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圣” ——王羲之评述一

高天流云

王羲之像

王羲之（303—361年），字逸少，原籍琅琊临沂（今属山东），后随晋室南迁，长居山阴（今浙江绍兴），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辞官后居金庭（今浙江嵊州金庭乡）终老。他是中国文人书法史上早期的大书法家之一，被后人誉为“书圣”。除尺牍外，行书《兰亭集序》最为著名，被称为“天下第一行书”。

浙江嵊州金庭乡，是王羲之晚年辞官闲居之所，也是王羲之墓葬所在。据说金庭乡今天还生活着万余王氏后代。2008年冬天，我专程前往拜谒。在绵密的冬雨中，独自徘徊在日本人出钱重新打理的王羲之墓前。没有游人。但回望沿阶而上的墓道，很长……

为什么是王羲之独享“书圣”盛名？是因为他写得最好？是因为他的事迹最突出？这些显然是不重要不对路的答案。因为书法没有确定的审美标准，所以不存在最好一说，而王羲之的大部分事迹，都是后人捏造或者揣测的，是在他成为“书圣”之后。

把这个问题问出来和搞清楚，可以帮助梳理中国书法的千年谱系，对书法史上一些关节点进行考量。

笔者认为王羲之成为“书圣”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条：

1、王羲之处在书法艺术独立的早期重要阶段，他技术层面过关，深刻地融入了时代潮流，也突出地代表了未来方向。晋室南迁，文人聚江左苟安，文化发展摆脱了北方多民族冲突的复杂背景，出其不意地浓缩化单纯化，为酝酿王羲之创造了大环境。王羲之在诸体皆备、尚不稳定规范的格局下，把楷书、行书和草书写到位了，成为后人的楷模和继续前行的起点。

2、书法的伦理教化功能以及以帝王为代表的主流社会力量的推崇。王羲之在现实生活中的身份、地位、言行没有明显的值得诟病之处，甚至有许多地方值得统治阶级褒扬礼赞，也值得文人引为楷模，这样的品格，深得帝王乃至其官僚队伍——当朝知识分子的认同。武力夺取政权，是中国历史改朝换代的不二法门，太多的血雨腥风需要“天朗气清惠风和畅”来冲和。当王羲之被聚焦以后，他的墨迹就有了规模效应，也得到了较好的保存。规模化的墨迹，是名家成立的基本物质前提。

3、其他书家的创造性贡献始终未能或无法覆盖王羲之。书体的演变、笔法的演变、工具的演变至东晋基本结束，后来的演变都是风格、个性、形制上的演变，不是大变、突变。所以一代又一代的书法人上溯源头之时，总是要找到王羲之这里。即使有些书家（颜真卿）的影响力超过王羲之，但也无法撼动其早期经典的位置。


一、酝酿王羲之 ——诸体皆备的突变，晋室南迁的奇境


书写汉字作为一个文人必备的工具，发展到东晋，已经是诸体皆备。除篆、隶之外，早在两汉，即有草意草法（附图，居延汉简、武威礼仪木牍），至于杜度、崔瑗、张芝的笔迹（传）等，已经有意识提炼的草书了，且出现了自觉的书法行为，否则不会有东汉赵壹的《非草书》（该文可证明，当时草书乃是新生事物，因其时髦，故有人追逐，自然也有人看不惯）。出土资料显示，东汉，即使在民间，也有较为成熟的行书楷书写法了。到了三国的魏、吴，民间书写的活力已经渗透到朝廷中，曹氏父子门下的蔡邕（传其书写《熹平石经》）、钟繇都是高级写手，后者擅于正书，妙于行书。三国吴黄象的《急就篇》目的就是编一部习字教材。至于西晋的卫瓘、索靖、陆机等均有率性而写的流传墨迹。这一切，可能没有全部成为东晋文人的书法艺术养分，却理应成为他们固有的文化基因。

与此同时，正因为诸体皆备，且演变发展迅速，造成同一时代不同书体杂陈之格局，钟繇就擅三体：一曰“铭石书”，二曰“章程书”，三曰“行狎书”（南朝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这种状况实际上自有文字书写活动以来一直如此，只是在汉魏六朝表现得更为突出，呈现出突变的格局。它不仅表现为一种结体风格文字的草写（如汉隶的草写汉简），而且是不同结体风格文字的同时并用，这正是中国文字写法最复杂、也是最具备创造力的时代，这是王羲之那种时尚写法的背景因素。王羲之的成立，就是时尚新书体、新书风的成立与巩固的缩影，而且，成立以后，就变化不大了。所以王羲之是早期文人书法的杰出代表，以至于被后人奉为“书圣”。


