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白银“杀人狂”高承勇：喜怒不形于色 其老婆从未穿过红色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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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承勇在14年间背上11条命案，二十多年后终于告破，悬疑随之渐渐揭秘。他将受害女子的四肢、耳朵、乳房、阴部等身体部位割下，疯狂程度早已突破人们的承受底线。警方认为其为双重性人格，一面是长期隐匿的性变态，一面又以“极其冷静、忍耐超常”的“高冷”姿态示人。

炸金花输一万，咧嘴“呵呵”笑

半个月前，高承勇开面包车带着老婆来到兰州市榆中县青城镇，采购了几箱干面和几瓶醋。高承勇抽空来到家族兄弟高家勇店里，但只是在门口柜台前站了站，并没有进去。他们已经一年多没见过面了，高承勇突然造访，也仅仅寒暄了两三分钟就离开了。

“他一进来就递根烟给我抽，问我生意好不好，说他生意也不是很好做，”高家勇比高承勇小5岁，他告诉“北京时间”，“一年多没见面也没有什么激动不激动，很平缓的语气，随便寒暄了几句，他就掏出手机接了个电话，一边打电话就一边往外走了”。

高承勇待人的“热度”一贯如此，和他多年在一起打牌的朋友李俊鸿，几乎从来都没有一次看到他为了一个事情显得激动或者郁闷。

在李俊鸿多年的印象里，高承勇永远只有一个表情——半咧着嘴“呵呵”。“每年春节只要我们都在家，就都会凑到一起打牌。”

大概在十多年前，高承勇总会在每年春节回到老家榆中县青城镇城河村，大多活动即是打麻将或者炸金花。“他(高承勇)炸金花输得最多的一次有一万多元，散场时他也是‘呵呵’笑两声，转身就走，从来都不会跟我们正常人一样赢了就大笑输了就大叫。”

高家勇称，他们连续多年一起炸金花以及打麻将，高承勇从来没有赢过钱，“反正他每年都要输至少几千块钱给我们，我印象里他一次都没有赢过。过完年他就离开城河村打工去了，到了过年又回来打牌，输了又去打工。”

高承勇有一次和邻居高俊伟打麻将，输了五百元钱，散场时“呵呵”两声笑了笑，转身离开。“整个晚上他(高承勇)的牌非常不好，一两个小时一把牌都没有和，一直输，但是他的表情从来没有一下会看上去很凝重，心气非常平和，不会像我们一样重重的把麻将摔在桌上，”高俊伟向“北京时间”回忆，“只见他伸手拿到一张麻将，没看是什么牌，而用中指摸了一下，再慢慢的轻轻地把麻将翻过来放在桌上给大家看，紧接着轻轻地把手里的牌倒下去，也不做声。原来是打了半天没胡，这盘高承勇终于自摸了一把。”

家养狼狗只认高承勇

高承勇的朋友在多年接触的过程中，了解他就是这样的性格，都已习惯了，但细细回忆起来，他不少朋友表示“确实感觉有点装，什么事都冷静地令你惊讶，感觉怪怪的”。

高承勇很喜欢打牌，春节在家时，第一天打完不管输赢，第二天都会继续打，他的牌友从来无法从他的表情中判断他得到的是好牌还是差牌。就算输完了口袋里的钱，他也从不轻易问牌友借钱。

李俊鸿感觉高承勇平常并不缺钱花，因为他高中毕业后就直接打工挣钱。但之前，高承勇家一直很穷。

8月28日上午，“北京时间”来到高承勇的老家，无法透过紧锁大门窥见里面房屋。用梯子爬上高承勇家两三米高的围墙，才看见里面的四间平方，破旧不堪。院子里房前种了三棵树，其中两颗枣树都已果实累累，枣子有不少如鸡蛋大小。还有两块三四平方米的菜地，蔬菜正在生长。挨着院墙的草棚里，堆满了杂物。

院子里很多年前关着一头狼狗，只有高承勇可以对其呵斥。高俊伟经常去串门，按说轻门熟路，但那条狼狗不答应，每次都会大吼并撕咬高俊伟的裤子，等高承勇打开门喊声“放开”，狼狗才乖乖地退回蜷缩在地上一声不吭。

“那条狼狗好像是受过训练的，不管你是多熟的熟人，它一定会把你拦在他(高承勇)家门外。”高俊伟说。

老婆从未穿过红色衣服

高承勇年少时，父亲曾在家瘫痪，他照顾有加。而父母双双离世时，他还没高中毕业，最后高考只差了1分而落榜。高俊伟感觉高承勇受到了家境贫穷和亲人变故的影响，“他成绩本来很好的，他的梦想是考上航空大学，不过他儿子现在完成了他的梦想，考上了”。

