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恢复联大席位的过程

沈阳老张

  

中国代表团笑逐颜开。左为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右为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

中国的国旗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大楼前升起

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的台湾当局“代表团团长”、“外长”周书楷
　　(右)，“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刘锴(左)及“驻墨西哥大使”陈质平(
　　后)。10月25日，在上述提案投票前，周书楷即宣布“退出”联合国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出的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提案。

美国工人为联合国赶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　　
　　1971年11月2日，中国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合国会议的代表团组成。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任团长，黄华任副团长，成员有代表符浩、陈楚，副代表唐明照、王海容(女)、张永宽等。9日，代表团启程前往纽约，周恩来、叶剑英等到机场欢送。
　　11月15日，以乔冠华为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正式出席第二十六届联大会议，受到极其热烈的欢迎。在大会主席马利克致欢迎词后，先后有57个国家的代表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
　　之后，乔冠华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欢呼声中，登上联合国大会讲台，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代表中国Government和中国人民对坚持原则，坚持正义，为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进行不懈努力的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个提案国，对支持这一提案的许多友好国家，表示衷心感谢，并且全面阐述了中国Government在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图中发言者为乔冠华，第二排左数第一位是周南
　　11月30日，中国常驻安理会代表黄华出席了安理会会议。

乔冠华在联大第26届会议主席台上发言

　　
　　我国在联合国和安理会的合法席位的恢复，是超级大国敌视、孤立和封锁新中国政策的破产，是我国在外交战线上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
    中国是联合国的创始国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为联合国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1945年6月，包括中国Communist party代表董必武在内的中国代表团在《联合国宪章》上签了字。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仍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蒋介石集团所窃踞。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Government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多次致电联合国秘书长和联大主席，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Government是代表中国人民的唯一合法Government，要求把已经根本不能代表中国的国民党集团非法代表驱逐出联合国，并容许中华人民共和国Government的代表参加联合国的工作。但是，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遭到了主要来自美国的无理阻挠。
　　1950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第五届联大否决了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决定由加拿大、厄瓜多尔、印度、伊拉克、墨西哥、菲律宾、波兰七国组成特别委员会，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在该委员会未作出结论之前，仍由所谓“中国”的代表出席联合国。
　　1951年，美国操纵第六届联大否决了苏联等国代表提出的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提案，并通过了“延期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从此至1960年，美国一直蛮横无理地采用“延期审议”的手段阻挠讨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席位的提案。中国Government谴责美国的做法，同时满怀信心地预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改变中华人民共和国存在和发展的事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是一定要恢复的。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不断提高，随着亚非拉一系列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美国在联合国中阻挠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越来越困难。1960年第十五届联大表决美国提案时，42票赞成，34票反对，22票弃权，美国提案仅以8票的微弱多数通过。美国知道阻止联大讨论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做法已经行不通了。
　　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这是对美国为阻挠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而设置的重重障碍的重大突破。为继续阻挠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美国再次玩弄程序上的花招，操纵联大通过决议，规定中国代表权属于必须由联大三分之二多数赞成才能作出决定的“重要问题”。
　　在整个六十年代，尽管美国仍能操纵联大通过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但投票支持恢复中国代表权的国家却不断增多。1970年，赞成恢复新中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票数首次超过了反对票。
　　1971年7月，美国仍然继续阻挠联合国正确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美国Government不但伙同日本佐藤Government再次向第二十六届联大提出“重要问题”案，而且炮制所谓“双重代表权”案，即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入联合国，但保留“中国”的代表权。对美国明目张胆地在联合国搞“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外交部于8月20日发表声明严正指出，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和把蒋介石集团驱逐出联合国，这是一个问题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中国决不允许在联合国出现“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局面。
　　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大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所谓“重要问题”案。接着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联大2758号决议，它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
　　第二十六届联大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这是中国、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以及在这个问题上主持正义的其它国家经过长期斗争而取得的巨大胜利，是中国外交工作一次重大突破，是国际反华势力阻挠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图谋的彻底破产。
  这一结果激荡着联合国会议大厅，消息迅即通过无形的电波传遍世界——“新华社(1971年)10月26日讯美日联合炮制的所谓‘重要问题’提案以55票赞成、59票反对、15票弃权被大会否决。据西方通讯社报道，‘当电子计票牌上出现表决结果，表明美国的建议被击败时，大厅里立即沸腾起来’，‘挤得满满的会议厅中发出了长时间的掌声’，‘热烈掌声持续了两分钟之久’，对中国友好的各国代表‘高声欢笑、歌唱、欢呼’，‘还有一些人跳起舞来’。
　　‘脸色阴郁’的美国代表布什懊丧地说，这是一个‘丢脸的时刻’，但是他也不能不承认，‘任何人都不能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尽管这可能是令人不快的：刚刚投票的结果实际上确实代表着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的看法’。”
中国首次出席联大
　　“20年间美国对中国封锁也好，孤立也好，围堵也好，堤防终于崩溃了。美国在联合国内把它的意志强加给别人的蛮横做法，遭到了越来越多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它想要操纵和垄断联合国已是越来越困难了。从这两层意义上讲，这不仅是中国在外交上的战略性胜利，也是一切维护正义和公道的国家的胜利。”
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

邓小平在联合国总部会见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
　　听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获得恢复的消息后，MZD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十分高兴，指示有关部门尽快完成组团出席联大的工作。当天，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及有关方面人员讨论联大决议，中心议题是派不派代表团出席当年的联大。1971年的10月，中国大地上还处于没完没了的斗批改“文革时期”，对联合国这个国际组织的认识也极不一致。主张出席当年联大的人数居多，主张不去的也为数不少，一些人认为：“联合国是资产阶级政客的讲坛，是美苏两霸御用的工具”，“是喝咖啡、聊天、打嘴仗的官僚机构”。也有人主张：观察一年，准备一下，明年再说。问题反映到MZX那里，他对总理说：“要去，为什么不去？是非洲黑朋友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马上派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当团长”。MZX说的“乔老爷”，指的就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的乔冠华。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国代表团在半个月内即做好了出发的准备。临行前，MZX接见了代表团成员。他亲自站在书房门口迎接代表团成员，与大家一一握手。那一晚，MZX兴致很高，纵论天下，一直谈到后半夜。第二天，去机场送行的不仅有周总理等中央负责同志，还有4000多名各界群众。机场上锣鼓喧天，欢呼声不断，好像是送壮士出征一样。一个副部长率领的代表团受到如此规格的欢送，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是没有先例的。为什么这样重视？就因为我们冲破了美国的重重阻挠，我们胜利了！
　　“新华社联合国(1971年)11月15日电以乔冠华为团长、黄华为副团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11月15日出席了联合国大会第26届会议的全体会议，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 迎。乔冠华团长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他的讲话在会议厅里激起了热烈的掌声。当乔冠华团长、黄华副团长、代表团代表符浩、熊向晖、陈楚和副代表唐明照、安致远、王海容(女)、邢松鹤、张永贸进入会场，在中国的席位就座时，许多友好国家的代表立即前来向他们表示祝贺和欢迎。大会主席马利克首先致欢迎词。他强调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工作，‘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随后，许多国家代表相继走上讲台致词欢迎中国代表团。在他们发言过程中，要求发言的代表不断增加，最后共有76个国家的代表在会上致了欢迎词，历时约6个小时。有的代表已准备了发言稿，但由于时间不够而未能发言。”
　　“在联合国这样一个普遍性最为广泛的国际组织里，中国代表团受到如此热烈的欢迎，那当然是对我们的国家、对中国革命的胜利的肯定。我们代表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当然觉得很荣幸、很骄傲，但我们更多地想到的是这一时刻的重大意义。美国操纵联合国搞强权政治，围墙中国围堵了20年，到这个时候彻底失败了。中国的地位获得极大的提高，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影响也更大，分量更重了。国际形势从这个时候开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的，联合国大舞台上因为有了中国，就不再是一两个超级大国说了算的表决机器，而具有了真正普遍性的Government间组织的信誉和作用。25来，中国一直重视联合国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积极参与联合国的各项活动，在维护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推动政治解决国际和地区争端、促进可持续经济和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历来主持正义，反对强权，为维护世界和平和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联大的面貌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代表团代表符浩，当年参加了经社理事会关于巴勒斯坦问题和巴基斯坦问题的辩论，因为代表第三世界说话，获得了‘支两巴’的绰号。联合国安理会里有了中国，第三世界国家就有了代言人，自己的命运不再操纵在一两个超级大国手里。而在70年代以前，又有谁来替它们说话呢？”

