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隆武帝的战略问题——看南明朝片面抗战

沈阳老张 · 发表于 2009-12-26 21:23:37

隆武帝在其登基诏书中宣告将派出闽军20万，克复南京，其实是虚张声势。他真实的意图是打开西进通道，到湖南依靠何腾蛟。为此，他部署闽军大举出击江西，但闽军因缺粮缺饷，屡战屡败。隆武帝速败的主要原因是其战略决策失误。
关键词：隆武帝  战略  闽军  南明史
在南明史三大政权中，隆武帝是最有雄心的一个皇帝，他积极筹划恢复南京的战略计划，并力图付之实行。从清朝以来有关隆武帝研究的著作与论文，都对隆武帝的复兴战略给予较高的评价[1]。本文并非对隆武帝的大节持有异议，而是认为：隆武帝的战略是一个脱离实际的空中楼阁，隆武政权的速败，与他的战略规划与当时的军事形势严重不符有相当关系。
一、隆武帝辖下军队的数量与质量
自古以来，战略方针的制定，必须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对隆武帝来说，他“五路出兵，克复南京”的战略也要和自己拥有的力量相匹配。因此，在评价隆武帝的战略之前，有必要评估隆武帝依靠的基本力量——他指挥的军队及其盟友鲁王的部队。
（一）隆武帝辖下的闽军
郑芝龙所部闽军是隆武政权的主要支柱。关于闽军的数量，今人多引用江日昇《台湾外纪》（又名《台湾外志》）的记载，其原文云：（隆武帝）“令人筑坛郊外，拜郑鸿逵为大元帅，率周鹤芝、张明振、杨济时、陈秀、郭曦、陈霸、郑陞等领兵五万，诸葛倬等为监军，道出仙霞关，往严、衢，接应张国维、方国安，恢复浙东；郑彩为副元帅，率施天福、郑联、郑斌、张进、朱寿、刘全、江美鳌等领兵五万，以张家玉为监军，道出五福杉关；联江抚杨廷麟、会楚抚何腾蛟合师。”[2]《隆武纪略》一书载有隆武自称监国后的登基诏书，诏书也说自己将派闽军20万，五路分兵，攻击南京[3]。这样看来，《台湾外纪》的记载似乎“于史有据”，但在实际上，隆武帝根本没有20万大军！
要了解闽军的真实实力，我们应从明末福建军队的演变过程来看。崇祯年间，由于北方的军事局势严峻，关外有大金之兵，关内有李自成与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明朝已将全国各地所有可用的军队都调至北方作战。不过，福建由于海寇问题，一直保留着一支水师，由郑芝龙率领。从明代的一些档案中可知：郑芝龙所率水师数量并不多。崇祯四年，郑芝龙与山寇钟凌秀作战，其部下不过二千余人。[4]随着北方战事日益紧张，崇祯帝想调福建水师去北方作战，“但议调粤将郑芝龙、闽兵一万，船三百号”，其后，知福建方面无法备足，又降为水兵三千[5]。尽管这样，郑芝龙仍然认为：“闽无余兵，一拨三千，伍虚必乱。”[6]因此，他提出另召军队赴北方。按，其时郑芝龙辖下水师的军饷，皆由郑氏自备。黄道周在明末曾经与张肯堂说到郑芝龙招兵，“曩时尝闻郑帅损赀六万，得长鬣三千”[7]。可见，郑芝龙直辖的军队不过三千人而已。对一支私人出饷的军队来说，这一数量也已相当多了。明末福建另组的军队，弘光时调至江南，《南天痕》云：“江南立国，肯堂（福建巡抚）选兵三千，令副将周之蕃率以助防江。”[8]我们知道：其时镇江的总兵是郑芝龙之弟郑鸿逵。郑鸿逵在明末任南赣副总兵，他于南明弘光时奉调镇江守江，可见，郑鸿逵所率水师，即是福建省在明末组织的那一支准备北上的水师，兵员多来自临时招募，战斗力不强。清军渡江南下，郑鸿逵在镇江作战失利，由陆路退往福建，途中，他开始拥立唐王。其时他身边尚有残兵。史料记载：六月，唐王“进衢州，收散卒得千余人”[9]。其后，唐王在建宁府，“令靖虏伯郑鸿逵给守关兵饷二月。谕文曰：‘昨据先生启请关防与中标黄将官领兵二千名，令把守仙霞岭等关。’”[10]可见，唐王入闽时，即将原隶郑鸿逵的兵留在仙霞岭守关。这就是郑鸿逵真正的实力，不过二千人而已！由此可知，明末郑芝龙与郑鸿逵所部闽军合共只有五千之数。
