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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志愿军撤离朝鲜全过程 [打印本页]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38
标题: 志愿军撤离朝鲜全过程
1、朝战期间志愿军与金日成的关系就很紧张抗美援朝期间，虽然中朝双方面对共同的敌人，利益总体上是一致的，但这并不就意味着双方没有矛盾。相反，为了争夺对战争的主导权，双方不断产生摩擦，造成了志愿军和金日成方面的关系常常很紧张。双方比较突出的矛盾有：

（1）军队归谁指挥的问题。据柴成文介绍，在金日成看来，中国出动军队只是在敌情紧迫的情况下帮助朝鲜抵挡一下，因此中朝军队的指挥权自然要由朝鲜领导人掌握。而且由于存在一个国家主权问题，要朝方将自己军队的指挥权拱手让给中方，他们在感情上的确难以接受。而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看来，要想打赢这场仗，无论从军事实力还是作战经验上讲，中方显然具有绝对优势，朝方的军事指挥才能则很成问题：朝方“军事指挥异常幼稚，19日下令死守平壤，结果3万人未退出多少”；朝方“虽同意在人民军中开展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但不同意建立政治委员制度”；“朝鲜党征兵问题异常严重，16-45岁男子全部征调入伍。入伍工人家属无人过问，一般群众没饭吃。一切无长期打算，孤注一掷的冒险主义从任何方面都可以看到”。同时，斯大林也明确表示过，志愿军“当然由中国的指挥员统率”。因此在彭德怀看来，为了“对中朝人民，对几十万士兵负责”，根本不存在将中国军队交给朝鲜指挥的问题。双方就此发生争执，而由于斯大林支持中国，这就迫使金日成做出了妥协，将中朝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中方。

（2）越过三八线后是否南进的问题。当志愿军胜利地突破三八线并攻占了汉城后，彭德怀考虑志愿军在战场上已成强弩之末，并且认为联合国军是有计划撤退的，中朝联军除占领了一些地盘外，没有对敌人有生力量造成什么创伤，因此要求停止进攻，全军休整。这让朝鲜非常不满，金日成认为即便“不能消灭敌人，扩大领土也是很重要的”，要求志愿军乘胜追击。苏联大使扎哈罗夫也支持金日成说：“世界上哪有打胜仗的军队不追击敌人、不发展胜利成果的呢？这将给敌人以喘息机会，犯下丧失战机的错误。”斯大林得知中朝的争论后，来电支持“中国志愿军的领导是正确的”，还批评苏联大使不懂军事，不准他再干扰彭德怀的指挥。金日成再次被迫妥协，认为朝鲜人的观点是带有冒险性的，中方的建议是正确的。然而，据苏联驻朝鲜大使后来报告说：“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损害了中国人在朝鲜领导人心目中的威信。”

（3）停战谈判签字的时机问题。第五次战役后，中方已经感到吃力，决定“边谈边打，争取谈判解决问题”，但“朝鲜领导人对于停战谈判有些戒心”，金日成认为这“是中国力图达到停战和摆脱援助朝鲜这一负担最明显的表示”，在后来的谈判中他们又觉得中方过分宽容和让步，金日成甚至对朴宪永说：“我宁愿在没有中国人的帮助下继续进行战争，也不愿意做这种让步”。因此，苏联大使注意到，“朝鲜人对中国人的态度明显地冷淡了，朝鲜人更加坚定了依靠苏联的方针”。而到了1952年下半年，当停战谈判因战俘问题陷入僵局时，毛泽东主张把战争继续下去，“因为这打乱了美国对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准备”。但朝鲜方面却希望接受美国的停战条件。双方又陷入矛盾之中，据拉祖瓦耶夫向莫斯科报告说：“金日成表示：应该建议签订停战协定，拖延谈判是不利的，因为美国的空军正在继续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造成惨重的损失。他看不到继续就战俘问题进行争论有什么合理性，因为这些争论正在导致更大的损失”。同时金日成还认为中国志愿军的大多数战俘都是以前蒋介石军队的人，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为了他们去斗争没有特别的意义”。应该说，金日成考虑的是朝鲜的实际利益，而毛泽东则着眼于在东北亚的安全利益，斯大林从苏联与美国对抗的全球战略出发，再次支持了毛泽东。

正是这一系列的矛盾与冲突，朝战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初期，中朝关系很是紧张，双方产生了不少猜忌和摩擦。比如1955年苏联副外长库尔久科夫在关于朝鲜和中朝关系的报告中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坐落在离平壤几十公里的地方，朝鲜领导同志极少去那里……朝鲜同志轻视了中国援助朝鲜的作用和意义，在平壤对武装干涉者战争展览馆，12个战功展览厅只给了中国志愿军战士一个，而其余的展览厅中，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行动被解释成与中国志愿军的作战行动无关。”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38
标题: 2、朝战结束后毛泽东让志愿军帮朝鲜战后重建，想以此修复与金日成的关系
中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去抗美援朝，最终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却换来了跟朝方关系的恶化，这并不是毛泽东想要的结果。因此，为了修复与金日成的关系，毛泽东决定在朝鲜战后重建方面给其大力援助，以赢得金日成的好感。比如1953年先宣布整个朝战期间中国援助朝鲜的7.29亿元（人民币新币）全部“无偿地赠送给朝鲜政府”，后又拨人民币8亿元无偿地赠送给朝鲜，作为战后重建的费用。

为了改善志愿军与朝方的关系，中方命令志愿军全面参与朝鲜的战后重建。比如修建房屋：“金城地区的志愿军部队在20多天时间内，帮助当地人民修建了1400多间房屋。志愿军的一支部队在7天内帮助昌道郡水泰里人民修建了300多幢房屋，还将节约下来的粮食救济当地缺粮的人民。驻在淮阳郡的志愿军部队经过55天紧张劳动，帮助当地人民盖起了一座能容纳1200多人的大礼堂，比战前淮阳郡原有的礼堂还大。到1957年底，志愿军各部队帮助朝鲜人民共修建民房27394间、学校283所、公共建筑432座及其他小型工厂和砖瓦厂等。”比如支援灾荒帮助耕作：“1954年志愿军指战员节省粮食350万公斤，衣物、用品10万多件捐献给朝鲜人民，帮助朝鲜人民渡过当年灾荒。1955年，志愿军指战员又自动募捐集资购买500部当时中国生产的双轮双桦犁，捐献给朝鲜农业合作社。到1957年底，共帮助田间劳动5.3余万亩，送粪320万担，植树550余万棵。”再如帮助修路：“停战以后，志愿军在朝鲜的铁道兵部队共10个师，经过3个月的紧张劳动，共修复、改善和新建桥梁282座，延长1.5万多米，并修复线路19处，延长6000多米，车站34处，延长1.5万多米，给水设施37处，隧道21座，完成土石方21.9万多立方米。”为了保证志愿军能够真正做到这些，志愿军还专门规定连队应有70%的人员、机关应有20%-40%的人员，全年帮助朝鲜人民劳动的时间应达到7个劳动日。

