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艺术明珠——大足石刻

高天流云

　　巴蜀地区有众多的人文古迹，介于重庆与成都两大都会之间的大足石刻，就是巴蜀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佛教石刻艺术明珠。戊寅年初冬，有幸前往一游。

　　作为宗教性的中国石刻艺术，和印度文化有渊源关系。它是伴随佛教在中国传播，外来的宗教艺术和中国固有的雕刻、绘画等艺术交相作用，逐步形成的一种新兴艺术。它有一个模仿、改造、融合、创新的过程。大足石刻，一方面继承和弘扬以大同云冈、敦煌莫高、洛阳龙门等石刻为代表的中国早、中期佛教石刻艺术的精髓，另一方面又博采全国各地石刻造像艺术的长处，呈现百川归流，群艺荟萃之势，创造性大于继承性，变革性大于模仿性，把中国佛教石刻艺术推向成熟阶段，在世界佛教石刻艺术领域中独树一帜。

　　大足石刻分布在大足县的北山、宝顶山、南山、石门山、石篆山等五十余处，已发现的石刻造像在五万尊以上。其中北山、宝顶山两处各有造像近万尊，规模之宏大，龛窟之集中，艺术之精湛，均为大足石刻的代表，应是游人的首选参观地。唐代末年开始凿石造像，中经五代、两宋、元、明、清，前后绵延近千年。两宋造像又占百分之八十以上，是大足石刻造像的极盛时期。

　　大足石刻成功地把中国画的写意、重叠、线条造型、散点透视等传统笔法运用于石刻造像，山水画、宫廷画对大足石刻的影响明显。北山的石恪线刻《维摩示疾图》，就大类吴道子的笔法；罗汉群像就如贯休的力作；状如连环浮雕的宝顶山大佛湾造像，多采用汉代石刻画像的平列、填充装饰手法；憨态可掬的《牧牛图》更具汉代画像砖的遗风；深山藏寺手法在《释迦牟尼涅槃图》中，用得恰到好处：沿着全长三十一米的岩湾刻出了卧佛庞大的上身和头部，两腿则隐藏在山岩之中，给人们留下无限的想象空间，难怪会有“脚踏泸州，手摸巴县，身在大足”的民谣流传。《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中的释迦牟尼亲抬父母棺一组造像，仅露棺椁一角，艺术手法简洁到了极点。大足石刻，以虚代实，以少胜多，意到笔不到，不全中求全的艺术手法，处处都有巧妙而成功的运用。   

　　大足石刻的人物造像有很高的审美欣赏价值。宝顶山的千手观音，镌刻在身后八十多平方米的岩面上，手达一千零七只，千手千眼，各执法器，姿态各一，状如孔雀开屏，美丽绝伦，堪称世界佛教艺术一绝；那些吹笛神女，身躯微倾，动态感强，双眼微闭，神情安详而甜蜜，把陶醉在优美旋律中的神女形态，表现得惟妙惟肖。北山的《转轮经藏窟》中的普贤菩萨，端庄典雅，质感特强，集中体现了东方女性的贤淑美，故有东方“维纳斯”的赞誉。数珠观音微作“Ｓ”形立像，明眸微顾，樱唇微启，粉颔微敛，面向微右，身侧微左，裙带微飘，婀娜多姿，有“媚态观音”的昵称。大足石刻，不但女性造像美，而且男性造像也特别传神。如北山的地藏菩萨，石门山的宰官造像，尤其是《玉皇大帝龛》外的千里眼、顺风耳造像，身高一米八二，裸露上身及双腿，肌肉发达，筋脉粗壮，呈现出刚健美。总之，由于大足石刻造像的刀法工整细腻，又富于变化，能把传统的圆雕、透雕、高浮雕、浅浮雕、阴线刻等艺术手法，结合运用得天衣无缝，大大增强了石刻的艺术效果。

