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癌情告急：去年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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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继续攀升。从“癌症县”到“癌症村”，中国肿瘤发病的历史与地理坐标背后，是社会发展与生活方式数十年变迁带来的癌症高发态势

　　本刊记者/钱炜(发自广东中山、北京)

　　魏矿荣的办公室里，有整整一面墙的大柜子，里面装满一排排泛黄的肿瘤登记卡：姓名、性别、年龄、居住地址、癌种、死亡日期每张卡片上记载的患者信息不同，但是它们的背后却有一样揪心的故事。广东省中山市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保存了40年来当地肿瘤患者的资料，作为这个科室的主任，魏矿荣如今不再要用手工处理这些卡片了，随着肿瘤发病情况越来越严重，现在他们每天需要整理的患者信息就有200多条，这些信息都用专门的电脑软件进行处理。

　　50岁的魏矿荣皮肤白净，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小很多。他在肿瘤登记岗位上度过了27年。日复一日工作的成果，在中国肿瘤统计数据中只占极小的一部分。进入2013年1月，在持续多日的大范围雾霾笼罩下，《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以下简称《年报》)对外发布：“全国每6分钟就有一人被确诊为癌症，每天有8550人成为癌症患者，每七到八人中就有一人死于癌症。”“全国癌症发病形势严峻，发病率与死亡率呈持续上升趋势，每年新发癌症病例约350万，因癌症死亡约250万。”伴随着对空气中弥漫的PM2.5的不安，这一连串灰色的数字令中国人对癌症的认知绷得更紧了。

　　全国肿瘤登记中心位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一间狭促的房间里，中心副主任陈万青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这不是他们第一次发布这样的数据了。由于癌症患者日益增多，从2006年开始，这个中心就将原来每五年发布一次肿瘤登记数据，改为每年发布。按照国际惯例，肿瘤登记年报所公布的一般都是3～5年前的资料，因而，最新的数据实际上是从2009年全国104个肿瘤登记处上报的资料中选取出来的。今年这一次所引起的轰动，是他们自己也没想到的。

　　中山：一个地方的癌情变迁

　　对于全国癌症统计的这些“大数据”，魏矿荣并不感到吃惊。起码，对于中山市的癌症发病情况他一直了如指掌。他为当地的癌症发病情况算过一笔账：2009年，中山市每天有8.34人被确诊为癌症患者，5.27人死于癌症。而在1970年，当地每天的癌症发病和死亡仅有0.78人。

　　在中山市人民医院正门旁，肿瘤防治中心拥有一座独立的大楼，魏矿荣所在的研究所就是这座大楼的一部分。肿瘤在中山这个地级市之所以如此受重视，是因为这里曾是鼻咽癌的高发区。鼻咽癌俗称“广东癌”，因为它主要在广东、广西、福建及香港、东南亚等地的居民中发病率较高。鼻咽癌的诱发原因是什么、为何特定地区的人容易罹患此癌，对于这些问题，科学界至今尚未弄清。但好在，这种癌症相对容易治愈，存活率高。因此，中山市早在1970年就建立了专门的肿瘤防治所，对有鼻咽癌家族史的高危人群进行早筛早治。正因为如此，中山市的肿瘤预防、治疗和统计工作才有了几十年积累下来的基础。

　　1986年，当魏矿荣从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中山市肿瘤研究所搞统计时，他才发现自己坐上了冷板凳。由于自己的工作不受重视，魏矿荣曾经好几次想转行去当临床医生，但是该所创始人、中山大学医学院退休教授胡孟璇总是劝他说：“做一名肿瘤科医生，一次只能救一个人，甚至还救不了；做癌症流行病学工作，一次却能救一批人。”

　　魏矿荣的师弟彭杰文是1987年大学毕业来到中山市人民医院的。当时他被分配到肿瘤科做医生的时候，境遇与师兄差不了多少。当时的肿瘤科蜗居在老楼的一角，化疗、放疗等不同的部门都挤在一起。由于来看病的人不多，科里总共只有两三个医生三四十张床位，长年住不满。当时来住院的大多是癌症晚期患者，做治疗已是聊胜于无。

　　但是从2000年前后开始，彭杰文明显感觉到越来越忙碌。如今已升任肿瘤化疗科主任的他，手下有10名医生，全都拥有医学硕士以上学历。随着临床肿瘤专业越来越火，中山市人民医院4年前建了一座大楼，专门用作肿瘤防治中心。如今，这里不仅有整个医院最昂贵的医疗设备——价值3000万元人民币的放疗设备“瓦里安直线加速器”；还拥有一般三线城市少有的高科技手段，比如可用于一些特定癌症的基因诊断和生物疗法。这个肿瘤中心的放疗科与化疗科现在加起来总共有三四百张病床，却仍然不能满足患者的需求，长年都有人在排队等待住院。

　　坚守在肿瘤统计工作岗位上的魏矿荣比彭杰文更了解整体情况。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鼻咽癌已经不再是中山地区发病率最高的癌种。这并不是因为鼻咽癌的病例减少了，相反，它的发病率一直稳中有升，但是它的增幅，已经赶不上肺癌、结肠直肠癌等肿瘤的蹿升速度。最新的数据是2009年的，鼻咽癌发病率在中山市男性中居第三位、在女性中排在第四位。肺癌急剧上升，成为当地男女人群皆最易患且死亡最多的头号癌症，结肠直肠癌的发病也呈快速上升的趋势。此外，在这个地区，男性患肝癌的病例长期较多，女性乳腺癌的患病率则持续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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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标”消失：癌症成第一杀手