尽管如此费尽心机，但毛泽东修复中朝关系的努力终于还是失败了，因为有三个关键性矛盾导致朝方对中方以及志愿军的芥蒂越来越深。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38
标题: 3、矛盾一：一些志愿军士兵的言行让朝鲜领导人心生反感
停战以后，一些志愿军官兵的确存在违反朝鲜的法律和风俗、对待朝鲜老百姓不尊重甚至干涉朝鲜内政的个别行为，比如据王平将军回忆：“我第二次入朝以后，有的同志向我反映，志愿军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他们说，一九五六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集中到平壤举行授衔仪式，一千多辆小汽车开进城里，堵塞了市内交通，平壤市的交通警察指挥不了，只好由带红袖标的志愿军来指挥。当时就有人讲：‘志愿军把平壤市军管了。’影响很不好。朝鲜领导同志采取克制态度，事情过去就没有再讲什么。还有的同志反映，有些指战员对朝鲜群众不够尊重，把一些地区的贫困现象编成顺口溜，影响了同朝鲜群众的关系。我回到朝鲜以来，也发生了几件事。一次，朝鲜政府的几位领导同志外出视察工作，顺道想到一处风景名胜区看一下。这个名胜区在我志愿军警戒区内，结果被我们的哨兵阻拦没有去成。我所到报告之后，既感到惊讶，又深觉自愧。这是朝鲜的国土，怎么能够因为是我们的警戒区，就不让人家国家领导人去活动呢？我自愧对部队的教育不深入，自己也有责任。我严肃地批评了当地驻军领导，并立即去向朝鲜政府道歉。朝鲜政府领导同志姿态很高，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事先没有联系，志愿军战士严格执行警戒规定是对的。’再一件事是，我们的一个排长污辱了朝鲜政府一位副部长级干部的夫人，按纪律是要枪毙的。金日成首相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讲：‘不要枪毙他。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见。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了不少人，不要枪毙他了。这位领导干部的工作我们去做。’金日成首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中朝两国之间的友谊。后来，我们尊重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把这位排长遣送回国。……有一次，我们陪同周总理观看志愿军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在舞台上扮演朝鲜阿妈妮、老大爷，道白中讲志愿军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等等。周总理当即指出：‘不要这样演，我们的功绩，要让朝鲜同志去讲，我们不能强加于人。朝鲜同志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不加干预，但是我们这样演，朝鲜同志看了听了会不高兴的。’”尽管“朝鲜同志”多次都表现的很“大度”，但其内心必然对志愿军颇多微词。

另外，从苏联外交部在1966年8月9日提交的《关于朝鲜战争的背景报告》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当时朝鲜领导人对志愿军的确心存不满：“在中国的志愿军驻扎朝鲜这段时间里，出现了许多中国人干涉朝鲜内政的情况。通过对朝鲜民情的考察，他们给中共中央委员会送去的报告强调民间的贫困状况，并批评朝鲜当局的政策。……朝鲜地方当局抱怨说，中国志愿军经常专横地强迫老百姓修筑工事，任意砍伐森林、屠宰牲畜等等。很多朝鲜人为朝鲜人民军的败退和重大损失而责备中国，他们认为‘如果中国的援助早一个月到来，一切困难都不存在了’。朝鲜领导人当时说，如果不是因为中国人的主张，很可能1950年冬天中国志愿军取得进攻胜利的时候，就已经把美国人赶出朝鲜半岛并实现全国统一了。”不仅如此，中国志愿军战后继续在朝鲜驻军也被解释成“中国领导人利用志愿军长期驻守朝鲜这一情况，试图加强对北朝鲜的长期影响。……中国领导人甚至现在还通过各种可能的方式，利用志愿军在朝鲜参战这个历史来迫使朝鲜支持他们的冒险主义立场。”可见，不管现实情况如何，志愿军驻军在朝鲜人眼中已经逐渐变了味道，他们开始表达对志愿军的不满，把志愿军看成是占领军，认为他们侵犯了朝鲜主权，甚至对志愿军继续在朝鲜驻守表示出了些许敌意。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1
标题: 矛盾二：金日成为稳固地位打压劳动党亲华派干部，并开始要求志愿军撤军
1953年8月5日，朝鲜劳动党召开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制定了重建工作的规划，决定分三个阶段完成国民经济的恢复：第一阶段是准备时期，计划用半年到一年的时间；第二阶段执行三年计划（1954-1956年），使国民经济各部门恢复到战前水平；第三阶段实现五年计划（1957-1961年），建立工业化的基础。本文将梳理1953-1960年中国援助朝鲜的过程。

准备时期（1953-1954）

朝鲜停战协定刚刚签字，金日成首先想到的寻求经济援助的对象是苏联。1953年7月31日，金日成交给苏联使馆一份报告，详细说明了战争造成的损失情况以及恢复工业所需要的苏联的帮助。同一天，朝鲜政府正式提交了一份照会，请求苏联派遣62名专家到朝鲜，帮助制订经济恢复工作和最重要的工业企业设计任务的计划。照会详细列举了所需专家的清单和恢复项目的主要参数，并强调说，聘请苏联专家“十分必要，因为朝鲜人自己无法完成如此大量的工作”。8月3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议，决定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援助，用于国民经济的恢复。金日成得到消息后，立即在8月5日召开的朝鲜劳动党六中全会宣布：“苏联政府已经通知，决定给我们10亿卢布的援助。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政府也都做出了关于提供援助的决定。在这些国家已经掀起了一个帮助朝鲜恢复和发展经济的群众性运动。”

莫斯科的热情并没有朝鲜人期望和宣传的那么高。早在停战协定签字前，苏联政府就要求在朝专家向朝鲜人建议，“在确定工业恢复计划时，要以朝鲜国民经济最必要的需求和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恢复的内部潜力作为出发点”。但8月7日苏联使馆报告，根据情报，朝鲜政府的打算是请求苏联和各人民民主国家政府对恢复其遭到破坏的工业企业提供全面援助，而苏联要承担的是“几乎全部被破坏的大型企业”。具体办法是苏方提供工程技术人员、设备和材料，朝方则负责当地建筑材料和劳动力。从朝鲜的现有计划看，其“主要考虑不是最大限度地利用内部潜力，而是指望从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获得最大援助”。

金日成于9月初访苏，经过协商，苏朝政府于9月19日签订了援助协议。根据协议，苏联将在两年内向朝鲜提供10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6亿用于工业企业的修复扩建，如金策制铁所、城津炼钢厂、南浦冶炼厂、水丰发电厂、兴南肥料厂、平壤纺织厂和一部分电气铁路等；4亿用于新建项目，如平壤丝织厂、沙里院拖拉机修理厂、平壤红十字中央医院、中央广播电台等。苏方负责设计方案、施工图纸、设备供应和安装及培训朝方技术干部。此外，对于此前苏联给予朝鲜的2.98亿卢布贷款推迟了归还期，即从1957年起10年内以商品偿付，利息也从原来的2%降为1%。朝鲜在战争期间所欠非贸易付款债务（约0.73亿卢布）被免除50%，其余部分从1957年起两年内归还。对于专项贷款也推迟了还款日期，缩减了还款数额。这个援助力度未能满足朝鲜的要求。回到平壤后，金日成一方面派商业相李周渊赴东欧各国求援，一方面准备亲自前往中国。

1953年11月李周渊走访了波、捷、匈、罗、保、阿和东德，争取到大批援助。除阿尔巴尼亚只同意提供1.2万吨沥青及布匹外，其余每个国家都答应无偿援建2-5个工业企业，并赠送大量生活日用品等物资。不过，东欧国家在恢复时期对朝鲜的援助总体规模并不大，这些国家的援助金额总计11.47亿卢布，其中仅东德就占一半（5.45亿），而使用期限则长达10年。到1954年底，所有东欧国家援助实际使用的金额加在一起只有2.02亿卢布。正如匈牙利学者指出的，“平壤对不能够向其提供实质援助的共产党国家建立联系的兴趣不大”，而“这种冷淡经常被证明是相互的”。

然而，金日成在中国却得到了意想不到的收获。由于战争期间中朝领导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出现的分歧和冲突，朝鲜对中国并没有人们想象中的那种信任和感激。据苏联外交部的观察，战后中朝关系有一种“不正常现象”：志愿军司令部“居住条件很差，朝鲜领导同志也极少去那里”；在战争展览馆的12个战绩展厅中，只有一个专门给中国人看的展厅集中讲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功绩，而在其余所有的展厅中，只宣传朝鲜人民军的作战，根本没有关于志愿军的内容；如此等等。在这种氛围下向中国伸手，朝鲜人多少有些尴尬。