　　大足石刻造像的内容题材空前广泛，世俗化、人性化、民族化倾向，成为主导倾向。造像以佛教内容为主，但已打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印记，道教、儒家及中国古代民间神话和当代世俗人物，以及诸般飞禽走兽，器物图案，应有尽有，包罗万象。宝顶山威武凶猛的十六明王像，是云冈、莫高、龙门等石窟没有的。观音与地藏合龛，更是别开生面的创造。南山《三清古洞》的道教造像，包括了“三清”——玉清、上清、太清，“四辅”——北极大帝、至尊上帝、天皇上帝、后土皇祗，以及道教诸真人像，形成了极少见的道教系列神谱。石篆山《孔子及十哲像》更是系列地展示了儒学大师们的风采。宝顶山不少造像，都是借佛教艺术形式，宣扬程朱理学内涵。如《父母恩重经变相》、《大方便佛报恩经变相》等龛窟，基调都是反映理学的伦常主张。《十恩德》造像，系统地表现了父母养儿育女的大恩大德，提倡百善孝为先。《地狱变》中设置的种种刑罚，都是对悖乱伦常、大逆不道的警戒和惩罚。大足石刻造像不但有佛、道、儒的神和神话人物，而且有众多的社会人物群像：大德高僧、藩镇统帅、官吏、武士、役丁、绅士、贵妇、乐童、侍女、商人、农夫、工匠、僧侣等。他们的穿着打扮，无不透露华夏民族风情和超凡出世的神仙气息。所以有人说：“大足石刻有神的庄严，人的风韵，生活的美，神化了的人，人化了的神，这些到了宋代，在大足石刻中反映得充分了。”

      到大足看佛教石刻艺术，虽然不是参加宗教学术讨论会，但确是引发了对佛教文化的思考。首先是印度佛教文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影响问题。要搞清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家底，不了解佛教文化对中国哲学、伦理道德、文学、艺术、天文、医学、建筑等的影响是不行的。在表面上，两宋及以后，佛教似乎被儒学打败了，衰落了。实际上，佛教的不少东西，都在儒学中合法化了。从两宋开始，佛教向程朱理学的纲常名教靠拢，佛、道的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都被理学吸收，形成了儒、佛、道相结合的理学思想体系。这个思想体系，不仅深入学术界各个领域，而且渗透到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主导中国社会生活达数百年。儒、佛、道结合，标志着佛教民族化过程的完成，佛教完全中国化了。

      对佛教文化，既要看到它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消极影响，又要看它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贡献，特别是佛教教徒热心公益事业的优良传统，对今天的精神文明建设还有很好的借鉴作用。

      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佛教与基督教、伊斯兰教，号称世界三大宗教。佛教在不少国家和地区，拥有众多的教徒和信仰者。但到十三世纪初，在原产地古印度它却悄然消失了，同时又在另些地方得到长足发展。这种怪现象的根本原因是印度社会与公众不需要它，而且还有合适的代用品。反之，不管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北传佛教，还是以缅甸、泰国为代表的南传佛教，在形态、方法和理论系统上，都能根据不同环境有所变革，基本上做到与当地固有文化相妥协、相调和，并与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思想靠近，形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佛教宗派体系，成为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而大放异彩。明代高僧德清更是提出为学三要：“不知《春秋》不能涉世，不精《老》《庄》，不能忘世，不参禅，不能出世。”又说：“孔老即佛之化身”，把佛学与儒道两家在理论、思想、道德实践方面完全贯通了，佛教在中国完全扎下根来。通过中国传到日本、越南、朝鲜的佛教，又有重大变化。比如日本佛教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变革。教团组织灵活多样，注重现实利益与社会问题，把传教与为教徒介绍职业结合起来，又与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结合起来。绝大多数寺院，绿树参天，净无纤尘，景色奇秀，幽静宜人，是社会公众休闲驻足的好去处，日本和尚可以婚嫁成家，日本佛教完全世俗化了。它拥有八九千万教徒，七万余座寺院，七百多个教团，对日本社会的影响很大。四世纪后期，佛教从中国传入朝鲜，中国佛教的禅宗一派对朝鲜佛教有决定性影响。近代日本各派佛教，对朝鲜佛教也有不小影响，使朝鲜佛教别具一格。越南佛教是佛学、儒学和越南民族信仰三合一的产物，有独特色彩。南传佛教对所在国的社会影响之大，更是超过了北传佛教，几乎要成为国教了，是一股很大的社会力量。

      宗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既不要无原则地去提倡，又不能简单地采取行政命令去消灭。只有在正确的宗教政策指导下，弄清它的过去和现在，承认宗教是有宗教需要的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创造的。相信当世界大同来临时，产生宗教的需要——不管是真实需要，还是虚幻需要的条件，就会逐步消失。宗教问题，将会得到最终而彻底的解决。

　　说远了，还是回头说大足石刻艺术吧！如果条件允许，去看看那些绚丽多彩的艺术瑰宝，领略中国艺术，特别是成熟了的中国佛教艺术的魅力，不能不说是一种高雅的精神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