高承勇高中毕业后，做过贩卖管制刀具的生意，从新疆买来再拿到青城镇或者白银市卖，赚取每把三元或五元的差价。有一天夜里，六七岁的高俊伟凑到高承勇跟前，高承勇慢条斯理地打开一个箱子，里面摆满了道具。“这把是匕首、这把是弹簧刀、这是什么什么刀。”高俊伟向“北京时间”回忆，高承勇将道具一把一把摆放整齐，依次指着介绍刀的类型款式和锋利程度。

高承勇在外打工数年后，带了一个女朋友回家，即现在的老婆。他一次带着老婆去青城镇广场散步，一个也是来自青城镇的小伙子走路时与他老婆发生擦碰，争执后升级为拳脚相见，高承勇两拳落在小伙子的头上，打出一个大包。

这或许是高俊伟记忆中，惟一一次来自高承勇情绪激动的记忆，但结果是，小伙子的堂弟看到吃亏了，便掏出水果刀在高承勇的大腿上连刺了两刀。此时，高承勇站那一动不动，任血横流，看着对方，未再出手。

“既然架都打起来了，如果是我，我肯定不会放过那小伙子，谁都不会受那个气。但他(高承勇)就能做到在关键时刻非常冷静，避免事件恶化。”高俊伟对“北京时间”表示。事后，小伙子赔了一笔钱给高承勇，双方和解。

一次和老婆在家吵架时，高承勇一拳将老婆的眼睛打得肿起乌黑，很长一段时间他老婆都是带着墨镜出门。“那个时候戴墨镜出门的还很少，都以为他老婆很时尚，原来是眼睛被老公打肿了。”高俊伟觉得，这次情绪激动的时间应该在高承勇犯下命案之前。“北京时间”梳理发现，高承勇“高冷”的表现大多在1988年之后。

已公布的案情显示，受害女子大多穿着红色衣服，而高承勇的老婆从未穿过红色衣服，大多以黑色为主。“这么多年以来我从来没有看到过她(高承勇)老婆穿过红色的衣服。”高俊伟告诉“北京时间”。

领征地款要求开发商刷POS机

高承勇虽然早年就离开城河村生活，但春节过年还是会回老家，平常和城河村人也有接触。他最近一次见到李俊鸿和高家勇，是在半个月前。这次见面都以几分钟的短暂寒暄告别，而上一次见到高承勇，是2015年春节过后。

开发商征用了城河村多名村民的土地，其中包括高承勇家的0.4亩地，他可以领到4万多元征地款。村民相约来到开发商处领取征地款那天，高承勇、高俊伟、高家勇也都早早前来排队零钱。

高俊伟排在高承勇后面，而前面多多个人领完钱后，开发商方面告知村民们说没有现金了，次日再来领钱。高承勇托着开发商的人说“我有POS机，拿卡来刷，我没时间等，我店里还有事，忙着呢”，他老婆立马从背包里面掏出POS机，当场刷卡领取了他们的征地款。而高俊伟和其他村民们则悉数离开，等待次日领现金。

在高承勇“办事沉着冷静”的背后，没人能知道他惨无人性的另一面。他将受害女子的四肢、耳朵、乳房、阴部等身体部门割下，疯狂程度早已突破人们的承受底线。警方认为其为双重性人格，长期隐匿他的疯狂变态，在14年间背上11条命案。