　　在中国，中山市是最早建立肿瘤登记点的地方之一，而于1959年就建立了全国最早的肿瘤登记点的河南林县(现林州市)和中山市的情况类似，肿瘤防治工作的领先是由于当地是特殊的癌症高发区——食管癌在林县有奇高的发病率。而江苏省启东县(现启东市)则以“盛产”肝癌而闻名，当地也早在1972年就建立了癌症登记报告制度。

　　如今，这些具有几十年传统的特殊癌症重灾区似乎已经不再那么受到关注，而一些民间人士根据近年来的公开报道绘制的“中国癌症村地图”则为观察中国的癌情提供了一个具体而形象的窗口。透过“癌症村”现象，中国的癌症发病情况吸引了全世界的关注，但是“癌症村”这种说法没有出现在任何学术资料中。由于癌症的发生是病人的基因与所处的多种环境因素长期作用的结果，这使得任何具体癌症病例的归因都变得非常困难。例如，即使经过数十年的跟踪研究，中山地区鼻咽癌的病因尚未明确，那么，那些个别村庄癌症高发的原因更是难以在科学上得到确认。

　　今年2月，国家环保部印发了《化学品环境风险防控“十二五”规划》，其中明确表示，因受有毒化学品污染，个别地区出现‘癌症村’等严重的健康和社会问题。这被认为是承认存在“癌症村”现象的首次官方表态。事实上，中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原副主任、协和医科大学教授杨功焕，在三年前所做的“淮河流域水污染与肿瘤的相关性评估研究”中，已经初步发现了淮河沿岸农村地区癌症发生与水污染的相关性。这可以看做是在学术上对“癌症村”现象迄今为止最为直接的解释。尽管如此，翻开300多页厚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并不能从这份来自官方的权威资料里找到任何有关“癌症村”的描述。

　　从特殊的老牌“癌症县”，到民间总结的“癌症村”，都只是中国汹涌癌情的“地标”。在广大的城市地区，即使不看统计数字，很多人在日常生活中也能感受到身边罹患癌症的人越来越多。另一方面，近年来死于癌症的名人的名单在不断拉长，也令人在唏嘘之余，不时感受到癌症严峻的发病形势。

　　就像“癌症村”所面临的情况一样，大都市里令人胸闷的恶劣空气，还难以在科学上被认定为癌症的元凶。但北京市肿瘤防治研究办公室的统计数据显示，早在2007年，癌症就已超越心脑血管病成为北京市民的第一大杀手。该办公室副主任王宁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10年之内，(癌症的)发病率肯定下不来；10年之后能进入平台期就不错了。”而对于目前中国排在第一位的癌症杀手——肺癌的发病形势，媒体普遍引用北京肿瘤医院专家的话说，预计到2033年，中国人肺癌的发病会出现“井喷”。

　　随着癌症发病情况的日益严重，2003年，卫生部发布《中国癌症预防与控制规划纲要(2004—2010)》，把加强肿瘤登记列入癌症预防控制的主要内容。自此，肿瘤登记工作开始全面受到重视。截至2012年，全国的肿瘤登记点达到222个，覆盖人口约两亿。

　　就在今年1月中国肿瘤登记年报公布一周之后，美国癌症学会公布了该国的年度癌症统计报告。报告称，美国2009年的总体癌症死亡率约为10万分之173.1，比1991年最高峰时的10万分之215.1下降了约20%。报告认为，美国的癌症发病率总体呈下降趋势，这些数据“令人鼓舞”。

　　中国的情况则不容乐观。陈万青的预计和王宁不约而同，他说，“由于种种原因，未来10年，中国的癌症发病率与死亡率仍将继续攀升。预计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癌症死亡总数将达300万左右，患病总数将达660万。”肿瘤登记是国际公认的癌症信息收集方法，陈万青说，由此建立起来的全人群癌症发病和死亡数据库，是国家实施癌症防控必不可少的家底。如果家底不清，相关方针、政策、措施、评价等都无从谈起。

　　在漫长的坚守中，中山市的肿瘤统计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认可。最近几年，魏矿荣不断地整理和发表手头的统计数据。和在临床上忙忙碌碌的同行们相比，他的工作远离病人，却更接近中国癌情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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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流传很久但从来未经证实的说法：如果谁能够攻克任何一种癌症，世界卫生组织将在总部前建一座与其本人外形尺寸一样大小的纯金塑像。从40年前美国实施“向癌症宣战计划”起至今，并没有任何一位科学家的贡献哪怕能够引出这一有趣的话题。但是，这主要是由于“攻克癌症”的过程恐怕远远没有人们设想的那么富有戏剧化，而是一个几乎涉及到生物医学各个领域、长期不懈努力的结果。如今，“金像”的传说基本上被淡忘，但人类对癌症的生物学理解已经非常深入，癌症预防、早期诊断、综合治疗的手段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现在，科学家已经在基因水平上理解肿瘤的发生与发展，肿瘤医学正在进入一个个性化治疗、精确治疗的崭新时代。随着癌症基因组计划的推进，更多潜在的药物靶点将被鉴定出来，为新药的开发奠定了基础。同时，分子技术还可能准确预测某些癌症(比如卵巢癌)药物治疗的效果。肿瘤科学几十年来进步带来的结果是：癌症已经成为一种可控制，甚至可治愈的疾病，患者的生存率达到从未有过的高度。

