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万日侨怎样逃离兵燹之地

佚名 · 发表于 2010-1-12 22:37:57

张家口的四万多日侨，是在苏军大兵压境、八路军突然攻城的情况下，于毫无宽限余地的极短时间内，匆匆逃离兵燹之地的。

　　苏蒙联军于14日攻抵距张家口不到50公里的张北。当日，苏蒙联军以迅猛的攻势，击溃驻张北日军及伪蒙疆骑兵，一举占领伪蒙察哈尔联合自治政府、日伪的华北军事重镇张家口。15日以后，苏军对张家口北面30公里的狼窝掌阵地不断进行炮击，并发动猛烈进攻。而于15日晚，八路军察南军分区某部，已赶到距张家口东南15公里的青边口，与苏蒙联军对张家口日军形成夹击之势。

　　8月19日夜，在南北两个方面的日军纷纷向司令部告急，张家口已危在旦夕之际，驻蒙疆日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下令，通知日侨迅速集中，准备向北平、天津两地撤退。

　　夜幕笼罩下的张家口市区，很快陷入一片混乱。

　　早已惶恐不安的日侨得到撤退的命令，纷纷涌向火车站。一些主要街道早在数日前筑起的工事和路障，致使漫无秩序的日侨不时将交通堵塞。汽车喇叭尖厉的鸣叫，日侨焦急无措的怒骂和指挥撤退者的呐喊乱成一片。人群拥挤着，攒动着，进退不得。后来的日侨越来越多，仿佛不断涌来的潮水。而障碍一旦解除，那情状便更其惨烈。洪水决堤般的人流，将一些老弱病残者冲倒在地，使他们在无数后来者的践踏下受伤死去。

　　车站内外不久便挤满了人群。但宣化方向的日军向司令部报告：铁路已被严重破坏，正在抢修。

　　狼窝沟方向不断传来沉闷的炮声，市郊一些地方正发生激烈的枪战。这使滞留在车站的日侨更加恐惧和焦躁。人群稍疏的地方，躺着病人和疲惫已极的老人、儿童与孕妇。时间十分紧迫，多滞留一分钟，就意味着多增加一分危险。

　　凌晨两点多钟，车站的广播告诉人们，东去的铁路已经修好，站内侨民立即上车。

　　在等待中平稳下来的人群又突然乱了起来，月台上的拥挤自不待言，那些尚未进站的日侨顿时处于紧张状态，候车室的人们想通过狭窄的入口进入站内，而站外的人们则都想抢先进入候车室，哭喊声、叫骂声哄然而起，指挥撤退的日军已无法控制局面。

　　紧接着，车站广播室又宣布了一道日军司令部的命令：为使列车多运送侨民，严禁撤退人员携带箱箧行李上车。

　　日侨们为日后生活计，离家之前，大都将钱钞金银等全部积蓄装在箱子里或包袱里，随身携带。一些日侨在听到这个命令后，伏在行李上失声痛哭。但为了保全性命，他们只得将多年积蓄忍痛丢弃。

　　22日，当八路军再次攻入城内时，见车站前面的广场上到处都是皮箱、提包、包袱。他们将这些行李集中起来，堆了好几排，每排都有一两丈高。另外，广场上还有日军丢弃的野炮、榴弹炮20多门，大小汽车100多辆。

　　由于秩序混乱，三列满载侨民的火车到凌晨4时许才开出车站。

　　另一方面，运送日侨的第一批汽车，也于凌晨3时许开出城外。

　　但是，车站广场上的日侨并未因火车的开走而见减少。在市郊居住的日侨正陆续赶来，增加着候车室的人数。

　　就在大同方向奉命开来运送日侨的火车尚未抵达张家口时，八路军攻城的战斗打响了。

　　拂晓时分，城郊东山坡突然响起清脆的枪声。紧接着，牛槽洼日军阵地、东窑子日军总后勤部等处也发生了战斗，轻重机枪和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

　　激烈的枪声使本火车站一带本来就骚动不安的日侨恐慌万状。车站广播中传出“侨民立即撤回大清河以西”的命令，广场上顿时大乱，数以千计的日侨失魂落魄地涌向大清河铜桥头，争先恐后地过桥。于仓惶逃命中，更多的人被挤倒在地，在人群的践踏下受伤或死去。还有一些人被挤落水中。