隆武政权成立后，由于形势的需要，郑氏诸将大肆招兵。可是，由于军饷来源的限制，闽中军队的数量一直不多。郑芝龙的部队主要由郑彩与张家玉率领，隆武帝曾经为其定营额，“永胜准兵六千，与张家玉各将三千人”[11]。文中的“永胜”即为永胜伯郑彩。可见，扩张后的郑芝龙嫡系闽军，其总数不过六千人而已。郑鸿逵的部下可分为两支，其一由周之蕃率领，其二由黄光辉率领，黄光辉所部即是仙霞领的驻军二千，而周之蕃与陈秀一起在江西作战，《思文大纪》一书云，隆武帝“敕汀州副总兵陈秀援南赣建昌，加兵二千五百名，以汀库现在银一万两，准给陈秀召募。务令兵精饷节，以益金汤”[12]。可见，其数量也很有限。其后，隆武帝在福州将当地的卫所军编入御营，其数量也不过数千人，由郑芝龙任统帅。黄道周曾说到郑芝龙辖下的部队，“臣计诸贵人所统师，合召四关之士，不能二万人。臣所募十二营，四千三百二十人”[13]。黄道周文中的“诸贵人”，即指郑氏诸将。在他看来，郑氏军队最多不过二万人左右，可能还不到二万。再加上黄道周所召兵，就是闽军的总数了。
（二）隆武辖下的粤军、赣军
隆武帝的管辖范围遍及东南诸省，在他的命令之下，各省军队从各地调向前线，张家玉在隆武元年九月十日所上《报明江省情形疏》中提到：“闽粤现到之兵，如周任凤之五千，周之蕃、陈秀之三千余，而又以虔抚之旧额五千，新额四千，整顿而*纵之。”[14]可见，当时在江西作战的除了闽军之外，尚有粤军与赣军。陈秀为郑芝龙的部下，周之蕃为郑鸿逵部下，因此，陈、周所率三千人应为张家玉所提到的闽军，而粤军应当就是周任凤所部五千人；他如赣军约为九千人左右。可见，隆武之初，所部闽粤赣正规军总数约为三万四千人上下。在这里附带说一下，明末崇祯年间，郑芝龙被任命为广东的总兵，率粤军在粤东方面剿匪，而郑鸿逵任南赣副总兵，在赣州剿匪，所以，上述粤军与赣军，早期都是郑芝龙系统的军队。
（三）鲁王辖下的军队
鲁王辖下的军队主要由方国安统领，号称十万，但其中敢战之士却不多。在温州任职的卢若腾说：“宁绍官兵、乡兵皆聚守西兴关，靖夷伯方国安之兵屯扎富阳，通计得十余万，虏之在杭州者不过四千，又皆黄得功、高杰之溃卒附于彼；其中真虏，不过二三百耳。夫以十万之兵当三四千乌合之众，胜负之数，愚者辨之。而识者反以为危急，两大可忧；则何以故？兵多而不精，食难为继；将多而无统，涣不可使也。方绅士之起义也，惟患人不为兵，见略似人形者，辄收之；强弱老少，都无拣择。”[15]由此可见，方国安军队的数量虽多，却无法对付杭州的四千清军。隆武帝期望他发挥更大作用，其实是不可能的。
我们清点了隆武及其“盟友”鲁王所部联军实力后，可知其总数约为十三万四千，其中多为刚刚组建的新军，训练极差，而且粮饷供应不足，士兵没有战斗力。隆武要凭这样一支部队发起战略进攻，胜利的希望很小。反过来我们看清朝的军队。清军进入江南，几乎没有经历大的战役，江北四镇与左梦庚所部明军主力便投降。其后，清军主力北旋，清廷主要依仗投降的明军主力来对付江南的抗清武装。这些降清的原明军队虽然不能与清军作战，但对付江南民众却绰绰有余。因此，杭州的清军虽然只有四千来人，却能对抗方国安所部十万余人；而进入江西的金声桓所部清军，总数不过二万人，却攻略江西大多数府县，仅留下赣州在明军手中。在这一背景下，隆武帝要举行战略反攻，显然是一个不合时宜之举。
二、隆武帝五路出兵战略的策划
隆武帝入闽与五路出兵计划。隆武帝从杭州抵达衢州时便自称监国，这一举动，最关键的是要得到当时各省督抚的支持。在当时东南数省中，浙江与江西都面临清军的大举进攻；江西的督抚在清军抵达南昌后，纷纷投降，这可以证明他们并无抗清的决心。而广东太远，隆武身边的官员与广东官场联系不够。在这一背景下，他入闽其实是最好的先择。由于黄道周对福建巡抚张肯堂的影响，以及郑鸿逵对郑芝龙的影响，隆武帝最后得到闽中大臣的支持。他入闽后，起用了诸如蒋德璟、黄道周、黄景昉、何楷、陈洪谧、林欲楫、朱继祚、黄鸣骏、郑瑄等一大批闽籍重臣，这些人中有不少在崇祯、弘光时就已经是大学士了，隆武将这一部分人纳入帐下，又引来广东何吾驺、江西傅冠这些外省籍的旧辅臣，便使他的统治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这些人在政界尚有相当的影响力，他们承认隆武政权，各省督抚便跟着走，于是，隆武取得了明朝的正统地位。所以，隆武政权的建立，与其进入福建有关。其入闽的策略是正确的。
隆武帝闽中即位，这使南中国结束了自弘光帝被俘后二个月没有皇帝的历史，一时江南士气大振，到处都有人发动抗清起义，他们都希望隆武能早日发兵拯救江南民众。其时，户部侍郎李长倩上疏：“急出关，缓正位”，反映了多数大臣的共识。隆武帝对这一战略也是认可的，以故，他即位不久，便在七月六日宣称：“誓择八月十八日午时，朕亲统御营中军平夷侯郑芝龙、御营左先锋定清侯郑鸿逵，统率六师，御驾亲征。”[16]七月十二日隆武起行，然而，在芋江驿，他却遇到了麻烦，“以父老遮留，不得已复返乘舆”[17]。虽然隆武帝自身出关受阻，但隆武帝马上有五路分兵、出关作战的计划。“八月十八日，兵发五路。”[18]关于隆武帝的五路大军，现在已经成为学者们重视的问题。有一些文章就此展开讨论。其实，无名氏《隆武纪略》一书载有朱聿键于隆武元年七月初发布的登基诏书，书中载有其五路出兵的详细计划：