草书创作在东汉就已经成为一件自觉的事情。赵壹在《非草书》中说：

杜、崔、张子，皆有超俗绝世之才，博学余暇，游手于斯，后世慕焉。专用为务，钻坚仰高，忘其疲劳，夕惕不息，仄不暇食，十日一笔，月数丸墨。领袖如皂，唇齿常黑。虽处众座，不遑谈戏，展纸画地，以草刿壁，臂穿皮刮，指爪摧折，见腮出血，犹不休辍。

正是因为东汉文人已经具备了草书创作的自觉意识，才可能出现王羲之的草书高峰。世所公认，王羲之草书所具有的结体的规范性、技巧的法则性，都为后世的师承与创新创立了典范。

纸张、毛笔等文房工具的成熟也是文人练字、传播、炫耀的重要前提。从先秦的丝絮纸到东汉的蔡侯纸、左伯纸，一直到王羲之时代的剡溪纸，造纸工艺日新月异，在纸上涂上黄蘖可以防虫，据说，王羲之当时就是在这种纸上写字。史载王羲之曾应桓温之求以库中五十万“发笺”与之，曾一次送给谢安黄纸九万张。这些史料一方面说明王羲之确实是当时知名的超级专业书家，另一方面则说明，造纸业已经成熟壮大。东汉韦诞有《笔经》，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有《笔法》，都说明毛笔制造技艺在东晋已经非常成熟。从记载看，大部分是兼毫，主要取材于兔、黄鼠狼、松鼠、羊等动物。从墨迹的分析以及史料记载看，晋人所用毛笔应以硬（兼）毫为主。至于米芾《笔史》载晋人喜用竹丝笔，逻辑上成立，但未见实物。工具的精到称手有利于练习、书写，能更充分地传达审美感受，有利于抒情。这种文化享受当然地成为高门大姓值得炫耀的噱头。

晋室南迁，偏安江左，善书者四大门户王、庾、谢、郗均出于北方士族，这次精英阶层的大规模、大跨度的整体搬迁实在值得注意。我们至今无法完美解释为何历史上北方与南方有如此大的风格差别，为什么北方的简洁质朴刚劲到了南方就可以复杂精致柔软起来。可以想见，如果以王羲之为代表的北方精英群体仍旧停留在北方，与北方的其他势力特别是北方少数民族势力的征伐是必然的，他们没有可能享受江南的水土、富庶和苟安却祥和的生活状态。

晋室南迁，出其不意地将汉民族文化渗透波及的广阔地域迅速压缩至淮水、长江以南一带（版图仅为两汉的三分之一不到），这里交通相对便利，文人之间的交流变得频密和深入，这就是浓缩化、纯粹化的过程。设想以前的格局，南北精英交流极少，而且各种文化模式杂陈，特别是北方，伴随着反复的战乱、民族冲突和政治动荡，在这种情况下，书法基本上不可能作为精英文化的突出表征，也就是说，人们不会拿书法当回事，因为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散落在辽阔地域的汉民族文化经过极速的压缩与高强度的整合，其结果就是东晋以书法为主要特色的独特文化现象。一颗北方苍凉的种子，播在南方温润的土地，竟长成一朵奇葩。

当然，上述场景建立在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上。当中央集权下降，门阀士族阶层成为政治核心，私欲的重新萌发，也就对抗了其时的主流思想，汉儒承载的两汉经学被魏晋玄学所取代。“人生苦短”成为人生观的核心。曹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感慨，直接影响了他争霸天下、一统山河的野心，“竹林七贤”反倒成为理想人格的化身。对于人的品评，不关注其外在的道德节操，而是关注其内在的精神品质。这种从外到内，由公转私的文化思想潮流，深刻影响了从建安开始的四百年。书法艺术，是众多标榜内在精神品质的项目之一。

没有晋室南迁，就没有晋人尚韵，不仅是书法，更是生活方式。西晋时的南方，不是政治与文化中心，不可能独立发育成后来这样的风范。东晋文化的发育，是中原文化在南方水土的嫁接。后代帝王，无不崛起于北方。他们之所以尊王，与他们的内心对江南风物和生活方式的憧憬不无关联。至少，在他们眼中，书法活动是调和“杀气”的抒情与娱乐方式。

至此，一个北方搬迁过来的王朝，尽管难掩它的软弱和暮气，但它的书风开始发酵或者叫“窑变”，烧制最成功的就是王羲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