　　生物医学在攻克癌症方面取得了很多显著的进步。

　　靶向治疗：研究发现，不同肿瘤患者的基因有所不同，比如，即使同是患有肺癌的患者，其对药物的反应也可以完全不同。究其原因，在于肿瘤细胞的基因变化不同。靶向治疗的优势在于，治疗药物可以在细胞分子水平上，特异性地选择结合点，干扰肿瘤细胞的生长，将其置之于死地，而不会波及周围的正常细胞。通俗地说，就是只杀“坏细胞”，而不错杀“好细胞”。因此，相对于化疗，靶向治疗不仅精准，而且比较温和，副作用少，患者可以在家中服药治疗，因而也更加方便。

　　肿瘤外科：如今，癌症的外科手术更加精准，微创手术的广泛开展使患者的创伤更小，恢复更快，切口也更美观。临床证据已充分证明了微创手术在治疗癌症方面的安全性，打消了人们的某些顾虑。在不影响手术效果的前提下，肿瘤外科并发症更少、术后引起身体的变形得到更好的弥补。比如，乳腺癌术后接受乳房再造手术的病人比例越来越高，取得的整形效果也更满意，提高了癌症患者术后的生活质量。

　　放射治疗：由于计算机技术、放射物理学、放射生物学、影像学的有力支持，肿瘤的放射治疗技术已经取得了革命性的进步。随着放疗精度的日益提高，精确放疗有效地保证和提高了放疗高剂量落在肿瘤靶区内，而其周边组织和器官处于低剂量照射。放疗在肿瘤治疗中的作用越来越大，世界卫生组织统计，癌症治愈患者中的近一半应归功于放疗。

　　药物研发：在现有的170多种抗癌药物中，大多数都是近十年研发出来的新药。此外，还有大约1000种抗癌药物及癌症疫苗在研发过程中。很多最新开发的抗癌药物，有效地消除了恶心、疼痛、脱发等副作用，给予患者较高的生活质量。同时，另一些新开发的药物较好解决了某些肿瘤治疗的耐药性问题。

　　肿瘤筛查：医学界普遍认为，大约三分之一的癌症可以得到有效预防。其主要方式是：调整生活方式、改善饮食结构和早期筛查。例如，最新研究显示，乙状结肠镜检查能够有效降低结肠直肠癌的发生率和死亡率。与此相反的是，另一项研究得出结论，每年一次的胸部X线检查并不能够在普通人群中降低肺癌的死亡风险，因而不主张人们定期做这一检查。

　　尽管肿瘤科学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迄今为止，癌症仍是世界上最严重的公共健康问题。在世界范围内，预计新发癌症人数将由2008年的1270万，跃升到2030年的2000万以上。尽管肿瘤科学研究不断取得突破，但如何将这些成果有效转化成新的治疗方法，其间的巨大鸿沟还有待跨越。此外，肿瘤治疗的花费在各个国家和地区都非常昂贵，这一问题也显著降低了癌症患者得到理想治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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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年底的一天，31岁的广东中山市民“真水无香”(网名)又感到一阵强烈的恶心，跑到卫生间里狂吐了一通。这种情况已持续了一个多月。由于从事保健品行业的工作，“真水无香”平时很注意保养身体，每天早餐吃杂粮，喝茶，烟酒不沾，每年定期体检，从未检查出过什么大问题。这一次，她以为呕吐可能是怀孕的征兆。可是，在当地一家以妇产科出名的医院做了检查以后，医生劝她说：“姑娘，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你没怀孕，还是去做个全面的身体检查吧。”

　　在随后一年里，“真水无香”分别在两家医院做了几次检查，最终的结果是：直肠癌晚期。这令她一时间难以接受：“我过得这么健康，就算再多的人得癌症，也不该轮到我头上啊！”然而，她只好接受了残酷的现实，遵从医生的建议做了手术，术后还恢复了工作。

　　可只过了3个月，病魔就再度对她发起攻击。当她来到中山市人民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化疗科就诊的时候，科主任彭杰文发现，癌细胞已相继侵入了这位年轻病人的肝和肺。

　　直到最近，“真水无香”才慢慢拼凑起自己得病的线索：虽然自己吃杂粮，但吃肉也比较多，再加上很少运动，身高155厘米却胖达128斤。而在得病之后母亲才告诉她，她的奶奶死于食管癌，外公死于肺癌，还有一个伯伯得了直肠癌。高脂饮食、缺乏运动，尤其是有家族遗传倾向，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诱发了她的直肠癌。

　　“穷癌”与“富癌”

　　“真水无香”对自己患病原因的分析大体上是符合科学的。任何癌症的发生首先都离不开遗传素质的因素，其次还和人的生活环境有关，这两者在漫长的过程中协同作用，最终导致癌症的发生。因此，医学家们常常使用“诱因”“导致”“诱发”等字眼来描述促使癌症发生的外部原因，其所指的不是癌症的直接病因，只是可以使人患癌的高危因子。