故今大出二十万之雄兵，先钦差御营御左先锋定虏侯郑鸿逵统领大兵百（五？）万，内令前都督府总兵官施福道出广信，后都督府总兵官黄光辉一军道出金衢。该爵亲领右都督府总兵陈顺等，及中军文武监纪推官等副参游击兵八十员驰赴前适中调度。再钦差御营御右先锋永胜伯郑彩大兵五万，内令前都督府总兵官陈秀、周之蕃一军出汀州，直抵南昌；王秀、林习山一军出杉关，直抵建昌；该爵亲领都督副将洪旭督运及中军文武监纪推官等副参游等八十员，驰赴军前，适中调度。再差都督总兵官郑联、林察领兵一万，舡三百号，出惠潮，直抵南赣；再差副将李一、崔芝领水兵一万，舡三百号，由福宁直抵温台。此水兵二枝，俱听定虏侯节制。上以勋臣兵将自七月二十八日御营御中军平虏侯郑芝龙、总兵郑泰、武英殿大学士将德璟、黄道周及文武五府六部大小诸臣共一百四十六员，尽起福州三卫戎政五营兵二十万，正天讨之亲征，为四路之后劲。[19]
可见，隆武帝计划中的五路大兵是：郑鸿逵、郑彩各带二路大军，从陆上远征浙江与江西；其中，郑鸿逵部施福、黄光辉主要在赣北与浙江作战，而郑彩部陈秀、周之蕃、王秀、林习山诸将分为两支出击江西，主要在江西中部作战。另有二支水师分路出兵，一支北上，一支南下；再次，隆武帝在郑芝龙军，作为殿后。考察隆武帝的五路大军，给人的印象最深的是隆武帝的虚张声势，例如，北上的水军号称一万，其实，这支水师后来由黄斌卿率领，其真实数量仅数百人。他们长驻舟山，毫无作为。而“郑联、林察领兵一万，舡三百号，出惠潮，直抵南赣”的一路，最是莫名其妙，因为：从惠潮到南赣完全是陆路，郑联与林察先率水师出兵广东，然后经陆路北上江西，其中必置水师于无功之地，不如直接率劲旅从陆路到江西为好。实际上，郑联所部后来由郑彩率领，由陆上出江西，在杉关一带作战。所以，隆武帝五路大军中的水军大都是虚设的。当时闽中军队虽以水师著称，但隆武帝却不将主力从海上出击，其中肯定有原委。因为：福建水师的主力早在弘光年间即由郑鸿逵率领到江南作战，但在清军渡江战役中，此水师全军覆没。从郑鸿逵等人从陆上逃回福建来看，他的水师应是在长江陷入清军包围，所以，郑鸿逵连一艘船都未能带出来。福建水师遭此重击后，其实已经没有可用的大船了。若要大举出击，非得再从民间调发。而此时福建商船都在外经商，一时无法调集。更为重要的是风向，古代的帆船一定要顺风才能作长途航行，福建的沿海，春夏多南风，而秋冬季节多北风。黄斌卿军人数较少，于隆武元年八月份出发，此时尚有微弱的南风，他们北上舟山之后，风向转变。黄斌卿仅仅出击过长江口一次，便无法更多作战，这其实与风向有关。等到闽军大举出击的隆武元年十月，海上风向已经转为北风为主，海船只能从北向南，不可从南向北，所以，此时闽军无法从水路上大举北上。另一原因是：郑芝龙所部此时散布于全省各处，其主力在陈秀的率领一在汀州一带剿匪，郑鸿逵部回闽时驻扎在仙霞关，将这些部队集中于福州，若再从海上北上，不如让他们就近作战。
从陆上三路大军看，郑芝龙部福州三卫军也是一句空话。因为，明代的卫所军迨至明代后期都已转而为民。隆武帝即位后，将福州卫所军重新编组起来，但这些人仅能成为隆武的仪仗队，数量也不过数千人。他们占用巨额经费，其实却无力作战。因此，闽军五路大军，算有点真实内容的是郑鸿逵与郑彩所率的两支军队，但总数不超过二万人。《明史?唐王传》记载：“鸿逵出浙东，彩出江西，各拥兵数千，号数万”，这一段记载不应为错。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隆武帝的五路大军其实是一张画饼。对隆武帝来说，发布这样一个告示主要是政治上的需要。当时的江南民众纷纷起义与清军苦战，非常盼望有人支援他们，因此，隆武帝的布告一出，便引起了江南民众极大的兴趣，“四方望闽中兵如在天上”[20]，这正是隆武帝虚张声势所要追求的效果。但他这一空头支票，最后只能落在无法摆脱的困境中。
三、隆武帝西进战略的筹划与内在问题
一般认为：隆武帝是在进攻南京计划失败后，于隆武二年改筹西进战略。实际上，隆武帝很早即有西进的打算。
