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国门被外国人打开?实际恰好相反,正是中国人打开了西方的国门,中国人“炮制”了全球化的格局,却在全球化的天罗地网中无所适从……”祝勇的新书《帝国创伤》着眼于“大历史中的小事件”,对于郑和下西洋的解读别开生面。
302公里,出窑的上等青花将顺江而下,进入鄱阳湖,由九江进入长江,在长江口登上郑和的帆船。
脆弱的瓷器如何抗拒海上的风暴?我们无须为古人的智力担忧。茶叶不仅是船上的重要货物,而且也是不可或缺的减震工具,只要将瓷器置于装满茶叶的箱内,用厚而柔软的茶叶将青花覆盖,它们就可以高枕无忧。绵软的茶叶是它们舒适的客舱,在这里,它们将对所有的风险浑然不觉。
旅行的第一站是占城国的新洲港,也就是今天的越南归仁港。从《郑和航海图》上,我找到了随队翻译马欢所描述的那个被当作地标的石塔。塔的下面,很快成为中国瓷器的聚集之地。青花出现在南海的天空下,精美绝伦的图案在透明的阳光中更加令人恍惚。在占城人惊愕的目光中,它们被一双双陌生的手抚摸和传递。他们收下了青花,献出了最宝贵的礼物——犀牛角、象牙、伽蓝香……
越南中部会安省占城岛附近,以及越南南部富国岛海域发现的明代沉船,证实了上述事实的存在。船过爪哇、苏门答腊,船上的瓷器日益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各式各样的香料,诸如柏香、檀香、罗斛香,乃至价值连城的龙涎香--这种从雄性抹香鲸病胃中分泌出的蜡状物质,在香水工业发达的今天更是身价倍增,每千克上等龙涎香的价值为1至4.5万法朗,转手出售给化妆品制造商,则可获利6至10万法朗。这是一千克黄金的价格。
芳香的气息笼罩着船队,使它们的旅行沉浸在嗅觉的快感中。那么,朱棣的快感,是缘于这些由远航者带回的奢侈品,还是向诸国赐赠物品并接受朝贡带来的心理满足?
从永乐四年(公元1406年)十二月起,至翌年四月止,郑和船队可能一直停留在古里,一边进行贸易,一边等待季风。我从《明会典》中查到了当时青花瓷器的交易价格:(青花白瓷)盘:每只五百贯;碗:每只三百贯;瓶:每只五百贯。根据当时国内消费水准进行折算,这样的价格已属昂贵。按照当地的风俗,他们的交易必须遵循某种惯例。交易之前,由一名宦官与对方的牙人(经纪人)约定交易日期,届时,他们将在约定的地点出现,他们的身边,是各自的宝物。
佐法尔曾经是霍尔木兹的属国,考古学家近年在这里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了多次重建的清真寺、军事戍堡等建筑遗迹,毁于1503年左右。法国考古队从中发掘出1280片远东陶瓷,时代约在14-16世纪。从时间看,其中包括郑和舰队运往波斯的中国瓷器。
大明船队在阿位伯各国受到热情的款待。阿丹国王甚至颁布了一道命令,要求只有拥有珍宝的人,才有资格与大明帝国的使臣进行贸易。于是,郑和船队用他们携带的青花瓷器、檀香木、胡椒,交换阿丹国的猫眼石、红宝石、大型珍珠、珊瑚、琥珀等珠宝以及一些珍禽异兽。此外,苏丹还敬献了一些特殊的礼品:两条珠宝镶嵌的金带、一顶镶有珍珠和宝石的金帽、两支号角,以及嵌刻在金叶上献给大明皇帝的一封特殊的表文。
是什么因素决定了中国的船队的航向?他们为什么从一开始就决定向西,向日落的方向行进,而不是循着日出的方向,驶向茫漠的太平洋深处?显然,这并非郑和个人的决定,甚至并非朱棣的决定,他们的先人早已为他们选择好的路线。
从公元138年张骞出使西域,中国人就开始寻找向西的路径,而这条海上丝绸之路,在郑和之前,至少已经存在了一千年。对于中国人来说,东方是大地的尽头,而西方却深不可测。战争与商业,不仅使欧亚大陆上的居民们彼此相识,而且培养了他们的空间感,使他们混沌的地理意识变得日益清晰和准确。他们在各自的地图上标出了对方的位置,并且小心翼翼地寻找着彼此间的连线。
大海不仅暗藏杀机,而且抹杀了人们的方向感。但在海上通过的旅人却络绎不绝。著名的辛巴达,就是乘坐缝合木船,通过这条起伏不定的道路,在广州登上中国的海岸。如果被朱棣推翻的皇帝朱允真的选择流亡海外,他的身影也将隐匿于众多西去的帆影中。
“海路运输意味着自由贸易的开始,意味着生活猛然变得好过。它对海洋国家的经济是个促进。早在13世纪,英国粮食陆路运输每经80公里,价格就提高15%,而从波尔多运往哈尔或爱尔兰的加斯科尼葡萄酒,虽然远涉重洋,价格不过增加10%。”让-巴蒂斯特·萨伊于1828年在工艺博物馆讲课时说,美国大西洋沿岸城市的居民“宁肯用从千里之外运来的英国煤取暖,而不用近在十里之内生产的木炭。陆上走十里的运费比海上行千里还贵。”
持续数百年的贸易逆差终于超出了西方的承受力,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拒绝中国瓷器、丝绸和茶叶的诱惑,他们于是通过卑劣的鸦片贸易来扭转被动局面。从1780年开始的一百多年里,无以数计的鸦片被运往中国,中国的白银渐渐化为缕缕青烟,这个东方大国,在西方人眼里已变得如青花一般,外表华美,却不堪一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