悬案在二十多年后终于告破，悬疑也随之渐渐揭秘。作为远方堂兄弟的高家勇，想起十多年前的一幕，他驾驶班车带一车客人从青城镇使往白银市区时，多名公安例行检查一一录取他们的指纹。“我的指纹也录进去了，真没想到这些案子是他(高承勇)犯的。”高家勇感到惊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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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家家业鼎盛时也曾庭院深深，高承弟站在土巷前描述，原来大门开在脚下位置，里边三重门，一一通过二爹、大爹、四爹和她的父亲，也就是高承勇的五爹高作财家。父辈兄弟按“荣华富贵财源”取末名，民国时，高承勇的爷爷在镇上开中医诊所而受人尊敬，三爹继承医道，颇讲仁心仁术，族人相传“碰到个蚂蚁都要绕开走”。高承勇的父亲高作华稍微逊色，一辈子务农，但在新中国成立前，此地倚赖黄河漕运，水烟贩卖兴盛，他也曾在家里卖鸦片，新中国成立后更是转至地下，门前总来些影影绰绰的瘾君子。
50年代末，当地乡绅望族几乎无一例外地衰落，高家分家，拆了大门，几家依次再添门面。如今，父辈中也只有五爹高作财留于故土，他耳背得很，只是见最近侄子家门口动静异常，知道他犯了错，没有人敢告诉他真相。高家有六七个堂兄弟都在白银，随着“作”字辈的老人一一离世，他们被裹挟在工业文明的各个齿轮上运转不歇，不再还乡，血缘的纽带只在族谱上赫然可寻。在高承弟眼里，高承勇与亲哥高承明也形同外家。
“他住在山根那里呢，咋会过来？”那山根和高承勇家，也就是古镇十字架格局上那一竖的两头。高承明在80年代就搬离了祖宅，村里凡有亲兄弟的家庭，都习惯大儿婚后另立宅基地，小儿陪同父辈住祖宅。他年轻时在兰州做泥瓦匠，与高承勇出没的白银一南一北隔着黄河，差80公里。按照高承勇的大儿子最初对媒体的说法，父亲在分家时与大伯有经济纠纷，“父亲的命比较苦”。
高氏血脉
族长高孝友在这几天不敢出门，怕撞见记者，再勾起这给家族蒙羞之事。青城古镇又名条城，以南北狭长而得名，就在悠悠伸向蓝天与土山之际的条城街上，高家祠堂挨过时代嬗变，一度是供销社的仓库，再还原了出来，这是目前镇上唯一的祠堂。高孝友引以为豪的耕读传世、风清气正如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这可是很好的一个家庭啊！高承勇这一辈，就出了五个大学生。”他日日守在这座明清形制的悬山式建筑跟前，任里面错综层叠的椽梁和满目的翰林题字诉说着明洪武年间先祖从山东渤海迁来后的生衍。
这里在清代时，商号林立，多达200家，宛如一个西北的晋中平遥。高承勇家源自“泰和堂”，自古医术传家。清代同光年间，全国书院两三千之数，这里就有两座；榆中县历史上出过11名进士，有10名在青城。80年代，这里有两所高中，上级嫌过于特殊而撤并为一所……“我这个家庙250年了，如今出了个高承勇，是个耻辱。”然而高孝友也知道，到了高承勇这第十八世，家族纽带已分崩，族人离散，走在街上，虽然都认识，却不熟识。
“他杀人主要是两个原因：一个是结婚前谈过一个靖远的女朋友，那人喜欢穿红衣服；一个是考飞行员失败，受了刺激。”族里的老人靠着记忆和道听途说，竭力合理化他杀人的动机，尽管他们都没见过那个喜欢穿红衣的女朋友。事实上最近警方已辟谣，专杀红衣女子是谣传，那是从白银90年代起一个“叫魂”式的城市恐慌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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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承勇在80年代考过一次飞行员，县里只录取一名，而他因家庭成分问题没有通过政审。母校青城中学的校长高华翰至今记得那时的考飞行员热，“初中毕业就能考，只要不是下三烂，体检通过就行”。在蓝天上飞，也是摆脱面朝黄土的又一途径。但大批人因严苛的体检标准未能通过，比如高华翰也考过，因双手震颤症而没有通过。高承勇在镇上，“没有一个人说他不老实”，说他早年学途失利而受挫，老校长觉得这个理由站不住脚，那会儿的大学生也就是一个班一两个，一路要甩下多少无法攀上天梯的寒门弟子，他们还不是一代代固定在田地上？