联合国系统驻华协调代表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代表马和励先生
　　当历史向前迈进了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再来回顾这段历程，人们不难发现，25年间国际大格局的风云变幻，实实在在是在1971年10月25日那一天。25年前的10月25日是个“光辉的日子”，是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然而，25年后的今天，却仍然有那么一些人公然向联合国宗旨、原则和联大2758号决议提出挑战，妄称该决议是“冷战的产物”，图谋将台湾当局重新塞进联合国。所谓的“传战”是美国一手制造的。美国敌视、封锁新中国的政策，使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台湾当局非法把持达22年之久，这才是“冷战的产物”；而正是联大2758号决议纠正了被冷战颠倒了的历史，如实地反映了1949年以来中国的政治状况，并从政治上、法律上和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台湾当局分裂祖国、西方国家分化中国的企图，是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所不能允许的，也是世界上所有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国家和人民所不能允许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台湾当局某些领导人挟洋自重，是没有前途的，不会有好下场。50—60年代，美国封锁中国是‘为了美国的利益”；25年前，它要和中国关系正常化，也还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如今，依然是“为了美国的利益”，它不断在西藏、台湾和所谓“人权”等问题上摇唇鼓舌，想方设法分化削弱中国——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遏制中国的发展。台湾当局不顾民族大义，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其可耻行径只能为外人所利用，最终还是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70年代以前，美国花了20年时间都没能遏制住中国的发展；如今，美国尽管霸权主义野心不死，但是现在的中国已今非昔比，又如何能遏制得住？他们的这种一厢情愿，无非是痴人说梦，终究要成为泡影。”

中国驻科索沃维和警察获联合国维和部队
　　尽管历史有时也会遭到扭曲，但是历史是公正的，它最终会作出正义的裁决。中华民族凭着自己“不怕鬼，不信邪”的韧性，敢于坚持原则，一定会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发展，为维护国际和平和促进人类进步作出积极的贡献。25年前是如此，25年后同样如此。(第二十六届联大与会国代表致词热烈欢迎中国代表团时，乔冠华团长情不自禁地放声大笑，黄华副团长、符浩秘书长等中国代表团成员也都笑逐颜开。)