　　2012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研究室主任乔友林等人在国际学术期刊《肿瘤学年鉴》上发表了论文《中国癌症归因分析》。他们在文中指出，中国的总体癌症死亡中，57.4%都是可避免的。从发病的原因来看，其中慢性感染是导致癌症发病和死亡的首要原因，占29.4%；占第二位的是主动和被动吸烟，占22.61%；其次是食用蔬菜、水果不足，饮酒，职业暴露与环境污染等各种因素。

　　实际上，导致癌症发生的不同诱因，最终产生不同类型的癌症。已有的研究表明，有一些癌症可以由长期慢性感染引起，如乙肝病毒(HBV)可能导致肝癌；幽门螺杆菌可以引发胃癌；人乳头瘤病毒(HPV)感染可导致宫颈癌等等。“一般来说，这些与长期慢性感染有关的癌症，多发生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方往往自然环境恶劣、营养条件差、卫生水平低、生活习惯也不好，因此，多容易患此类癌症。由于以上这些特点，这类癌症往往被视为‘穷癌’。”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副主任陈万青介绍说，“另一些癌症的发生往往与现代生活方式有关，所以它们被归为所谓‘富癌’的范围。”

　　“真水无香”所患的直肠癌被看做是一种典型的“富癌”，它近年来发病率明显上升，在浙江、上海、江苏等沿海地区的发病率增速已超过西方国家。在发病机制方面，结直肠癌与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受相关联的基因影响，因而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常年高脂肪饮食、缺少膳食纤维摄入、久坐少动、不按时排便等因素都是这种癌症常见的诱因。

　　“真水无香”所在的广东中山地区癌症种类的演变过程，对全国的情况很有代表性。据统计，从1970年到1990年的20年间，中国癌谱尚以发展中国家常见的消化道恶性肿瘤为主；而从1990年到21世纪初，肺癌与乳腺癌明显地后来居上，成为增幅最大的两种癌症。根据《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以下简称《年报》)的分析，2009年，中国人患最多的癌症依次为肺癌、胃癌、结直肠癌、肝癌和食管癌，死亡最多的癌种第一位是肺癌，其次为肝癌、胃癌、食管癌和结直肠癌。

　　“这就是癌谱的变化。像肝癌、胃癌、食管癌、宫颈癌等属于‘穷癌’，即在发展中国家普遍易得的癌症；而肺癌、结直肠癌、乳腺癌、淋巴癌、前列腺癌则被称为‘富癌’，是发达国家常见的癌种。”陈万青说，“中国目前的形势就是‘穷癌’发病率仍居高不下，同时，‘富癌’也增长迅猛，处于从发展中国家高发癌谱向发达国家高发癌谱过渡的时期。”

　　在胃肠肿瘤专家、北京肿瘤医院院长季加孚的科室里，如今已经很少见到因胃癌前来就诊的城市女性，大部分患者都来自农村。他的办公室门外，永远有看不完的病人在等待，与记者谈论“癌情”，他很难安下心来细聊，“即使在国内，城市与农村的癌谱也不一样。所谓‘穷癌’‘富癌’，本质上是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决定的。像跟中国经济水平差不多的巴西、印度，他们的癌谱也跟我们有类似的特点。所以从癌谱的变化上来看，中国并没有实现跨越式的发展，过去发达国家走过的老路，我们今天还是要重复地走，无法跳过去。”

　　专搞肿瘤流行病学的乔友林总结了一条规律：“穷癌”好预防难治愈，“富癌”难预防好治愈。他举例说，像结直肠癌、乳腺癌、淋巴癌等“富癌”，没有什么独特显著的诱因，因此难以预防，但只要发现及时，治疗后一般都能存活较长时间乃至治愈。不过，乔友林强调，这一类富贵病也有一些共同的诱因——这也是“真水无香”自己总结出来的原因——高脂高蛋白饮食、缺乏运动。“因此它们也是可以预防的，办法就是建立健康的生活方式。当然，与慢性感染造成的‘穷癌’相比，这更难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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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化与老龄化

　　“真水无香”不是彭杰文遇到的第一个年轻患者。在中山市人民医院的肿瘤病房里，20年前根本没有黑发人，但如今，几乎每一间病房里都住着一位30多岁或40多岁的患者。这个医院的妇科肿瘤医生黄瑾至今还记得，几年前，有个19岁的高中生得了子宫癌，最终切除了所有的内生殖器官，造成终生不育。癌症发病年轻化趋势，是很多一线医生的共识。但更令医疗界感到痛惜和困惑的是，这些年轻的病人，相比同类癌症的老年患者，其病情都要来得更加险恶，治疗效果也没有老年人好。

　　《年报》上的发病年龄曲线提示着，中国癌症发病呈现年轻化趋势，乳腺癌、肺癌、结肠癌、甲状腺癌等癌症的发病年龄均低于此前的数据。最新数据显示，全国35岁至39岁年龄段中，平均每10万人中有87.07人会罹患癌症，而在40岁至44岁年龄段中，这一数字达到了154.53。

