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服装的文化意义

沈阳老张

民族服装，主要是指在多民族的社会中，能够作为民族识别或归属标识的服装。民族服装除了具备保护人类身体的自然属性外，还具有表现某些象征价值和文化意义的社会属性，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少数民族在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度里经常需要展示各自民族服装类似，在国际社会的场景下，自然也会出现中国人的“民族服装”问题。近年来，关于“国服”的讨论正体现了现代人对于民族服装的关注。
　　
　　民族服装的象征性与意识形态
　　
　　中国有“衣冠王国”的历史美誉。早在先秦时，汉人的服装形制就已初步形成了两个谱系：一是上衣下裳（或裤），大襟、右衽；二是“深衣”，即所谓袍服。由于袍服不大方便劳作，故多为上层阶级采用，下层民众则多上袄下裤。
　　
　　“服制”，即服饰制度，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之一。在古代，服饰制度是政治秩序、社会等级和身份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朝廷通过服制规范官员与人民的行为，任何人不得僭越。历代帝王为政，均非常看重“服色”，王朝更迭总会有“改朔易服”之类的举措，因为服制与服色不仅可用来象征天命，如龙袍，还可以表现个人的政治抱负和身份、地位等，如官员服装上的“补子”。《易经·系辞》里所说的“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乾坤”，就是这个意思。换言之，服装在中国不仅是生活的一部分，还是一种政治符号，蕴含着丰富的象征性意义和意识形态背景。不过，服装的象征性意义也与其时代的诠释有极大关系。例如，多年以后，海内外对中山装的印象是“保守”，而“西装”则意味着“开放”，殊不知中山装当年曾是颇为激进的一种“革命”服装。显然，要想真正地理解中山装，还必须回到其历史背景才行。
　　
　　从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中国一直处于衰败、被侵略、内战和革命的混乱时期。在这个过程中，晚清时代中国人的装束——男子长袍马褂、留有发辫，女性多旗装或偏襟大衫、裹脚——被认为保守、落后、死气沉沉和具有封建意识而逐渐被国人放弃。与此同时，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包括服饰等，在剧烈迅猛的社会变迁中逐渐改良、创新，出现了以“西装化”为导向的发展趋势。然而，全面、彻底的“西装化”并没能够顺利实现，却先后出现多次涉及民族服装的创制、发展乃至重新建构的尝试。在所有这些重要的社会文化实践当中，以中山装和旗袍的创制、普及最为典型，还有曾流行一时的新唐装，都说明国人关于民族服装的社会文化实践仍在继续。
　　
　　民族服装的几次典型实践
　　
　　辛亥革命成功后，民国政府的急务之一就是要尽快改变国人长期以来在西方人眼中“羸弱”和“病态”的印象，要通过“剪辫”、“放足”、“易服”、“咸与维新”，逐渐树立起中国人的新形象。同时，孙中山也逐渐发展出一种有关民族服装的思想。按照他的理解，中国人的民族服装应“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既能反映国人新的精神风貌，又具有时代和民族特色。兼具中、西服装之长的中山装，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应运而生的。
　　
　　中山装具有非常强烈的政治革命和意识形态的象征性。据说，孙中山把早期中山装的七纽扣改为五纽扣，就是要象征“五权宪法”（一说象征“五族共和”）；中山装的四明兜，标志着“礼、义、廉、耻”四大美德；兜盖呈倒山形笔架式，象征革命要重用“笔杆子”，即知识分子；明兜的四粒纽扣蕴含人民拥有“四权”之意；衣领的颈部紧收，被认为是应对压力与危机的象征。
　　
　　作为20世纪中国最具代表性的服装样式之一，中山装先后得到民国政府和新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广。由于它被认为具有以民族主义和反帝、反封建为基调的意识形态属性，所以被中国人认同为民族服装，同时也得到了外部世界的广泛认可。
　　
　　民国时代中国人服装生活发生巨变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便是对旗袍的改良以及现代旗袍的出现和流行。如果说中山装彻底改变了中国男子长袍马褂的传统形象，那么，现代旗袍的出现则意味着新时代中国妇女全新形象的确立。
　　
　　现代旗袍是在传统满族旗装基础上加以改良的，最早出现在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新式旗袍明显具有促成妇女解放和体现女性自主、自强精神的倾向。古代中国的服制以皇权、男尊女卑和男性官僚等级为基本思想背景，而女性的身体则要被服装最大限度地遮挡起来，只是通过色彩、纹样等来体现性别。但现代旗袍对于人体审美的表达，则把历来饱受封建时代压制的女性置于服饰艺术的中心地位。经由旗袍所表现和展示的女性身体，彰显出进取、健康、美丽和富于魅力的积极价值。因此，从本质上说，现代旗袍是和封建时代文化格格不入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现代旗袍堪称是民国时代新女性的代表性服装。
　　
　　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在中山装日渐普及的同时，旗袍由于其“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人为定性，以及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不相符的反禁欲主义属性，而遭到冷遇。有趣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改革开放，再次导致旗袍和中山装命运的颠倒。至今，旗袍仍是众多中国女性青睐的礼服品类之一，并仍在不断创新之中。
　　
　　进入21世纪以来，“新唐装”在全国有了一次爆发式的流行。这是以清代的对襟马褂为基础，经改良而成的中式轻上装。最早于2001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推出，并于2002年春节期间在全国流行开来。
　　
　　不同于中山装和旗袍的普遍适应性，除了一些可能的服务行业或工作环境允许的场合之外，新唐装并不适宜劳作和日常生活。究其流行原因，一方面，由于改革开放与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民众逐渐进入“小康社会”。服装工业的发展为丰富国人的服饰生活提供了基础性的物质保障。林林总总的时装和多少已有些从容的日常生活，使得“流行”成为中国民众生活方式的基调之一。中国人所追求的已不再只是“丰衣足食”，人们还进一步渴求艺术审美，需要以时装来装点生活、表现个性。另一方面，经济与文化的全球化趋势带来了国际服装文化的深入交流。新唐装不仅大量汲取国际时装的设计理念和剪裁技术，也是以充分地意识到国际社会中的中国人“形象”为前提而被创制出来的。
　　
　　民族服装与国民文化
　　
　　近一个世纪以来，国人之所以表现出对民族服装的强烈渴求，是与中国的国家命运和中华文化在全球化浪潮压力之下的危机感密切相关的。寻求一种统一的、具有现代性的民族服装，是凝聚国家认同、增进国（公）民意识以及发展国民文化最为重要的环节之一。
　　
　　中山装和旗袍的兴起、衰落与重现，正是在向现代化国家迈进的艰难过程中，国人在服装创新与生活方式改革方面所持续进行的一种社会文化实践。它们和新唐装一样，都是以国民国家为背景而建构的民族服装，实际上都是中国人寻求全新民族形象的一种实践，是中国不断成长的“国民文化”的组成部分。
　　
　　近年来，“汉服运动”在民间兴起并越来越热，也引起了各界关于“国服”问题的讨论。现代中国人希望有能代表国家形象、体现民族文化的统一服装，而向传统服饰文化中寻求支撑，反映了国人对民族身份的认同和民族自豪感的显著提升，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礼敬。但服饰毕竟只是“礼之仪”，而非“礼之义”，文化传承不能全盘照搬，更不应矫枉过正，不要让对民族服装的探索走上了歧路。

京城晓苏

中山装和旗袍，都是很漂亮的服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