隆武帝西进战略的确定。钱饮光（澄之）的《所知录?隆武纪事》一书提出，早在隆武元年十月，金堡即向隆武帝建言西进。于隆武元年十月金堡来到福州晋见隆武帝，“劝上急宜弃闽幸楚，腾蛟可恃，芝龙不在可恃也。且言，今时天子宜为将，不宜为帝，湖南有腾蛟新抚诸营，皇上亲入其军，效光武击铜马故事，此皆战兵可以中兴……上大喜，语廷臣曰：朕得金堡，如获至宝……遂决意出赣州，幸长沙。先遣大学士苏观生赴南安募兵，中途接应”[21]。似乎隆武帝定西进战略是元年十月因金堡进言而作出的。其实不确。隆武元年七月，李自成残部在李过的率领下于湖南降明，两湖巡抚何腾蛟的部下陡增十余万战士。这对隆武而言，真乃天大喜讯。隆武帝原就相识何腾蛟，隆武帝乃河南南阳人，何腾蛟曾在南阳当过县令，所以隆武帝称何腾蛟为南阳故人。得知何腾蛟在湖南的消息，隆武帝马上就封他为湖广总督。何腾蛟的实力远胜于郑芝龙，东南诸臣对他抱有极大希望，钱饮光在隆武元年十二月的《拟上行在疏》中分析道：“今三衢候驾已久，而江右之杨廷麟请幸赣州，长沙之何腾蛟请幸湖南。臣以为圣驾不必出衢州也。宜敕守衢诸将与江东上下策应，要同一体。陛下直宜出闽趋赣，巡行江楚。东南半壁之大势固在楚也。腾蛟精忠老成，所将之兵，皆经百战，新附之众，不上数十万。军声丕振。此上谷之耿弇，可为陛下北道主者也。”[22]可见，当时隆武诸臣都有入湖南依何腾蛟的想法。而据金堡在《岭海焚余》一书中所列的奏疏，他自称隆武元年十月入闽的主要目的，是为郑遵谦与隆武帝联系，并力促隆武帝出兵浙江，以支持江南搞清军队，他怎会去劝说隆武帝西进呢？故《所知录》所载金堡事与事实有违。我们知道：隆武帝是南阳人，此地正是汉光武帝刘秀的故乡，刘秀在西汉末年，因收编河北铜马农民军，最终光复汉朝。隆武帝一生最佩服汉光武帝，很想仿效光武帝的事业，借农民军的实力，恢复明朝的山河。从出兵江南到西征的战略转变，可以认为这是隆武帝自身完成和确定的。而且，他应是七月份知道何腾蛟收编李自成余部后，便有了这一计划的。
为了实行西征计划，隆武二年正月，隆武帝将内阁大学士苏观生派到江西，并将这一着“比方邓禹之行”[23]。邓禹是汉光武帝刘秀遣往招抚铜马的先行大臣，隆武帝以邓禹比作苏观生，其实便是以汉光武帝自居。其后，隆武帝还给何腾蛟下了手谕：“今朕亲征，暂驻建水。先遣辅臣苏观生瞻奉山陵，宣安兵将，与卿同心，先复江省，继靖南京……卿其勉之。先遣精甲一万，迎朕湖东……与卿今年金陵握手。”[24]可见，当时隆武帝的想法是：“与何腾蛟夹击江西，攻略南京。为了实现这一目标，隆武帝希望何腾蛟派一万精兵到江西迎驾，随后自己驻跸江西，以摆脱郑芝龙的控制，再转而依靠何腾蛟。
这样看来，隆武帝虽然发布了发闽军五路、克复南京的告示，但实际的想法是西进湖南与何腾蛟合兵，然后克复南京，因而他并不真心去实施这个计划。那么，该怎样看待他出兵闽北、并许诺向浙江方面进军？我们只能说，这是隆武帝瞒天过海的战略部署之一。如钱饮光所说：“上所部署皆阳顺郑氏意移跸建宁，其实信堡，将相机出赣州趋长沙也。”[25]可见隆武帝进驻建宁府向浙江金华、衢州的佯动，其目的是迷惑他的大臣——郑氏家族。隆武元年闽军的作战主要在江西方面，其原因也在这里。所以，隆武帝的两个战略规划中，五路出兵、克复南京的计划是空的，真实的战略意图是西进湖南。
然而，被隆武帝视为救星的何腾蛟，也有自己的难处。他在湖南没有一支可靠的部队，李自成余部虽然依附于他，但并不怎么服从命令。从李自成余部的立场来说，他们从北京一直败退到湖南，万里转战，疲惫已极，在大败之后，尚待喘息，一时无力进攻江西。因此，尽管隆武帝发布了许多诏书，何腾蛟只是敷衍，并不真的派出军队。而隆武帝个人的西进计划，也因为多种原因一直无法付诸实行。
早年力主隆武西行的钱饮光在晚年回忆当初计划时说：“说者谓当弃闽而入楚，舍郑芝龙而依何腾蛟，是时湖北贼新降腾蛟，众数十万，拊而用之，即光武铜马之众也。然而闽可弃也，楚未必可入也。腾蛟可依也，新降不可用也。夫铜马之众，惟光武有以大创之而后降降之，而后能用之。今之降者，皆有所逼而来，非我能降之也，狼子野心，其足信乎？”[26]钱饮光在隆武政权失败后进入永历政权辖下的西南，对湖南的情况有了亲身的体会，也看出了何腾蛟的处境。从而可见即使隆武帝当时进入了湖南，也只能像永历帝一样，被人奉为傀儡，而无法真正作主。所以，隆武帝收编李自成余部、并仗以收复南京的计划，也是画饼充饥。
四、闽军的“战略进攻”与其失败
无论是五路出兵还是西进计划，隆武帝的战略意图都是大举进攻清军。闽军在其指挥下，参加了江西方面的大战。长期以来很多人认为隆武帝在江西的战事，除黄道周部，以郑氏家族为首的闽军在后方不肯参战。其实，这与史实不符。郑鸿逵与郑彩确实有消极避战之意，但这并不等于他们指挥的闽军都没有作战。实际上，由于江西形势的变化，闽军早在隆武元年八月即卷入了江西方面的大战。
