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

高天流云

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小字獾郎，封荆国公，世人又称王荆公。江西抚州临川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他出生在一个小官吏家庭。父益，字损之，曾为临江军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几任州县官。安石少好读书，记忆力特强，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庆历二年（1042）登杨镇榜进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县知县、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点江东刑狱等地方官吏。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诏安石知江宁府，旋召为翰林学士。熙宁二年（1069）提为参知政事，从熙宁三年起，两度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推行新法。熙宁九年罢相后，隐居，病死于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谥文。

　　嘉佑三年（1058），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系统地提出了变法主张，要求改变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抑帛大官僚地主的兼并和特权，推行富国强兵政策。在他任参知政事和宰相期间，取得神宗的支持，抓住“理财”和“整军”两大课题，积极推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方田均税、免役、市易、保甲、保马等新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由于受到以司马光为代表的大官僚大地主集团的坚决反对，神宗后来也动摇、妥协，革新派内部又产生裂痕等，新法终被全部废止。

　　安石变法，虽然归根结底是为加强皇权，巩固封建地主统治地位，但在当时对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确曾起了推动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伟大革命导师列宁称誉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改革家”（《列宁全集》第十卷第一五二页）。

    关于变法失败的原因，曾有众多专家学者都有专著论述，笔者非历史学者、也非经济学家，不可能有长篇宏论，只能就事论事地谈点自己肤浅的看法。

    王安石所处年代，正是三大矛盾激化的时刻，阶级矛盾尖锐----土地兼并严重，贫富差距加大，农民负担沉重；民族对立严重----北宋与西夏和辽国发生多次战争；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突出----改革派与守旧派斗争激烈。因此，不变法，就没有生路；不改革，就没有发展。毕竟，穷则思变，乱则思改。正如台湾学者柏杨先生在书中写道：“王安石是一个了不起的思想家与政治家，那个纸糊的宋王朝，如果不是他的整顿恐怕早就亡国了——早亡给西夏了，还用不着金国动刀动枪……”

    王安石变法失败，既有他自身的缺陷和变法中的弊端，也有外在不可抗拒的因素导致。

    就内因来看，王安石实施新法，存有四大弊病：一是变法事先缺乏宣传，导致在变法的过程中无法吸引到优秀的人才。在变法的反对阵营中，有一大批的知名人物，而其中的精英部分，在经过足够的宣传说服后应该是可以被吸收进变法阵营中的。二是政策执行不力,导致效果与理想相去甚远。如青苗法、免役法的实行，出现不少问题。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五家互保后在逐家派定数目，称为散青苗，地方官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散派的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这还谈什么惠民呢？而青苗法中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百分之二十，这数目是一般平民所不能负担的。政策执行不力的根本原因是没有合适的人才推行新法，没有合适的政策受到百姓拥护。三是王安石过于刚愎自用，与神宗议论国事，有所抗辩，声色俱厉，神宗每为之改容听纳。创行变法之初，司马光曾致函叫他不要用心太过，自信太厚，安石覆书抗议，深不以为然，二人本是极要好又互相推重的朋友，从此画地绝交。又如，苏轼本来是拥护新法的最好人选，但苏轼的很多正确的意见也未能被王安石采纳。四是新法没有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隔靴搔痒式的变革，难有长期及根本改变。王安石变法，只是一场地主阶级内部针对北宋统治危机的制度改良，没有根本触及核心，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矛盾。

    就外因来看，变法肯定触动了大地主大官僚阶级的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自然不奇怪。司马光曾经多次上书皇帝取消新法，其他大臣也有在背后阳奉阴违、处处刁难的。就连改革最主要的支持者宋神宗，在关键时刻也发生了动摇，于是宋神宗死后司马光出任宰相，彻底废除新法，连很有成效的募役法也被废除。这些都是王安石所无力抗衡的力量与因素。因此，失败是在所难免的。

    但笔者在探讨变法失败根源时，发现了一些值得我们深思的东西。

    抛开深刻的社会制度根源，抛开变法实施者自身缺陷，还有极其重要的一条，是对变法措施在执行过程中的被扭曲、被异化，变为官员鱼肉百姓的“正当”手段，且缺乏有效的监督保障。比如，实行青苗法，政府规定利率为20%，官员擅自提到30%，结果新法实行之后恰逢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政府要平抑物价、抑制私商，有些官员就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当市场、货源、价格被政府高度垄断，百姓被盘剥更严重，失去民心、失去拥护。因而，尽管变法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却难以持续，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想到我们今天有些地方有些官员，在国家和地方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搞“法规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服务”，搞私下变通、私自“灵活”的做法，把政策当成他们手中的“魔术棒”，想啥干啥，缺啥谋啥，对比变法的失败，长期下去将是是多么悲哀的事啊。

    变法，究其实质就是改革，肯定会对既得利益者的某些利益受到冲击或损失，倘若死死抱住过去的观念不放，死死保住陈旧的做法不改，不顾大局，不看全面，那很可能导致改革的失败或流产。任何短视行为，都必定会遭到现实无情的惩罚。不变，有可能死路一条；改了，有可能从此前途光明。我们今天之所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就是在不断变革、改革的基础上取得的。

    纵观历史上很多变法失败原因，都有一个共同点：它只是少数清醒的人从上而下却脱离基层老百姓的变革，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戊戌变法莫不如此。改革如果不能普惠民众，得不到人民群众的真心支持和拥护，所谓的改革成果也只会是一堆泡沫，最终飘散在历史长河中。

    因此，历史教训值得我们深刻汲取。再也不能制定仅为某些集团某些阶层获利而抛弃大多群众利益的“政策”，再也不能实施只为某些团体某些个人沾光而忘却大多百姓福祉的“规定”，否则国富民穷、或国穷民更穷、或少数人富多数人穷的结局，都将带来难以预料的后果。

    王安石作为“十一世纪改革家”，变法虽然失败，但他的思想与实践，给了我们许多启示，很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