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博拉病毒肆虐背后的大国博弈

天静如水

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木马的故事我们都耳熟能详。攻城的希腊联军佯装撤退后，留下了一只木马，特洛伊人将其当作伟大的战利品带回城内。当特洛伊人为胜利庆祝时，藏在木马中的一队希腊兵悄悄地爬了出来，并偷偷地打开了城门，放进了城外的军队，并最终攻克特洛伊城。时至今日，我们使用的电脑上有各种特鲁伊木马程序；我们的生活中，有各种各样被包装成美好东西的骗局、陷阱。特洛伊木马的教训并未离我们远去，而是藏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
    一战中，德军利用马鼻疽、炭疽病菌袭击协约国军队的人员和马匹，这是所谓生物武器使用的先河。侵华日军从1935年起，在中国哈尔滨等地大规模研制细菌武器，1940～1942年间向浙江、湖南、河南、河北等省的11个县、市撒布鼠疫杆菌，引起一些地区鼠疫流行，日本731部队恶名传遍世界。包括美国及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也曾研制过很多细菌武器。朝鲜战争时，美军就对朝鲜北部及中国东北一些地区使用过细菌武器数百次。1952年，“国际民主法律工作者协会调查团”和“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调查了美军这一罪行，并公布于全世界。哪怕今天肆虐的埃博拉病毒，在冷战期间也曾被美国考虑过对付苏联。
       生物武器其实并非近代才被使用，我国古代叫巫蛊之术。早在中国汉代，中国军队在击匈奴时，匈奴因打不过汉军，就在汉军行军路线的水源埋上被胡巫施过巫蛊之术的死牛羊（一些流行病毒）。当汉军触及或饮用了被埋死牛羊水源里的水时，就会感染疾病而丧失战斗力。汉代名将霍去病，很可能就是死于这种巫蛊之术。汉代胡人将巫蛊之术用于战争，应该是人类历史上记载的最早的生化武器战。但是，人类使用巫蛊之术应至少比此早数千年，人类早期的医生就是巫师。
       1971年12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禁止细菌（生物）和毒素武器的发展、生产及贮存以及销毁这类武器的公约》，并于1972年在苏、美、英三国首都开放签署。但事实上，世界上很多国家都有关于生物武器的研究，只是有些国家仅局限于实验室，研究是为和平目的（主要是研究病毒进化以及研究如何对付这些病毒）；有些国家研究则是为了杀人，甚至还继续装备部队。类似情况还有化学武器，很多国家也一直在偷偷研究。只是，相比化学武器，生物武器的使用要更加隐蔽，有时甚至难以发现。哪怕是在和平时期，某些国家也会借恐怖机构或专业机构向相关国家传播相关致病病毒，以打击相关国家的经济，制造社会恐慌。
        事实上，在生物科技领域的竞争背后，也充满着大国博弈。譬如，当一些病毒只有某个国家拥有“解药”时，这些“解药”就成了稀缺资源，就会被加以政治化，该“解药”即可产生重大的政治影响力甚至直接权力，对相关国家产生影响。所以，一个国家拥有什么级别的生物技术，决定了这个国家的生物防卫能力，决定了这个国家是否能够应对重大疫情。以非典为例，如果不是我国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采取了多重手段应对，不知会蔓延成什么样子，不知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
       事实上，至今非典从哪里来都没有任何权威说法，如何消失得也搞不清楚。美国疾病控制中心胡扯了一个来自华南的某种动物，然后就有人将目标指向了果子狸。但至今仍没有任何证据证明，果子狸携带SARS病毒。如今，非典病毒到底从哪里来几乎上不可考了。那么，这东西到底是产生在自然界还是产生在实验室？可能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谜。非典疫情告诉我们，国家在生物科技研究领域一定要取得优势，一定要有防控各种传染病疫情的能力。
         镜头拉回到当前的非洲，我们再看看非洲的埃博拉病毒肆虐情况以及这一事件背后的大国博弈。
         据世界卫生组织8日通报说，截至8月6日，几内亚、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尼日利亚共计报告埃博拉病毒造成的累计病例数达1779例，其中961例死亡。埃博拉病毒已引起非洲国家的恐慌，这种恐慌实际上已经开始有些蔓延，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已开始制定了应急预案，越南总理也已召开会议抗击埃博拉。虽说现阶段埃博拉病毒传播到中国的可能性较低，但一个香港妇女已经感染并被隔离，谁也不敢说病毒是不是会进化。非洲的埃博拉疫情已经是一个国际性事件，甚至已引发大国博弈。