　　广场上的日侨撤走不到一半时，八路军已攻到火车站附近，与守卫车站的日军展开激战。子弹飞蝗般从月台上尖叫着掠过，手榴弹爆炸声接连不断。

　　一座站台仓库被炸燃烧，火光照亮了残夜中悲惨的逃亡景象。由于车站出口被急于逃命的人阻塞，月台上的人纷纷跳下铁道四散奔逃。一些腿脚不便的老人、妇女和儿童，在惊慌中不时被铁轨或枕木蹲倒，有的只能在亲人的搀扶下战战兢兢地前行。不断有人被流弹击中，惨叫着倒下。受伤的人拼尽全身力气向前爬着，在身后留下长长的血道。有的人被吓得瘫倒在月台下或一节车厢旁，瑟瑟发抖。还有的人在翻越车站另一侧的铁丝网时被流弹打死，尸体悬挂在网上……

　　天亮以后，待车站周围的日侨基本撤尽，守卫车站的日军边打边撤，退至清水河西侧，沿河拉开防线，用强火力封锁铜桥，挡住了东岸八路军的进攻。但火车站已被八路军占领。

　　集结在火车站北面公路上准备撤退的大批日侨，也在骤雨般的枪声中撤至大清河西岸。其仓惶逃难的场面，与火车站的日侨大致相同。

　　次日早晨，血红的太阳照常从东山顶露出脸来。但这对张家口四万日侨来说，则是永远难忘的日子。

　　大清河两岸的战斗仍在继续。

　　涌回城内的日侨，有的扶老携幼重返家门，有的拥挤在街两旁的小巷中，一时不知所措。城内再次陷入混乱。

　　日军司令部向据守河西的日军派去了增援部队，试图夺回火车站。但他们向东岸发动了几次冲锋，均被八路军击退。

　　午后，数百名日军再次冲过铜桥，呐喊着向火车站发动进攻。这批日军在火车站附近与八路军对射了两个多小时后，被八路军的反冲锋逼回桥西。随后，八路军组织轻重火力，严密封锁铜桥，扼住了日军通住火车站的要道。

　　直到傍晚时分，狼窝沟的日军与苏蒙联军达成协议，部队陆续撤至市区时，八路军的攻城部队才撤离火车站。但苏军要求解除日军武装，被日军拒绝，战斗随时可能继续发生。

　　入夜以后，城内的日侨又满怀恐惧地向火车站与公路方面集中，在军队的保护下，乘火车、汽车或徒步向平津方向撤退。

　　20日夜，驻蒙疆日军司令官根本博中将向华北方面军电报请示：

　　“张家口附近住有约四万日人，从20日晨已开始撤退。但全部撤出，至少要到22日。为使军队后撤至少能有两三天剩余时间，可能的话争取一周时间的机动余地，将继续进行交涉。对方若不应允，则为争得最小限度可资利用的时间，决心集结现有之总兵力，坚决在长城外线要地阻止敌军前进。”

　　但是，根本博中将的请示，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未予批准。

　　22时上午，八路军再次发动进攻，控制了火车站。从狼窝沟撤下的最后一批日军，与城东方向的八路军攻城部队经过激战后，向北平方向退走。

　　张家口市内大街上，到处扔着刺刀枪弹等武器，以及伪军警察逃走时扔下的衣服。未来及撤走的日侨，四处求告，要求在中国百姓家中避难。一些两手空空的日本年轻妇女和姑娘，跪在街边，向路过的中国男人磕头，用生硬的中国话哀叫道：

　　“老婆的干活，妹妹的干活。”

　　这些陷入绝境的日本女人，只有靠自己的身体求得一线生机。

佚名 · 发表于 2010-1-12 22:38:35

1946：大批女日侨速嫁中国男人

　　日本投降以后，一些女日侨为了能留在中国，开始以惊人的速度与中国男人结婚。自国民党政府下达了全部遣返在华日侨的命令之后，这一现象达到了高潮。在这些女日侨当中，有的人在战时已与中国人恋爱，有一定的感情基础。然而更多的人则只要对方身体无病，年龄相差不大就行。在东北，于八一五以后短短数月内与中国人结婚的妇女，比八一五之前十几年的总和还要多出几倍。在北平、天津、上海等日侨比较集中的地区，突击寻夫的女日侨也是数以千计。