　　对于导致中国癌症患者年轻化的原因，肿瘤学家们的共识是：环境污染、不良生活方式与现代社会生活造成的精神压力。季加孚举例说，空气中的PM2.5问题，是近10年才出现的。癌症的发展需要长期的过程，因此，对于今天已经五六十岁的人来说，这种空气污染不会明显增加他们患肺癌的风险。但试想，一个10年前出生的人，从他小时候起，就长期呼吸这种空气，今后得肺癌的几率肯定要大大提高。对此，季加孚很忧虑，“照目前这种环境污染的态势，中国的下一代将迎来癌症发病高峰。”

　　也有人对癌症年轻化的说法持保留观点。北京市肿瘤防治办公室副主任王宁觉得，这首先与大家的印象有关，“医生遇到1000个老年癌症患者，也不会有什么特殊的感觉，而碰到一个二三十岁的年轻病人，立马就记住了！”有数据显示，北京居民各年龄段的癌症发病率曲线，与过去10年相比仅是整体上移，而不是提前，也就是说，各年龄段发病的人都在增多。王宁指出，从统计学原理来看，当一个样本量足够大时，小概率事件的出现次数也会相应增多。所以年轻癌症患者的出现，只是一个客观现象，不宜将此定义为发病年龄提前。

　　不过，不论年轻化的说法是否成立，发病形势严峻都是个不争的事实。以北京的乳腺癌发病情况为例，王宁所做的对比图显示：1980年，北京市女性在45岁和65岁的两个年龄前后最易患乳腺癌，而如今，发病高峰从45岁一直持续到65岁。从图上看，原先是“双高峰”，而现在已经连成一个“高平台”。

　　对中国“癌情汹涌”的解释，陈万青认为，更主要的原因，是与年轻化相反的一个因素：人口老龄化。在本质上，癌症是人体衰老的结果之一，老化是驱动癌症生长的代谢发动机，这已是科学界的共识。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美国一项医学报告就发现：在80岁左右老年人的尸解中，1/4左右的人体内有恶性肿瘤，但这些老人生前都无与病症有关的任何症状。他们的死亡，也是因于其他疾病或原因而致。换言之，老年人得癌症，可以看做是一种“自然的事”。

　　前列腺癌在美国男性中发病率第一，死亡率第二，一般多发于65岁以上的男性。中国过去一直是前列腺癌的低发国家。而到了2010年，前列腺癌竟上升到北京市男性癌种的第六位。上海1997～1999年前列腺癌的发病率与1985～1987年相比增加了3.5倍。王宁说，前列腺癌的增加，主要就与人口老龄化有关。“不过，前列腺癌的发生还与人种有关，美国裔黑人是高发人群，其次是白人，所以中国的前列腺癌尽管会增多，但恐怕仍不会发展到美国那个程度。”

　　《年报》显示，中国人癌症的发病高峰在75岁～80岁年龄组。“原先人的寿命没有那么长，癌症还没有来得及发生，人就已经因其他疾病而去世了。而现在，中国70岁以上的老人越来越多了，癌症发生的几率也就大大增加了。”陈万青说，中国人口仍在不断趋于老龄化，癌症发病率上升的势头还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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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与预防

　　如果对癌症的发病率进行横向比较，占据癌症发病率排行榜前10位的都是发达国家，如丹麦、法国、澳大利亚等，中国的发病率尚属中等水平，大约在八九十位。“但我们的死亡率很高，排得比较靠前，”陈万青说，“我们衡量一个疾病的危害程度，最终还是要看这个疾病的死亡率，要看对个体生命的威胁有多大。”

　　“肺癌患者如果在早期发现，5年存活率是90%，而晚期患者90%都会死亡。”王宁说，中国的癌症患者在就医时，往往已经是晚期。因此，她在各种场合不断地强调：“40岁以上人群要定期体检，进行癌症筛查。”当科学家至今未能搞清楚癌症的病因，也没有全面根治癌症的办法时，除了及时筛查，是否还有更有效的战胜癌症之道？

　　患过癌症的病人有这样一种说法：“80%的癌症患者不是死于癌症，而是死于过度化疗。”这是因为，化疗药物往往有副作用，在杀死癌细胞的同时也杀死健康细胞，导致病人免疫力低下，还会造成呕吐、脱发、局部组织坏死等等。尽管如今的化疗药物已能够避免患者的呕吐反应，复杂的药物配合方案也可以降低对人体的误伤，但这样的进步，仍是杯水车薪。“真水无香”服用的化疗药物就声称不会导致恶心，但她却呕吐不止，无法进食，一年内体重降了28斤。

　　肿瘤根治手术、放疗、靶向治疗、生物疗法、中医、气功在很多晚期癌症患者眼里，任何一种疗法都如同救命稻草，但癌症治疗往往代价高昂，仅以靶向药物为例，治疗肺癌的易瑞沙一粒药就卖550元；用于乳腺癌的赫赛汀一盒高达15000元。据中山市人民医院副院长杨有业介绍，化疗与放疗的科室收入在该院所有科室的排名分别占前三位，如果二者相加，就必然是第一名。癌症患者的增多令医院的肿瘤科日益火爆。

　　“实际上，癌症不等于死亡，”季加孚说，在医学界，癌症早就和高血压、糖尿病一样被归为慢性病的行列，“带癌生活”“姑息疗法”的理念在国外已颇为流行。他强调，在癌症治疗时，可根治的根治，对无法治愈的，应当以控制病情改善生活质量为主，而不是四处乱投医，过度治疗，最终因癌返贫。