联大拒将所谓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议程
中国是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创始国
应该说，中国在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国际上，过去有一种贬低中国作用的说法，说什么中国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主要是美国总统罗斯福鼎力把中国拉进来的。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应该说，中国成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罗斯福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中国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发挥的巨大作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与承认。
在联合国的创建过程当中，中国积极参与，并且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中国作为一个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对世界上那些弱势国家的遭遇有非常深刻的体验。所以中国积极为那些中小国家说话，表达他们的呼声和意愿。比如在联合国宪章的制定过程中，中国代表提出，首先，联合国应该基于公平正义的原则。其二，要强调国际法的作用，反对那种藐视国际法的做法。其三，中国愿意促进各国间经济的合作，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应该体现在联合国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这些意见都被吸收到联合国宪章中。如果没有中国在其中的积极具体的参与，联合国真的很可能成为西方大国富人的俱乐部。
在联合国创建过程中，国共两党都派出各自的代表，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讨论。两党都为联合国的创建发挥了作用。按照四个邀请国英文字母的顺序，中国是第一个在宪章上签字的国家。中国Communist party当时派出代表董必武，随员陈家康出席会议。 (郑启荣)
中国恢复在联合国席位———不懈斗争20多年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美国执行敌视新中国的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却仍被中国人民推翻了的蒋介石集团所窃踞。为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Government作出了长期不懈的努力。
1950年9月，在美国操纵下，第五届联大否决了苏联和印度分别提出的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的提案。
1951年，美国操纵第六届联大否决了苏联等国代表提出的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合法席位问题列入联大议程的提案，并通过了“延期审议”中国代表权问题的决议
1961年，第16届联大决定将中国代表权问题列入联大议程。这是对美国为阻挠恢复新中国合法权利而设置的重重障碍的重大突破。
1971年7月，美国仍然继续阻挠联合国正确解决中国代表权问题。
10月25日，第26届联大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否决了所谓“重要问题”案。接着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的压倒多数获得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的提案，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并立即把国民党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及所属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这就是联合国历史上著名的联大2758号决议,它从政治上、法律上、程序上公正彻底地解决了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这是中国外交工作一次重大突破。 (外文)  
联合国成立60周年纪念：中国为发展中国家说话
巨龙崛起
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万里大江横渡，一望长空尽碧。此去欲何为？擒虎子，入虎穴！
———乔冠华
爽——1971年，经过20多年的外交斗争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席联合国的首批代表乔冠华和黄华无比欣喜。
中国在联合国创建的过程中，发挥了非常积极的作用。1949年以后，由于中国国内政局的变化，再加上国际形势的变化，中国与联合国的关系走过一段弯路。
从1949年算起，新中国Government没有与联合国发生任何关系。那时，中国对联合国的看法也是很负面的，看作是美国手中的工具。这种状况直到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2758号决议，决定把蒋介石集团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驱逐出去，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Government在联合国中的一切合法席位之后，才大有改观。
从1971年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后，中国对联合国事务的参与，经历了一个由陌生，到逐渐熟悉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中国刚刚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时候，我们对联合国很多工作不熟悉，没有积极主动参与，更多地是从原则性的角度发表看法，包括在联合国大会上。到了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较大的调整，中国的战略发生了大的变化，需要为建设现代化社会营造一个和平安宁的国际环境，需要在国际社会争取更多的朋友。在这种情况下，在联合国，我们主张积极开展多边合作，支持联合国在国际上发挥作用。对联合国的认识和看法发生了变化，提高了参与意识。比如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过去中国是不参与的。但是到80年代以后，认识发生了变化，积极参与联合国维持和平的行动，在五大国家中，是目前参与维和行动最多的国家。
另外，中国在一些大的问题上，始终站在发展中国家一边，积极为他们伸张正义，坚定地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为他们争取应有的权利。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中国与很多发展中国家有共同的遭遇，能深刻理解他们的需求。(郑启荣)
乔冠华———代表新中国完美亮相
1971年10月25日，联合国第1976次全体会议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一切合法权利”的2758号决议。