　　与中国男人结婚，成为这些妇女留在中国的唯一借口，也是寻求温饱生活的唯一出路。

她们为什么不愿回国？

　　这些女日侨为什么不愿返回祖国，而要留在异国他乡，与自己根本不了解，更谈不上有什么爱情的男人结为夫妻？为了使今天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日本女人的心态和她们选择这条可悲出路的动机，作者须对战后日本国民的生活状况先做简单的叙述。

　　8月15日这一天，在日本历史上是划分战前与战后的一条分界线。但在日本人民的实际生活中，战前与战后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战后的生活是战前的继续，而由于战败带来的毁灭性灾难，使日本人民生活的困苦程度与战前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8月15日以后，日本黑市猖獗，物价扶摇直上，粮食极端紧缺，从公职人员到普通百姓，无不面临着饥馑的威胁。在许多市区的一些废墟上，挤满了黑市商的摊床，出售的物品有食品、衣物等等，可想而知，卖主已到了无物可卖的地步。在卖食品的摊床前，人们像饥饿的猪仔一样拥挤在那里贪婪地围观。由于国家无法满足国民的最低需求，黑市越来越多，而商品的价格也高于国家定价数十倍。大米一升（约1.4公斤）达120日元；土豆一贯（约3.75公斤）55日元；一盘仅有七八片的蒸山芋20日元。而普通职工的月平均工资只在600左右。女职工的工资仅有男职工的二分之一。许多人为了活下去，将家中可变卖之物，乃至随身穿戴的衣服都拿到市场上去换取粮食。城市居民为了得到粮食而身上的衣服一层层脱下来变卖的情形，犹如层层剥皮的竹笋，因此当时又有人称其为“竹笋生活”。

　　与在饥饿中挣扎的市民生活相比，监狱中的生活反而令囚犯留恋。有一名犯过12次案的男子，被释放时，警方发给他够吃五天的饭团和95元现金。这个数目在战时，相当于大学刚毕业的职员一个月的工资。

　　此人为回家乡德岛，到东京火车站乘车。因车票已售完，他必须等到三天后才能返家。他无事可做，便到黑市闲逛。他看到很久没有吃到的蜜桔，便买了三个，花去10元。后又买了一把花生，花去10元。他在一个小摊旁坐下来，要了一杯酒，花了25元；一碗用豆腐、山芋等混合做成的日本菜，花了50元。转眼间，身上的钞票已花得分文不剩。他暗自思忖：看来，我在这个自由世界没法活下去。于是他便来到银座一丁目，钻进一家用木板临时搭成的小饭馆里，故意吃了七十元的饭菜，结果被人扭送到东京警察署。在拘留所里，他仿佛回到了故乡一样亲切，而即将重返的左巢监狱对他来说，要比故乡还要美好。

　　日本国民中有许多人患了“萎缩症”。这种病是由于饥饿和营养失调造成的，先是体重下降，面部和下肢浮肿，脉博变缓、易疲劳、贫血。意识虽然清楚，但是嗜睡、慵懒，身体抵抗力极度衰弱，甚至稍一激动就会死去。

　　东京地方FY刑事部审判官山口良忠，有妻子和两个孩子。山口每月收入3000日元。但这个数目难以维持全家生活。当时有很多审判官转业去当律师，好多赚一些钱吃饭。而山口却坚定不移地干自己的本行。孩子们饿得又哭又闹，妻子实在看不下去，准备拿点衣物到市场换点黑市粮充饥，山口坚决阻止，他说：

　　“身为裁定别人守法与否的审判官，怎么能去买黑市商品呢？我们只能靠工资维持生活。”

　　夫妻俩把配给食品几乎都给两个孩子吃了，他们自己每天只喝些稀汤度日。岳父和朋友曾经从乡下弄些粮食送来，但都被山口拒绝。FY里，数以千计的违反经济法案件，要山口一个人审理。在饥饿和疲劳的双重负担下，山口极度营养失调，终于有一天，昏倒在FY的办公桌旁。经YS检查，山口不仅严重营养不良，而且患了浸润性肺结核。

山口不久便死去，他在病床上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粮食统制并非良法。但是它作为成文法，每个国民都应绝对服从。自己宁愿饿死，也不能违反法规，购买黑市商品。平素，我非常敬佩苏格拉底那种明知是孬法仍竭诚服膺的精神。今天，日本这个法制国的国民，尤其需要这种精神。因而，我毅然决然向黑市挑战，直到饿死。自己每天的生活就是走向死神的行动。”