但高承勇就不一样，他80年代末在镇上务大棚，棚被风刮坏了，也不急着修，这在农民里是种异样。1988年，大儿子出世，他失踪了一段时间，老婆张清凤在月子里喊着隔壁亲戚讨点馍馍吃。整个90年代，他名义上是在镇上种地，却无心恋农，跑到白银或靖远打零工，工期结束了才现身镇上。
高华翰觉得不可思议的是，那么一个“肉怵怵”（胆小、女性化）的人，犯下如此天大的事，完全“跟杀人联系不起来”。他的儿子告诉他那天，他说：“不会吧，会不会还有一个高承勇？”“我就以我知道的来否定这个事情，我儿子说，爸爸没错，那两个儿子是大学生……”
有次高承勇和妻子去邻村的一个舞厅跳舞，“人家有点二杆子（当地俚语，混混流氓），搂着他老婆做了些不规范的动作，他去找那人，以表示他是丈夫，却被对方扎了一刀，他没反应。这事情是人家拿着2000块钱去白银找他，私了的。这就是一个三棍子打不出一个憋屁的人”。
高承勇的二哥20岁时被黄河吞没，高华翰看着也伤心。青城倚黄河南滩和谷地而生，与北岸的白银水川镇相望。为了改道黄河，造福南北自灌田，他的二哥是70年代治理黄河的一员，但在拉空船回岸采石的过程中，他在20来个纤夫中，不小心被缆绳打落到黄河里，高承勇多次去到失事处哭过。
厂矿上的白银
榆中青城古镇在行政区划上属于兰州，相距45公里；若跨黄河到白银，则25公里。青城南边的榆中北山，如一道耸出1000米的屏障，隔断了兰州之路，操着兰州金城片方言的青城人，宁愿在厂矿林立的小城白银营生。80年代，镇上运行着一种装有30座硬凳的“大轿子车”，形同城市公交车，穿过黄河上的索桥就到了白银的重镇水川，不愿花那1.6元的，便坐拖拉机在1里宽的河面上突突穿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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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之便与人口流动成就了青城的白银化，至今，此地供电由白银电力供应——也是白银区服务范畴唯一跨出其辖区的乡镇。据乡人介绍，白银曾有意将榆中县改划为自己管辖，但没有谈拢，后者当然更愿隶属兰州。白银与青城间无官方运营的汽车，黑车与大轿子车停在白银“水川十字”的路口，青城人黑压压地涌进白银这座丘陵与低山上开凿出来的厂矿聚落群，但80年代中后期，这座日益败落的西北矿城开始躁动不安，在早已夷平榨干的秃山上，犯罪如同死火山下的岩浆。
这里的开化史发端于汉武帝时期霍去病击退匈奴后，地跨河西四郡中的武威与安定两郡，均属凉州刺史部。那时，此地已有青铜冶炼；“白银”之名可追溯到明洪武年间，“日出斗金、积销金城”的官方冶炼机构“白银厂”在此设立。直至1956年，凤凰山、折腰山爆破，白银在原本隶属兰州的王岘、强湾上平地而起，当地人身不由己卷入造城运动，眼看自己的坟山付之一炸。从谷歌地图上来看，这里的山形如黄河水之波纹，点缀着毁山的痕迹，如疙瘩与瘌痢。
白银有色金属公司（称白银公司）更是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重点项目，白银成为工矿子弟的麦加。90年代时，前总理朱镕基曾来此地题词——“白银一爆出新天”。可以说，“企业办社会”的时代，白银因白银公司而生，白银公司渗透了整座城市，比一般工业城市特殊的是，这城市大多覆盖在一个巨人的羽翼下，那就是白银公司。
