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堤花园口：12万人围歼不了两万日军的千古笑柄

野山

郑州有条南北主干道叫花园路，沿着它一直向北到达黄河大堤，就进入了花园口风景区。让花园口声名远播的并不是风景，而是74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次惊心动魄的人为决堤事件。

景区里矗立着两座纪念碑，一座是1997年由河南省ZF、黄河水利委员会所立“黄河花园口决堤堵口记事碑”，碑身刻着当年扒口的经过及由此造成黄河水泛滥所引起的灾难。

另一座纪念碑则是1946年国民党所立“民国堵口合龙纪事碑”，碑身正面刻着“济国安澜”四个字，署名“蒋中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题碑者恰恰是1938年6月下令决堤的人。

在抗日战争中，国民党军队扒开花园口以阻挡日军这一事件，无疑是抗战史上惨痛的一幕。桀骜难驯的汤汤黄水从花园口改道，向东南方向迅猛推进，在黄淮平原随性肆虐了9年之久，迟滞了日军进攻的同时，也在中国豫皖苏3省留下了灾难深重的黄泛区。

74年以来，围绕花园口事件的功罪评说莫衷一是。无可争论的是，那段战火与洪水交织肆虐的岁月，在母亲河身上刻下了永久的伤痕。

“最后抵抗线”

在1938年6月9日以前，花园口只是黄河上一个普普通通的渡口而已，除了周围十里八乡过河的人外，它就像黄河上许许多多寻常渡口一样，不为世人所知。

不过，在1938年的春夏之交，随着侵华日军从山西、河北逼近黄河一线，特别是从山东跨过黄河进入鲁南地区，中、日双方对于黄河与战争的关系，都日益敏感起来。

1938年3月10日至4月8日，中国军队取得了台儿庄大捷，举国上下欢呼雀跃。受此鼓舞，蒋介石准备借台儿庄大捷余威，利用高涨的士气民心扩大战果。他调集了大军60多万人集结于徐州地区，准备与敌决战。

云集重兵于狭小的徐州战场，引发了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陈果夫的忧虑。当时他最担心的倒不是来势汹汹的日军，而是黄河。
4月13日，台儿庄大捷后的第5天，陈果夫的呈文摆上了蒋介石的案头，文中指出“惟黄河南岸千余里颇不易守，大汛时，恐敌以决堤制我。我如能取得武陟等县死守，则随时皆可以以水反攻制敌……敌人残酷不仁，似宜预防其出此也。”

浙江理工大学教授渠长根曾对花园口决堤事件进行过数年的深入研究，他介绍，陈果夫是担心侵华日军使用决堤黄河的手段来对付中国军队，从而提出了这样的“反制预案”，并无直接决堤阻敌的用意。不过，由于陈果夫在国民党内的身份和影响，这份呈文被后人广为引证，视为决堤黄河的首倡。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两年前就收到过利用黄河的建议，其目的性比陈果夫要直接得多——“人工泛滥”，以水阻敌。这个建议出自一个外国人，他就是受聘于国民ZF的德国军事顾问团总顾问亚历山大·冯·法肯豪森。

法肯豪森何许人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同盟国一方的中国，怎么又会有来自轴心国核心——德国的军事顾问？

1927年，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权取得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一批ZF高层被派往西方各国游历考察。从德国带回的考察结果与蒋介石的内心诉求有了契合之处：法西斯德国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国家机器、高速发展的国家实力和强大的军事力量。

而当时的德国还没有把日本当作盟友，相反，因为一战后德国的在华殖民地都被日本掳去，双方还有着利益冲突。于是，当中方提出要邀请德国人来华担任军事顾问时，双方一拍即合。

法肯豪森就是德国顾问团的一员，1934年来到中国，很快成为了顾问团总顾问。

这不是法肯豪森第一次来中国，早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法肯豪森就是当时德军中的一名军官。而这次来中国之前，他还曾在日本担任了5年的驻日武官。可以说，法肯豪森是个既熟悉日本又熟悉中国的“东方通”。

也正因为这样，早在1935年，法肯豪森就预见到了“日本全面侵华不过是时间问题”。这一年和1936年，他两次为蒋介石制定《中国抗日战备建议书》，提出了大至国家战略、细至兵力部署的详尽方案。这两份《建议书》现保存于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在法肯豪森提出的“最后的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以增厚其防御力”段落上，蒋介石画了红线，并在页眉写下“最后抵抗线”五个字。