　　战争造成的另一大灾难，是千百万日本人无房可住。至1945年底，日本政府拼尽全力，仅在全国建造了每间约七平方的临时住宅10000间。成千上万的人不得不自己建房。但是由于建筑材料价格暴涨，百姓要靠个人力量建房十分困难。在东京的板桥区，有32家共110人挤在13间小房子里。在一块榻榻米上必须住两个人。有的地方在四块半榻榻米上住老少六口，乃至发生了一个熟睡的孩子翻身时，胳膊堵住了身边婴儿的口鼻，致使婴儿闷死的悲剧。

　　所谓临时建筑，就是用被战火烧过的马口铁，在被飞机空袭炸成的废墟上草草搭起来的小棚子。这些小棚子一到下雨便到处漏水。棚内摆满了接水的盆盆罐罐罐，连一块能铺上被子睡觉的地方都没有。在好些棚子里，人们处于没有榻榻米、没有生活用具、没有铺盖的赤贫境地。还有一些更可怜的人，只能在防空洞内过夜。所谓“防空洞”，只不过是人们战时在院子里挖的壕沟，充其量不过三四平方米。当时，著名的裸体画家山下清一一家人，就在战火烧过的公共厕所上用杉木和焚烧过的马口铁搭起的棚子里栖身。一般百姓的居住条件可想而知。

　　战后的日本，无论国营铁路还是私营铁路，都在空袭中遭到严重破坏。尤其是因运送军需物资而长期得不到维修，铁轨、车辆、设施都呈现出严重损坏和老朽状态，运输能力极低。国民们为了乘车，必需在发车前几小时就挤在剪票口排起长龙。车厢里被乘客和大小行李挤得水泄不通。通道里挤满人自不待言，连行李架上、座位下面也无隙可乘。沿途每一个车站，几乎都有黑市商为了挤入已经饱和的车厢而打碎车窗玻璃。用运输省旅客课长川村的话说，旅客已经处于“暴动状态”。火车乃至电车内挤死人的事时有发生。

　　战后日本国民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悲惨状况，通过广播文件等途径，不断传到中国，使日侨们对回国后的生活深感忧虑。而生存能力和客观条件都比男日侨差得多的女日侨，更是对回国怀着恐惧之感。八一五以后，各地区进入政府以及金融、邮电、财税、文化教育等部门工作的普通日本妇女均先后解雇。一些年轻而家境较好的姑娘，尚可依靠父母生活，而一些家境贫寒或有子女的妇女生活却失去了着落。在东北，被解雇的日本妇女为数众多，一些生活困难的中青年妇女甚至沦落为娼妓。

　　在数量庞大的女日侨当中，大多人缺少一技之长，可谓求生无路，留用无望，故要留在中国不走，只剩下火速嫁给中国男人一途。

卖花酒的日本姑娘

　　在东北，据沈阳日侨俘管理处于遣返开始后不完全统计，与中国人同居、结婚，或做佣工的女日侨大约在10万人以上。这些日本妇女大部分是在八一五以后嫁给中国男人的。许多姑娘与中国丈夫的恋爱时间只有几天，甚至一夜之间。

　　当国民党东北行辕进驻沈阳时，市区一些街道旁，有一间间独立的小木屋。这些小木屋是简陋的酒店，面积只有三四个平方。屋内有简易柜台，柜台上摆着酒坛、酒碗和大豆、花生米等下酒小菜。卖酒的都是一些20岁上下的日本姑娘。来小木屋喝酒的人大都是一些车夫、苦力或进城买货的农民。卖酒的日本姑娘，穿着和服，脸上涂着脂粉，有的倒也颇具姿色。

　　进小木屋喝酒的人可以跟卖酒姑娘调情，姑娘也曲意逢迎，和顾客打情骂俏。有些男人趁着酒兴搂着姑娘又吻又摸，也不会遭到拒绝。沈阳人称这些日本姑娘为“卖花酒”。尽管如此，卖花酒与那些卖淫的日本JN相比，还算是比较文明的职业。

　　大遣返的消息传开以后，这些卖花酒的姑娘由于职业的便利，便在很短的时间内嫁给了中国人。而娶她们的人当然只能是那些车夫、小贩、搬运工和城郊的农民。她们所嫁的男人，有的是小木屋的常客，有的却是第一次踏进酒店，在喝二两酒的时间内结束了恋爱的过程。