闽军中，最先参战的是郑鸿逵下辖的施福部。据《思文大纪》一书，八月，隆武“以副总兵施福守崇安关”[27]。张家玉在其奏疏中说到：“若夫副总施福守大关也，以孤军深入弋阳（隶属江西广信府），斩其虏使，擒其伪官，忠勇之名，震于浙直。不谓胡人饮恨，大举报仇，闻其差往九江，与所云童贼者，借汤郝郭之兵一万，而又陷有江省五营之兵二千，刘一鹏之兵二，郜国本之兵一千，王体忠之兵二千，而金声桓之三千不与焉。今欲以全力注信（广信府），与施为难。”[28]从张家玉这段生动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当时施福部闽军进入江西攻占广信府的弋阳县，给江西与安徽南部极大的震动，清军集结二万余人来攻。后来，张家玉率闽军远道赴援，经过一番角逐，张家玉与施福等人掌握了广信府多数地区。
从隆武帝五路出兵的诏书中我们知道：施福所部是郑鸿逵的部下，而张家玉所督王秀、林习山、洪秀等部是郑彩的部下，此外，周之蕃、陈秀所部也是郑彩的部下，他们从汀州进入江西，以后长期在赣州方面作战。因此，实际上在隆武元年八九月间，闽军就全面卷入了江西的战事。
黄道周部出击江西的时间。施福所部卷入江西方面的战斗后，闽军分道支援，大都卷入江西的战斗。黄道周部出占赣北的广信府，史册多有记载。不过，后人因某种原因，故意压低郑鸿逵、郑彩二部闽军的作用而抬高黄道周。如《明史?唐王传》记载：“仙霞守关兵仅数百人，皆不堪用。聿健屡促芝龙出兵，辄以饷拙辞。久之，芝龙知众论不平，乃请以鸿逵出浙东，彩出江西，各拥兵数千，号数万。既行，托候饷，皆行百里而还。先是黄道周知芝龙无意出师，自请行。从广信趋婺源，兵溃死事。”这段记载不符合历史事实。因为，如前所述，实际上郑鸿逵、郑彩部闽军出击江西是在八月份。而史料表明：黄道周到江西广信府是在十月份！
隆武帝原来部署的五路大军中没有黄道周部，因为黄道周是文臣，隆武帝在登基之初，当然不会让自己的首席文臣去前线带兵。然而，黄道周进入隆武政权后，因与郑芝龙的矛盾，于七月底决定到前线招兵作战。他的这一决定在隆武发布诏书之后，所以诏书中没有提到黄道周部。据黄道周年谱，黄于七月底宣誓出征，八月初三在南平树旗招兵，八月十八到建阳，发陈雄飞二营到崇安，九月十九日同诸将出关，十月十二日在广信府[29]。如此，黄道周出关比施福要迟一个半月。其原因在于：黄道周赤手空拳，他是到闽北招兵的，所招兵士要进行二个月基本训练之后，方可出战。而此时，张家玉与施福所部已在广信府作战获胜，打开了局面，黄道周便顺理成章地将部队带往江西。因此，真实的情况是：郑鸿逵部前锋先进入江西，而后黄道周跟进。传统史书在这一问题上大都颠倒郑氏与黄道周的战功，其原因当是黄道周为明朝而殉节，而郑氏诸人中，郑芝龙与施福都有降清的行为。《明史》在这方面的记载显然有谬。
闽军主力的作战行动。闽军主力进入江西后，获得初战的胜利，掌握了广信府。十一月，张家玉与王秀、林习山、洪秀等人在浒湾镇再次与清军大战，闽军获得了在江西战场上最大的胜利：“杀两总兵，获级四百，夺马四十匹，器械无算。”后来，又引清军入伏，“大破之，步兵五千殆尽，骑兵舍马渡河，溺死过半。抚州围解。论者以是役为福州战功第一”。其后，张家玉又与抚州的永宁王部夹击清军，“大军死者五百余人，马死者三百余匹”[30]。由此可见，张家玉所率领的闽军，由崇安出关，转战江西，是有一定战绩的。不过，闽军的胜势并未待续下去，在清军的反击之下，十一月底，张家玉部遭到重挫，抚州也最终失陷。
黄道周、郑鸿逵部在浙江与安徽南部的作战。郑鸿逵是隆武帝的先锋官，隆武帝让其出仙霞岭作战，但因户部尚书何楷弹劾他在殿上打扇，故避居不出，一直到隆武帝放逐何楷，他才出兵。因此，他一直到十月份才从福州出发，月底部署所部向浙江南部进军。据金堡于隆武元年十月的记载：“福京倚新安为北门，而臣前至仙霞，见郑鸿逵方遣兵出关，臣度其驻三衢耳，不能长驱也。徽州既陷四十余日，我师逗留观望，未有争先之气。”[31]郑鸿逵为何如此怯战？其中有郑氏家族与隆武帝矛盾的原因，也和他实际的兵力有关。隆武手下的光禄少卿王忠孝曾被派到浦城前线视察郑鸿逵所部军队，他说：“关外之兵，臣未尽见；关内之兵，惟施福营多旧兵，器甲粗备；郭芝英次之。余多新募乌合，不堪冲锋，守未易言，可论战耶？”[32]在这种情况下，正如王忠孝所说，能守住边关就不错了，但高高在上的隆武帝却一直逼迫闽军大举进攻。