让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他在北京两个星期访问所得，竟然远远超出了在莫斯科的收获。关于对朝鲜的援助，中方提出签署《中朝经济及文化合作协定》等七个文件，金日成完全接受。根据已经公开的材料，中国的援助包括：1950年6月至1953年底中国援助朝鲜的72900亿元（合14.5亿卢布）全部免于偿还；在4年（1954-1957）期限内，再提供80000亿元（合16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其中1954年提供30000亿元（合6亿卢布），这些款项将用于供应工业原料、建筑材料、机器设备、粮食和其他用品，以及修复铁路和桥梁；在3年（1954-1956）期限内，中国自费收养22735名朝鲜难民儿童，并赡养负责教育这些儿童的7186名朝鲜公民及其家庭成员。此外，中国在其他方面给予朝鲜的援助条件，也比苏联优惠的多。根据中朝协议，对于赴朝工作的中国专家，朝鲜政府只需支付他们在中国所领取的同等工资（含出差和补助费）、医疗费、住宿费和交通费，不承担其他任何费用。而按照苏联派遣专家的要求，除此之外，朝鲜政府每年还要支付每个专家相当于在苏联一个月工资额的旅行费、休假补贴费、相当于两个月工资额的补助费（高等院校），特别是每月要按照专家的技术等级向苏联政府支付2000-4000卢布的原单位损失费。来华实习的朝鲜员工，可以享受与中国同等技术人员或技工相同的待遇，包括公费医疗，只需支付住宿费。朝鲜政府仅承担实习人员来往的差旅费。而按照苏联关于接受实习人员的规定，所有的费用都要朝鲜方面承担，此外还要支付指导实习的费用，平均每人每月100-150卢布。对于朝鲜留学生，中国只向朝鲜政府收取发给学生的助学金和国内旅费，而苏联则要收取包括教学、住宿等在内的一切开销的50%。比较中苏对朝鲜的援助力度，苏联外交部远东司感到相形见绌，所以建议与财政部一起向部长会议提出修改有关苏朝协议的条款。

如此看来，在朝鲜经济重建的最初之年，中国做出的无偿援助承诺，在金额上已经超过了苏联与东欧国家的总和（苏东合计不超过22亿卢布，而中国则超过30亿卢布）。后来人民币与卢布的折算方法有变，苏联对朝鲜无偿援助的金额也因为免除朝鲜归还贷款而有所增加。但无论如何，考虑到中国本身在刚刚结束的战争中所蒙受的重大损失，那么这样的援助力度和决心，确实是超乎寻常的。有学者认为，这一现象表明此时中苏在援助朝鲜方面已进入了一种“竞争”状态。这样理解未免过于超前，需知当时中苏关系还处在上升时期，况且中国战后的经济恢复也要仰仗苏联的大规模援助，又怎么可能有意去同苏联竞争？对于中国这种超出自身承受能力援助他人的行为，合乎情理的解释是：毛泽东深知中国在战争期间得罪了朝鲜，而中国是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又在历史上与朝鲜颇有渊源，为了恢复中国在朝鲜的影响力，就必须做出非常的努力和牺牲。

在朝鲜经济重建初期，兄弟国家的援助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提供的资金在1954年朝鲜国家财政预算中至少占31.6%。苏联援助的主要是工业项目，尤其是重工业。截止到1954年10月1日，苏联帮助恢复和新建的工业企业达100个（其中新建项目22个，大型工业企业30个）。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安排失当，许多发运到朝鲜的机器设备（尤其是金属切割机床）未能及时到达企业，而是长期尘封在仓库里。如果说苏联和东欧国家援助的资金主要用于购买工业设备和原料，那么中国的援助除工业设备（织布机、蒸汽机车、车皮）和煤炭外，重点是提供生活消费品。仅1954年中国便向朝鲜出口了13万吨粮食（1953年为20万吨）、4000万米棉布（几乎等于朝鲜1955年的总产量）、60万双鞋和30万套棉装等。培养朝鲜的技术员和技术工人也是中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仅1954年来到中国的朝鲜实习生就有3000多人（以后增加到1万多人）。

除了资金、技术和物质的援助，中国对朝鲜重建做出的最值得注意且无可替代的贡献，就是几十万志愿军官兵所提供的大量无偿劳动力。这一点，在朝鲜劳动力极为紧缺的战后初期，显得尤其重要。在停战后3个月内，志愿军铁道兵便修复、修整和新建桥梁308座，全长1.5万米，并修复车站37处，协助朝鲜铁路员工全部恢复了朝鲜北部原有铁路线。此外，在城市重建，修筑水坝、河堤、水渠，植树造林，春播秋种，修建民宅，修复校舍等各个方面，志愿军都投入了巨大人力支援。仅1957年上半年，志愿军投入朝鲜经济建设的人力就达43万个劳动工日。到1958年全部撤军前，志愿军共帮助朝鲜修建公共场所881座，民房45412间，修复和新建桥梁4263座，修建堤坝4096条，全长429220米，修建水渠2295条，长达1218.71公里，进行田间劳动8.5亿坪，送粪1314.6万担，植树3608.65万棵，运送粮食物资63853吨。此外，志愿军官兵节衣缩食，以粮食2126.05万斤，衣物58.9万件，帮助部分驻地人民渡过灾荒，还为朝鲜人治病188.39万人次。

1954年3月11日朝鲜内阁通过的决定宣布，“已胜利地完成了一九五三年的计划，即全面地恢复发展人民经济所必需的准备工作和整理工作”，并开始执行经济恢复发展的三年计划（1954-1956）。

三年计划期间（1954-1956）

1954年4月22日，朝鲜国家计划委员会委员长朴昌玉在最高人民会议第七届会议做关于三年计划草案的报告，几天后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公布了关于三年计划的法令：到1956年，工业总产量要超过战前水平，达到1949年的1.5倍（其中消费品生产约2倍）。在农业方面，水稻总产量超过战前水平19%，杂粮9%。国民收入将比1949年增长30%以上。

在三年计划时期，苏联继续保证工业设备的供应，而中国对朝鲜的帮助，除少量的轻工业设备和企业的援建外，主要是提供生活用品和工业原料。1954-1957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口总额9.22亿元，进口总额1.27亿元，其差额7.85亿元，主要以外援平衡。中国提供的主要商品是：粮食（主要是小米）44.9万吨，大豆17.8万吨，棉纱3950吨，棉花35590吨，棉布8847.6万米，煤炭345.6万吨，焦炭26万吨，橡胶1.12万吨；从朝鲜进口的商品主要是海产品、铁砂、化工原料和苹果等。在三年计划施行阶段，朝鲜超过80%的工业项目重建是在兄弟国家的帮助下完成的。而完全是由苏联、中国和东欧国家负责建设的工业项目（不算军事项目共90个），占此期朝鲜恢复和新建工厂总数的20%。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1
朝鲜的三年计划取得了重大成功。按照朝鲜当局公开的材料，1955年工业的基本建设投资约等于战前五年和平建设期间工业基本建设总投资的三倍。当年国营和合作社工业的总产值已完成计划的106％，并超过战前1949年水平的56％。到1955年底，朝鲜重建或恢复和扩大了290个以上的大、中工业企业，包括机器制造、冶金、采矿等部门。就是说，在工业总产值方面，三年计划已经提前一年超额完成。然而，被公开报道和媒体宣传隐瞒的事实是，在三年计划期间出现的严重问题和重大危机，其主要表现如下：