60年代中期的三线建设在陇原大地拉开帷幕，白银这座群山屏障中的矿城顺当地成为“山散洞”（靠山，分散，隐蔽）的理想落脚点，大批重工企业举厂迁入，至今在郊县的山体上仍可见遍布的洞眼，悄然暗示着一个人为缔造之深的时代。这一波移民潮来自沿海或内地，有支边的人在论坛上这样描绘70年代初期的白银：“好像一个大厂区，人们住的都是一排排平房，只有原来苏联专家住的招待所是二层楼房。除了主要街道是一条水泥马路外，其余全部是土路，家里家外的地都难以分清。家里没有自来水，只有一口水缸盛水，如果把水吃完，水缸底部全是厚厚的黄土泥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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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88年，火焰山矿山闭坑，白银三大露天矿出产铜矿石6633万吨，生产10种有色金属约500万吨，产值和利税维持了18年的全国同行业第一。但作为一座资源型城市，它是短命的，30年未到就气数殆尽。人们在靠山吃饭、日出斗金时未曾探寻资源型生存的底部，白银公司主体矿山进入开采后期，必须深山掘进，对于白银来说，资源枯竭与体制转轨之困较早降临。
走在如今的街头，是一个初见就乏善可陈的城市。有意思的是，那曾经的厂矿企业一一破产倒闭，无处可寻，但一个个以单位命名的职工生活区依然鳞次栉比地排布开去。白银唯一的城区白银区虽从城市规划上来看，驱车纵跨南北得一个来小时，但生活区的范畴就如麻雀的脏腑，如果从著名的政府招待所白银饭店为圆心，人口稠密的主城基本在2公里半径内。
至今城里有3个电影院、13条公交线，由工人俱乐部改造的会展中心外放有一块罕见的电子广告屏，如同城市之眼眨巴闪烁，铜城商厦是八九十年代百货公司的形制，中央牌匾上的“铜城股份有限公司”是费孝通的题字……旧地换新装，现代化的外衣掩盖不住旧的里子——前工业时代大企业印记。按照《白银市志》的说法，2000年前白银城规“有总无详”。
白银出了个杀人狂
灰暗方正的宽而长的楼房三四层高，火柴盒般压在街头，它们的前身或许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平房区。移民第三代已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从厂矿上退下的老辈职工若无处可去，就世代处于原地。五方杂处、一代代移民累进迁入，也颠覆了这里原本微弱的处于兰州版图边缘的文化气数，厂矿移民居于自身的亚文化与公共设施内，与本地人隔绝，外地移民与候鸟族也只是在主流的机器轰隆外找一些零打碎敲的活计，更无法做到文化结社或找到根。
这个如闷罐般的城市显然无法排泄恐慌，到了90年代如“白银出了个杀人狂，专杀红衣女子”的消息弥布全城。1988年5月，当白银公司铅锌厂的“小白鞋”被残害家中的时候，当时还没有“杀人狂”的说法。这个白姓回族女孩听说生得漂亮，住在如今工农路上的永丰路小区内，只不过那时是黑压压一片的平房，排山倒海地从工农路延伸到永丰路，足有半公里。
那杀人的手法前所未见，“颈部被切开，上衣被推至双乳以上，下身赤裸，上身共有刀伤26处”。屋子里尽是翻箱倒柜后的情形，奇怪在现场没有强奸痕迹，倒是有猥亵迹象。当时，公安还只把它当作个案侦查，“图财、窥阴、杀人”场面易让人联想到仇杀或图财害命……“有劣迹的，查的人很多，上百个不止。”曾经是白银分局预审科科员的郝玉新这样对媒体口述。
到1994年，同种面目的死神向白银市供电局单身宿舍逼近，警方的描述里，也是“颈部被切开，上身共有刀伤36处”。在现在的人民路上，这栋四层的苏联式红砖宿舍楼赫然耸立在街沿，宽幅很长，让人联想到曾经的筒子楼那一望无尽的长廊，它的中部曾被对襟隔开，分成宿舍和商贸公司两部分。供电局大楼跟它一字排开，如今仍是这座城市的命脉。
90年代时，这楼曾用来安置刚来单位、未成家的新人，男女宿舍按层数交错，一室两人。遇害者是供电局食堂的临时工，她的哥哥是供电局安保科的职工，至今，供电局小区的职工还会讨论那种悖论：“她的哥哥还是安保科的呢，在单身楼边就设着岗。”今年新装的防盗门就在岗边，但在过去，进楼是一扇隐蔽的蓝漆木门，哪怕不用避绕开执勤人的耳目，这道常年不锁的门像黑洞般随时吸纳着外界。