黄道周部首先响应隆武帝的命令发起战略进攻。黄道周部进入江西后，主要向安徽南部方向作战。由于以往的多数史籍未记载黄道周部在安徽战事的具体情况，今引用长期被人们忽略的《隆武纪略》一书的记载：
十月十六日，督师黄道周遣总兵某统兵三千人与抚臣徐世荫会于开化马金岭，遂复德兴。
十月二十日，黄道周遣兵攻婺源，不克，参将李忠远、王嘉封，游击朱家策被获死。
十一月初二日，督师黄道周攻休宁不克，师至高堰进攻休宁失利，总兵程嗣圣，参将应士克、游击程金、都司李王达、监军同知戴邦谟俱阵殁于高堰。
十二日，督师黄道周攻休宁不克，总兵李莞先、吴扬烈，同知应士龙，游击徐大用、苏良弼，俱被清督张天禄擒杀。
十六日，黄道周再攻休宁不克，总兵黄家贞、李映、陈雄飞、应天祥等俱阵殁。[33]
由此可见：黄道周在前线忠实地贯彻了隆武帝进攻的战略，但结果是屡战屡败，连其侄儿黄家贞也战死于阵上。此时的黄道周部，因粮饷供应不继，士气瓦解，实际上已经没有战斗力。而黄道周本人也向隆武帝恳求：放他回乡养老，所余部队可交给其他将领。但隆武帝并没有同意。
隆武元年末，隆武帝热切盼望能打通与何腾蛟的联络，并相机克复南京。因此，他对郑鸿逵等部在前线的停顿十分不满。十二月初六日，他在福州誓师亲征。他的要求是：自己到了建宁府，诸将便要到金华与衢州，自己到了金衢，诸将就要到杭州、徽州。在他的强令之下，闽军诸路都有所动作。黄道周在十二月二十四日再次发动的进攻，目标是徽州方向。我们且看他的战略部署：
着戚镇方国安从严（州）、定卤侯鸿逵从马铃岭两路进剿，以牵其后。[34]
臣思常（山）、玉（山）两路既有定卤侯之师协守马铃，又臣先锋陈雄飞之师久出……施福、施郎所守河口、铅山兵不能二千，而河口、铅山设防之冲不可撤，必以河口铅山而援广信，犹以严州、兰溪而援衢州。[35]
今郑兵一千、方机七八百，已至马铃岭，陈雄飞二股必不敢过休宁，便可合攻婺源。[36]
以上史料表明：此时郑鸿逵之兵进至马铃岭（即马金岭山脉，位于徽州与衢州之间），牵制清兵；而黄道周之兵，直向婺源作战；可惜的是：方国安兵未曾出动，使闽军陷于孤军作战。很快，黄道周因陷入重围而失败被俘；而郑鸿逵部也在马金岭大败。《南疆绎史》云：
时大兵已破徽州，鸿逵乃遣都督施福出开化，林顺出仙霞，黄光辉出马金岭，郭芝英出连岭，郑亨出白济，郑贞出二渡，程应璠出仰山。然所部不过千余人或数百人耳。及明年正月朔，大清以偏师缀白济、连岭，而大兵攻马金岭。黄光辉等败回，鸿逵退扼仙霞关，檄诸路回军。上闻大怒，遣官封剑即军中斩黄光辉。鸿逵惶恐上疏谢，械光辉至行在……上乃赦之。[37]
闽军屡遭挫折，尤其是督师大学士黄道周被俘，使隆武政权大受打击。金堡曾谓：在黄道周失败以前“臣初谓江东可以坐定，浙西可以力复，杭州可以间取，义师可以驱策”。但此时“黄道周既败于前，郑鸿逵复退于后，四方为之丧气”。“今事机即失，关外动摇，仅一督抚坐镇三衢，为已坏之封疆收拾残局，尚恐不支”，“万乘不可轻行”[38]。由此可见，隆武帝的战略进攻，结果并非是所希望的。
然而，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隆武帝不顾敌强我弱的条件，于二年二月再次部署郑饿彩部闽军出击江西。结果导致更大的失败。据清方的文件，顺治三年（隆武二年）二月，“梅勒章京屯泰奏报，伪永胜伯郑彩遣伪总兵刘福、副将林引等，领众来援江西抚州。副将王得仁等，率兵驰入贼阵，击败之。斩贼千五百级，生擒贼将。又败其伪副将赵珩等于高山岭，斩获无算。下所司知之”[39]。三月，“江西巡抚李翔凤疏报，浮梁、余干等县逆寇，勾连闽贼倡乱，直犯饶城。副将邓云龙等率兵击败之。副将王得仁等进兵水口，击败闽贼，克光泽县。复旋师抚州，剿杀东乡、安仁一带逆孽。俘斩甚众”[40]。这一仗，闽军大败溃散。隆武二年三月，隆武帝“敕国姓成功：招致郑彩逃兵，毋得令其惊扰地方百姓”[41]。其后，隆武帝更换闽军统帅，由郑成功替换郑彩率领闽军，并由军师蔡鼎负责实际指挥。但是，该军在江西黄土隘一仗中，再次被清军击溃。此后，蔡鼎被闲置，闽军残部由郑成功率领，坚守杉关，以防御为主。至此明军在江西的战略形势急转而下，再也无力向清军主动进攻了。清军不再顾虑闽军在其侧后的牵制，将主力进攻坚守赣州的杨廷麟，江西明军的失利，最终不可避免。
