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浩劫“国史”多风云 周恩来亲点带头人

沈阳老张

点校整理“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作为新中国旷古未有的巨大文化工程，虽在文化浩劫中经历磨难，却终至圆满完成。而承担该项整理出版任务的中华书局，则有幸成为动乱岁月中的避风港，中国文史学界的大批一流学者，也因整理“国史”获得“解放”，集体等到了风平浪静的那一天

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首次提出整理出版“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的‘二十四史’”。“二十四史”号称“正史”，是历代被定为正统史学的24部史书的总称。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标点其中的“前四史”。同年9月13日，吴晗、范文澜为此召开会议，提议“其他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毛泽东在报告上批复:“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全国学术总动员

“整理出版‘二十四史’，是中央交代的任务。中华书局和北京的人力很不够，整理工作进度太慢。为了促使这一工作早日完成，必须借调外地的专家共同来进行。”这是中宣部1963年8月发出的调令。借调名单有:“武汉大学:唐长孺；山东大学: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中山大学:刘节；吉林大学:罗继祖；南开大学:郑天挺；杭州大学:任铭善。”其中只有任铭善未到京。

1959年9月，顾颉刚点校的《史记》率先出版。为保障其余各史进度及质量，中华书局又申请将专家集中起来进行工作，全国学术总动员就此开始。1963年到1966年，专家们陆续到北京翠微路2号院中华书局报到，开始了“翠微校史”的生活。

“那是非常美好的岁月，没有太多的政治介入，人们严格地按照学术标准进行工作。”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如此评价。

当时参与点校工作的专家们，仍然可以埋头读书，甚至能够不参加政治学习，这是罕见的学术优待。平安度过了50年代，熬过了生活上的困难时期，知识分子们意外地受到礼遇。从中华书局留存的文字档案来看，从给来自南方的专家增加大米供应，到解决大家的医疗问题，甚至是购买蚊帐、凉席，乃至添置单人沙发，无不照应周全。专家们到京后不久便是国庆节，每人均获一张观礼券，能登上天安门观礼台，这更是一份难得的政治信任。

然而，翠微路大院也非世外桃源。随着大氛围日益紧张，曾公开说现在不应该再强调阶级斗争了，而应该强调生产斗争，改善人民生活的刘节，1965年，因其点校稿中“存在问题”，第一个离开了点校组。后来在“文革”中，学生要批斗陈寅恪，刘节竭力阻拦，大呼:“我是他的学生，他身上有的毒，我身上都有，斗我就行了！千万别斗他！”这件事至今还被人时时提起。

辽金史专家傅乐焕，亦被所在单位勒令回校检查。他是傅斯年的侄子，且与胡适有交往，运动中成为众矢之的。1966年5月，傅乐焕离开翠微路大院之后，在陶然亭自杀。当时负责点校组工作的赵守俨最后一个与他谈话，虽没有发现他有任何异常，但心中已有不祥之兆。“国史”整理不久遭停顿。中华书局员工统统被下放到湖北咸宁干校，其办公楼也划归北京锅炉厂所有。

1967年5月，正“当红”的戚本禹下令继续点校工作，且可以使用“旧人”。由于当时运动正处于“高潮”，很多“旧人”已不能再来。“工农兵”参与了领导工作，要求一年内把“二十四史”都整理完成。有人还提出“圈圈点点就没有立场观点问题吗？”认为“凡是美化帝王将相、宣扬封建道德、污蔑劳动人民的语句，不应用感叹号”。如认为“帝(崇祯)出宫，登煤山，望烽火彻天，叹息曰:‘苦我民耳!’这是骗人的鬼话，决不能用感叹号，要改用句号。

这次点校工作很快解体。徐俊强调，这段时间在历时20年的“二十四史”点校过程中只是一个短暂的插曲，其点校结果也并未被采用，对整个点校成果没有产生真正的影响。



“总理，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目前只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四种，其他都未印出。此次出版会议可否将此项任务分工继续完成，作为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材料。现在一些老知识分子也闲着无事，可以组织一些人来做。”这是1971年4月，全国出版工作会议前夕，有关部门在请示并获得毛泽东批示同意后，写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当日即批复:“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

顾颉刚此时正在日记中悲叹自己“成为废人”，“此皆五年来日在惊风骇浪之中所造成者也”。顾颉刚的好朋友李平心因参与“海瑞罢官”讨论而遭遇大批判，惊呼“上当了”，遂以煤气自杀。顾颉刚最为看重的史学才子钱海岳，在两派斗争中被推下明孝陵摔死，所著《南明史》稿下落不明。而顾颉刚本人则被戴着高帽游街批斗。

不过顾颉刚的命运也很快因“国史”整理而出现转机，落实政策后，顾颉刚书库里的封条被揭掉了，薪水复原了，医疗关系转至北京医院高干病房，插队的子女也被调回身边。很多旧友因此而纷纷要求参与“国史”整理。虽然顾颉刚因为身体原因，并未负责具体的点校工作，但他曾为此写出了一份扩展了的《整理国史计划书》，提出要整理“野史”，出版钱海岳的《南明史》稿。该书稿后来被找回，2006年已由中华书局整理出版。顾颉刚还根据自己了解的情况开列了一份点校者名单，但他不知道其中有几位已经在“文革”中去世，比如陈寅恪、蒙文通等。