　　在医学院读书时，当看到吸烟会导致肺癌的文献，乔友林当即掐断了自己手上的烟头，从此再也没抽过烟。这位肿瘤流行病学专家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60%的癌症都是可以预防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癌症研究员悉达多.穆克吉在其新作《众病之王：癌症传》里，花了整整一章的篇幅来阐述“预防就是治疗”的道理。

　　1947年，英国卫生部发现，肺癌的发病率在过去20年里增长了15倍，几乎成为一种流行病。于是，他们委托流行病学家多尔做了一项研究。结果发现，烟草烟雾是肺癌的强致癌物。这推动了此后40年间欧美国家对烟草产业的规范与限制，这被视为人类预防癌症的重大胜利。1980年代，多尔和同事皮托对常见癌症的致病因素做了一次全面分析，得出一个令人振奋的结论：超过80%的癌症皆可避免。如今，世界卫生组织认为，世界上平均有35%的癌症是可以避免的。

　　但是，中国的控烟状况实在不如人意：2003年，中国签署了限制烟草的全球性公约《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到了2011年，《中国烟草使用与烟草控制联合评估报告》使用10项指标，对其控烟执行情况进行评估。结果表明，中国控烟履约执行十分不力，控烟五年效果微弱，得分仅为37.3分(百分制)，离及格线相差甚远。由于中国居民的吸烟率仍处在高峰时期，吸烟危害的延滞效应决定了中国未来20年内，肺癌仍将处于上升趋势。世界银行预测，如果情况得不到改善，到2030年，中国肺癌患者数量将增加5倍，届时将有近740万肺癌患者。

　　在控烟方面，除了政府的不作为，人的非理性也难以控制。穆克吉在《癌症传》里指出：“即使这些病人正在为其烟瘾付出最后的代价，其中有一些人仍然执迷不悟有许多病人在治疗癌症的过程中仍在抽烟，还曾有病人从癌症手术醒来后，像僵尸一样穿过走廊去找护士讨要香烟。”

　　“这些道理很多人都知道，可就是难以真正身体力行啊！”王宁感叹说，除了生活方式，环境污染作为癌症的诱发因素，在中国和吸烟一样普遍存在。

　　广东中山市肿瘤研究所流行病学室主任魏矿荣以不同的颜色来标注癌症发病率的高低，做了一个中山市癌症地图。在地图上，这些乡镇与中心市区一样，都呈鲜红色，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则呈紫色和黄色。魏矿荣解释说，中山市区人口稠密，交通拥挤，生活压力大，环境和空气质量较差；而以小榄和黄圃镇为代表的北部地区工业发达，经济水平较高，工厂和机动车较多，环境和空气污染也相对较严重，因而，这两个区域的癌症发病水平都相对较高。

　　如果要用地图来描绘全国的癌症分布，情况要比中山市复杂得多。由于各地区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和人群生活方式的差异，不同的癌种呈现出不同的地理分布特征。因而，乔友林及其团队所做的中国肿瘤分布地图，是按照不同癌症类型分别绘制的。总体上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和不良的生活方式，再加上快速的人口老龄化，所有这些因素叠加在一起，都注定了中国将在未来10年，迎来一个癌症持续高发的时期，中国的抗癌之路必将漫长而崎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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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已经见到很多人所能想象的人生中最恐惧的东西，就是死亡，离它那么近，了解它的形状。那不是审美意义上的呈现，就是一个平凡人，因为疾病很痛苦地死去”，看着安阳的照片，李静淡淡地说。

　　去年3月，李静的未婚夫、30岁的安阳被查出患了恶性脑肿瘤，4个月后去世。此前，两个人不仅从未接触过死亡，甚至对癌症一点意识都没有。

　　这样看似遥不可及的“低概率”灾难，其实甚至每天都在发生，降临在越来越多的家庭中。

　　今年1月，全国肿瘤登记中心发布的《2012中国肿瘤登记年报》显示，平均每天8550人，全国每分钟有6人被诊断为癌症。我国居民因癌症死亡的几率是13%，即每7至8人中有1人因癌死亡。

　　“只知道癌症可怕，但那种恐惧很空洞”，直到直面它，李静才真正经历了和无数癌症患者一样的精神考验：恐惧、孤独、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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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发

　　李静记得清楚，安阳头疼病复发那天是2012年3月9日。此前，安阳认为颈椎病、头晕是他这种IT人的职业病。但他的情况开始恶化，视力严重退化，站立时都会摔倒，安阳终于决定去医院检查。

　　CT结果出来后，医生把李静一人叫到身边，告诉她安阳脑子里有“占位”——医学影像诊断学中的专用名词，意思是被检查的部位有一个“多出来的东西”。李静的第一反应是：别告诉安阳。

　　很多癌症患者家属都面临这种选择。北京抗癌乐园负责人姜寅生说，过去16年间接触的几千名会员里，几乎所有癌症患者都经历了被家属隐瞒病情的阶段。一位癌症患者家属回忆，15年前，母亲被查出患有肺癌，她和弟弟开车在环形立交桥上绕了几十个来回，纠结是将母亲送往当地肿瘤医院还是总医院，为了能隐瞒实情，最终选择后者，“在所有人的概念里，癌症是绝症，不能让患者一下子面临这么大的灾难”。