这五个字流露出蒋介石的什么心态？似乎有不同角度可以解读：是把黄河视作民族象征决心死守？是把黄河作为天然屏障据险抵抗？还是采纳法肯豪森建议准备决堤拒敌？渠长根说，现在还没有更多的资料能够佐证。不过，从此后抗战形势的发展和蒋介石所实施的对敌战略来看，法肯豪森的《建议书》绝大部分被采纳并实施了。

1936年之后，德国法西斯与日本军国主义开始沆瀣一气。1938年初，希特勒公然承认伪满洲国，中德关系决裂，德国顾问团撤走，法肯豪森就此离开了中国。

也就在这时，徐州会战炮声隆隆。陈果夫有关提防日军决口黄河的呈文又送到了蒋介石的面前。

这一次，蒋介石在呈文上批示第一战区司令程潜“核办”。耐人寻味的是，在这份批注上，蒋介石原本还写了一句“随时可以决口反攻”，但随后又用笔划掉了。也许是蒋介石对陈兵60余万的徐州会战充满信心，并不认为陈果夫顾虑的危急局面会出现。

然而，形势的转换就在转瞬间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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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台儿庄一役的惨败之后，日军意识到徐州战场集结着中国的大量精锐部队。这非但没有让他们退却，反而激起了更大的野心。原本，在日军眼中，攻下徐州，就可以打通津浦线，连接中国华北、华南，让从北平和上海两个方向上侵略中国的日军合成一体。而现在，他们的目标中多了一项：一举围歼中国军队主力。

5月初，日军集结了10多个师团30多万人，从六个方向向徐州夹击。

日军在徐州的包围圈马上要形成时，一直主张在徐州地区和日军决战的蒋介石，开始感到情况不妙。更坏消息接踵而至。5月11日晚间，日军的土肥原14师团约两万人在董口-武集-旧城一线强渡黄河，并且向菏泽进发，一旦14师团攻陷菏泽的话，就会切断徐州以西的陇海线，切断60万中国军队的给养供应和他们的退路。

蒋介石随即决定放弃徐州。这样，原本准备与日军一决胜负的徐州会战，在日军刚刚拉开架势的时候，中国军队就开始撤退了。

唯一能称得上庆幸的是，蒋介石撤退的命令下得比较早，大多数中国军队突出了重围。而军事重镇徐州就此易手。

徐州地区往西，就是有“湖南王”之称的程潜第一战区的防地。第一战区的任务原本有两个，一是在商丘附近集结10多万军队，准备随时策应徐州的会战；二是守卫郑州以东的黄河防线，阻止日军南下。

此时，程潜也接到蒋介石的命令，让策应徐州的部队往平汉铁路一线后撤。他们在陇海线附近与土肥原师团撞到了一起。

土肥原师团配有300多辆装甲车，是日军甲种师团。他们只用一天多的时间就推进到了陇海线附近。不过，快速突进的土肥原师团这时成了孤军深入，与之对垒的中国部队有六倍之多。

战机忽现，蒋介石认为这是挽回面子的好机会，亲自赶到郑州指挥豫东战役。为打好这一仗，蒋介石的调兵遣将真是下了血本，他最得意的门生嫡系薛岳、胡宗南、宋希濂、邱清泉……都被派遣到了豫东战场。

土肥原的两万人马很快被困在了兰封到商丘方圆百十公里的范围内。

商丘是豫东的门户，由黄埔一期出身的黄杰率第八军驻守。西边的兰封，守将同样是出自黄埔一期的桂永清。桂永清的27军是当时中央军精锐，配有中国军队中极少见的战车营。

6个军12万人包围土肥原1个师团两万人，程潜已经放出豪言：“就是吃也能把土肥原吃掉”。

起初，中国军队确实是一路奏凯：土肥原部在层层围攻下损失惨重，土肥原本人几乎被俘，连天皇赏赐他的军刀也成为中方的战利品。宋希濂部缴获了一批战马，他挑了一匹当坐骑，还给马取名叫“土肥原”。