“一九七一，十一月十一，万里大江横渡，一望长空尽碧。此去欲何为？擒虎子，入虎穴！”率领中国代表团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的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在飞机上满怀壮志地写下了这首词。
时年58岁的乔冠华是有名的才子，不仅说得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德语，英语水平也是有口皆碑。
新中国成立后，乔冠华在外交领域大显身手，并于1964年出任外交部副部长。
1971年11月15日上午10时，风度翩翩的乔冠华率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出现在联合国会议大厅，正式参加第26届联大会议。中国代表团一出现，立刻成为了全场关注的焦点。记者们里三层外三层地把中国代表们团团围住，此时，有记者问：“乔团长，你能不能讲讲你现在的心情？”满面春风的乔冠华仰头大笑，那自豪的、淋漓尽致的笑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片刻后，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现在的心情不是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了吗？”
他的笑容，被在场的摄影记者抓拍了下来，在普利策新闻奖中定格为永远的历史。
乔冠华讲话后，几十个国家的代表在走廊里排起长队，纷纷向他表示祝贺。作为这一重大历史时刻的亲历者，乔冠华的夫人章含之曾回忆说：我一生中所经历的最为激动人心的时刻，我想就是1971年11月15日乔冠华在联合国中国席位上就座的时刻，以及他在联大代表中国作第一次发言后长龙般排队向他祝贺的场面。
那是乔冠华一生外交活动的辉煌时刻，他不仅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华与文采，更体现了中国这个泱泱大国的风度和气质，使中国代表团以近乎完美的表现完成了在联大的首次“亮相”。 （荆晶）
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中国与联合国:10余次参与维和
1988年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特别委员会。1989年中国首次派人参加了联合国纳米比亚过渡时期协助团，帮助纳米比亚实现从南非独立的进程。1992年4月，中国第一支“蓝盔”部队———军事工程大队赴柬埔寨执行任务。
至2003年，中国军队已先后参加了10余项联合国维和行动。中国最近一次较大规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2003年4月向刚果（金）派遣一个175人的工兵连和一个43人的医疗分队，目前，这支部队仍在刚果（金）执行任务。
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坚持联合国50多年来公认的三项原则：一是开展维和行动需要当事国或当事方的同意；二是保持中立；三是在自卫情况下才能使用武力。
联合国维和特派团的士兵不向联合国效忠。自愿派遣军事人员和民警的Government保留对在联合国旗帜下服务的各自部队的最终权力。联合国按照每个士兵每月大约一千美元的统一费率偿还那些自愿派遣人员参加维和的国家，联合国还偿还各国的设备费用。 （胥金章）
联合国成立60周年之中国与联合国：5次使用否决权
所谓的否决权指的是，联合国非程序性事项的决议需要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中9个理事国的赞成票，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的反对（即否决票）都会使一个议案无法通过，即使该议案获得了足够的票数。但弃权不被视作是否决。这样每个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内就享有一票否决权。
从1945－2004年，五大常任理事国在安理会总共使用过257次否决权。其中，中国5次，法国18次，英国32次，美国80次，苏联/俄罗斯122次。
第一次：1955年12月13日，台湾国民党集团占据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否决了安理会关于蒙古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
第二次：1972年8月25日，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孟加拉国加入联合国的决议草案。
第三次：1972年9月10日，中国否决了英国等西欧国家在安理会上提出的有关中东问题的对巴勒斯坦和阿拉伯国家的修正案草案。
第四次：1997年1月10日，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向危地马拉派遣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决议草案，理由是危地马拉与台湾维持外交关系以及每年在联合国总务委员会上联署所谓要求台湾“参与”联合国的提案。
第五次：1999年2月25日，中国否决了安理会关于同意联合国驻马其顿预防性部署部队延期的决议草案，理由是马其顿Government在当年1月与台湾进行所谓“复交”。
联合国成立60周年背景资料：12次挫败台独闹剧
台湾当局不顾国际社会的普遍反对，从1993年开始，每年用重金拉拢、唆使极少数国家在联合国提出台湾“参与”联合国提案，但这一做法年年遭到国际社会的唾弃。
第59届联合国大会总务委员会2004年9月15日作出决定，拒绝将乍得等极少数国家提出的所谓台湾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提案列入本届联大议程。台湾当局妄图在联合国内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闹剧第12次遭到挫败。
第60届联合国大会本周登场，台湾当局欲通过“参与案”和“和平案”，“两案并推”再度闯关。但相信必然遭受第13次挫败。
新闻背景：中国与联合国关系大事记
1945年4月，联合国通过并签署《联合国宪章》。
1945年4月，联合国正式成立。
1950年11月，中国代表伍修权在安理会上发言，谴责美国武装侵略中国领土台湾。这是新中国代表第一次出席联合国的会议。
1971年10月，第二十六届联大通过第2758号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1971年11月，中国代表团首次出席联大会议。乔冠华团长发表重要讲话。
1974年4月，邓小平在第六届特别联大发表讲话，深刻阐明了中国外交政策，并庄严宣布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
1985年1月，中国国际法学者倪征担任国际FY法官。
1995年10月，江泽民主席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成立50周年特别纪念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2000年1月，中国Government向联合国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派遣15名民事警察。这是中国Government首次派出民事警察执行联合国维和行动。
2000年9月6日—8日，江泽民主席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万海）
历史档案：中国历任常驻联合国大使