其一，国民经济基本建设投资过大，造成预算赤字。由于追求高速度，三年计划不断加大国民经济投资。根据苏联有关部门的统计，朝鲜国家财政收入总额1954年871亿朝元，1955年979亿朝元，预算支出总额1954年806亿朝元，1955年999亿朝元，其中用于国民经济的投资，1954年439亿朝元（占54%），1955年608亿朝元（占61%）。1955年出现财政赤字20亿朝元。更重要的是，财政收入增加108亿朝元，而支出却增加了193亿朝元，其中绝大部分是基本建设投资（169亿朝元）。从财政来源讲，来自兄弟国家资金的减少是收入未能大量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1954年的外援304亿朝元（占财政收入的35%），1955年为234亿朝元，减少了70亿朝元。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外援在朝鲜经济重建中的作用和地位。

其二，过于强调重工业，造成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早在1955年1月苏联外交部就建议，有必要提醒朝鲜同志注意，在恢复期间的工业发展方面，“应增加居民消费品各部门生产的比重”，在编制五年计划时，“要充分考虑国家经济的实际条件和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进行经济合作的可能”。但金日成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中心，在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建立了强有力的重工业的条件下，才能保证整个工业、运输业、农业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胜利”。据朝鲜国家统计局的公报，1955年生产资料的生产比1954年增长62%，而生活资料的生产只增长了37%。结果导致居民生活呈现出物质匮乏的现象。据苏联使馆观察，除了配给的每天600-800克食品，工人们几乎什么也得不到，而当时朝鲜一个普通工人的平均月工资只有1500朝元，但市场上一米棉布就要300朝元，一条领带要300-500朝元。尽管如此，当苏联提出在援助计划内增加一部分消费品时，却遭到拒绝，朝鲜政府坚持还是要工业设备。

其三，最严重的问题在于农业。由于农业合作化速度过快引起农民不满，加上农业投入不足，取缔粮食买卖，从而造成普遍的粮食恐慌。朝鲜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发展农业，而是寄希望于合作化的高潮。生产合作社在短短4个月（1954年9-12月）间从998个（1.87万农户）猛增到10098个（33.27万农户），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当年粮食产量低于1953年的水平，不足230万吨，而计划是300万吨。不满的农民屠宰牲畜，吃掉种子，只是坐等国家的资金帮助。各地上报的粮食收成大约每町步（约15亩）30-35公担，但实际上不到20公担。由于虚报粮产，再加上过高的实物税（23-27%），农民实际缴纳的粮食已经超过其收成的50%。1955年春天，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乞丐和流浪者的人数迅速增加，抢劫和犯罪行为也大大增多。强制性的征收以及禁止粮食出售，还导致一些地方出现了反政府传单和农民抗粮抗税的情况。

中国在1954和1955年分别提供的13万吨和15万吨粮食以及苏联紧急援助的5万吨小麦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朝鲜解了燃眉之急。面对苏联的批评和建议，朝鲜政府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使危机得到一定缓解，但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1955年的粮食总产量244万吨，虽然超过了1954年，但还远未达到1949年的水平（280万吨）。蔬菜、棉花只完成了计划的54%和34%。侵占、盗窃、挥霍国家和集体财产的现象仍十分严重，这类案件占当年刑事案件的70%。仅1955年上半年查出被侵吞和挥霍的资产就有40亿朝元，而同期拨款给国家机关的全部开销是30亿朝元。针对党内出现的不满情绪和不同意见，在1955年4月召开的劳动党第十次中央全会上，金日成激烈批评延安派的朴一禹、金雄、方虎山等人，指责他们搞宗派主义小集团。粮食危机则归罪于主管经济工作的朴昌玉（莫斯科派）和金一（游击队派），要他们为此承担责任。金日成在会议结束时提出：苏联和中国都不会永远帮助我们，我们应该准备自己应付一切困难。金日成如此说法，其主要原因在于莫斯科派和延安派干部分别引用苏联和中国的经验批评朝鲜党所犯的错误，而这无疑是对金日成权威的挑战。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金日成提出了“主体思想”。1955年12月28日，金日成对宣传鼓动工作人员发表讲话，严厉指责莫斯科派的许嘉谊（又译许哥而）、朴昌玉、朴永彬和延安派的朴一禹。金说：“从苏联回来的人主张学苏联的方法，从中国回来的人则主张学中国的方法。这种争吵是毫无意义的。”“我们正在进行朝鲜的革命，而不是别的国家的革命。朝鲜革命，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工作的主体。因此，必须使一切思想工作服从朝鲜革命的利益。”为了突出“主体”，朝鲜领导人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兄弟国家给予的大规模援助，更不能把经济建设的成就归结到这一点上。金日成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维护自己在党内的权威和领导地位，并非有意冒犯苏联和中国。金日成非常明白，朝鲜的经济发展，无论如何也离不开苏联和中国的援助。所谓“主体”，只是政治上和政策上保持自立，并不排除经济上依赖外援。所以，尽管在内部讲话如此激昂慷慨，在考虑未来的五年计划时，金日成首先想到的还是要向莫斯科和北京寻求援助。

1956年2月参加苏共二十大期间，内阁副首相崔庸健请求苏联政府延缓贷款的归还日期并免于归还到期款项。此外，还要求提供进一步的援助。朴昌玉后来告知，朝鲜希望在未来的五年计划期间再得到10亿卢布的物资援助，并估计中国也会答应给予同等数量的援助。5月出访莫斯科之前，金日成向苏联大使重复了这些要求，只是把无偿援助的金额降至5亿卢布。同时，朝鲜希望东欧国家（主要是东德、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也同意免除朝鲜的一切债务，还打算向东德借款。

6-7月，金日成亲自率团访问苏联和东欧，收获并不如愿。东欧国家都强调自身的困难，不愿再增加新的无偿援助，只有东德，经过反复商讨，答应从以前援建咸兴市的剩余资金中，拨出1800万卢布作为无偿援助，用于向朝鲜提供日用品。罗马尼亚同意借款，没有确定数额。还是苏联慷慨一些，但只答应提供3亿卢布无偿援助，并取消5.7亿卢布的债务。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冷漠，一方面是出于经济考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朝鲜的不满。苏联大使伊万诺夫（V.Ivanov）指出，朝鲜劳动党第三次代表大会（1956年4月）的文件表明，朝鲜“在确定国民经济发展规划时，没有放弃建立自己的闭关自守的经济，也没有关注进一步加强与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经济联系以及他们之间形成的劳动分工的问题”。更令人不能忍受的是，金日成在洋洋万言的总结报告中，对于经济恢复时期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大规模无偿援助，竟只字未提。

在困难时刻，金日成当然不会忘记向中国求援。朝鲜代表团自欧洲回来后，便开始进行准备。8月初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人与中国使馆会谈后，起草了关于请求中国提供援助给朝鲜政府的建议。大使乔晓光估计，金日成将率团出席中共八大，届时会与中国领导人讨论援助的问题。同时，朝鲜驻华使馆向中国政府提交了1957年商品供应协议草案。根据该协议，中国将向朝鲜出口商品2亿元，而朝鲜出口中国的商品仅4000万元，其差额未作说明，但给中国人的感觉是朝鲜政府有意请中国一笔勾销这个缺口。8月21日金日成在与乔晓光会谈时提出，在新的五年计划期间，朝鲜政府无法满足居民的物质需求，因而请中国继续给予援助。然而，几天后发生的劳动党八月事件，导致中朝上层关系急剧紧张，金日成决定不再前往北京出席中共八大。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紧急召见正在出席中国八大的朝鲜劳动党代表崔庸健，严厉指责朝鲜党迫害持不同政见的干部的做法，还派彭德怀（米高扬陪同）去平壤，迫使朝鲜劳动党撤销八月全会的决议。其结果，中国对朝鲜提供援助的问题自然也提不上议事日程了。尤其是11月朝鲜提出请联合国出面调解朝鲜半岛问题的建议后，毛泽东更加不满，认为朝鲜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金日成要走铁托或纳吉的道路。显然，此时朝鲜很难指望再得到中国的援助。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1
1956年9月朝鲜要求中国第二年再额外给予5000万元的无偿援助，经过一段时间的沉默，中国拒绝了这一要求，朝鲜不得不取消事先商议好的金一副首相访华的安排。在关于1957年贸易的谈判中，中国也没有满足朝鲜关于提供粮食的要求。朝鲜坚持要中国供应20万吨粮食，而中国只答应给9万吨，后经反复谈判才同意提供15万吨。11月28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抱怨说：周恩来不久前召集人民民主国家的大使，讲述了国内状况，表示中国在“二五”计划结束前无法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任何新的援助。因此，朝鲜政府不得不重新审查1957年的计划，并将被迫压缩建设资金，减少购买中国的焦炭和煤气。在这种情况下，朝鲜只得再次转向莫斯科。金日成请求苏联在1957年额外援助棉花1500吨，并帮助解决该年度3100万卢布的财政赤字。金日成一再强调，“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另一方面，或许是考虑到上述情况，劳动党中央1956年12月全会决议宣布，三年计划的资金来源不少是靠兄弟国家的帮助，而“一五”计划将主要依靠国内资源。