闽军失败的原因在于实力与清军有较大的差距。闽军诸部，除了施福所部老兵有战斗力外，其他诸军的战斗力远远比不上清军，甚至比不上降清的明军。钱饮光说：“郑氏之兵，陆战非其所长，跃马弯弓，则鸟兽散耳。”[42]其时施琅（郎）在闽军中供职，他以为闽军“所带海兵，习水战而不习陆地，父母妻子悉在海上，乌合之众，动辄离心。本朝兵初下，兵势锐，先声已厉，如何能敌？”[43]隆武帝以未经训练的新军正面攻打清军，实际上是加速其失败，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此外，当时的闽军都有缺饷的问题，黄道周缺饷已为世人所知，其他闽军各部缺饷情况实不亚于黄道周。王忠孝在其奏疏中提到：“额饷宜核。用兵伊始，日费万千，生节无道，困穷立见……迨粮饷不继，捐助借助，同时并行。”[44]《明季南略》记载：“大学士蒋德璟见郑师逗留，因自请行关确察情形，相机督战；隆武许之。比至，则疲兵弱卒，朽甲钝戈，一无可为。因叹息，告病去。”[45]闽军缺饷到如此地步，其实已经无力作战。俗话说：“皇帝不差饿兵”，但隆武帝却屡屡派遣这样一支“饿兵”大举进攻，闽军的失利也是意料中的。
综上所述，隆武帝登基之初的战略计划十分粗略，乃虚张声势，目标大大超越了其实力所限。其后，由于得到湖南何腾蛟收编李自成余部的消息，他开始有了真实的战略计划：与何腾蛟合兵夹击江西，因此，闽赣军队在江西方面陷入苦战。由于缺粮缺饷，闽军不敌对手。但隆武帝为了实现自己西进的战略，仍然强令闽军进攻，结果导致屡战屡败。隆武帝此人，虽然饱经风霜，但其一生主要在王宫中与监狱中渡过，对社会缺乏真正的了解。我们若将他与崇祯帝相比，会发现二人有许多共同点。崇祯在其执政的17年中，主要的事便是督促诸军与强敌作战，结果一次又一次葬送了明军的主力。隆武帝也是这样，他并不了解前线的真实情况，或者说，只是从纸面了解前线的情况。所以，他也制定了一个又一个脱离实际的计划，多次葬送了明军的主力。从当时的战略形势来看，清强于明的大势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江淮四镇与左梦庚余部降清后，为其南下攻明，明朝的正规军除了郑芝龙一支外，已经全部为清朝所有，清朝方面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已经建立。在这种背景下，明军应当以防守反击战为主，争取积小胜为大胜，将对清军的战略进攻转变为战略相持，最后才是战略反攻。然而，隆武帝好大喜功，不顾敌强我弱，在多数士兵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却部署闽军发起战略进攻。他的失败是肯定的。
〔作者徐晓望，1954年生，福建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史研究》收稿日期：2001年4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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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隆武帝死后，文士中对他的批评很多。但自从黄宗羲的《行朝录?隆武纪年》给予较高评价后，其后凡涉及隆武帝的著作，诸如《明史》、《明史纪事本末》，《续明史纪事本末》，《小腆纪年》、《南疆绎史》、《靖海志》、《南天痕》、《台湾外纪》等，都给隆武帝以好评。今人所著三部《南明史》，在对隆武帝的观点上，基本沿袭清人。近有杨海英《隆武政权的中兴战略及其破灭》一文，亦对隆武帝的中兴战略给予较高评价，见《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  江日昇：《台湾外纪》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73页。
[3]  无名氏：《隆武纪略》，光绪十八年抄本。此书不著作者，但其第32页记载：黄斌卿之妻“蔡氏今陷辱虏营中”。从其口气看，作者是当时人。又，该书第72页记载：六月二十四日，“予大学士熊开元妾徐氏祭二坛。以遭遇嵩口贼，赴水而死也”，对熊开元之事记载十分详细，看来作者可能是熊开元的幕僚。此外，该书常以“路氏曰”的口气评论当时的事件，所以，作者应为姓路的一位士人。
[4]  《会剿广东山寇钟凌秀等功次残稿》（档案），录自台湾文献丛刊第157种，《郑氏史料初编》，第54页。
[5]  《福建巡抚萧奕辅题本》（档案），《郑氏史料初编》，第178页。