黄华(1971年11月至1976年10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陈楚(1977年5月至1980年6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凌青(1980年8月至1985年6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李鹿野(1985年8月至1990年5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李道豫(1990年5月至1993年3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李肇星(1993年3月至1995年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秦华孙(1995年至2000年2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王英凡(2000年2月至2003年6月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特命全权大使。)
王光亚(2003年4月至今担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
历史档案：中国历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唐明照：1972年至1979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政治事务、非殖民化、托管地工作。
毕季龙：1979年至1985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与发展事务。
谢启美：1985年至1992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与发展事务。
冀朝铸：1991年至1995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与发展事务。
金永健：1996年至2001年任联合国副秘书长。
陈健：2001年8月起任联合国副秘书长至今。负责联合国大会和大会事务管理。
台湾前"外长"钱复回忆台湾败退联合国秘辛
--------------------------------------------------------------------------------
台湾前"外交部长回忆退出联合国过程
1949年大陆沦陷，中共政权成立，其支持者就要将我在联合国的席位升予中共。从1950年第五届联合国大会起，每年都有这类提案。时值韩战伊始，联合国会员国中祖国万岁的多，亲共的少，所以每年在大会的总务委员会中以不列入议程方式处理，一般称为“缓议案”（Moratorium）。最初几年，缓议案的支持票都在百分之六十五到八十；到了1960年，会员国已增加到98个，缓议案的表决是42票赞成、34票反对、22票弃权。
1961年第十六届联大开始，支持我的友邦改变了策略，不再使用缓议案，而是依宪章第18条第2项的规定，提出一项“重要问题案”（ImportantQuestionResolution），也就是说，任何有关代表权争执的议案应视为重要问题，要以到会投票的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之；不过重要问题案本身是一项程序问题，只是以简单多数决定。
1961年的重要问题案顺利通过，以后两年并未使用，只是正面击败亲中共的提案。1964年的联合国大会，则根本没有和代表权有关的议案提出。1965年和1966年又使用重要问题案，作为保护代表权的策略。到1967年和1968年策略仍同，但意大利、比利时、加拿大等5国提出了研究委员会案，此案主旨是中共在大陆有数亿人口，被排斥在联合国之外并非合宜，联合国应设立一个研究委员会，来探讨如何使其加入又不妨害中国的会籍。
这项提案，当时台湾是坚决反对的，因此两年都只有30多个国支持，只是全体会员国的四分之二，到1969年就未再提出。1970年11月20日大会处理重要问题案时，是以66票对52票优势通过；但在阿尔及利亚所提"排我纳中共"案时赞成的51票，反对的49票，弃权的25票，倘若事先没有重要问题案的保障，当年我们的代表权就要发生问题。无论如何，情势已非常明显，支持我们的国家在大会中已成少数。正如前所提，重要问题案本身是以简单多数决定，支持我的票数不到半数，第二年的重要问题案能否通过，将是严重考验。
寻找可行的出路
1970年，联大表决对我不利的原因很多：第一、当年9月8日至10日在赞比亚（Zambia）首都鲁沙卡(Lusaka)举行第三届不结盟国家高峰会，有54国参加，会议宣言重申联合国应早日实现会籍普遍化(UniversalityofU.N.membership)，要使中共在该组织中有合法地位。会后，赤道几内亚(EquatorialGuinea)和埃塞俄比亚(Ethiopia)先后与中共建交。第二、联合国大会处理代表权问题前，加拿大和意大利先后于1970年10月13日、11月6日宣布与中共建交，发生所谓连锁效应。第三、联合国于1970年10月14日至24日期间举行25周年庆，有86国的元首、副元首或重要首长在大会中发表政策演说，提到代表权问题者有47国，其中专提会籍普遍化者有13国，包括与我有邦交的7国，而积极为中共捧场者有33国，包括与我有邦交的9国。第四、重要问题案的提出通过固然对我有益，但也因为有了这层保障，支持我们的国家有恃无恐，没有积极争取游离票，当“排我纳中共案”表决结果后，有11国代表发言解释其投票并非赞成排我，而是由于重要问题案已通过，我们的会籍不会发生问题，他们才会根据其它政治考量，投弃权票或赞成“排我纳中共案”。
多年来，美国驻台大使马康卫每逢联大对代表权案表决结束后，都在中山北路官舍举行小型酒会庆祝，这年并未办理。1970年11月23日上午他来我外交部，对于投票结果表示“失望、悲痛、烦恼、愤怒”，并和我们针对每一变更投票立场的国家，检讨其改变的原因。
外交部由魏部长召集了三位次长、刘锴大使、陈质平大使、许绍昌大使、薛毓麒大使、郑宝南大使及相关单位主管，于1970年12月22日举行检讨会，研究来年除使用过去的策略外，还有何新策略可采用。
在以后的两个月间，外交部也训令相关驻外使馆探询有无适当方案，经国际组织司于1971年2月底整理成许多方案，其中较具可行性的有以下数案：
一、“两个中国”案，认定中国有两个政治实体，各有主权及领土，联合国视为两个国家，而使其均为会员（美、日两国均有此拟议）。
二、分别代表个体方案，为比利时于1970年草拟但未提出，由大会决定双方分别代表其管辖领土，均为联合国之会员国，但安理会由中共取代。
三、分裂国家整批入会案，在提案中声明联合国依照会籍普遍化原则，广纳所有国家，一个国家即使分裂为两个或数个，只要具有国家形式，就应获准加入联合国，这是日本外务省思考的案子。
四、突尼斯Government建议，请联合国秘书长将中共入会案列入大会下届常会临时议程，负责探求如何解决此项问题，并向大会提出。
五、荷兰Government建议将我代表权案改由安理会讨论，由安理会先通过我为新会员国代表台湾，再通过中共入会代表中国。
1971年2月初，外交部请最娴熟联合国业务的薛毓麒大使赴东京，与日本外务省重要干部讨论如何处理代表权案。2月11日晨，薛大使约我早餐，谈到访日观感，表示日方对运用重要问题案仍拟维持，并未放弃，外务省国运局西崛局长态度相当积极，但地域单位亚洲局须之部量三局长的立场则甚为悲观。
美密使提“双重代表案”
1971年3月中旬，魏部长曾对我密示有关代表权案，美方认为单以重要问题案，本年难以过关，必须配合“双重代表案”（DualRepresentationResolution），我方不以为然，建议美Government派重要人士来台讨论。魏部长告知他已辞职获准。稍后由周书楷大使继任，他于4月14日返国接事。在此前一周，我曾奉召赴日月潭，于7日上午10时半晋见蒋公。他对代表权问题明白指示勿需过度介意，万一中共被接受加入联合国，我宜停止出席，并声明中共为联合国宣布的侵略者，依“联合国宪章”，我之地位不容更动。回台北后，我曾将这项指示分别报告了魏部长和三位次长。
美国Government在4月下旬派退休资深大使墨菲（RobertMurphy）专程来台与我Government洽商代表权案，他是以尼克松总统私人代表身份来访，蒋公于1971年4月23日下午4时在阳明山中山楼接见，谈话1个半小时，在座只有周部长，马康卫大使没有参加。墨菲大使表示，此项谈话内容只能让极少数人知悉，因此他将不会利用美国驻华大使馆的电报做书面报告，而是拟于回华府后，以书面报告面呈尼克松。
墨菲首先表示，由于国际情势急速变化，如仍坚持使用过去保护我代表权的方案，两年之内必遭全面失败，美方在与蒋公谘商前尚无新方案，但一般看法为以“双重代表”方式替代重要问题案，以双重代表方式代表中国，而不明确规定何方为中国之唯一代表。此一方式将避免触及安理会席位，俾使台湾仍能维持原有的席位。