一位姓阎的退休职工记得那房间就在206号，“他们说一屋子的血”。后来她听那楼道里支着灶火烧饭的住户讲，午后，那临时女工应是食堂下班了，“见到她从走廊里走过，开门的时候很快就冲了进去，都没有开锁的动作……”她被发现时是两点，她的同寝室友回来了。“还是用刀子杀，整个都是血，脖子几下，是习惯动作嘛，还懂人体解剖学，这个地方是动脉血管。他主要是灭口。”郝玉新说。这起案件也没有强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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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幽蓝如水的阴天的傍晚，我们站在单身宿舍二楼楼道的窗前，乳白色大理石地面反着荧光灯的冷光。这依然是一座单身公寓，接纳着刚来这所事业单位的大学生，只是楼道中央的水房和女厕提醒着昔日这里聚集着提水穿梭的繁忙身影，在早年的熟人社会里，进出都不锁门，楼房相比于平房，更少了安全隐患。
纵观那14年间发生在白银的9个案件，有的实行了强奸，有的没有，有的有侵财迹象，有的没有，似乎并没有一个清晰单一的目的，也让杀手的面目在白银人的心里变得飘忽。警方从白银市区常住人口，到北距市区25公里的武川，再到靖远、景泰、黄河南岸的榆中撒下天网，越是边陲山区越是地大人疏。
“可见他懂得分析现场的情况，有的环境不适合强奸。只能说他是双重人格，双重目的，生活上需要钱，变态心理上需要干这个事，不留活口的。”郝玉新没有想到，他28年的职业生涯会押在9起一人所为的未破案件上。他90年代初进入白银分局刑侦队，因为案件属地管理原则，几乎踏遍每个现场，熟悉到几近嗅到凶手前脚离开时的气息。如今，他坐在白银分局交通派出所的所长室里，这样回忆着当时的判断。
1994年的疑云还没消散，4年后，就在单身宿舍并排的供电局计量楼里，一个8岁的小女孩被皮带勒死，藏在整理过的衣柜里。那年1月，有两个女人相隔4天，以同样的情景惨死家中，除了抹颈的刀痕，残忍度变本加厉。郝玉新目睹过冬天里被掀开的皮肉还冒着热气，或者“耳朵、头皮、头骨一块儿连着头发，一起被带走了”。1998年，相等惨状共4起。
也就是那一年，郝玉新提出，由个案变并案侦查。那时，无论从作案方式还是现场遗留痕迹来看，已确定是一人所为。郝玉新并不认为白银警力薄弱，“在全国同等级别的城市，白银的警力不算少”。他这样告诉我，从市志上看，90年代初，白银市公安局为县级建制，刑侦连同其余20来个科室，共有民警168人。千禧年后，公安部曾规定从刑案属地原则来看，1万人口必须配备2名刑警，但在财力不等的全国，这种要求无法切实落地。
“1998年前，我们对白银下辖的三县两区常住人口打过指纹，1998年后开始扩散到榆中、靖远，这两地成了重点。”他说。即使这样，依然无法捕捉那个在黄河两岸、榆中和白银间25公里的土路上穿梭的独行幽灵。2000、2001、2002年，他还在白银游荡，在街头巷尾随机入户，爆出一桩桩惊天惨案。
到杀人地点500米
2000年，永丰街以西的西山路上，有两栋棉纺厂的平房，各有7间，那是棉纺厂建来安置有家庭却排不上家属楼的新进职工的。80年代末，尚学成从新疆退伍回来，进了棉纺厂锅炉车间，携家带口住在那儿。平房相比于单身宿舍，起码让一家子同住一个屋檐下，尽管厕所、水房也都在外面。
两列平房由棉纺厂的办公室改造，孤零地并排而立，上是一栋五保科的平房，下有一条水渠，水渠外是车队的停车场。谁也不知道，死神会在凌晨降临，同样割颈，还取走两只手，当那28岁女工开夜火车的丈夫大早从五保科领了工资回来，他们两岁的女儿坐在血光里瞪着眼发呆。