　　李静了解安阳的性格，敏感、脆弱，一定接受不了这种打击。回家后，她躲起来上网查资料，安阳脑子里的“占位”有三种可能：撞击造成的毛细血管破裂，脑梗，或胶质瘤。

　　网上介绍说脑胶质瘤的发病率是十万分之三，李静算了算，“北京2000万人，只有600个人会得这种病，我们连彩票都没中过，怎么会摊上这么大的事儿呢！”

　　她一边告诉安阳，可能只是撞击造成的毛细血管破裂，一边试图让自己接受更坏的可能，“胶质瘤分四个级别，一二级是低级别，我查了一下，手术切除后，还能活二三十年”，李静本能地安慰自己，“不会是最坏的那一种，不可能每块石头都砸在一个人身上”。

　　然而，她和安阳面对就是最坏的可能：脑胶质瘤。

　　病情迅速恶化，安阳开始神情恍惚，头晕得厉害，走起路来像个醉汉，已经不能正常上班，李静又不敢把他独自留在家里，只好上班时也带着未婚夫。

　　医生给出了唯一的治疗方案：尽快开颅手术，切除肿瘤，不然就会面临失明的危险。

　　住院之前，两个人商量了很久，决定给安阳的妈妈打电话，告诉她做手术的事，一是因为这种手术要直系亲属签字，二是李静没法一个人照顾安阳。

　　“脑子里有个小瘤，切出来就行了，没事，”小两口努力压抑慌乱，笑呵呵地打着电话。

　　从始至终，安阳的妈妈和两个年轻人的情绪就一直不太一样，安阳把开颅手术形容得像打一剂针，努力逃避。电话那边，母亲一言不发，第二天就从老家齐齐哈尔赶到北京。

　　恰巧，年初时，安阳的一个初中女同学去世了，也是脑癌。安阳妈妈认识这家人，说女孩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经常看到女孩和她妈妈傍晚在家里小区遛弯。东北的傍晚，广场会有很多人扭秧歌跳舞，老人们带着孙子孙女混在其间玩儿，她们娘俩互相搀着在外围慢慢走。

　　老人讲得极为平静，直到安阳去世，李静才得知老人当时的心境。她亲自照顾过因癌症去世的姐姐和妈妈，因此，接到电话后，就“做好了心理准备”。

　　手术前，平时连恐怖电影都不敢看的李静，每天背着安阳上网查手术图片，一边看，一边不断暗示自己：事情会变好的。

　　表面上，两个人对待即将到来的手术嘻嘻哈哈，但住院前一天，安阳搂着李静半玩笑地说起“生命”的话题，这是他们相识6年来第一次。“再活10年也挺好的，到时候不干IT了，开个补课班教学生，如果脑子不够用，就回齐齐哈尔开个杂货铺，你愿意吗？”李静使劲儿地点头。

　　李静不知道该说什么，她从不知道死亡到底是什么，会给她带来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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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

　　李静和安阳妈妈明确分工。安阳妈妈负责24小时陪护，李静则凭借稀疏的人脉，不断找关系，变更定点医院，预约核磁共振，各处央求收治病人，咨询社保办理手续

　　李静不在时，安阳常常跟母亲回忆自己从小到大的人生路，母亲听着难过，“一个人开始回忆自己小时候，说明意识到自己没有多少生命了”。

　　可只要李静在身边，安阳从来不提这些。

　　手术结束，并不乐观，安阳脑中的肿瘤将近8厘米，拳头一样大，四级，随时可能复发。恢复过程也比正常情况差，别的病友能坐起来，安阳还在卧床；别人都能在走廊里溜达了，安阳还在发烧40度，因此做了三次腰穿。术后，脑中出现了出血点。

　　焦躁、不安而敏感，充斥了每个人的内心。

　　为了求得一点保证，李静每天追着医生问：手术算成功吗？以后怎么治疗？医生从未正面回答，咨询了很多人，得到的答复大多是：病因太多了，很难说清；得这个病的年龄越来越年轻，治愈率更不好说。

　　李静只好依靠网络，一篇篇地翻帖子，靠了解其他人的病情发展，自己制造一丝缥缈的安全感。

　　安阳的妈妈却从不像她这般。她只是呆在儿子病床旁，默默地守护。事后她说，每天医生查房，走到别人身边，都不断夸赞，“手术太成功了，全都切干净了，没问题！”可走到安阳床前，只是简单地说，“还挺好的”。

　　苏醒之后，安阳再也没用过手机，没上过网，也从来不主动问自己的情况，但只要李静跟医生或母亲在病房外小声说话，他立刻直起身子，小心翼翼地听着。

　　“我猜，他那时候也很矛盾，一方面想知道自己的病情，一方面又不敢知道。”李静说。

　　出院后，安阳恢复得依旧很慢，开始有腰腿疼痛的症状，每天情绪反复，常常，因为一点小事激动得大哭大嚷，一转身，又开始积极地锻炼起身体来。

　　有一天，安阳坐在床上看着窗外，问李静，“跳下去的过程会不会很疼，是摔死的还是吓死的？”

