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恶霸”刘文彩正反面：晚年济困热衷公益

高天流云

1965年，四川雕塑工作者创作的大型泥塑《收租院》

  
　　

　　《收租院》成为浓缩旧社会罪恶的盆景，反派主角刘文彩也升级为中国几千年来地主阶级总代表、剥削压迫的代名词。今天，当人们以艺术的名义重看《收租院》时，对刘文彩这个政治标本，也当给予客观的历史的审视

　　3月8日，四川大型群雕作品《收租院》在北京炎黄艺术馆开展，馆长何炬星特别强调，这次展览是以“艺术的名义”进行。年轻的观众很难想象，45年前，“以政治名义”来京展出的《收租院》曾引起怎样的轰动，政界文化界要人都来参观，不到三个月观众近50万人，由于人数太多压力太大，展览不得不从中国美术馆迁至故宫。

　　《收租院》诞生于1965年，以川西大地主刘文彩盘剥农民为故事原型，塑造了100多个形态各异、如真人大小的人物雕塑，作品绵延97米，场景惊心动魄，人物栩栩如生，中西雕塑技法珠联璧合，当时被评价为“中国美术界的原子弹”。生在特殊年代，《收租院》的美学价值长期不被提及，伴随政治风向的转变，命运几经浮沉，它的创作初衷是塑造社会现实，实际上它却被社会现实所塑造。

　　一个《收租院》浓缩万恶旧社会

　　一个刘文彩代表三千年地主阶级

　　1958年冬天，四川省大邑县安仁镇一队青年工人掘开一个巨大的豪华坟茔，在鞭炮声和欢呼声中，墓主人尸体被拖出来丢弃在河滩。这个人就是曾经显赫一时的大地主、大富商刘文彩，去世已9年，在“反右”之后阶级斗争急剧升温的形势下，他“破土重生”，被树立为反面典型。其故居公馆被改建为地主庄园陈列馆，为了加强宣传和教育效果，当地政府决心彻底“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地委宣传部批示：“现设计想法对，真人真事不必要。”在此方针指导下，馆方“创作”了“吊打农民”、“气 枪杀人”、“背磨沉水”、“强奸妇女”、“活埋”、“残杀幼儿”等十七台真人大小的蜡铸模型。还创作了一个著名的“水牢”：把刘文彩用于储藏鸦片的地下室注满水，仿制了铁囚笼、三角钉等刑具，以及血水、血手印。

　　用陈列馆馆志的话来讲，这里“真是阴森可怖，凄凄惨惨”，绝大多数观众都是边看边哭，展厅从早到晚哭声一片。陈列馆很快得到上级重视，成为四川省乃至全国阶级斗争教育的典型基地，为跟上形势，乘胜追击，有人建议创作泥塑，生动再现农民交租情景，省文化局立刻鼎力支持，调派四川美术学院雕塑系教师赵树桐、王官乙组成《收租院》创作组，一干人马于1965年6月初奔赴大邑。

　　师生经过调研走访和方案讨论，设计了“送租、验租、风谷、过斗、算账、逼租、怒火”7组情节，6月23日，泥塑正式动工。四川美术学院当时在国内小有名气，1964年在北京举办过雕塑展览会，一炮打响。这次来大邑县，虽然是完成政治任务，但师生的根本出发点是艺术创作，希望进行一次“雕塑革命”，把雕塑向人民大众普及。整个创作过程几乎都是“开放式”的，附近农民每天必来雕塑现场，既当模特，又提意见，还把各种农具拿来作道具。农民的直接参与，使得整组雕塑中的农民形象极为真实，形神兼备。

　　《收租院》中的100多个人物都是师生根据访谈和观察，升华创作出的艺术形象，在生活中虽有原型，但并不能对号入座。整组雕塑中只有一个人物是指名道姓有明确原型的，那就是刘文彩，虽然事实上他作为大地主不可能亲自出现在收租现场。