蒋公指出此实为法律问题，重要问题案应为阻止中共进入联合国的主要工具，因中共业经联合国裁定为联合国的敌人，所以任何试图使其入会之举，自应视为一项重要问题。蒋公认为此一议案必须再予提出，如需另提新案，则该案必须确保我在大会及安理会的席位。
蒋公亦坦诚表示，华府对中共所做之示好姿态已达其最大极限，如再进一步示好，将引起灾祸；他又闻尼克松总统建议女公子翠西亚（TriciaNixon）及其夫婿赴中国大陆度蜜月，并谓尼氏本人亦有意访大陆，实不胜诧异。美国如不中止对中共的让步，则中共必将进入联合国。
最后，蒋公告诉墨菲大使，美方可依其建议草拟新案，俟有结果再与我驻联合国的刘锴大使及驻美沈剑虹大使联系。
尼克松宣布访问大陆
但是墨菲大使返美后一个月，美方无任何举动。1971年5月26日周部长指示我拟一电报给沈剑虹大使，请他向美方催洽。
1971年7月1日，我驻联合国代表团副常任代表张纯明大使返台述职，周部长邀了他及国际组织司翟因寿司长和我研商代表权问题。张大使表示对于双重代表案，如不将安理会席位给予中共，通过的可能性不大。周部长则认为美方始终不采取行动，其态度至为可虑。我提供了三点看法：一、我不宜轻言自行退出；二、我不宜接受美、日提出较双重代表案对我国更不利的提案，三、美、日要求我方让步的程度，一定较实际所需要为多，我宜步步为营。
同一天在华府，美国主管国家安全事务总统助理基辛格会晤沈剑虹大使说，美方对代表权的立场与我相当接近，仍拟依照4月下旬墨菲大使来华所洽商的方式。
过了两天，马康卫大使由美述职返回台北，在7月3日上午与周部长会晤。他说曾在6月30日晋谒尼克松总统，所得讯息与基辛格告知沈大使内容相同，但是马大使表示，我方对于联合国万一通过将安理会席位升予中共，应有所准备。美方盼我届时要固守联合国阵地，切勿轻言退出。
1971年7月中旬，尼克松在华府宣布将于1972年5月前访问大陆，并谓基辛格已于7月11日访问北京返美。此时周部长正在汉城参加亚太理事会，乃由代理部务的杨西昆次长约见马康卫大使，提出严重抗议，指此为最不友好的行为。我亦对马大使表示，此举将使我维护代表权的努力遭受重大损害。
果然，1971年7月20日沈大使见了罗杰斯国务卿，他对基辛格去大陆事，完全未做说明，只是说我如拟保全安理会席位，本届联大必将失败，倘我愿放弃该席位，美方或可助我一臂之力。至此，我们明了过去三个月美方完全没动作，主要是迫使我们将安理会席位让给中共。墨菲4月的来访和基辛格7月1日与沈大使的谈话，完全是敷衍我们；基氏和沈大使谈话时，美方早已安排了密访大陆。
我方态度趋于缓和
Government受到尼克松将访大陆以及美将不支持我保留安理会席位两项冲击，经过多次会商，逐渐改变过去态度，采取较和缓的立场。我依照各位大员多次会商结论草拟了一份致沈大使电报，1971年7月25日由蒋公亲自核定，主要内容是：一、Government已修正过去若干年使用重要问题案保护代表权的主张；二、同意美国与日本以“一半的重要问题案”，亦即任何排除一个创始会员国的提案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问题，三、美国应运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力量击败阿尔巴尼亚的提案。
这项电报中另有以下三点供沈大使个人密参：一、如为使“一半的重要问题案”得以通过而必须配以双重代表案时，务期不涉及安理会席位；二、如有其它国家提双重代表案之修正意见，将安理会席位升予中共，盼美、日两国勿连署修正案；三、我方对任何形式的双重代表案，必须发言并投票反对。蒋公在核定时将上句“并投票”三字删除。
次日（1971年7月26日），罗杰斯国务卿约见沈大使及刘锴大使，对于我方上述电报的内容有较正面的反应。罗氏问道，倘若联大通过“复杂的双重代表案”（DualRepresentationComplex,D．R．C）（即将安理会席位升予中共），我方立场将如何？刘大使答复：“我方将奋斗不懈，只要环境许可。”（WeShallfightOnaSIongaStheCircumstancesPermit）以后日方也有同样的问题，我方以相同的答案回复。
8月2日，罗杰斯国务鲫正式宣布美方对我代表权的立场：一、将提“变化的重要问题案”（ImportantQuestionVariation，I．Q．V，即排除我为重要问题，关于中共入会则不在案中）；二、另提双重代表案，使中共得以入会；三、至于安理会席位将由何方担任，由大会多数意见决定。
美国人的真面目
1971年8月6日，外交部召集驻亚太地区的使节举行半天会议，将代表权案详细告知，并盼各使节返任后能全力推动。当日午后，蒋公及夫人在阳明山举行茶会款待各使节，听取大家对代表权的意见，勉励大家努力奋斗捍卫国家权益。在茶会即将结束时，蒋夫人突然发言，表示我们处理外交事务，立场不能过于软弱，“国有国格，人有人格”，这八个字一讲出来，我的心头有如受到锤击，以后问到其他与会同仁，也均感日后工作上似乎不易有弹性了。
关于“双重代表案”，美方最初计划不包含安理会问题，但是8月31日马康卫大使请见周部长，报告美国务院曾征询93个可能支助的国家，过半数以上均认为应在提案中叙明安理会席位将升予中共。马大使辞出后，我曾向周部长报告，美方态度是有迹可循的。前不久意大利、土耳其、伊朗与中共建交时，美均力主我不能撤退，但最后仍被迫离开，现在联大又是逐步要我退让，这实在是为美国未来与中共交往开路。
1971年9月11日上午，蒋经国副院长召我去谈代表权案，谈话中他有三点指示：一、应探明美方是否有助我诚意；二、对于苏俄动向要密切注意；三、我方的立场是，如美方提案通过，中共因我在联合国而拒绝前来，我应坚守阵地；但倘阿尔巴尼亚提案有通过迹象时，应先主动退会。蒋副院长明确指示，我应尽量争取留于联合国内，因国际情势多变，一年之内中苏关系可能有剧烈变化，吾人必须充分利用留在联合国内的机会。
1971年9月15日上午，周部长率我及黄传礼、张炳南两位秘书搭日航班机，由东京转旧金山，再换环球班机飞华府，下榻修翰旅馆(ShorehamHotel)。9月16日上午11时半，我们去国务院会晤罗杰斯国务卿，罗氏态度甚为恶劣。周部长提到美国常告诉我方：“本案胜负关键在于日本的态度。”有人认为这是美国推卸责任，罗氏立即恼羞成怒，谈话盛气凌人，几乎失去外交礼仪应有的风度。
1971年9月17日上午举行团务会议，我被指定为本团发言人，并且负责与主要友邦代表团联系。9月21日下午，第二十六届大会开始集会，选举印尼马立克外长为大会主席。次日上午续选委员会主席及大会副主席，我获73票当选副主席。22日晚总务委员会集会，其成员为大会主席，17位副主席及7位主要委员会主席，共25席。有关我代表权的提案有两个：一是阿尔巴尼亚提案，以17比2，4票弃权，通过列入议程；二是美国提案，以11比9，4票弃权，亦通过列入议程。美国布什大使(GeorgeBush)临时动议，将上述两案合并为一大项下之两小项，即一、“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之合法权利”，二、“中国在联合国之代表权”，表决结果9比12，3票弃权，未获通过。这次表决，英、法两国均投反对票。以后在大会审议代表权案，每次投票均对我不利。
9月24日上午，大会审议总务委员会议程项目报告，阿尔巴尼亚提案未有异议，美国提案则遭受阿尔巴尼亚反对，最后唱名表决，以65对47，15票弃权，通过列入议程。
罗杰斯国务卿言不由衷
稍后两周大会进行总辩论，我们代表团利用时间与各友邦联系固票，并不断估票，最初尚称乐观，1971年10月2日初估“变化的重要问题案”投票情形是63比62，3票弃权，而新入会的4国因代表刚到，动向不明。这一年新入会的国家有3个中东国家：阿曼、卡达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另有不丹。我代表团中，陈质平代表、田宝岱副代表、王世明顾问三位专责和这三个代表团联络。其中王世明顾问是驻科威特大使，信奉回教，熟谙阿拉伯语，短期内已与三国建立极好的关系。
在总辩论过程中，10月4日罗杰斯国务卿发言指出：“美国认为不应将世界一大部分人口及重要强权久摒会外，处于孤立，故尼克松总统在两年前即图以改变美国对华政策，寻求改善与中共之关系以期正常化……至最近始有眉目，乃决定接受中共邀请在明年5月1前访问北京，并决定支持中共进入联合国取得安理会之常任理事国席位，深盼中共入席之后，即负担此席位之一切责任与权利义务。”
