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未都收藏的明式家具
●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我将收藏品悉数捐给观复博物馆,一件东西也不会留下。
●我不希望儿子形成对财富的不良心态,并由此轻薄诚实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自我炒作、自己捐给自己?
笔者:听说你准备将自己的收藏品悉数捐给观复博物馆?不过也有人说,这是自我炒作,观复博物馆是马未都建的,馆里的文物都是自己的,现在说捐,这不是自己捐给自己?
马未都:这里有一个误会,观复博物馆确实是一个私人博物馆,但不是我马未都一个人的,它由几个人一起建起来,有一个5个发起人组成的董事会在运筹帷幄,我是出面办事说话应付媒体的人,法人代表、馆长,时髦的说法就是CEO。
笔者:你这批藏品不仅数量多、质量高,而且凝聚着几十年的心血与经验,一下子捐出去,肯定有更深更长远的考虑吧。
马未都:我想说明的是,第一,我在建这个馆的时候就想过,我们一定要在中国的现实环境中走出一条私人办博物馆的道路,如果到今天我将自己的藏品悉数捐给国家博物馆的话,就等于绕了个圈又回到了起点,我几十年来做的事都白搭了。民间人士向国家博物馆捐物,这是觉悟之举,更是盛世之举,也是爱国情感的真诚表达。民间捐物是国家博物馆藏品的重要来源之一,事实证明是有效的。其实在很多情况下,私人与国家不是对立的,没有人哪有社会,没有社会哪有国家?我们建私人博物馆就是想破除这种陈旧观念。我认为,在一个成熟的法治国家,在一个文化昌盛的环境里,私人的财富实际就是国家财富的重要体现。那么涉及文物方面,也应该持同样观点。美国的博物馆有8000多家,私人与国家的比例为6∶4,而目前中国的博物馆才2000家,私人博物馆占的比例极少。其实,民间收藏是国家收藏的重要补充,它是另一种更有活力、更有草根形态的文化表达。
第二,现在社会上有不少民间博物馆确实会出现向自己捐钱捐物的行为,比如大型国企办一个行业博物馆,把这方面的话语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里,也算企业文化吧,但它靠的是行政补贴,而且数额巨大,那么他这个博物馆生存就比较容易。国家博物馆现在开始实行免票参观的制度了,因为它是用纳税人的钱办的博物馆,应该免票。而我们这个馆是赞助人合办的,我们得根据另一套制度行事,不花纳税人一分钱,还给国家缴税,而且生存得非常好。当然也有些私人博物馆建得相当堂皇,相当气派,显示了快速崛起的经济实力。我知道有些人就是收藏了一些东西,办了一个馆,三五年后就想办法将展品卖出去了。这里头有赢利目的,说到底属于一种经济行为,对文化不会有敬畏之心。而你看世界上历史悠久、口碑也不错的博物馆、艺术馆,它必定有一个基金会在运作,相对独立地行使着董事长赋予的权利,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和比尔·盖茨基金会就是很好的典范。我在董事会里不是说了算的,所有重大的事项都需要集体讨论决定。我今天捐东西给博物馆,不是右手转到左手那么逗人,而是给这个大家共有共管的博物馆,是这么个道理。
○不想令儿子“误解”财富
笔者:在做出决定之前是否与家里人商量过?
马未都:这事是我早就想好的,或许从收藏开始就一直在考虑它们的最终归宿,所以家里人都知道它们的去处,给予充分理解。
笔者:从传统上看,中国的收藏家更多选择将宝物留给儿子。
马未都:儿子在英国留学7年,回国后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职业,并且搬出去单住了,独立地开始了“海归派”的新生活。我一件东西也不会留下,留下一件就不算彻底了。
笔者:留几件给儿子,既可作为纪念,又可在关键时候增强他创业的底气嘛。 马未都:我不想使儿子对财富产生错误的概念。好几年前的某一天,我带着儿子逛古玩城,在一楼买到一件文玩,花了2400元。我们坐电梯上楼,半道上被一位朋友截住,问我捡到什么漏?我就向他展示了刚刚斩获的东西。朋友一看:好东西!请求我转让,愿意给30000元。我无意间看到儿子的表情,似乎有点惊喜,有点顿悟。2400元买的这件玩意儿,一上楼就赚了十几倍,相当于当时一个普通工人一年的收入,这钱来得也太容易啦!这让我产生了警觉,我不希望儿子形成对财富的不良心态,特别是误以为收藏活动是一种轻易获利的行当,并由此轻薄诚实劳动的价值与意义。
笔者:那么这次向博物馆捐物,总共有多少件?包括哪几大类?
马未都:我认为件数不是主要的。可以透露的是,这其中包括陶瓷、家具、文玩、门窗以及少量的字画。我想在新馆建成之日吧。现在我早早地放出这话,其实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许诺,也是为了让公众舆论监督我,看我马未都到底能不能兑现自己的承诺。说实在的,我的钱也够花了,再多也使不上,我也没有玩富人游戏的嗜好。文物给我的快乐也到头了,它不能让人延年益寿吧,那么这些文物应该让更多的人来分享,这肯定比家里藏着更有意义。
○艺术是宗教 收藏当修行
笔者:你如何评价这次捐物的意义,或者说你想得到社会怎样的评价?