[6]  《两广总督沈犹龙题本》（档案），录自《郑氏史料初编》，第176页。
[7]  黄道周：《与张鲵渊中丞书》，录自《黄漳浦文选》卷四，台湾文献丛刊第137种，第244页。
[8]  凌雪：《南天痕》卷一五《张肯堂传》，台湾文献丛刊第76种，第247页。
[9]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一《唐王聿键》，台湾文献丛刊第96种，第2页。
[10] 《思文大纪》卷一。《思文大纪》一书，清代只有抄本，民国元年由商务印书馆印行，收入《痛史》十七种之一。此书未署作者之名。但从其内容来看，应为隆武朝少詹事福州人陈燕翼所作。本文所引《思文大纪》，为台湾文献丛刊第111种。
[11] 朱聿键：《敕家玉等持节斩逃将》，隆武二年二月，引自《张家玉集》，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页。
[12] 陈秀为芝龙手下大将。《思文大纪》卷二，第35页。
[13] 黄道周：《再述关外情形以决趣舍疏》，《黄漳浦文选》卷二，台湾文献丛刊第137种，第141页。
[14] 张家玉：《报明江省情形疏》，隆武元年九月十日，《张家玉集》，第15页。
[15] 卢若腾：《微臣已入浙境恭报确闻情形兼陈制胜要著疏》，隆武元年九月二十一日具题，录自卢若腾《岛噫诗》附录《留庵文选》，台湾文献丛刊第245种，第63页。
[16] 《思文大纪》卷二，第21页。
[17] 《思文大纪》卷二，第24页。
[18] 《思文大纪》卷三，第55页。
[19] 无名氏：《隆武纪略》，第31页。
[20] 金堡奏疏，引自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一，台湾文献丛刊第96种，第9页。按，金堡这一段奏疏，不见于他的《岭海焚余》一书。
[21] 钱饮光：《隆武纪事》，录自荆驼逸史本《所知录》，第5页。
[22] 钱饮光：《拟上行在疏》，《藏山阁集?文存》卷一，第2页。
[23] 《思文大纪》卷四，第59页。
[24] 《思文大纪》卷四，第71页。
[25] 钱饮光：《隆武纪事》，录自荆驼逸史本《所知录》，第6页。
[26] 钱饮光：《闽论》，《藏山阁文集?文存》卷四，第4页。
[27] 《思文大纪》卷二，第24页。
[28] 张家玉：《报明江省情形疏》，《张家玉集》，第15页。
[29] 洪思等撰：《黄道周年谱》附传记，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31、44页。
[30] 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一，第9—10页。
[31] 金堡奏疏，引自邵廷寀《东南纪事》卷一，第8页。
[32] 王忠孝：《上唐王赐剑巡视仙霞关安辑及战守形势疏》，《王忠孝公集》卷三，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第131页。
[33] 无名氏：《隆武纪略》，第51页。
[34] 黄道周：《孤军莫救危疆难支疏》，《黄漳浦文选》卷二，第151页。
[35] 黄道周：《续报情形疏》，《黄漳浦文选》卷二，第154页。
[36] 黄道周：《谕诸监纪总兵》，《黄漳浦文选》卷二，第201页。
[37] 温睿临：《南疆绎史》卷五四《杂传》，台湾文献丛刊第89种。
[38] 金堡：《缴敕印疏》，《岭海焚余》卷上，台湾文献丛刊第302种，第15页。
[39] 《清世祖实录》卷二四，顺治三年二月。
[40] 《清世祖实录》卷二五，顺治三年三月。
[41] 《思文大纪》卷五，第83页。
[42] 钱饮光：《藏山阁文集?文存》卷四《闽论》，龙潭室丛书本，第4页。
[43] 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八《历代》，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70页。
[44] 王忠孝：《上唐王条陈六事疏》，《王忠孝公集》卷三，第122—123页。
[45]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一一《闽记》，第324—3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