接着10月5日，墨西哥艾契伐利亚（LuisEchevarra）总统发言，此时墨仍与我维持外交关系，他却表示墨国自1945年以来，即主张本组织普遍化，盼本届联大可欢迎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中共入会，并取得其在本组织，尤其是安理会应有的地位。墨国认为，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在法理上不可分割。当天的上午10时，白宫宣布基辛格将于10月中旬访问中共，此时我们仍在大会会场，获悉后立即赶返代表团，由我替周部长紧急约见罗杰斯国务卿。
下午5时，周部长率我去美国代表团见罗杰斯国务卿，指出10月中旬正是代表权案将开始审议之时，基辛格选择这个时间点去大陆访问，必然会伤害我们的共同努力，不知美国Government为何要在此时做此一宣布？罗卿答复也想先向我们告知，但不知是什么原因未于事先告知，他保证基氏此行对我代表权案不会有任何影响。他因事忙无法多谈，整个谈话只有25分钟。任何人听到这段谈话一定会同意他是“言不由衷”，而他所保证的此行与代表权案不会有任何影响，事后证明完全相反。
这一连串的发展，使我代表团10月8日上午估票发生逆转，赞成“变化的重要问题案”的变成60票，反对的增为63票，6票弃权。
废寝忘食争取支持
期间，我奉命每天都到美国代表团，与美、日、澳、泰、纽等国重要干部会商。每次会商，美国代表团的估票都较我们乐观。直到10月9日，美方的估计也变为58比60，9票弃权，4票动向不明。美方要求我们检查正反逆转是何时发生，我回到团部与同仁检讨确定是10月4日，也就是罗杰斯国务卿做总辩论演说以后。美方对于这项说法无任何反应，却反过来安慰我不要太担心，因为联合国内有走廊上普遍口语相传的谣言，说由于中苏间的冲突矛盾日益升高，华沙公约集团在表决时可能弃权或不出席，使反对票大幅下降。我很严正告诉他们，Communist party国家内部是会有争议，但是他们对付首要敌人资本主义仍是一致的，美国与其把希望寄托在谣言的幻想上，不如以具体行动来证明对我代表权的坚定支持。
1971年10月14日中午，周部长、刘锴代表和我再度与罗杰斯国务卿会晤，建议由尼克松总统出面发表谈话，表示积极支持我在联合国席位，罗卿表示同意。双方又讨论万一美方的提案要数不够，美方有没有退一步的方案，罗卿表示最高层正在研究中。
大会于18日展开审议代表权案，由74国代表先后就本案表示意见，持续进行到25日。期间，20日上午11时半，我去美国代表团与纽林(MichaelNewlin)参事、日本代表团大鹰正(TadachiOtaka)参事(李香兰夫婿，后曾任日驻缅甸大使)对票。美方最乐观，认为是58比57，15票弃权；日方认为是57比60，7票弃权，7票动向不明；我方是58比60，12票弃权。这三者之间，日本的估算比我们多出一票是马尔代夫，因为这年马国始终没有派员参加大会，因此当时联合国虽有131个会员国，我们的计票都是130国。
12月23日为周末，一连两日代表团同仁为争取支持票，几乎废寝忘食。24日是周日，上午在团部获悉阿根廷可能支持我们，如此则估票为58比58平票，大会主席马立克(AdamMalik)将做决定，而本团马树礼顾问已与他有默契，届时将助我。
最长的一天
1971年10月25日是最长的一天。一早消息不断，或称比利时将由助我改为弃权，或称葡萄牙经美国联系已同意改为助我。团内则分配同仁分区，在会场内固票。大会于下午3时40分开始，在各代表发言结束后，沙特阿拉伯代表巴罗蒂(Baroody)提程序问题发言，引议事规则80条规定，要求大会暂停处理本案24小时，以便会员国考虑沙国另一项新提案，即我保持在联合国的席位，直至我人民能在联合国主持下举行复决或公民投票，以决定未来将为一中立的独立国家，或与中共形成邦联，或与中共组成联邦。
巴罗蒂受沙国国王指示全力助我，他是多年在联合国工作的资深外交人员，对议事规则相当熟悉，不断要求上台发言。据说当年沙国国王用他，主要是因为他也是投资理财专家，为沙国皇室财产在纽约投资担任管理工作；他在代表团内始终是副代表代理常任代表，而他的待遇则依照在联合国内发言时间的多寡做决定。各国代表团传说他每天游走于联合国大厦各会议室间，进门后即登记发言，随即静听先登记各代表发言内容，他不需准备，轮到他时即席演说，最少30分钟，随即到次一会议室照样发言，一天可多次发言。第二天将有关速记纪录中他的发言辑录起来，月底向沙国Government报销，根据发言数量由Government核发薪资。因此，他的演说如天马行空。
10月25日下午，大会中他将这项技术发挥得淋漓尽致，多次依照议事规则要求发言，每次发言必长，引起与会代表极度反感。他的原意是遵奉国王谕旨全力助我，结果却适得其反。到了下午6时许，大会主席将他的程序提案先付诸表决，本来这是依议事规则所提，理应顺利通过，但由于各国代表对巴罗蒂的反感极强，这项程序提案竟以53比56，19票弃权被否决了。此时支持阿案的代表知道胜利在望，大声鼓掌庆祝。
稍后，阿尔巴尼亚代表要求先表决阿案，美代表也要求先表决“变化的重要问题案”。巴罗蒂又做冗长发言，认为应该先表决他的提案。经过一轮的发言，当晚近8时，主席裁定先就美国建议付诸表决，结果61比53，15票弃权，获得通过。此时又有数位代表程序发言，到9时48分，经主席宣布表决“变化的重要问题案”，会场极为紧张，结果55比59，15票弃权，2票缺席，未能过关。大会席上支持中共的代表在会场中跳起热舞，高声欢呼，但会议仍在进行中。
等到欢呼与庆祝稍停，美国布什大使取得发言权，要求将阿案的执行部分最后一段予以删除，随即引起另一波冗长的辩论；沙特阿拉伯又提出对阿案的修正案，经主席裁示逐段唱名表决，均遭否决。此时为晚间11时15分，我方眼见所有可以抵制阿案的方法均已用尽，乃依程序问题要求发言，周部长朗读我退出联合国的声明稿，全场空前静默。周部长于宣读完毕后，即率领我代表团全体同仁庄严地步出大会会场，美国布什大使坐在会场另一方，跑步经过主席台前，赶过来陪同全团步出。
周部长及部分团员到另一房间举行记者会，宣读另一项详细的退会声明。我们离开会场后，大会主席即将阿案全文交付表决，结果是76比35，17票弃权，获得通过，成为二十六届大会2758号决议案。主席也宣布美国所提“双重代表权案”不再付诸表决。此次会议于11时25分散会。
我和数位同仁返回代表团时，已是次日零时30分。王世明大使年逾60，一足微跛，奔波了一整天，到了团部无法忍住泪水的畅流，不久变成放声大哭。
蒋经国亲自接机
10月30日晚10时我们飞抵台北，蒋经国副院长、黄少谷等大佬都到机场迎接，对受到挫败的我们仍给予温馨慰勉。
11月5日晚10时，蒋经国副院长召我去寓所长谈100分钟，要我详细报告联合国大会的情形及我们的努力。他在结束时指示：一、我退出联合国在国际的处境将更不可乐观；二、今后对美国的关系必须设法加强，对于国会议员要多做联系；三、由代表权保卫战的奋斗过程，可知我外交人事必须彻底检讨，全面加强
蒋公则自10月底即赴高雄西子湾避寿，我曾应召于11月29日下午3时前往做40分钟的报告。他表示大家都已尽力，在全团未出发前，他已预做退会的心理准备，所以在25日表决失败后，立即发表《国家命运操之在己，坚忍奋斗不惑不摇》对全国同胞文告，这篇文告中指出，吾人“在风平浪静时，不松懈、不苟安、不骄情；在暴风雨来袭时，不畏怯、不失望、不自欺。”
如今我退出联合国已逾30年，期间国人有两种极端的看法：一是联合国不值得我们留恋，退出了对我们毫无损失；二是我们应继续留在联合国奋斗，不应退出，以致今日欲回无门。事实上，国际事务要考量时空因素。以1971年的情况，如有可能留在联合国，我们绝不会退出。
联合国的一切取决于票数，纵使那年“变化的重要问题案”、“双重代表案”获通过，而阿尔巴尼亚案失败，我们能继续留在联合国内多久，仍不容乐观。因为中共明确声明只要我在联合国内，即使中共取得会籍及安理会常任席位，它也绝不会来参加，而要透过其友好会员国持续提案排我，年复一年，直到通过这一案才会罢休。
至于今日，Government持续致力于参与联合国，则是由于联合国的功能已有变化，自1990年波斯湾战争以后，它已在维持和平安全方面有了贡献；加上国际议题日益复杂，联合国主导讨论，我在这一体系之外，实在是极为不利。因此，我们要设法重返，但不可讳言，这是一项极端困难的任务。
-------------------------------------------------------------
印尼前外长马立克：助力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

