绝一世，然读书写字，至老不倦。我却愧一分传授不得，自悔盛年不学，全恃一股虚矫之气，任意胡弄，没有根底。现在真实学问，已用功不进，只好看看《通鉴》，稍知古人成败之迹，与自己平生行事，互相印证，借以镜其得失，亦尚觉得有点意趣。

　　从以上简单的比较可以看出，从儒家传统道德而言，李鸿章的修炼还远没有乃师曾国藩到家。但历史往往不容我们通过这样简单的比较而评优论劣，李鸿章面对晚清社会千疮百孔、江河日下的局面，也在尽力弥补和苦苦支撑，应当说，他已经尽到了一个做臣子的责任。大清的“裱糊匠”：李鸿章一生荣辱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李鸿章认为中国处于“数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对“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提出“内须变法”，倡导学习西方，以图自强。他先后开办了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工业，逐步扩大“自强求富”的洋务事业。他还购买军火和军舰，创立北洋水师学堂，扩充淮军实力，建立北洋海军。因此有人称他为“中国近代化之父”。

　　　《辛丑条约》签字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李鸿章又力主“外须和戎”，对外求和，是近代中国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尤其是《中法新约》(1885年)、中日《马关条约》(1894年)和《辛丑条约》的直接签订者。清政府的外交在他的主持下，陆续丧失了无数的民族权益，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因此又被许多人称为“卖国贼”。

　　李鸿章一生中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他签订了《中俄密约》。在赴俄前夕，李鸿章对来访的黄遵宪说：“联络西洋，牵制东洋，是此行要策。”李鸿章和清朝政府不求自立，总想“以夷制夷”，结果往往为夷所制。李鸿章一生自以为非常精通外交，没有料到这次又被俄国人耍弄了。他真心想“联俄”，却开门揖盗，引进了豺狼。因此黄遵宪称他是“老来失计亲炙虎”。

　　李鸿章晚年曾进行自我总结与反省。他说：

　　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qì)，亦可支吾对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梁启超评价李鸿章说：“要而论之，李鸿章有才气而无学识之人也，有阅历而无血性之人也。”所谓学识在当时指19世纪以来的科学文化知识以及政治外交制度等。李鸿章生长在闭塞落后的晚清时代，由于社会环境的影响，使其没有机会接触到西方文化的真正本质，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说他有阅历而没有血性，这当然是中国封建社会长期造成的官吏习性使然。

　　概言之，李鸿章是个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他用农民起义军的鲜血染红顶子，既促使中国向半殖民社会沉沦，又推动了中国近代化的艰难步。李鸿章是腐朽的大清王朝的忠臣，是封建社会的补天者。梁启超在获悉李鸿章死讯后，怀着敬其才、惜其识、悲其遇的复杂心情，撰成一挽联：

　　太息斯人去，萧条徐泗空，莽莽长淮，起陆龙蛇安在也？

　　回首山河非，只有夕阳好，哀哀浩劫，归辽神鹤竟何之。

　　(摘自《正说清朝十二臣》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