　　李静听得心惊，再也不敢让安阳单独在家，她把自己的妈妈也接来北京，三个人轮番陪着他。

　　手术后需要每天往头部注射甘露醇针以便降颅压，但为了防止对血管造成刺激，针要打得很快，安阳不停地喊：“疼，不打了”，李静于是骗他，已经调慢了，安阳才觉得舒服。

　　就这样，三个人把他当成任性的孩子，顺着他，骗着他，只求时间熬得不会太艰难。

　　手术后，安阳要做核磁共振、放化疗，按照医院程序，排10天才能排上，李静费尽周折找关系，很快排上了，还特意在医院对面的宾馆开了房间，方便治疗。但万事俱备，安阳就是不肯治疗，李静一下子崩溃了，“我在尽最大努力帮你治疗，你怎么还不理解我！”

　　“我们都没有对癌症做好准备，他抗拒，我也抗拒，”李静如今回想，“其实改变不了结果，仍可以修正很多细节，让最后的时间过得更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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绝境

　　面对癌症，大多数家庭走着同样的路：手术，花掉数万元；化疗，花掉数十万元；再放疗，再花掉数十万元；接着转战中医治疗，花掉数万元。

　　很多癌症家属是在亲人离去之后，才开始慢慢反思，自己对癌症并不了解，往往在治疗上投入了太多情感和期望，反而没来得及让逝者享受最后的亲情。

　　因为在医疗保险申请中出现困难，李静把自己的困境发到了网上，不仅筹集到了一些医药费，也让李静结识了很多同病相怜的人。这些人给了李静很多建议，其中一条是尽可能地让安阳减少面对亲友的探望。

　　于是，李静帮未婚夫挡住了很多“应酬”，一家人安安静静地度过。

　　但没人能够阻挡死亡的逼近。

　　手术的后遗症之一，是安阳一天之内几次三番地发生癫痫。安阳身高一米八三，体重150多斤，每次犯癫痫，瘦弱的李静和母亲根本控制不了他，眼睁睁地看着他痛苦地口吐白沫、抽搐，最多是把勺子放在他嘴里，怕他咬到舌头，失血过多。

　　在急救中心打过镇静剂后，安阳又变得像个弱智的孩子，他认不出李静，对她叫别人的名字。“我最爱的这个人不认识我了。”李静完全不能接受，“他是一个那么聪明的IT工程师，一下子变成这样。”

　　但“悲痛中也不会没有小岛”，安阳不再思考死亡，每天特别开心。

　　安阳爱吃山竹，李静每天买两三斤，安阳不停地吃，看见他笑得爽朗，李静也开心，变着法地给他做好吃的，只要安阳状态好，全家人都手舞足蹈，不去想这种病的平均生存周期，不去想下个月会怎么样，只想守着这简简单单的一天。

　　有一天，李静回家推开门，看到安阳坐在客厅里守着NBA看得出神，一下子哭了，“那时候才知道医生说的他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是什么意思，因为除了好吃的，也没办法给他更好的享受了”。

　　李静终于下了决心，不再去医院了。医生虽没明说，但李静知道，医学对安阳的肿瘤已没有办法，无非是再一次手术。如果发生癫痫，他们就去急救中心住几天，降降颅压。最后，在安阳妈妈的坚持下，一家人把他送回了老家齐齐哈尔，让他在自己曾经熟悉的环境里，度过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

　　几个月来，治病花了将近20万，包括小两口的全部积蓄，和很多“好心人”的捐款。他们在当地租了间简单的小屋，这个北方小城给不了多彩的生活，但这里家人环绕。

　　安阳每天躺在床上和人聊天，像小孩一样瞪着大眼睛望着李静，开心地喊着“你咋来了，来看我啦？”

　　李静觉得，这最后的时光里，最受煎熬的是安阳的妈妈。

　　一方面她似乎是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在来北京前哭了一夜，治疗过程也始终十分保守，拒绝开颅，拒绝手术，哪怕她知道这样的结果是失去自己的儿子；但另一方面，她似乎仍在期待有奇迹。专家会诊后，李静已经不抱希望了，便花了多很精力说服安阳妈妈接受这个事实，但这位老人却总是说：万一会好呢？偏方，迷信，中药，只要谁说吃什么可以抑制肿瘤，老人就拿来试。

　　对于死亡的最后印象，来自一些与生命毫无关联的细节。比如，安阳最后已无法活动，有一次帮他翻身的时候，发现长了褥疮。李静回想起来，觉得就像一张褪了色的照片，模样情景都历历在目，但又失了真。

　　死亡终于到来。想着这个平常讲究穿戴、爱整洁的男人，最后只能终日卧床，大小便失禁，李静竟然也替他感到了解脱。

　　眼看着他眼睛闭上，把掉下来的下巴合上，呼出最后一口气，帮他穿好寿衣，确定那块褥疮是不是结痂，把骨灰撒到江里“原来死亡是这样的，很具象，就是他临终前的样子，不可爱、不光泽、毫无尊严”。

　　如今，在没有安阳的房间里，李静只能独自享受照进飘窗的阳光，依旧温暖，舒服，但又永远不可能与从前一样了。

　　“他去世后的半年里，我也会遇到开心的事，让我觉得生活有安全感，甚至喜悦，真希望这些能持续下去。但每次我都告诉自己，生活永远都有另外一面，那是疾病、死亡的世界，它甚至跟健康的世界是平行的，随时都会把这里的一切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