　　有一位名叫李炳贵的30岁左右的农民，进城卖鸡。到了中午时分，他走进一间日本小酒店喝酒，进门时见一个40多岁的男人正搂着卖酒姑娘又亲又摸，便要退出。但那姑娘见来了新顾客，立刻甩开了那个喝得半醉，脸红如枣的男人，亲热地向他打招呼。

　　姑娘的热情态度，使李炳贵不好意思走开，便要了二两酒，一点花生米，坐在柜台前默默地喝起来。那个男人见已不便撒野，便悄悄离去。

　　姑娘很少接待这样规矩的顾客，又见李炳贵相貌忠厚，体格健壮，便对他生了好感，对他不住地问这问那，并为他添了一小碟大豆，说是免费奉送。这样一来，他反而更感拘促。

　　后来，姑娘又问起李炳贵的年龄、家庭情况、有无妻室，他一一如实回答。姑娘听说他尚未娶妻时，便问：

　　“你看我做你的妻子合适吗？”

　　他想不到她竟会说出这样的话，感到太突然。他仔细地打量那姑娘，见她脸庞清秀而又和善，身腰丰满而又苗条，一双小手又白又嫩，年龄不过20出头。这样一个日本姑娘，竟在仅仅见面十几分钟后提出要嫁给他，实在令他难以置信。他憨笑了一声，说：

　　“姑娘可别跟我耍笑，我可是个乡下穷汉。”

　　“不是跟你耍笑，我说的是真的。”

　　姑娘的表情很认真，不像是和他开玩笑。突然降临的好事，使他如坠梦中。片刻过后，李炳贵酒也喝光了，菜也吃完了，而关于终身大事的商谈也最后敲定了。

　　当天夜里，这个幸运的汉子从乡下驾着一辆马车来到城里，接走了卖花酒的姑娘。而小木屋中的酒坛和用具也被搬上马车，一并拉走，算是这位日本姑娘的嫁妆。

　　尽管如此，这位卖花酒的日本姑娘要比张家口那些跪在街头喊：“老婆的干活，妹妹的干活”的日本妇女要幸运一些，她毕竟还有选择的时间和范围。而那些姑娘只能让愿意要她们的男人带走，至于那些男人年龄多大，相貌如何，有病无病，只能听天由命。

佚名 · 发表于 2010-1-12 22:38:53

并非都是没有爱情

　　成千上万的女日侨与中国男人突击结合的婚姻，也并非都是没有爱情。以前在各行业工作过的姑娘，有一些人已和中国职员悄悄恋爱，或产生了一定的友谊。但由于当时日侨在满洲属于高等国民，日本姑娘与普通中国人恋爱结婚，会受到来自家庭和社会舆论的阻止和责难。加之日本姑娘大多家教甚严，一般不敢擅自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所以真正结为伉俪者很少。

　　日本投降以后，日侨在中国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作为战败国的国民，能与中国人结婚已成幸事。原先与中国人有一定感情基础的日本姑娘便大胆投入情人的怀抱。

　　一位在银行工作的日本姑娘，在战时就与一位中国男职员偷偷相爱。姑娘的父母得知此事后，坚决阻止她和那个职员接触，并通过银行负责人向那个职员施加压力，如果他再敢和那姑娘保持恋爱关系，就会被解雇。一对异国情侣不得不终断了往来。

　　1946年春天的一个夜晚，这位日本姑娘偷偷从家里跑出，来到她的中国情人家中，向他表示愿意留在中国，与他结婚。那位职员自然喜出望外。

　　从此以后，这位日本姑娘再也没有回家。

　　又有一位名叫永田洋子的日本姑娘，原先在沈阳某初级学校（相当于现在的初中）当教师时，对同校一位名叫戚怀玉的中国教师有好感。戚怀玉受进步思想影响，对日本关东军在东北的统治深为不满。他曾暗中组织读书会，在青年中宣传抗日思想。他们的行动后来被永田洋子察觉。

　　永田洋子的父亲是关东军沈阳宪兵司令部的文职官员。一天，姑娘从父亲口中得知，宪兵司令部当夜将对政府所有各机关有左倾思想的公职人员进行一次突击检查，发现藏有违禁书籍或宣传品的人，将受到开除或拘禁的处罚。姑娘听了，不禁为戚怀玉担心。晚饭后，她便到学校教师宿舍去找戚怀玉，如遇宪兵检查，她准备设法保护他。