　　四川省委宣传部和省文化局明确指示，创作的总目的是暴露地主阶级的罪恶，一个《收租院》要和整个剥削阶级、整个旧社会联系起来，《收租院》的主角刘文彩自然也要被塑造为三千年地主阶级的总代表。他被安排在中堂算账的地方，手拿佛珠，一副伪善面孔，一脚踢倒了交不起租子的老大爷，老大爷的儿子愤怒地扑上来，刘文彩在农民的反抗面前吃了一惊，后退半步，表现出“外表如狼似虎，内心虚弱的本质”。刘文彩摆放的位置很有讲究，刚好是开篇受欺压的老妇和结尾欲反抗的壮年两座雕像的目光交汇点。

　　经过四个半月紧张创作，1965年国庆节，《收租院》在地主庄园进行预展，三天内来了两万多农民参观。据王官乙回忆，10月2日，6个身穿蓝布新衣、手柱竹棍的老大娘走进收租院，其中一个举起竹棍就朝“狗腿子”打去，创作人员赶紧上去劝阻，说：“这是泥塑，不是人。”老大娘还是不罢休，说：“泥塑我也要打上一棍子才解恨。”她们是从几十公里外走了整整三天才走到这里，一辈子只知道给刘文彩交租，可是从来没见过刘文彩和刘家庄园什么样，于是特地做了新衣服结伴来亲眼看看，“就是死了也甘心”。

高天流云

　　政要纷纷称赞“表态” 《收租院》进故宫“扫除封建帝王威风”


　　1965年9月，泥塑创作收尾之时，华君武率领美术界干部前来视察，华时任中国美术协会秘书长、《人民日报》副刊主编，他当场拍板，雕塑要向全国宣传。当时各种形式的政治宣传作品通病是“假、大、空”、“直、粗、浅”，扎根农村、精雕细琢的《收租院》让美术界人士眼前一亮。华回到北京之后，以《人民日报》为首，全国大报大刊展开宣传攻势。

　　1965年12月24日，部分原作者和北京、天津的一些雕塑家复制的《收租院》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展出，三天内，门票已预定到两个月之后。一天晚上，《收租院》主要作者王官乙陪华君武逛街，发现美术馆外面有好多人排队，他们打算等到第二天上午9点放票。那天下雪，气温达到零下18摄氏度，人们裹着被子，被子外面还套了一层塑料膜防雪。华君武对大家说：“你们快进去，不要露天排队，到走廊上去等吧！”人们原地不动。王官乙说：“这是美协的华君武同志，他是负责人，他说话是算数的。”华接着说：“我保证你们明天能买上票，赶紧到院子里面的走廊上去坐着排队。”大家这才放心地挪到走廊。王官乙还回忆，有一天通知戒严，开来了几辆大卡车，运来了一批国民党战犯来参观，战犯参观后心情沮丧，听说他们回去开座谈会，很多人流着眼泪反省自己的罪行。

　　此时已是“文革”前夜，政坛风暴正在酝酿，对于《收租院》这个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作品，一个领导人作出什么程度的肯定，几乎成了一种“表态”，一时间，《收租院》迎来“赞歌大联唱”。中宣部负责人周扬来现场发表讲话，赞扬之余建议加上“反抗”情节，“将来可以多搞些斗争题材”；北京市委书记彭真把《收租院》与《白毛女》并列誉为反映地主阶级压迫农民的最好作品；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康生尤其看好《收租院》，指示要对国外宣传，击掌称赞：“塑得好！很好！这比巴黎罗浮宫的雕塑好得多！”

　　1966年3月，中国美术馆已不堪承受参观人数的压力，《收租院》迁至故宫展出，部分人提出要占领太和殿，理由是“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要扫除封建帝王的威风！”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专家坚决反对，双方激烈争执，最后决定放在神武门城楼上。城楼上的《收租院》已经被修改，原作结尾处，壮年农民手中提着一条扁担，瞪眼皱眉，压抑着满腔怒火。修改后，农民手里不再是扁担，而是从狗腿子手里抢来的一条步枪，主题不再是“怒火”，而是“夺枪上山闹革命”。