那排屋子中间嵌了个水房，与出事的房间贴隔壁，尚学成的家在另一排平房的末间，他说：“我那老妈子晚上不敢出去提水。”那时候，棉纺厂已经倒闭10多年，尚有劳力的男壮年去南方私营厂找活是常态，尚学成也去温州待过一段，回来听老婆说了白银杀人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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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他已经搬入了永丰路上的棉纺厂小区3号楼，那是一排建于1976年的走廊阳台式四层楼房，水泥墙面被侵蚀得苍老，但也是排队排来的房子。他住在1单元一楼，3单元一楼有个前纺车间的姓谢的榆中男人把房子租给了一户外地打工的，直到今天，他才知道那就是高承勇和他的老婆、两个孩子。
他从来没有见过高承勇，出事了才知道他们在一幢楼里共同生活过7年。那姓谢的把房子放租后常年在温州，他自己也在白银当地早出晚归，“这个小区闲杂人员太多”。其实，高承勇把家安在这里后，仍然是神龙见首不见尾，2号楼的谢世俭几个星期见他回来一次，在楼下跟他互相发发烟。
2002年，高承勇的大儿子考上白银的高中，他携家租住到长通电缆厂的职工楼，从棉纺厂小区低矮的围墙向外望，谢世俭给我指着长通厂的方向。那个最初的落脚点距离1988年“小白鞋”遇杀的工农路平房区，是500来米距离。万人如海一身藏，但是，无论他搬到哪儿，都仿佛在那9个案点编织的网络里，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多少次经过那一个个曾经杀红过眼的地方。
他住了6年多的棉纺厂小区，距离西山路那排平房也不过500米。那是一套35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房子，一楼的钢窗微微打开，无罩的灯泡和石灰剥落后的裸墙烘托出一个破陋的灶间。他跟隔壁一个姓孙的独居妇人处得还行，经常换烟抽，有时上门坐坐，自己拿起苹果就吃了。2单元里的原子宏（音）也住在一楼，都是烟友，知道他在白银铝厂干过两年，后来去平川的一个化肥厂做苦力、填大料，大概是和老板不和了，干了20天工资也没要就回来了。邻居眼里，他就是这么个老实人。
张清凤从来没有工作过，不管是在青城还是在棉纺厂小区，小区里都知道她供着两个儿子吃饭，还有自己兄弟的一个孩子也在她这吃午饭。她这人快人快语，又大嗓门，藏不住事，她曾问过谢世俭，去新疆阿克苏那儿工作怎么样，小儿子在兰州一所理工大学读的是化工专业。白银人除了去兰州，就是去南疆，那里有甘肃无可比拟的油气资源。今年，张清凤还回来给隔壁孙阿姨送过老家的杏，吃不完的就在街上摆个小摊，临时的流动小摊是这座城市另一面俗世温情的景观。
高承勇事发后，小区里的人听孙阿姨说，张清凤哭得死去活来，说不想活了。谢世俭曾开高承勇的玩笑，“你的话都被你老婆一人说完了”。高承勇从来没有咧嘴大笑过，“他要是笑，总是嘴一撇就收了”。那段时间，他跟这个小区里那些失业并四处觅活的男工没什么两样，西山路以西上到长通厂，下到棉纺厂、毛巾厂、羊毛衫厂都破产了，永丰路被称为“破产一条街”。2012年，从新疆探亲回来的谢世俭在汽车站碰到高承勇，那时，他刚从内蒙古回来，也是在铝厂做烧焙，简单说了说那边赚钱难。
那一年，房东要涨价到500元，这对已把两个孩子送上大学的夫妇和房东吵了一架，搬到了永丰街上的一个猪圈里，养猪是棉纺厂某厂长搞的副业。两个月工夫，张清凤就盘到了白银工业学校的一个校内杂货铺，两人连住带开店地搬去了。如今，原子宏、谢世俭、尚学成这些老职工的午后闲谈，时常勾画着这个再普通不过的半百之人。“小高这个人，不像是凶煞的人啊。”谢世俭说。
原子宏和尚学成坐在午后透薄的阳光里，在一楼门廊的地上用石块画出那两排平房的格局，棉纺厂职工的集体记忆里，那里因为血案而永久鲜明。只是今天，真相大揭后，他们犹如惊梦初醒。高承勇租住的房间楼上曾住着一个刑侦大队的警察，也姓高。“楼下住着杀人狂，楼上住着公安。”在清谈中，他们仿佛在说一个不可思议的遥远的故事。曾经，高承勇也坐在门廊前晒太阳，只是他孤而不群，很少说话。