　　永田洋子平素与戚怀玉在一起时，只限于谈谈文学、人生以及身边琐事。洋子爱好中国古典诗词，而戚怀玉在这方面颇有造诣，谈起李、杜、苏、辛头头是道，令洋子深为敬佩。而两人对人生和世事的见解也大致相似，颇有共同语言。洋子暗暗将戚老师引为知音。但由于中日两国处于对立地位，因此两人的关系一直停留在较为隐晦的友谊阶段。至于爱情，谁也没有说破。洋子凭着姑娘的敏感，有时发现戚怀玉对自己怀有戒心。这种发现，使她一度为自己出生在一个关东军军官的家庭而感到痛苦。

　　永田洋子敲戚怀玉的房门时，他正在翻阅宣传马列主义、分析内地抗战的小册子，桌上正摆着几本共产党通过地下组织散发的宣传马列主义的书。听见洋子敲门，他赶紧将书藏在垫被下。由于一时慌乱，没有摆平，垫被隆起一个包。

　　洋子进门后，他便坐在床上。其实洋子进门时已发现了那个可疑的地方。但她佯作未见，坐在书桌旁的椅子上与他谈起了文学。

　　永田洋子夜晚突然造访，对戚怀玉来说，还是第一次，而且过了9点，姑娘仍无离去之意，好像有谈不完的话题。戚怀玉不禁满腹狐疑，难道洋子今晚要向自己吐露爱情，或者……

　　将近10点，门外突然传来急促的脚步声，继而有人粗暴地敲门。戚怀玉一惊，脸也变了颜色。屁股底下藏着“危险品”，屋里还坐着个日本姑娘，如遇日本军警突然检查怎么办？他略一迟疑，门敲得更响，外面的人用生硬的中国话斥令开门。永田洋子微笑道：

　　“有我在这里，不要紧的，你去开门好了。”

　　戚怀玉将信将疑地去开门，而永田洋子则迅速走到床前，拉开被子，盖住了那块凸起的地方。

　　几名宪兵一拥而入，看见屋内坐着一个日本姑娘，表情都有些惊讶。

　　永田洋子从容镇定，迎上去用日语与宪兵搭讪。她说出父亲的姓名和在宪兵司令部的职务，又故意很随便地提到宪兵司令的名字，说他几次到她家做过客，和她父亲交情很深。随后她才说：

　　“你们要执行公务，那就请吧。”

　　为首的宪兵见这个日本姑娘竟是军官的女儿，便一面道歉，一面退出门外。

　　宪兵走后，戚怀玉见床上的可疑之处已被被子盖住，这才明白了永田洋子迟迟不愿离去的用心。

　　从此以后，两人开始真正相爱。

　　日本投降以后，永田洋子的父亲被苏军押送西伯利亚，不久，洋子不顾母亲的反对，毅然与戚怀玉举行了婚礼。

才为眷属，即成永别

　　对于和中国人结婚或同居的日本妇女，东北和内地各战区制定的遣返政策各有不同。

　　国民党北平行辕于1946年1月曾下达一项命令：“日本妇女嫁与中国人，欲免受拘禁（送入日侨集中营。作者注），可申请加入中国国籍；中国妇女嫁与日本人者，可准其离婚。”这样一来，许多八一五前后与中国人结婚的日本妇女，纷纷申请加入中国籍，不再遭受夫妻永别的痛苦。而她们留在中国的目的也终于达到。

　　但是，东北沈阳日侨俘管理处拟定的遣送计划中则规定：“日本妇女，凡在日本投降后与中国人同居或结婚的一律遣送，不准暗藏；凡在日本投降前与中国人同居或结婚的特别是已有子女的人，按其志愿经当地政府批准暂不遣送。而未经批准者则不准窝藏，一律遣返。”

　　这条规定致使多少异国男女才为眷属，即成永别。

　　1946年春，国民党东北行辕进驻沈阳、长春等大城市后，曾有一些日本少女与国民党军官兵恋爱同居。但这些异国情侣，大多以罗曼谛克开始，以离散的悲剧告终。

　　在这些由中国军人和日本少女共同演绎的一出出爱情悲剧中，充满了缠绵悱恻、忠贞不渝、乃至惊险曲折的故事，听起来很像小说，但却又不是小说。作者将在以下几节中叙述几位于1946年随国民党军转战东北的青年军官在沈阳与日本少女相恋的动人故事。由于讲述者要求作者不要透露其姓名，因而下面的故事是真的，姓名是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