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美女特工舒赛的人生传奇

阿黛儿

难道女儿不成龙？

　　舒赛，原名祝振容，1917年9月15日生于湖北江陵观音土当(今属荆州市沙市区)。其父祝甘亭，早年毕业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同盟会员，曾参加武昌首义，一生淡泊名利，饱读诗书，擅长书法。其母王书富，出生于四川涪陵的一个书香世家。父母中年得女，十分疼爱，为她取名珠儿。
　　她三岁能识字，五岁能对弈。童年喜爱翻墙爬树，常与男童打野仗，虽受伤流血，从不啼哭。父母膝下无子，常使她着男儿装，执长子礼。十岁入私塾，崇敬忠臣志士，憎恶奸臣贼子。家中所藏绣像小说中，凡奸臣图像，均被她一一挖去。
　　13岁那年，她插班考入当地中心小学。在家中，她常听父母说起“望子成龙”的故事，心中暗暗不服，“难道女儿就不能成龙？”遂自行在学校改名“祝成龙”。
　　小学毕业后，祝成龙以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湖北省立第八中学。入学第二年，因积极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学潮，被勒令休学一年，她愤而弃学自修。
　　19岁时，她应聘于鄂中小学任教，常与进步学友来往。“九·一八”纪念日，她不顾校方的禁令，利用自己是值日教师的机会，召开了国耻纪念会，在会上她谴责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事后，校方诬陷她“结交共党”，她毅然辞职。
　　1937年初，祝成龙说服母亲，只身来到武汉，参加“妇女战地工作团”。抗战爆发后，她考入湖北省护士学校，在那里，她遇到八中同学、地下党员陈钟万（郑重），在他的引导下，祝成龙在校内积极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年底，经陈钟万介绍，到黄安(今红安)七里坪参加革命。1938年11月，在老河口秘密入党。此后，祝成龙更名为舒赛。
     视死如归的新四军美女特工
　　1939年秋，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舒赛被调到李先念领导的豫鄂边区根据地工作，历任中共京安县(今湖北京山、安陆一带)县委宣传部代副部长、代部长、锄奸部(社会部)手枪队指导员等职。虽然频繁调动工作，职务时升时降，但她从不计较。舒赛性格爽朗，与当地群众情同鱼水，受到群众的热爱，许多人亲切地称呼她“赛”。
　　1941年春，日军占领了巡检司镇（今湖北应城杨河镇）。5月25日，舒赛奉命去侦察敌情。由于10天前无辜受到“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她随身的枪支已被收缴，只得徒手装扮成村姑模样。到达巡检司镇后，通过群众，她了解到敌伪驻防情况并及时上报。后接到上级指令，继续深入侦察。不料，被敌探引来的伪军抓获，并被转交给日寇。
　　日本军官问她的姓名，她昂首答道：“抗日青年！”日寇将她四肢反绑在条凳上痛打了一顿。下午，一队日军五花大绑押着舒赛在巡检司镇游街示众。群众闻讯，拥向街头。舒赛激动地高声喊道：“乡亲们，不要害怕，你们要坚持斗争，不当汉奸，不做亡国奴！赶快告诉四乡的群众，不要为敌人修碉堡，不要把粮食留给敌人！”日寇慌了手脚，一阵拳头、皮靴和枪托向她袭来……
　　当日，舒赛被押至安陆县城日军驻地。一个叫河野的中尉，亲自对舒赛进行审讯。河野劝她说出真实姓名，她回答“抗日”，并说“像我这样的青年在中国多得很”。河野恼羞成怒，将她一顿毒打，她一头向室内的铁炉撞去，被卫兵拦住。河野对这个视死如归的女青年束手无策，两天后只好将她送往应城日军总部。
　　去应城经云梦中转时，日军又派松井前来提审，此时，舒赛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她大义凛然，宁死不屈。松井问她巡检司镇附近的新四军负责人是谁？驻军有多少？仓库在哪里？舒赛一概回答：“不知道。”
　　松井暴跳如雷，令她脱掉衣服。舒赛从容地将外衣脱去。当歇斯底里的松井又叫她脱内衣时，她怒不可遏地指着旁边的翻译说：“你若还有良心，就如实翻译我的话，中国古礼，刑及女子，不可露身。我现在只穿一件单衣，是挡不住他的皮鞭！”
　　松井听后，疯狂地将她双手反绑，强行剥她的内衣。舒赛奋力挣扎，内衣被撕碎。松井又要剥她内裤，她怒火满腔，用脚踢，用牙咬，用头撞，拼死相抗。气急败坏的松井抡起铜头皮带，劈头盖脸向她一阵抽打，接着又拦腰将她举起，狠狠地摔在地上。她挣扎着站立起来。松井又找来一根木棒，一直将她打得昏死过去。穷凶极恶的松井仍不罢休，叫人提来一桶凉水，将她浇醒后继续毒打。此时，舒赛已浑身血肉模糊，惨不忍睹……