马未都:一个人在年轻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创业,为奠定生活与事业的基础,此时他一定会趋利。而从中年到老年阶段,在生活稳定、稍有经济积累以后,他考虑更多的就是社会评价,别人对他的看法,就会追求精神上的满足,就是进入趋名的阶段了。而一旦进入老年以后,阅历丰富了,经历的喜怒哀乐也多了,看淡了一切,名利都不重要了,只求内心安定平静。所谓境界,常常在这个时候实现。
人的一生应该有三重境界,第一重是物质上的,追求温饱。第二重是精神上的,希望有所愉悦,有所寄托。第三重是灵魂,追求内心的平静与超脱,还体现在一种献身精神上。前不久去日本,在一座寺庙里,正好僧人做完功课出僧房,在佛号声中,七十多个僧人鱼贯而出,每个人的脸上写着慈爱与安详。那种表情绝对不是刻意做出来的,没有修炼,不可能有如此感动人的表情。我认为,艺术其实也是一种宗教。在宗教精神普遍匮乏的当下,有些中国人就将收藏艺术品当作一种修行。
○捐赠与接受是平等的
笔者:我记得你曾对我讲过,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家是卡耐基,他有一句话对你的震动很大:一个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马未都:中国人为什么特别看重钱?有俩钱就赶紧存银行,要不就塞砖缝里,那是因为中国积贫积弱的时间太长了,他老是有一种危机感。现在好了,中国人富了,空前地有钱了,但为什么内需还是拉动比较困难?还是想存钱。表现在慈善事业上,就有一种普遍心态,出于救济的目的才向社会捐钱。这几年中国天灾频繁,大家纷纷解囊,就是赈灾性质的集体行善。但我最反感的是,他捐钱的时候总是大张旗鼓,数额要写在大支票上,还要在台上高高举起,就怕人家不知道。我的天啊,这在西方国家是非常丢人的事!在西方国家,救灾是国家的事,大多依靠行政力量来完成,还有保险、基金会等机构的辅助,他们机制完善嘛。那么个人做什么呢?你可以向基金会捐钱,向艺术机构捐物,个人更多的是参与公益活动。而且,他们捐钱捐物,捐赠方与接受方是平等的。不像我们这里,总是要求接受者表现出感恩之心,那是居高临下的姿态。而且你捐钱是吗,他得审查你的财物是否干净,你还得居下临高。
笔者:这种举大支票的做法也许是向社会倡导善行,强调他的示范意义。 马未都:“善与人知不是真善,恶恐人知必是大恶。你做了点善事,就迫不及待地让天下人知道,这就不是真善。还有一句话更狠:善与人知便是恶,恶恐人知便是善。这里有辩证法!
○财富观念应该更新了
笔者: 前不久你这里成立了一个观复文化基金会,现在有人向基金会捐钱吗?
马未都:观复基金会是一个盈利不分配的机构,盈利多少都会用在博物馆的建设上。另一方面,它接受社会的捐赠,并借鉴国外同类艺术基金会的管理模式,打造自己的公益文化品牌,探索适合中国博物馆的运营模式。无论处于何种阶层,无论人种和国籍,他愿意捐,我们就心怀感激地接受。目前我们收到的最小一笔捐款是2000元。
不少民众是出于对观复博物馆的信任与肯定来捐钱的,因为他们知道我们是在弘扬、宣传中华文明。我相信,再过十年二十年以后,社会上有大量财富没去处,如何处置自己的财产,会成为富人的心病。那时,人们的财富观念就应该更新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愿意将自己的钱拿出来,捐给公益组织,投入文化事业。
笔者:将自己的收藏都捐了之后,你会觉得失落吗?或者为了弥补这种失落,你会回归小说家的角色吗?
马未都:捐了之后我不失落,反而是踏实。至于写小说,有这个可能。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生,是两头倾向文艺,中间需要哲学。这个哲学不是斗争哲学,而是经营的、处世的哲学,年轻时,或者老了之后,才会非功利性地通过文学来倾诉,来想象,来寄托。我常常设想有一天,那时候我已是一头风霜,两袖清风,走在街上跟北京城里的老头儿没什么区别。我得了闲就来到观复博物馆,自己掏50元买一张门票,并瞅一眼门前的小牌子:“每个买票参观的观众,都是观复博物馆的资助人。”进了馆,我混在观众中,听讲解员介绍一件清代康熙五彩象腿瓶的时代特征与审美价值,心里不由得一乐:这玩意儿,当初从潘家园淘来时才不过区区几千元!
笔者: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这种想法的,人们对荣誉的欲望也是正常的,你至少不能漠视捐赠者的这个需求啊。
马未都:是啊,所以我要让捐赠者看到自己身后的荣耀,这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到的。比如说,我会在博物馆的院子里立几十尊真人大小的青铜人物塑像,你可以选择姿势,坐着站着靠着随你,自然地散落其间。我自己就坐在一张也是青铜浇铸的明代黄花梨大案上喝茶,对面留一把空着的官帽椅,谁来了都可以坐,跟我说说话。每人脚下有一块小铜牌,刻着人名、出生年月和捐赠日期。
笔者:前几天有新闻说了:日本今年第二季度的GDP总值为1.28万亿美元,中国同一季度的GDP为1.33万亿美元。中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马未都:老二不好当啊!我们与长期积弱积贫的时代告别了,进入积富积强的时代,但如何正确看待财富,使用财富,我们准备好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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