朝鲜的态度打动了莫斯科，加上东欧危机已经过去，苏联开始转变了对朝经济援助的态度。1957年2月苏共中央批准了1957年苏朝贸易协定和向朝鲜无偿供货协定，除了按照协定向朝鲜供应大量机械设备、工业材料和其他物资外，苏联还决定在1957年的出口额度之外再向朝鲜发送4万吨小麦，并同意接受朝鲜提供的10万吨锌精矿、3.5万吨碳化钙及额外的5000吨独居石（磷铈镧）精矿（朝鲜富余但苏联并不需要）。为了进口朝鲜货物，责成苏联财政部和苏联内务部于1957年第一季度向外贸部划拨500公斤国产黄金以兑换自由外汇。苏联还同意将1949年双方签订的商品流转和支付协议的有效期延长至1957年，同意金日成的特别要求——提前使用5000万卢布的无偿援助。此外，为了满足朝鲜请求的额外援助，苏联政府同意按照高于世界市场的价格从朝鲜进口商品。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2
五年计划期间（1957-1959）

1957年上半年，中朝关系仍然处于不冷不热的状态。苏联新任大使普扎诺夫（A.M.Puzanov）4月10日通报，朝鲜将于5-6月完成五年计划的制订，金日成表示将把计划草案交给苏联和中国，以听取意见和协调相互责任。乔晓光的第一反应是：中国未必能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提供追加援助。金日成请求中国政府于6月初接待朝鲜代表团，其目的是前往学习中国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验，并讨论两国发展国民经济相关的问题。中国迟迟不予答复，后来告知这次访问只能安排在7月进行。朝鲜领导人还不断向苏联人抱怨，与中国大使难得见面，也很难相处。不过，从下半年开始，毛泽东对朝鲜的态度开始转变。从平息非斯大林化引起的思想混乱，到协助苏联解决东欧危机，中共作为亚洲革命的领导者开始参与处理社会主义的欧洲问题。特别是在苏共六月“宫廷政变”中支持赫鲁晓夫，巩固其在党内的地位后，中共在社会主义阵营的影响和作用愈加突出，毛泽东的感觉也越来越好。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中共和苏共已经成为平起平坐的领导者，毛泽东也有意在这方面负起责任。

1957年6月21日，毛泽东接见朝鲜新任驻华大使李永镐（LeeYong-ho）时谈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应当更加团结起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还表示“我们要和朝鲜继续合作，加强团结”。金日成对此有所感觉，并立即做出反应。7月初，朝鲜劳动党在继续揭露和批判1956年8月“反党小集团”的同时，却决定释放朴一禹，并同意让他回到中国。在劳动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时，崔庸健坚持不能释放朴一禹，认为这将是对叛逃分子的鼓励。但金日成力主或者给朴安排工作，或者让他回中国去。金日成强调，“中国同志一定会相信朝鲜劳动党中央，而不是个别不满的人”。随后，朝鲜决定8月底派代表团前往中国，商讨“一五”计划和双边贸易的问题。

朝鲜代表团7月底到莫斯科商谈五年计划时，曾提出希望苏联同意延期归还将于1961-62年到期的2.4亿卢布的贷款，遭到拒绝。苏共领导人对朝鲜这样层层加码的援助要求已经感到厌烦，在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米高扬指出，朝鲜的计划不现实，速度过快；直截了当地告诉他们，必须偿还贷款并按期支付利息。赫鲁晓夫说，让金日成偿还贷款，否则不再提供新的贷款，我们的原则是“要算经济账”。遇此挫折，朝鲜人对中国会给予多少援助也没有寄予希望。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表示，过去曾向中国提出过高的要求，这一次我们力求减少。于是，朝鲜希望这次对中国的访问保持低调，在访问计划中没有直接提出援助问题，甚至要求不公开活动，不发表消息。然而，朝鲜人又一次得到意外的收获。

1957年9月13日至10月6日，以金一为团长的朝鲜经济代表团访问中国。对朝鲜的五年计划，中方总体上表示赞同，但认为增长速度定得过快（高于中国“一五”计划水平），农业投资不够（年平均投资低于三年计划），积累率和投资率过高（按同样价格计算远高于中国），消费水平也显得目标偏高（超过中国1962年水平）。中方代表通过讲述中国的经验，间接地就这些问题向朝方提出了建议。在贸易方面，中方确定的方针是：根据双方需要和可能的原则，在物资供应上帮助朝鲜解决困难。据中方估计，1958-1961年中国对朝鲜贸易出超将达到人民币8000万到1亿元。其差额中方决定不再以无偿援助或贷款的方式解决，而是尽可能进口一些中国并不急需的朝鲜物资，以促进朝鲜自身的生产建设。由于中国“二五”计划尚未确定，故这次只商谈1958年的贸易问题。对于朝鲜最关心的几项物资，中国都尽力予以解决。如煤炭中国1958年计划缺口在600万吨以上，但还是完全满足了朝鲜的需要（87万吨）。硫磺中国自己也缺，橡胶还要靠从国外进口，也都满足（硫磺）或基本满足（橡胶）了朝鲜的需求。只有棉花难以达到朝鲜的要求。中国连续两年未完成棉花播种计划，因此打算1958年从苏联进口几万吨棉花。这样，对于朝鲜要求供应的棉花（12000吨）、棉纱（1500吨）和棉布（1000万米），经过反复谈判，中方最后答应提供的只有8000吨棉花、500吨棉纱和500万米棉布。至于进口物资，水泥、漂白粉、硝酸铵三种大宗物资，以及黑铅等，中国实在不需要，且无法转口，故不能接受。除此之外，尽量接受了朝鲜的货单，如中国的碳化钙已经过剩，而朝鲜要求出口3万吨，最后还是接受了8000吨。朝方对谈判结果感到满意，认为“基本上解决了要讨论的所有主要问题”。在实际执行中，中国又做出一些让步，如对贸易差额的处理。因中国无偿援助的款项到1957年已经用完，而朝鲜能够向中国提供的物资很少，故此前双方贸易额有限。为满足朝方需要，除提供一般物资贷款外，中国采取了扩大贸易的积极措施。中朝年度贸易总额1957年仅5601万美元，1959年即猛增至11584万美元，翻了一番，1960年更达到12037万美元。而中国对朝贸易年年出超，1957-1960年共计6229万美元，这些差额最后基本上都由中国用贷款的方式解决了。