雪舞西风

在高家祠堂里，高孝文翻开那本族谱，特意向我展示那位媒体所称的高承勇“远房的堂叔”，正是他因受贿取保候审而抽了血，致使那些积案所取证的DNA有对上的一天。“就是这个人。”他指了指，“那不是堂叔啊，跟高承勇是一个太爷的，是同辈！”他划过一溜竖印的名字，那是高承勇真正的堂兄们。“这些人都在白银，你说怎么就没抽他们的血，反而抽到远房的才发现？”他认为，如果警察早点查验他堂兄的血，也许就能阻止几桩悲剧。
他显然无法理解个中复杂的原因。郝玉新承认，抽血普查在白银是今年才开始的。“我们晚得厉害了，但今年已经对常住和暂住人口进行采血了，只要把他堂兄的血采到，这案子无论如何都能破，什么时候破，就看今年。”他说。
这个案件的侦破，运用到Y－STR（Short Tandem Repeat）染色体检测，那是一种针对男性家族遗传基因的技术。男性家族单传的Y染色体是一个保守基因，可追溯到无穷，并从源头上准确地表达。目前，在Y染色体上已发现有30个左右的STR标记物。“STR是短串联重复序列，人和人会有差异，但是同一个家族里差异就很小。比如说对其测了5个位置，放到数据库里去比对，就能找到家族成员。”上海解码DNA公司的CEO潘家奎告诉本刊。
找到STR就相当于找到姓氏，当犯罪者的样本与家族的参照数据的接近度达到97%以上，就说明血缘越近了。从高承勇的这位远房堂兄为基点，按时间、年龄、地点，筛选圈定出的家族成员仅十几人，高承勇果然就在里面。但是，我国2002年左右才建立了犯罪数据库，样本量小从而无法被大量运用到侦查中。
曾经办过邯郸王书金连环奸杀案的老刑警郑成月有过一次十分遗憾的经历。2005年时他为了比对受害者与其母亲的线粒体DNA，将样本提取到北京公安部相关中心做鉴定，因尸骨年代太久而做不出来。“公安部说只有上海和沈阳可以做，但当时局里经费紧张啊，考虑到差旅费就没有去做。”1999年后，在郑成月所处的邯郸广平县公安局开始有了电脑，可以上网录入和查询指纹，但最初的指纹系统在省市间不联网，查询范围被限制。
1998年的白银，郝玉新在地毯式地采集指纹，浩瀚的纸堆把他淹没，三四个技术员整天伏案用肉眼比对着。“全市200多警力都联动了，不管刑警、交警、户籍警。”这些人都由郝玉新调配着分组分工，一捆捆资料铺满办公桌。但是，取指纹远没有想象的简单，第一，它不可能穷尽，白银4万个符合划定年龄段的男性，一个个排过去，但现实的人口流动早已造成无数缺口。青城也去了，500个目标人群里，200个没打上，“这200人里有吸毒的，有怕盗窃的，敲门也不会开”。
再则，公安条例上从没有赋予为破案而强制性取指纹的权力，不愿来打的是不能强迫的。他也有几次瞄上某个看似符合通缉画像的人，想好了再找，那人却可能打工去了。“我就记住他住在哪儿，深夜里带着技术员去，把门把手上的指纹提回来。”广平县公安局的郑成月则向我提供了这样一个比照，在他那儿只有被传唤的才能取指纹，否则是不允许的。
2001年，白银案与包头两桩杀人案现场指纹对比成功，并为“甘蒙805系列奸杀案”，成为公安部督办的案件。举国的刑侦专家都陆续前来探讨或参与，这些年来，调查未曾中断。“公安部来的人说，白银还有这种事？”官方统计，2003年，公安部门曾组织“指纹破案会战”专项行动，下载甘肃省厅现场指纹4000余枚，录上报现场指纹300余枚，捺印指纹2100余枚，指纹信息查询4万余次。2004年，入户指纹取样达到10万份。
郝玉新曾在脑中无数遍演绎凶手是如何出现和离开的。根据综合证言、现场痕迹、侦查等方方面面，似乎“有时是尾随进门，有时是推门看有没有人，有人就走了……应该是穿深色衣服，可能换了，可能没换，血染了就像墨汁一样看不出来……现场发现他提了袋子，可能放刀具和换下的衣服”。他直觉那应该是一个人群里的“好人”，一个嗜血的猎手、独狼，为了掩盖罪行而应付着做一个孝子、贤夫，总结下来，兼具双重人格和性变态心理。
8月26日，高承勇被从白银工业学校拷走的时候，表现得心里很有底。上了警车，警察问：“知道为什么抓你吗？”“知道。”“为什么？”“杀人嘛。”审讯在进行，郝玉新偶尔被上级叫去讨论案情，他在看守所的审讯室外瞥了高一眼，就是那么一个放在人堆里极其普通而端正的“好人”。而这个表面上的常人，这两天的供述暗合了警方之前的一个推论——专家曾经分析，这个人应该对红的东西感兴趣，见血就兴奋，这是性变态的一种特征。
尾声
高承勇的“反侦查”手法并不高明，他作风大胆，在现场并不忌讳留下自己的痕迹。杀人后坐下来给自己倒杯水，在受害人家里的脸盆里洗血手，把血手印留在门框上等等，都让人联想到那个鲁莽又淡定的猎手，在一个特定的年代不设防的城市里自如地制造着血案、肃杀来去，时间沉闷到仿佛凝固。
他的逃跑路线也几乎不用设计，怎么来的怎么走，有几个血案现场的楼上楼下、左右隔壁都住着人，但他们告诉警方没有听见动静。郝玉新只是感叹，是运气把高承勇留到今天。“咱们累死了，到不了人家跟前，只能说人家的命运还没有到那时候。”他说。
当被问及公众对28年案件未破的质疑，郝玉新强调说，这事如果发生在上海或北京，也一样大海捞针。在白银，一种韵律似乎未改至今——每到夜幕降临，特别是雨夜，霓虹兀自闪烁，未打烊的洗浴中心空空无客，街道如黑亮的镜面通向无知的所在。翌日是个大晴天，职工纷纷上街，楼里只有老小。高承勇只在白天出现。
2014年后，青城古镇的旅游业开始发展起来，一些饭店和商店慢慢出现，当年挤破独木桥没考上大学的农民，如今在去白银打工之余又有了选择。“你说高承勇是因为穷，那个年代谁不穷？80年代有的连饭都吃不上。”一个女人坐在校场街沿街的廊檐下说。她是高承勇的初中同学，没有考过大学，如今把自家的门面房出租给一家牛肉面馆。
这几天，青城镇的人都在手机微信群里转发一条信源模糊的消息，说是高承勇第一个案子的初衷是入室盗窃，他不止杀了11个人，还有更多的没身份的拾荒女性，而他的犯罪灵感来自于祖上的一个秘密……高孝文无法解释笃信“孝悌礼义”的高氏怎么会出这种事，只能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我们再次走进弯弯折折的土巷来到高承勇的祖宅，掉落在地上的猴年对联用毛笔字写着“地染三春润万家，门盈百福泽桑梓”，与此情此景的破败如天壤之别，在铁大门的里侧还有几个稚嫩的石头划的字：“爸妈我”。

走走玩玩真乐

千刀万剐不解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