　　舒赛被捕后英勇不屈的消息，很快传到边区。边区党委十分关注，在代理书记陈少敏（注：即后来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表决通过开除刘少奇党籍时，唯一没有举手的代表）的精心安排下，舒赛在被从云梦押解到应城的当天，由我敌工人员救出。
     “愿为后辈轻双肩”
　　解放战争期间，舒赛在东北从事公 安工作。1948年底，经陶铸批准，调到第四野战军政治部民运部南下。新中国成立不久，舒赛转业到地方，先后在中南军政委员会民政部和中南民委任副处长。
　　正当舒赛全身心地投入新中国建设事业时，一桩意想不到的事件改变了她的后半生。1952年春，中南民委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舒赛奉命从广东回到机关任支部书记，参加领导机关的运动。运动中，由于她向上级如实反映了民委领导干部在运动中的不正之风，不久，民委主要负责人在一次会议上，对她提出一堆莫须有的“政治历史问题”，如参加过女子特务组织、在江陵当公 安局长期间有冤案等，还有人说她在云梦被捕的历史也值得怀疑。随即，她被撤去支部书记职务，民委的“三反”运动转为以舒赛为重点。
　　在宁“左”勿右的年月，别说有那么多问题，即使其中任何一项，也会危及自己的政治生命。“三反”后，舒赛被调离民委，这些没有结论的“政治历史问题”，也随着本人的不断调动，在档案中“旅行”。
　　1953年冬，舒赛因治疗肝病，请调北京。在李先念的关怀下，舒赛被调到北京，安排在建筑工程部。然而，由于档案里有所谓的“问题”，舒赛受到种种歧视，难以正常工作。
　　1955年，舒赛病情恶化，医生疑为肝癌，说她活不了几年。她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还是个不清不白的人，又想到党内不正之风对革命事业的危害，忧心如焚，寝食难安。   
　　1956年春，舒赛申请改名为王藕，从母姓，以自喻像莲藕一样清白。同时，她决定向中央反映自己在“三反”中所看到和经受的一切不良现象，向党内不正之风挑战。
　　在申诉书中，她写道：“我热爱真理，热爱共产主义的道路，热爱党的事业。可是党内少数恶劣作风的存在，是我深所厌恶的。我热望能雷厉风行地克服纠正。因此，谨以一颗天真未凿的赤子之心，向党中央倾诉这一切……多言罹罪，古今常情，不过骨鲠在喉，我之于党犹如赤子之于母，有话就该说到底……我的信仰促使我力尽绵薄的最后责任，但求瞑目时少点愧疚而已。”
　　然而，在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与法制尚不健全的年代，舒赛遵循党章和宪法所进行的申诉，几经周折，毫无结果。1957年6月，她趁“人大”开会之机，去中南海新华门向毛主席呈送申诉信，未能实现。回家后，即被单位日夜监视，不准外出。
　　不久，舒赛被开除党籍，撤职，降职，以至被戴上“坏分子”帽子送去劳动教养。在被送到教养所之前，她曾两次被送往精神病院检查，诊断结果为：“意识清晰，思维逻辑性强，有分寸，无固定妄想内容，智力无减退，未见精神异常。”
      第一个贴林彪大字报的人
　　1962年9月，舒赛被“保外就医”，释放回家。从此失去了工作，只能靠亲友接济和变卖物品为生。
　　1966年夏，“文化大革命”以疾风暴雨之势在全国展开。当她看到红卫兵横冲直撞，大闹北京，老干部、知名人士以至党和国家领导人相继被揪出、被打倒，她感到悲愤和忧虑。这时，她完全忘却了个人的冤屈和不幸，时刻在观察和思考着运动中所发现的情况。
　　舒赛通过对林彪大量言行的分析，发现这个“口号不离口，语录不离手”的毛泽东的“亲密战友”，是真正的“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大黑帮”，“是睡在毛主席身边的一只老虎”。
　　从1966年8月起，舒赛把自己的想法写成小字报，送往中组部转呈毛泽东，她希望毛泽东看到这些材料后，能警惕林彪的野心。但这些材料送上去后，如石沉大海，未见任何消息。
　　为了唤起更多人的共鸣，舒赛想到了大字报这种形式。1966年12月2日夜晚，舒赛把用金粉红纸写就的反对林彪的18张大字报，张贴在北京繁华地段。
　　这是全国第一张公开反林彪的大字报。谢富治主管下的公 安部门紧张万分，以为是一起有组织的反革命行动，派人四处追查。不久，舒赛被捕。
　　面对日夜轮番的审讯，舒赛针锋相对，对答如流，对自己的言行供认不讳，但拒认有罪。因此，她被视为“态度极端恶劣”的现行反革命，受到种种虐待。
　　1969年１０月，舒赛被解押到山西临汾第三监狱。翌年4月，转押到隰县看守所。1971年5月24日，舒赛因患肺结核得不到及时治疗而去世，年仅54岁。舒赛去世后不到四个月，林彪的阴谋败露，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戟沉沙，粉身碎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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