　　从病死改成吓死 再改成被抓获枪毙

　　1966年4月1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印发全党，在这份文件中，《收租院》与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 《智取威虎山》等并列，被评价为“将会对社会主义文化革命产生深远的影响”的“创举”。《收租院》就此成为“样板雕塑”，打上“钦定”标签，刘文彩作为邪恶势力总代表，无论全国上下集中批斗谁，都要“陪斗”。“文革”初期刘文彩被说成是刘少奇的同党，枪毙刘文彩的解说词写了打倒刘少奇；林彪垮台之后，解说词的最后几句也就相应改为：“刘文彩被依法处决，人心大快，可是孔老二的忠实信徒——林彪却大肆宣扬‘德、仁义、忠恕’，妄图为一切剥削阶级翻案，我们坚决不答应！”1976年“四人帮”倒台，解说词又把刘文彩和“四人帮”并列批斗。

　　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爆发，一向作为阶级斗争标杆的《收租院》和地主庄园陈列馆，这时却因为不够“左”，不够“革命”，遭到猛烈批判，被全国各地红卫兵包围，里里外外贴满大字报。四川省革委会勒令陈列馆和《收租院》大规模整改。在王官乙等作者的极力维护下，雕塑原作没有被毁掉重做，而是在结尾处增加六个部分作为“续集”：“明灯指路”、“砸斗造反”、“开镣解放”、“活捉阎王”、“建立政权”、“继续革命”。刘文彩原本在1949年10月因肺病死于成都，1964年陈列馆的解说词把他改成了被人民革命胜利进程吓死，“文革”后的新《收租院》中，他又延寿两个月，改成在1949年12月大邑解放时被解放军和游击队抓获枪毙，刘文彩是个大个子，在改后的泥塑中，解放军战士身材比刘文彩大出约二分之一。

　　改后的《收租院》继续接受群众朝拜，“文革”十年，游客总量达数千万之众。《收租院》的政治价值狂飙增长，艺术价值则被彻底否定，曾经热烈称赞其艺术价值的华君武等人已被打成“旧美协的反动学术权威”，主要作者赵树桐也被打成“反革命分子”。20世纪70年代初，《收租院》的一位作者向国务院文化组党组成员王曼恬介绍《收租院》时，提到了“雕塑感”，王曼恬是毛泽东的表侄女，文革期间分管全国美术工作，她当时就不高兴地说：“我就不明白了，文化革命开展这么长时间，怎么还这个‘感’那个‘感’的。”这名作者连忙紧张地检讨。

高天流云

　　早年与胞弟官商勾结 晚年热衷慈善公益

　　1976年，政治风向和社会思潮大转变，《收租院》的命运也从巅峰跌到谷底，参观人数逐渐下降，到1979年几乎无人问津。20世纪90年代后，旅游热兴起，地主庄园和《收租院》又迎来人潮，美术内行欣赏的是新中国第一个大型现实主义雕塑杰作，外行把刘文彩当作致富能手前来取经。“为刘文彩翻案”风悄然兴起，刘文彩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引起公众和历史研究者的兴趣。

　　刘文彩的胞弟是大军阀刘文辉，主政西康省（今四川省西部和西藏自治区东部）十年，人称“西南王”。20世纪30年代，刘文彩依仗其势力，垄断盐巴、药材、棉纱等行业，获取暴利，再为刘文辉提供军事经费和政治资本。他还在刘文辉掩护下涉足鸦片贸易，成为毒品大王，其公开身份却是“川南水陆禁烟查缉处处长”。其公馆地下室专门用来储藏鸦片，为保持鸦片湿润，地下室终年积水，就是这个地下室，解放后被打造成尸骨累累的“水牢”。

　　兄弟俩官商一体，征收苛捐杂税，带动原本贫穷的家族迅速崛起，当地百姓在刘氏兄弟的苛政下吃尽苦头，这一点刘文辉后来在自传中供认不讳。

　　20世纪40年代开始，巧取豪夺近十年的刘文彩开始济困扶危，创建文彩中学是他晚年最重要的公益活动。他这样做，一是因为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想要重塑自身形象；二是因为刘家早年贫穷，刘文彩幼年失学，在精神上怀有强烈自卑，从小羡慕能读书、有学问的人，成年发迹之后一有机会就结交文化名流，极尽礼数。办学可以说是刘文彩终身的“情结”。