“闲着无事”的还有自封为“准牛鬼蛇神”的启功:“我们的境遇与境况要比正式的‘牛鬼蛇神’好一些，我们是‘挂起来’。‘挂’起来很符合‘准’的定义，即先‘挂’在那儿，一旦需要就可以挑下来随时拿来示众。”1971年6月，启功被单位军代表办公室的人告知，说是“二十四师”要调他去。启功一听就蒙了:“莫非要把我进一步看管起来？我什么都没做啊！”第二天才问明白是“二十四史”，于是启功兴高采烈地前去中华书局报到。

被称为“反动学术”权威，师承章太炎的王仲荦，则于当年9月重返中华书局。此前经不起领导的动员，他写了有关孔子的三篇论文。他坦承，“我已经感觉到当时‘左’的风向，感觉到在阴暗角落里，正有人在卷袖摩掌，在拿起棍子来整人。”特别警惕的王仲荦回避了孔子的思想本质，即“仁”和“礼”的问题，这是孔子讨论中的敏感部分，但终因为“放毒”而被揪了出来。躲进中华书局的王仲荦如鱼得水，这里的图书馆藏书几十万册，远远抵得上一个大学藏书馆。只是没过多久，他就感叹:“大多已看过了。”

清史专家王钟翰在“文革”中受到冲击比较严重。他是偷偷跑到中华书局来上班的。一呆就是10年。“旧人”郑天挺则未能获得“解放”，南开大学当权派认为他尚需改造而不放人。曾任西南联大总务长的他，每天打着三角旗走在改造队伍前面，继续主管着校园厕所和道路的清扫工作。

乱世里的“流金岁月”

1971年，“国史”整理再度启动，部分点校任务分至上海，前期搜集的资料和校勘成果也随之转到上海，整理完成仍用中华书局名义出版。中华书局部分职工返京，没有地方办公，便进驻了原先是文联办公地点的王府井大街36号楼。上个世纪后半期，中国最为优秀的一批历史学家几乎都汇聚在这里。1976年5月26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二十四史”座谈会内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牟润孙慨叹:“就公布的名单中，知道有精于地理的谭其骧、专攻辽金元的翁独健以及对南北朝唐史深通的唐长孺，治中西交通和学术思想的白寿彝。”



中华书局给王仲荦提供的是一张乱世里的书桌。王仲荦在山东大学有办公室，但是他从来不去，如果学校里有事，校长、书记都上他家里来开会。中华书局则是他呆了10年的唯一的办公室。他在动乱中长大的孩子们，多年以后才知道父亲原来会写诗，而且受到过章太炎的赞誉。王仲荦解释，诗都是有感而发的，但是这个时代有感而发就会出问题了。但在中华书局工作的时间里，他乘兴留下了不少诗词，如“校书才搁笔，还对水仙花”。点校之余，王仲荦抽空整理了自己的旧著。这些作品后来由中华书局出版。其夫人郑宜秀在新版王仲荦著作集《前记》中譬喻了这段时光:“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能创造出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而这个完美世界又常常在那个时代的黑暗衬托下，诚如雨天里的布谷鸟，近处听着，它的叫声没有别的鸟儿响亮，然而，只有它的啼唱才能在南国秋雨的烟朦中传得很远。”

“国学”的星星之火

“经北京、上海两地80多位工作者共同努力，廿四史于1973年底校点完毕，至1978年全部出版。” 顾颉刚的女儿顾潮在《历劫终教志不灰》一书里记载。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徐俊介绍，该项工程历时20年，每个阶段从事点校工作的人都不同，而且有些院校是集体参与，算上弟子门生，包括中华书局的员工，全部参与该项工作的人数约为300多人。

点校组的专家们在“国史”整理中躲过了劫难，陆续回到了原单位，结束了他们的借调生涯。1975年，王仲荦做诗《十年》，其中有一句“史局汗青欣有日”，意即二十四史点校工作行将完成。按照王仲荦《谈谈我的生平和治学经过》一文，他正式离开中华书局的日子是1976年8月，此时“文革”行将结束。比他更早进入中华书局的启功，则在1977年完成了自己的校史生涯，风云变幻的北京已渐渐恢复了平静。1978年，“二十四史”点校本中最后完成的《宋史》出版。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的出版在海内外引发了轰动，各种旧版本几乎全部被替代，成为最权威、最通行的“国史”标准本。香港《大公报》连续对此进行报道，且指出，这“反映了我国对待古代文化遗产严肃和认真的科学态度”。

点校工作亦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周清澍在《〈元史〉点校的经历和体会》中记载，当年翁独健和邵循正两位老先生既要负责标点，又要兼顾校勘，很欢迎学生参加。周清澍表示:“我们每天都能碰到标点和校勘中大量的疑难问题，分头充分查考，完成了一两个人一二十年的工作量。”《金史》责编崔文印亦获益匪浅。《金史》由张政火良负责点校，每当崔文印的有些标注有道理时，他就用铅笔在旁边批“很好，全文照抄”等。崔文印此后潜心于金史研究，撰有《大金国志校证》《靖康稗史笺证》。

2006年5月，“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修订工程正式启动，修订工程办公室负责人徐俊介绍，当他们前往有关高校和研究机构联系修订适宜时，反馈很积极。正是早年的点校工作，发展出了一批特色学科，比如武汉大学，至今还是国内南北朝史研究的重镇。不过，徐俊坦言修订工作的紧迫性亦来源于此:“学术界能够胜任且愿意做的人越来越少。我们现在不做，再过个十年，学术力量储备和先后衔接上也会出现问题。”根据目前的工作进展，中华书局预计将在2012年，即中华书局创办100周年之际，先行出版影响最大的“前四史”修订本。比如《史记》，这部史书当初曾经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如今则将为国学“百年老字号”中华书局志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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