为了彻底改变中朝关系，毛泽东采取了进一步行动。在1957年11月莫斯科会议期间，毛泽东两次约见金日成，当面承认1956年中共犯了偏听偏信和干涉朝鲜内政的错误，并建议金日成赦免那些逃到中国的干部，然后接受他们回国。金日成表示“朝鲜已经不需要这些人了”，毛泽东则保证中国永远都不会利用这些人反对朝鲜。为了解除金日成的后顾之忧，毛泽东还主动提出将志愿军全部撤退回国，并准备派周恩来亲自前往朝鲜安排。最后，毛泽东表示想亲自去朝鲜访问，金日成立即说，他将组织最盛大、最热烈的欢迎仪式。后来金日成对苏联大使说，毛泽东的谈话“十分亲热、友好和坦诚，我们对此非常满意”。

在这样的气氛中，中朝携手迈进了1958年。这一年，中国开始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朝鲜则仿效中国开展了“千里马”运动。朝鲜先后派出4个专业代表团到中国考察和学习，主要报刊也不断介绍中国“大跃进”的情况。8月3日以李周渊为首的政府代表团访华，行前金日成指示他们，要“认真学习，细致研究，把学到的经验带回朝鲜”。在为时月余走访近100个企业、单位后，代表团感触颇深，认为“中国的大跃进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世界的命运，它将扭转全世界的历史”。接着，朝鲜报纸开始发表社论，批判保守主义，提出“钢铁和机械是工业之王”的口号。同中国一样，朝鲜也开展了除四害、消灭血吸虫的全民卫生运动，在工业建设中大力提倡大中小结合、土洋结合，全民大炼钢铁，在农村全力推行合作社合并，大办公共食堂。金日成号召全国“继续苦战1-2年”，并说：“共产主义不是遥远的将来”，“再斗争4-5年，就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随着双边关系日益密切而不断加大力度。1958年2月周恩来访问朝鲜期间说，中国可以继续向朝鲜提供棉花，每年1万吨是有可能的，还主动问朝鲜需要多少焦炭，并答应考虑给予满足。周恩来还提出志愿军撤出之前可以帮助朝鲜人民军修筑工事，并建议中朝合建云峰水电站，中国可以先行垫付朝鲜的投资（金日成接过话题说，按照日本人的资料，在鸭绿江上可以建设三个水电站）。回国后，周恩来吩咐外交部马上落实上述事项。周恩来的态度对朝鲜是一个鼓励。6月初，朝鲜提出请中国再援建一个纺织厂和两个纸袋厂。根据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国家计委立即邀集有关部门协商，并很快做出答复：中国同意援建这三个工厂，以无息长期贷款的方式（自1961年开工后起10年内还清）。接着，朝鲜方面又提出了进一步要求。

8月3日朝鲜政府代表团到京，与中国进行提供工业设备和签订长期贸易协定的谈判。在成套设备方面，朝鲜要求中国援建年产1万锭的绢织厂三个，1960-1962年每年建成一个。年产100万套的轴承厂、年产1.5-3万吨的制糖厂、年产10万吨的面粉厂各一个，分别于1959-1960年建成。提供日产30吨的造纸设备6台，1959-1960年交货；50吨/小时的锅炉及发电设备4台，1960-1961年交货。中方基本上同意了这些要求，只是建议制糖厂和面粉厂应根据原料产地建成分散的小厂。在专用设备及机床方面，朝鲜要求从1958年底至1961年为其供应冶金设备17种29台（部）、选矿设备11种97台、大型机床15种20台、针织机50台、宽轨用小型机车7台、宽轨用磨砂车100台等。当时中国正处在“大跃进”中，有关部门感到朝鲜的有些要求交货日期太紧（4种冶金设备、5种大型机床），有些设备中国制造能力有限，国内供应还有缺口（磨砂车）。但最后还是基本上满足了朝鲜的需求。此外，双方还签署协议，共同投资建设云峰水电站，由中方提供贷款，朝鲜政府将自1963年起分十年以货物偿还。朝鲜提出再建一个义州水电站，中方曾有所考虑，但最后未达成协议。根据双方签订的1959-1962年贸易协定，中国方面将供应朝鲜煤炭、棉花、棉纱、轮胎、炼锡、压延钢材、锰铁、硫磺、石蜡、石膏等主要物资。这次两国会谈涉及范围之广泛，内容之丰富，确如《人民日报》文章所说：中朝经济关系已进入长期合作的新阶段。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2
如果说在朝鲜三年计划期间中国主要供应的是生活消费品，那么从五年计划开始，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已经转向以提供工业设备和物资为主。为此，10月18日双方又签订了中朝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章程和执行决议的共同条件，决定成立科学技术合作委员会，每年至少开会一次，其工作范围包括互相提供图纸、资料、样品，互相派遣专家、实习生，互相委托技术鉴定等。合作委员会第一届会议仅要求上海市承担的工业项目就有22项，并规定1958年底和1959年初将相关资料提交各朝方。10月26日，中共中央批转了陈毅、李富春关于加强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工作领导的请示报告。报告提出：凡援外商品，商业部优先保证供应，铁道部、交通部优先安排运输。所有援外项目，必须列入各有关部门和省市自治区的经济计划，作为确保项目。临时追加的项目，在设备和原料不足的情况下，各部门和地区可以从国内项目中尽先调剂使用。金日成对中国的帮助非常满意，并一再表示感谢。中朝关系进一步升温。

1958年11月22日，当金日成时隔5年后再次访问中国时，气氛已不可同日而语。北京30万人夹道欢迎，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对于中朝关系，《人民日报》报道使用的词汇十分感人：“唇齿相依、安危与共、亲如手足、休戚相关”。会谈中，毛泽东说，我们肯定朝鲜党的路线是正确的，中国的方针就是三个尊重：尊重朝鲜民族，尊重朝鲜党，尊重朝鲜领导人。金日成非常激动，一再表示两国关系非同一般，很多朝鲜干部到过中国，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双方表示要更多接触，加强非正式互访，并谈到几年后携手进入共产主义。谈到经济发展时，金日成趁机说，朝鲜缺乏原料，主要是棉花和焦炭，毛泽东当场拍板：棉花你们要多少给多少。周恩来补充说，朝鲜所要的100万吨焦炭也答应提供了。对这次访问，朝鲜领导人和新闻界予以充分肯定，并大力宣传。其结果不仅把中朝关系推向高峰，而且最终巩固和加强了金日成在朝鲜无可争辩的领袖地位。

与此同时，朝鲜也向苏联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中国无法提供的设备和物资，如生产载重汽车需要的5000吨冲压机，以及1300-1400吨不锈钢等。苏联大使感到有困难，表示能够提供的不锈钢数量只有朝鲜要求的十分之一。金日成不得不直接写信给赫鲁晓夫求援。1958年底苏联贸易代表团访朝，带来了赫鲁晓夫的回信。金日成感谢“苏联政府一贯竭尽所能，充分满足朝鲜方面的要求”，并指出苏联拟定提供的机器、设备、材料，特别是不锈钢、拖拉机、推土机、挖掘机和汽车对朝鲜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为了进一步得到苏联的援助，朝鲜的政治态度也需有所转变。在1959年1月苏共二十一大的报告中，赫鲁晓夫含蓄地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针提出批评。出席这次大会的金日成立即表示，报告内容十分深刻，“我们从赫鲁晓夫报告中找到了问题的答案，究竟该走怎样的路，才能更快、更好地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金日成在大会发言中强调，朝鲜一直在学习“苏联农业集体化方面的丰富经验”。两国领导人会谈时，金日成虔诚地接受了苏联对朝鲜不切实的经济发展方针的批评，而赫鲁晓夫则答应满足朝鲜的进一步要求。3月17日，苏朝签订了新的经济合作协定。根据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价值5亿卢布的工业设备和技术帮助，以协助朝鲜建设火力发电站、化工厂、麻纺厂和毛织厂，及扩建金策制铁所和平壤丝织厂。