　　从1941年秋到1944年12月，年近花甲的刘文彩几乎每天都在学校工地察看，风雨无阻。建校所用工程材料、师资、仪器，一概追求一流。全校占地2000亩，相当于半个北大。至今，更名为安仁中学的文彩中学校园环境在四川省仍然首屈一指。刘文彩给教师开的工资是普通中学教师的两倍，首期学生学费全免，以后各期学生，每期学费只有六斗米。

　　文彩中学校产总值三亿五千多元法币，折合当时美金两百万以上，可谓一座金山，刘文彩声明，从文彩中学注册之日起，全部校产与刘家脱离干系，他还专门把这一声明刻在石碑上立在校园里，以防刘家后裔不认账。

　　学校建成后，刘文彩只为学校竭力做好物质保障，对教学业务从不干涉。在他的庇护下，文彩中学俨然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该校一名女生在上学路上遭到某乡长的狗腿子调戏，刘文彩得知后大怒，吩咐手下把狗腿子抓来打个半死，四乡流氓闻之无不色变。刘文彩指令全校学生，外出一律佩戴校徽作为“护身符”，连学生的家庭都跟着沾了光，地痞流氓都不敢欺侮他们。

　　1947年夏，安仁镇发大水，一股水从地势较高的仁和街涌入校园，退水后，刘文彩派人把仁和街下挖了半尺到三尺，这样将来再发大水，仁和街将为文彩中学“蓄洪”。这条街本是刘文彩独资兴建，街上有他不少店铺，刘文彩此举是把中学抬到比自己产业更“高”的位置。

　　1949年10月，刘文彩因肺病死于成都，遗体运回安仁，停放在文彩中学礼堂供人吊唁。他死后川西局势发生重大变化，刘文辉历来与蒋介石不和，1949年12月9日他率部起义，成为西康和平解放的大功臣，当上四川省政协副主席，中共对他既往不咎。而助其积累资本、实际财富远不如他的胞兄刘文彩，却机缘巧合地被树立为地主典型，刘文辉的豪华公馆和金库也安在了刘文彩头上，供人批判。

　　1950年，刘文彩庄园由解放军接管；1951年2月，大邑县人民政府接管文彩中学，将校名改为大邑县中学，后改名为安仁中学；1954年元月大邑县制作“农业合作化”展览，发起对刘文彩的批判；1958年筹建地主庄园陈列馆，集中展现其“累累罪行”；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文革时期，刘文彩重金办学、尊师重教的行为无疑也是罪行一桩，他为学校购置的11421册图书被付之一炬，其中绝大多数为线装书。

　　地主庄园于1959年正式开放，就在这一年，刘文辉调任国家林业部部长离开四川，中央政府此举意在保护起义将领，以免他处境尴尬。很快地主庄园闻名全国，北京的记者来采访刘文辉，刘说：“我莫得多余的话跟你们两个说，嗯，刘文彩这个人，你们登的那些事情好多不是事实。”

　　20世纪90年代，在文彩中学早期校友的坚持下，《刘公星廷创建文彩中学落成纪念碑记》《文彩中学校史》等石刻重见天日，在学校内部，刘文彩获得了客观的评价。

　　近年，当地老人在接受访谈时说：“刘文彩并不坏，他下面的狗腿子坏。”《收租院》的创作者则坚持，狗腿子坏是刘文彩指使的，作为大地主他不会直接收租、直接打人，但并不能说他跟下人的恶行没有关系。

　　地主庄园陈列馆如今改名为刘氏庄园陈列馆，《收租院》雕塑恢复原貌，作为反派主角的刘文彩依然站在当中，在远离意识形态挂帅的今天，他究竟是一个真实形象还是艺术形象，争论仍未停止。

金翅雀

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