胜利似乎近在眼前时，占尽优势的中国军队中居然出现了逃跑将军。

5月23日，土肥原师团开始突围，进攻的重点是兰封。仅仅3个小时，兰封外围防线被突破，桂永清撒腿就跑。

桂永清的临阵脱逃，导致了兰封失陷和整个战局的混乱。土肥原也得以凭借兰封和黄河边上的村庄固守待援。徐州的日军也已开始西进救援。援军一到，日军全局皆活。

程潜不得不再次调兵布阵，重新围攻土肥原，夺回了兰封。战斗进行了4天，据程潜预计，再有两三天的时间，就有全歼土肥原的可能，不料正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28日，守商丘的黄杰又跑了。

商丘是敌援军的必经之地。但当从徐州西下的日援军刚刚接近商丘，黄杰不发一枪就慌忙率部逃跑。商丘一失，豫东门户洞开。土肥原盼望的援军源源不断而来。

因为桂永清和黄杰这两个逃跑将军，中国军队的大好局势被生生断送，前后共投入15万多人，没能消灭土肥原的两万人，反而大败而走。连蒋介石自己在给程潜的信中，也不得不承认豫东战役是“战争史上一千古笑柄”。

土肥原重新占领了兰封，随即转向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开封此时仅仅留有一个师守卫，失守已成定局。

开封离郑州只有60公里，近在咫尺。当时的郑州虽然还只是一座县城，却已经成了中原要冲。陇海线和平汉线两条铁路大动脉在这里交会。如果土肥原夺下郑州，这两条铁路线就在日军控制之下了，这种局面是蒋介石最害怕见到的。

中日双方都很清楚，郑州之后，日本的下一个目标必然是“九省通衢”、中国的战时首都——武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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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永清弃守兰封的当天，蒋介石就已经从郑州回到了武汉。

兰封一失，明眼人都已大致猜得到豫东战役的走向了。豫东战场上的军事力量已经不足以取胜，国民党高层军政人员不约而同地想到了黄河。

渠长根告诉记者，在中国的军事历史上和军事思维中，水从来都是一个力量巨大的天然武器，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关羽的“水淹七军”。而黄河被利用的次数最多，历史上曾经二十多次被人为决堤，用以攻击或阻挡敌人。古老的黄河在孕育了灿烂的中华文明的同时，也造就了中国独特的军事斗争思维。

蒋介石刚到武汉，就收到了数量众多的建议：扒开黄河、水淹日军！目前有据可查的各种电报、呈文中，提出过这个建议的多数是国民党军政高级参谋人员。

第一个明确提出决开黄河大堤的是国民ZF军委会办公厅副主任姚琮。他在5月21日给军令部次长熊斌的电报中说：“黄河旧险地方在考城（今兰考境内）以东中牟……倘即施以决口工作……一时造成泛滥区域，至少可使其（日军）行动困难，全局情势必将改观，而于我有利。”

26日，军令部高级参谋何成璞也提出了几乎一样的建议：“窃查黄河现届桃汛，考城以西尤以兰封曲折部冲力最猛，倘施工决口……不特大地泛滥，使敌机械化部队失其效能，亦且足以摧毁其战力……”

发出类似的电报、呈文者还有很多：刘仲元、谢承杰、黄新吾、晏勋甫……这些人多数都是各个战区司令部、军的高级参谋，很多名字并不太为今人所熟悉。耐人寻味的是，他们的顶头上司在这时却往往没有直接表态。

不过，在第三人的回忆或自传中，很多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都曾经直接或间接地向蒋介石建议过决堤制敌，其中包括冯玉祥、程潜、白崇禧、卫立煌等，但都没有留下直接的历史凭据。

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一种政治策略。谁都清楚，这种御敌之法属于自残自戕。

不决堤，郑州再无他法可守，很快会落入敌手，战时首都武汉危如累卵；

决堤，黄河泛滥，中原大地顿成泽国，浩荡洪水将吞没千百万国人生命财产，殃民之灾无可避免。

蒋介石也深明此点，所以，即便是案头上的电报、呈文纷至沓来，他也一直未置可否。直到5月31日下令豫东中国军队全线撤退，他也没有对决堤制敌的方案做过任何表态。

战场上的局势还在进一步恶化着。日军占领商丘后，很快席卷豫东，兵锋直指开封。近在咫尺的郑州岌岌可危。而长江下游的日军也在蠢蠢欲动，对武汉形成了南北夹击之势。

6月1日，最高军事会议在武汉紧急召开，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此时，蒋介石已经接受了豫东战役失败的结局，他开始考虑武汉会战，甚至已经开始准备武汉大撤退了。

高天流云

黄河泛滥  殃民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