由于超强的国内动员机制和大规模的外援帮助，朝鲜的经济发展在1958-1959年确实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根据朝鲜中央统计局的数字，1958年工业总产值比1957年增加了40%，等于1956年的两倍，1949年的四倍。粮食产量超额12%完成计划，达到370万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达341亿朝元，比前一年增长了26%。1959年第一季度工业总产值又比去年同期增长75%，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长7%。5月8日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发表公报宣布：到1959年8月15日将提前两年多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欢欣鼓舞的朝鲜领导人不断宣称，到那个时候，朝鲜人均主要工业品和谷物产量，不仅会超过社会主义的捷克斯洛伐克，还要超过资本主义的日本。

然而，同三年计划一样，朝鲜执行五年计划取得的成就也伴随着严重缺陷和问题。根据苏联和匈牙利有关部门的报告，在1957-1959年间朝鲜经济在高速发展的同时，存在如下一些问题：工业各部门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如电力和燃料工业的发展速度远远落后其他部门，造成两次被迫缩减计划；工业品质量低劣，甚至用于出口的钢材和耐火砖都无法达到技术标准；大量小型工业或手工业生产的铸铁等产品完全是废品，造成人力和资金的浪费；城市工人和职员人数激增，导致职工工资水平的增长（55%）大大高于工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31%）；由于大量劳动力转向城市和改种经济作物，粮食作物种植面积缩减，粮食总产量（含玉米）呈下降趋势（1958年实际为343.7万吨，1959年340万吨）；城市人口增加带来消费品需求增长，被迫消减大宗农产品出口，导致外贸严重逆差，如对苏联的芝麻、蓖麻籽和葵花籽的出口，只完成了计划的6%、7%和27%。朝鲜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2
“缓冲”时期（1960）

对于这些问题，朝鲜领导人是有所感觉的。早在1959年中宣布将提前完成五年计划时，金日成就提到1960年将成为“休养年”，尽管没有进行解释。8月中旬劳动党中央常委会公报称1960年为缓冲期，即调节和整顿经济，准备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后改为七年计划）的一年。为此，朝鲜开展了新一轮求援活动。1959年6月，朝鲜要求苏联紧急供应3万吨小麦，并把1960年到期的1.23亿卢布贷款延长5年。赫鲁晓夫马上答复，不仅批准了朝鲜的要求，还把贷款期又多延长了两年。1960年2月，朝鲜又提出在贸易协定之外，请苏联再紧急供应5万吨粮食，此外还希望能够满足朝鲜经济发展对石油的需求。苏联很快就答应将提供粮食。当然，这些临时帮助还不能解决根本问题。5月2日金日成与苏联大使会谈时提出，如果赫鲁晓夫不能很快来朝鲜，他就要去莫斯科。普扎诺夫试探性地询问朝鲜需要什么帮助，金日成提出，要实现七年计划，朝鲜还缺少9-10亿卢布的外汇，另外希望从苏联得到1.5万吨棉花和10万吨粮食。在分析了朝鲜的经济发展形势和苏朝经济关系后，苏联国家对外经济联络委员会提出，在计划和协定之外，让苏联再向朝鲜提供补充援助的可能性不大。然而，克里姆林宫的决策者没有采纳这个建议。

1959年10月以后，中苏之间的分歧逐步公开化，为了争夺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双方开始了理论争论，并试图吸引兄弟国家站在自己一边。在这样的背景下，双方为了争取朝鲜的政治支持，竞相对其表示友好和善意，援助金额和规模攀比上升。金日成左右逢源，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1959年10月初，苏联推迟了金日成期待和准备已久的赫鲁晓夫对朝鲜的访问，其实际原因是担心因此破坏他访美后形成的缓和局面。金日成对此极为不满。1960年5月金日成秘密访问北京，双方在政治上立场取得一致。在与毛泽东的会谈中，金日成赞扬《列宁主义万岁》这篇论文很好，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还说，赫鲁晓夫1955年就叫我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没有接受；还认为我们的合作化搞得太快，后来我们看了毛主席的文章，决定继续搞下去。苏联也不甘落后，半个月后，赫鲁晓夫邀请金日成秘密访问莫斯科，通报了中共领导人在世界工联会议上的错误做法，以及在1956年八月事件中如何拉苏联干预朝鲜的内政。金日成开始没有明确表态，只是劝说中苏和解。随后，赫鲁晓夫指示把1956年11月30日毛泽东与尤金的谈话记录交给金日成。在那次谈话中，毛泽东说金日成可能会叛变革命，成为朝鲜的铁托或纳吉。金日成看后，果然愤怒异常，并立即表示，朝鲜劳动党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支持苏共中央在一切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回国后，金日成召集朝鲜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详细而愤怒地”讲述了中国领导人的错误行为，说“中国的政策就是想把朝鲜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他再也不相信中国人了，也不会再到中国去了”。

为了进一步拉住朝鲜，赫鲁晓夫答应了金日成的大部分要求。金日成走后，7月19日赫鲁晓夫召见普扎诺夫，请他转告金日成，“贷款和供应小麦、棉花的问题已经顺利解决，其他问题也委托有关部门在认真研究”。赫鲁晓夫还说，他决定9月中旬亲自访问朝鲜。几天以后，普扎诺夫把赫鲁晓夫的亲笔信交给金日成。苏共中央和苏联政府的决定令朝鲜领导人十分兴奋，金日成一边看信，一边连声叫好，说苏联“完全满足了我们的请求”。8月，朝鲜派出政府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双方签署了贷款协定。苏联同意免除战争期间的军事贷款7.6亿卢布，及延期偿还1.4亿卢布的经济贷款。金日成得此消息后激动地说，这实际上就是一项9亿卢布的无偿援助啊！

此时，中国已经注意到朝鲜对华态度发生了变化：领导人讲话和报刊报道“突出苏联，压抑中国”，“只谈中国国内建设的成就，不提对外政策和国际作用”，甚至提出了“彻底反对教条主义”的口号。显然，中国再不有所表示，就会失去一个支持者，甚至增加一个反对者。于是，朝鲜政府经济代表团访华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9月10日，外交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这次访问的宣传通知，要求《人民日报》和《大公报》发表欢迎社论，访问期间各报可多登载介绍朝鲜建设成就的文章、消息和照片等。足见中国对这次访问的重视和认真。9月17日中国驻苏使馆发回情报：苏联已同意全部取消给朝鲜的军事债务。这就进一步刺激了中国领导人。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中朝签订了贷款协定、供应成套设备和提供技术援助协定。中国政府将在1961-1964年期间向朝鲜提供4.2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并且帮助朝鲜建设橡胶轮胎厂、无线电通讯器材等工厂和一批生产日用必需品的轻工业企业。此外，还将供应朝鲜棉纺织设备、无线电设备等。在与代表团团长李周渊的会谈中，周恩来表示，最近阿尔巴尼亚、古巴、几内亚、阿尔及利亚等国家也纷纷要求援助，苏联又撤走了在华专家，中国在经济上遇到很大困难。但是，中国可以对别的国家“欠账”，却要保证对朝鲜的援助项目。关于贷款，周恩来说，到时候能还就还，不能还也可以延期，推迟10年甚至20年再偿还也行。为了履行协定，10月18日双方又签署了科学技术合作议定书。中国轻工业部负责承担培训实习生26项（76人），派遣技术援助专家23项（45-48人）。此外，同朝鲜的“缓冲年”一样，1960年也是中国开始进入“大饥荒”的一年。尽管如此，中国政府还是克服困难，向朝鲜提供了23万吨粮食。