司徒眉生与马立克先生在一起合影(司徒眉生为印尼华侨,起联系人的作用)

1956年秋天，印尼总统访华先遣组于北京西苑机场与MZD主席、周恩来总理合影，右一为司徒眉生

苏加诺与陈毅元帅在一起。左一为司徒眉生

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会见周恩来、陈毅等，前排左起第五人为司徒眉生先生
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年，即从1950年10月的第五届联合国大会起，到1971年10月联合国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席位止，年年都有国家向大会提交议案，要求把被台湾占据的联合国席位给予中国，最早是印度、苏联等国。但在美国的极力阻挠下，最初几年联合国大会以“不列入议程”（即暂予搁置）处理。1960年以后，国际情势已经改变，在这10年当中，随着亚非拉许多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联合国会员国数从60个增加到99国。在1961年的第16届联大上，支持中国恢复联合国席位的国家由11票激增到42票；弃权数从4票跳到22票。台湾眼看大势不妙，“暂予搁置”的老办法显而易见行不通了，不得不改变腔调和手法。在美国的全力护盘下，又提出所谓“重要问题案”需三分之二多数通过，也就是“任何有关代表权争执的议案应视为重要问题，要以到会投票的会员国三分之二的多数决定之”，续图顽抗。到了1971年，国际冷战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1971年4月，MZD和周恩来“导演”的乒乓外交轰动了全世界，随后，基辛格和尼克松相继访华，自1968年开始解冻的中美关系有了突破性进展。到了26届联大前夕，联合国在恢复中国代表权问题上的形势正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发生着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就在这个关口，恰巧轮到印度尼西亚担任联大会议的主席国，而司徒眉生的密友——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又将走马上任联大主席。他立刻命令印尼驻香港总领事苏达尔多．西吉准将设法与在澳门的司徒眉生取得联系，“我要亲自去香港面见司徒眉生。”
　　马立克何许人也？马立克原是印尼开国苏加诺领导民族独立斗争时期的亲密战友，早在印尼独立前就跟随苏加诺出生入死。独立后，曾担任印尼驻苏联大使和Government商业部长，由于在个别问题与苏加诺的观点差异，遭奸佞小人的挑唆，被视为“托派”人物，渐渐受到苏加诺的冷遇，降为不管部长。身处逆境，昔日之好友纷纷躲避，弃他而去。虽说势利自古就是官场的传统，但临到马立克头上，还是让他无法承受。他沉闷、愤激！就在他倍感世态炎凉、孤独无助的时候，有一个朋友还守候在他的左右，让他刻骨铭心，这个人就是司徒眉生！
　　马立克与司徒眉生结识，早在1947年夏季。当时，年仅19岁的司徒眉生，以印尼华文报纸《天声日报》见习记者的身份，第一次被派遣采访重要国务活动——共和国“临时国民大会”，“临时国民大会”选在离日惹400多公里的玛琅召开，就在从日惹赶往玛琅的这趟火车上，司徒眉生与同乘一趟列车的苏加诺结下不解之缘，也与时任印尼《安达拉》通讯社社长的马立克建立了友谊。自那以后，司徒眉生与马立克交往频繁，因为谈得来，常和另一位好友卡米尔（曾任印尼外交部司长、驻联合国大使，以后和苏哈托结为儿女亲家）三人相约去雅加达郊区吃烤羊肉串，“每月至少聚餐一次”，渐渐成了很要好的朋友，被周围人昵称“三人行”。
　　人走背的时候感情最敏感。那一段时期，马立克每次去面见总统，只有司徒眉生愿陪同他前往总统府。所谓患难见真情，马立克从这点点滴滴之中感受到司徒眉生的坦诚和侠气，内心深处牢牢铭记司徒眉生的为人品行。也正是由于这种真诚深厚的情感渊源，马立克在走马上任联大主席之前，很自然就想到他的这位与中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老朋友——司徒眉生。
　　1971年4月中旬的一天，已在澳门平静生活了近6年的司徒眉生，突然接到印尼驻香港总领事馆打来的电话：“我是印度尼西亚驻香港总领事馆机要领事沙迪亚尔,马立克先生要我们与你联系，他不久要来香港，希望能见到您。”
　　司徒眉生一听是老朋友马立克要见他，马上回答：“我愿意去香港见他。”
　　似乎对司徒眉生如此爽快的答应不放心，第二天印尼驻香港总领馆机要领事又专门赶来澳门当面征询司徒眉生，得到确切答复后，方正式函告国内：“司徒眉生很愿意见到马立克外长”。
　　不久，印尼外交部长马立克即由卡米尔大使陪同专程飞来香港，与司徒眉生见了面。两位挚友的处境和往日比，整个翻了个个儿：苏哈托靠武力罢黜苏加诺而上台后，立刻“请逸民、举隐士”，遭苏加诺冷遇的马立克，因祸得福而被重新重用，担任外交部长；司徒眉生则因受牵连而蜗居澳门，以行商为生，躲避迫害。
　　这是他俩自1965年司徒眉生逃离印尼后的第一次见面，久别重逢，两颗参透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的心交融在一起，彼此内心都充满了尊崇、欣喜以及歉疚的复杂感受。尤其是司徒眉生，对马立克不以荣辱待己，不以成败论人的态度，更是充满了感激。一阵寒暄之后，马立克即宣明来意：“我已当选本届联合国大会主席。本届大会最主要的一个议题，就是恢复中国席位问题。”马立克接着说：“我可以坦率地告诉你，苏哈托总统肯定不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议案，但不至于公开反对。所以，我很想了解中国的立场。目前，印中已中断外交关系多年，沟通起来比较困难。你是我的老朋友，又与中国上层熟悉，如果可能的话，希望你去北京替我捎个口信，表明我对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权利的深切关注，征询一下中国Government对加入联合国的看法，他们对本届联合国大会很有可能出现有利于中国的新情势如何应对。”听了马立克的请求，司徒眉生怔住了，一时不知如何表态。凭借自己独特的人生经历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他意识到这是一项极重大的任务，自己能不能担当？有没有能力担当？约莫过了几分钟，司徒眉生才用一种迟缓的语调答复说：“行吧，我试试看。”
　　回到澳门，司徒眉生立即把这件事讲述给当时担负中国与澳门联络工作的“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并请他们协助与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取得联系，并表示愿为此事去北京向中国领导人当面转达。
　　但是，两天过去了，不见北京方面有任何反应。司徒眉生深知中国当时的形势，“文化大革命”正处在胶着状态，狂热的人们像着了魔似地热衷于造反和武斗，连周恩来总理本人都处于自身难保的境地。对于本届联合国大会极有可能恢复中国席位的前景和所面临的各种困难，最高决策层肯定无暇顾及。再加上中国领导人当时普遍认为，在苏哈托当政期间，马立克不可能在这个问题上有什么作为。因此，没有任何准备和打算，一付顺其自然的态势。MZD主席甚至说，今年进不了联合国，就不参加呗。
　　司徒眉生感到再等下去也不会有结果，无奈之下只好请马立克先回雅加达。临别之际，马立克再次叮嘱老朋友：“我9月初去联合国上任还要路过香港来见你，请你一定再帮助摸摸中国方面的态度。”转眼到了九月初，马立克与司徒眉生如约在香港再次碰面。之前，司徒眉生曾通过澳门南光公司再次与北京联系，仍然没有得到回音，只好空手来见马立克。
　　面对上述情况，马立克没说一句话，犹豫片刻，从手提包中取出一份文件递给司徒眉生，面有难色地说：“关于本届联大讨论中国加入联合国的议案，苏哈托总统已经给我下了训令。你拿去看看。”司徒眉生接过文件一看，“训令”上白纸黑字写明：要求对阿尔巴尼亚等国提交的支持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席位的提案投弃权票，对美国的提案投赞成票，即支持美国在联合国制造“两个中国”。看完苏哈托的“训令”，司徒眉生用拳头狠狠拍击沙发的扶手：“这岂不是在逆历史潮流而动嘛！”
　　客厅蓦然无声，谁也不说一句。
　　过了一会儿，马立克打破沉默说：“我个人始终认为，只有一个中国才能达到亚洲和世界的稳定。可是，苏哈托的训令和我的信念相抵触，我很为难啊！你的看法应该如何办好呢？”在沉默中，司徒眉生觉察到事态的严重性已经超过了自己原来的估计，不禁为中国能否顺利加入联合国担忧，更为老朋友的政治命运担忧。司徒眉生终于开口，道：“你研究过联大议事规则和主席的职权没有？有无特别发挥的空间？”
　　“仔细研究了，空间还是有的。”马立克回答。
　　“既然如此，你就想办法在此空间里实现你的理念。”司徒眉生继续说下去：“你现在已被选为本届联大会议主席，就不能站在一国外长的角度处理问题，而应站在联大主席的立场上思考问题，处理问题。”
　　司徒眉生沉吟片刻后，又道：“你作为印尼外交部长最多不过干一二十年，可印尼作为联大主席国是百年才一遇的事情，而你个人能担任联大主席，更是千载难逢啊！这是历史的重托啊！你要紧紧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争取流芳百世啊！”
　　马立克听罢司徒眉生一番至诚的话语，深切感受到老朋友设身处地替自己着想的浓浓情谊。马立克像是喃喃自语，又像是向司徒眉生表示心迹：“我应该争取，我会努力争取的。”
　　这次晤面，两位老朋友私下里谈了很久，也谈得很深。不料，司徒眉生从香港刚一回到澳门，南光公司负责人心急火燎跑来对他说：“北京方面请你立即收拾行装，即日到广州转飞北京。因为有中央领导要见你！”当时担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马立克准备派私人顾问专程前来北京征求周总理的意见，就双方的配合工作具体磋商。得此消息后，周总理让我安排专机，把他从广州接到北京。”
　　这个“顾问”就是司徒眉生。1971年9月11日，司徒眉生抵达北京。先休息了两天，司徒眉生乘机将马立克要其转达的意见写成书面材料递交了上去，没见回音。又过了几天，仍毫无动静。一天傍晚，司徒眉生在饭店附近的马路上散步，突然发现周围到处是荷枪实弹的军警，行人亦比平日少了许多，气氛异常紧张。司徒眉生好生纳闷，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接连又等了好多天，仍然没有人约见。直到9月25日，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终于来了，一见面就说：“我是代表周总理与您谈话的。”司徒眉生这才明白，欲见周恩来总理的期盼无望了。罗长青接着说：“马立克先生叙述的材料，我们都看到了。很感谢马立克先生的好意。中国Government的立场已经在中国外交部8月20日声明中完全表达了。当然，希望马立克先生在可能的情况下给予帮助，但也不勉为其难。”
　　时隔一段时间之后，司徒眉生才得知，原来，他在北京的那段时间，中国发生了林彪叛逃国外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的重大事件，将其北京之行的安排全部打乱了。
　　1971年10月25日，一个举世瞩目的日子。当第26届联大执行主席马立克举起手中的木槌，果断地裁决：“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就意味着台湾已丧失联合国席位，无需对台湾席位问题再进行表决。”随着木槌铿锵有力地落在主席台前的案桌上时，联合国大会以76票对35票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要求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和立即把台湾当局的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的议案。美国的“投票机器”失灵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权利经过22年的斗争终于得到了恢复！
　　马立克实践了自己的诺言。表决结果一出来，第二天一早，马立克就嘱卡米尔给司徒眉生打来越洋电话，急切而又兴奋地问：“你听到消息了没有？”“听到了！”
　　卡米尔立即用英雄凯旋式的语气说：“回程时马立克外长和我可能要取道香港，稍事休息再回国。你可要好好陪我们逛逛街啊。”
　　后来，马力克因有急事直接从纽约回国了，卡米尔果然来了。
　　30多年后的今天，当司徒眉生向记者追忆这段往事的时候，不胜感慨地说：“马立克的一槌定音功不可没。我只是因缘做了一点应做的事。其实，这一切最重要的因素并非某个人所为，而是历史潮流谁也抗拒不了！

彪彪

大国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