在8月4日至6日的美非领导人峰会上，奥巴马承诺在未来一个月内派出50名专家援助非洲抗击埃博拉病毒。在美非领导人峰会上进行如此表态，政治意味非常浓厚。意思非常明确，即谁是美国的朋友，美国就帮助谁，这里边具有一定的政治威胁含义。就当时公开的信息而言，只有美国掌握了相关疫苗技术，美国如此就成了拥有独家“解药”的国家，这种“独家”能力就会形成政治权力，并对相关国家施加影响。
        美国召开美非领导人峰会目标是针对中国，这一点我们前面在占豪微信的相关文章中已作分析。当时我们就强调过，美国拥有埃博拉病毒的疫苗，会对美国在非洲施加政治影响起到不小的作用。如果此时中国面对埃博拉病毒毫无办法，那么在这方面中国就将输一着，美国就能借此扩大在非洲的影响力。这种时候，就是挑战中国生物科技能力的时候，就是生物科技在大国博弈中起作用的时候。
        不过，今天的中国远非过去可比。国家卫生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宋树立7日在卫计委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埃博拉病毒毒性强，传播性低，传入非洲以外风险低，但我国也在做相关的应对准备，已具备及时诊断的能力。目前全国境内没有埃博拉出血热病例。国家卫计委科教司副司长王辰表示，我国在诊断试剂方面和抗体技术方面对埃博拉病毒已有一定准备。“我们已经具备了对埃博拉病毒进行及时检测的诊断试剂研发能力，但是因为没有病人，没有办法在病人身上进行测试。在抗体技术上，我国前期已经有了很好的多元性抗体的制备能力，包括已经掌握了埃博拉病毒的抗体基因，启动抗体的生产程序不会需要太长的时间。”
       上述新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国也拥有了相关检测和疫苗技术，情况如果继续紧急，中国即可和非洲合作进行试验、生产。据相关介绍，我国目前约有9个课题、10个国家级研究单位在从事埃博拉病毒研究，包括检测方法、诊断试剂开发、疫苗和药物等。中国疾控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所长徐建国院士说：“这为我国应对埃博拉疫情提供了很好的技术支持，现在有很多试剂已经研发，很多方法和诊断试剂的技术储备可随时提供我国疾控部门应用。”根据9号晚上央视的新闻，我国决定派中国疾控中心9名专家，赴非洲疫情发生地区开展技术支持并提供物资援助。
       试想，如果中国没有进行这些研究，那么在这次非洲的危机事件中，美国就会上演独角戏，美国就拥有了对非洲发挥他人不可替代的影响力，这些影响力的不可替代性将变成美国对非洲国家的权力。
       我们知道，美国的非洲政策针对的是中国，若上述成为现实，战略上对中国损害之大可想而知。但是，我们已有多年研究，在危机中，中国就能够立刻作出反映，美国想借埃博拉病毒大作文章、打压中国在非洲的影响力的机会就渺茫了。换句话说，中国所拥有的技术能力，对冲了美国技术能力在非洲形成相应政治影响力，从而对中国不利的能力。这就是生物科技战争在大国博弈中的一个侧面体现。
       我们知道，几乎所有的电脑病毒都是人为故意制造的，制造这种病毒者都是来源于专业人士，不少根本就是来源于杀毒软件商。人类的病毒是生物病毒，具有自我进化功能，是生物界中生物的一种，所以并非都是人为制造。但是，在当今世界搞生物研究必然研究病毒，不少病毒本身就是实验室的产物。换句话说，就是一些病毒是人制造的而非其自生的，譬如所谓的生物武器、细菌武器多为人造。
       当今世界已是全球化的世界，交通极为方便，各种病毒传播渠道非常多样，防不胜防。所以，很难说是否会有敌对势力偷偷将病毒带出实验室，向相关国家或相关人群进行传播。换句话说，我们并不知道当今世界流行中的病毒哪些是自然进化的，哪些又是实验室搞出来的。如果一个国家缺少生物科技能力，那么就会像非洲国家一样，面对埃博拉病毒束手无策。那么，当一个国家试图让另一个国家屈服，就不能排除会惨无人道地使用这种武器，甚至会不知不觉地使用。
        所以，某种意义上说，生物科学实验室就是国家的生物高边疆，能否守好这一边疆，靠的是生物科学家们的努力和国家的投入。
说到这里，想起很多战友问占豪关于转基因的态度，这里再重申一下我至少五年前的观点：一、笔者支持转基因技术研发，这是我们国家的生物高边疆，决不能拱手让人。二、转基因产品中非直接使用的产品可在试验后快速推向市场；直接食用的产品，应进行充分试验，至少应该在动物身上先进行多代实验后，再由人进行充分试验后，保证绝对安全的情况下才上餐桌，不宜过快商业化。三、对于进口的转基因技术和转基因产品，务必进行充分研究和论证，确认其安全后方可进口，小心转基因的“特洛伊木马”。
       上述观点，在几年后的几年已基本成理性思考者的共识。事实上，转基因就像一把刀，它只是工具，工具是中性的，可用来切割东西，也可用来杀人。是用来切割东西还是杀人，并不取决于工具本身，而取决于使用它的人。如此一来，作为生物科技的高边疆，我们务必要做更多研发，掌握核心技术，并对相关领域的细节慎之又慎，方能保证国家和人民的安全。

高天流云

肆虐的埃博拉病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