中国对朝鲜的援助，以及金日成表现出来的亲华倾向，反过来又推动了苏联与朝鲜长期援助和贸易协定的签署。为了签订协定，朝鲜政府代表团9月就到了莫斯科，但谈判一直进展不顺利。据驻苏商务参赞处的报告，朝方对苏贸易逆差，但不愿以贷款方式平衡；朝方要求减少原料出口，增加供应机器，苏方不同意；朝方要求调整原协议的成套设备项目，苏方不能满足；朝方要求签署七年协议，苏方只同意五年。苏朝协定迟迟没有结果，中朝协定却见诸报端，使莫斯科处于尴尬地位。此外，赫鲁晓夫再次取消访朝，引起金日成强烈不满。作为报复，对于苏联希望他亲自率团赴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3周年庆典的多次要求，金日成坚持称病不去，甚至都没有出席在平壤举行的庆祝大会。然而，苏联驻朝使馆报告，金日成却参加了中国军事代表团在平壤举办的所有活动。赫鲁晓夫对此不能不有所顾虑。12月24日，苏朝终于签订了1961-1967年苏联给予朝鲜技术援助协定和1961-1965年苏朝长期贸易协定。根据援助协定，苏联将帮助朝鲜扩建金策冶金工厂，使其能力达到年产280万吨钢和230万吨钢材。在博州建设发电能力60万千瓦的火电站，在平壤建设发电能力为40万千瓦的火电站，建设年处理原油200万吨的炼油厂，并由苏联供应必要数量的原油，还有电影制片厂、麻纺厂和毛纺厂等。根据贸易协定，苏联将向朝鲜提供机器和设备、棉花、石油制品及许多其他商品，5年内双边贸易额将增长80%。

金日成成功地利用中苏之间的对立和竞争，从两边争得援助，朝鲜不仅安然度过了“缓冲年”，而且为今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条件。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3
小结

朝鲜是在战后重建时期得到外援最成功的国家之一。按照苏联的计算，截至1960年4月1日，朝鲜得到的来自社会主义国家的无偿援助共55亿卢布，其中苏联13亿，中国9亿。此外，苏联还提供了36亿卢布的低息贷款，中国也提供了三笔无息贷款。根据韩国的统计资料，从战后到上世纪7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对朝鲜的经济援助总计20.43亿美元，1950-1960年提供的就有16.53亿美元，其中无偿援助16.38亿美元（含3.4亿免于偿还的贷款等）。在此期援助的金额中，苏联占43.14%，中国占30.75%。应该说，没有外援就不会有朝鲜如此迅速的战后重建，特别是在初期，外援起了决定性作用。

相比而言，苏联对朝鲜的援助，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要胜于中国，不过就“尽其所能”来说，中国的援助力度应该是最大的。在朝鲜重建时期，中国提供援助是在自己最需要援助的时候。中国的援助，一方面刺激苏联给予援助，另一方面使得朝鲜的需求层层加码。感激和回报是暂时的，烦恼和困苦却是经常的，说来就来。在很大程度上，苏联对朝鲜援助的结果也是这样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4
标题: 5、矛盾三：金正日想借“联合国”之名赶走志愿军，被中方拒绝
由于金日成不满毛泽东干涉朝鲜事务以及志愿军长期驻军，因此他便开始想尽办法以摆脱毛泽东的控制，特别是摆脱志愿军。当时，他想的办法是借助“联合国”的名义钳制甚至赶走志愿军。1956年11月，朝鲜政府向中国政府发出备忘录，提出让联合国出面协助解决朝鲜问题。中国对此表示反对，认为这个建议违反了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苏、中、朝共同制定的原则。毛泽东甚至判断，朝鲜这一举动表明，他们有可能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投靠西方。在11月30日与苏联大使尤金的谈话中，毛泽东对朝鲜提出严厉的指责：金日成要赶走志愿军，他可能要走铁托的道路，更可能走纳吉的道路。中国回电朝方，指出联合国事实上和法律上都是参战的一方，而且联合国只承认南朝鲜政府，故没有资格出面协调；目前“全面解决朝鲜统一问题的条件还不成熟”，为此“需要经历长期的斗争”。当时苏中关系还处于蜜月期，因此苏联政府也支持志愿军继续驻扎的朝鲜：“不论是从朝鲜人民利益还是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利益的观点看都是必要的。”

此后，金日成对志愿军是耿耿于怀却又无可奈何。为了寻求制衡中国的力量，朝鲜领导人开始向莫斯科大献殷勤，副首相南日向苏联大使表示：“我们认为现在所有的进步力量都应当更加紧密地团结在苏联周围。”在朝鲜新大使赴莫斯科前夕，金日成对他说：“除了巩固与苏联的联系和友谊，朝鲜没有也不会有其他的政治路线。”

关于中朝关系我想人们有很大的误会。五十年来很多人都认为中朝是亲密无间，是鲜血凝成的友谊，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宣传的结果。就我对历史的研究来看，中朝的关系实际上一直是非常紧张的。

我们首先说朝鲜战争期间，人们都知道中国出兵是帮助朝鲜打美国人，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其实金日成并不想让中国出兵。当时1950年7月份的时候，美国一参战，苏联大使就找周恩来说斯大林同志希望中国做准备，你们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要去帮助朝鲜。中国也做了准备，几万人马也调到东北，也建立了边防军，但是金日成连中国需要的地图也不给，最后志愿军去用的日本的地图。派军事参谋去勘察朝鲜地情，不让去，后来派了一个武官去了解战局的情况，金日成好吃、好喝、好招待，高级宾馆一住，安了一个直线电话就是金日成接，当时就是蔡成文。后来我采访他，他给我讲当时的情况，他说他得到的消息都是第二天就见报的消息，没有最新的情报。所以后来几次周恩来跟斯大林抱怨，说我们怎么帮助他们，他什么情况都不让我们知道，一直到最后仁川登陆，9月28号，平壤已经很危机了，因为联合国军就要过三八线了，最后他们没办法了，给斯大林写信，希望苏联援助，苏联又不肯援助，说这个事最好找中国，最后才请中国出来，在朝鲜战争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这个矛盾也是很……大家在一些战略安排，究竟是继续往南追击，还是整修，越过三八线以后有矛盾，中朝联军谁指挥，是中国人指挥还是朝鲜人指挥，按说人都是中国人，中国去的人多，当时朝鲜部队几乎已经都给打散了，但是你是在朝鲜作战，金日成想指挥，彭德怀说那不行，你不能指挥，你指挥已经败成这个样子，你还指挥。矛盾也很严重。

五二年美国轰炸非常厉害，金日成想停战，毛泽东坚决不停，说这会在敌人的威胁下怎么能够接受他的条件，这不表示你软弱吗？等等很多矛盾，最后都是通过苏联给解决了。但是，我想这个问题大家是你知我知道，表面上谁也不说，我想两国领导人都非常清楚，这就造成了到战后发生了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

1956年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就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在朝鲜劳动党内部也搞起了一批人反金日成的个人迷信，因为朝鲜劳动党有几个部分组成的，其中一部分就是延安派，就是当时抗日战争的时候到延安去的这部分朝鲜人后来又回国了，这部分主要都是在军队里的干部，当时也都掌握了党政军很多人在高位。还有一拨南方派，就是朴见永，当时在南方被排挤到北方。这批人到战争还没结束的时候已经被打下去了，当然还有苏联派一拨人。56年当时要起来倒金的主要是延安派，这个事败露，所有这些人，包括几个政治军委没办法，结果就逃了。后来我到西安去采访了一个人，就是平壤市委书记。金日成追杀就逃到中国来，管中国要人，因为当时驻苏大事也叛逃了，也是反金日成的。这样中苏就商量怎么办，后来就找金日成谈，让他算了。金日成提出的条件事中国把志愿军撤了，你不要几十万军队老在我这，实际上他对这个是很反感的。这样达成一个协议，我们到58年以前把部队都撤走，你们这几位也算高级领导干部也不要再追杀了。后来这些人都给疏散到西安、咸阳这一带作为退休老干部。我97年去采访的时候都已经到老干部局。

所以中朝之间的矛盾其实是很尖锐的。但是这里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一些心理上的作用。有一段比较好，就是中苏分裂的时候，苏联对朝鲜不好，朝鲜拉中国，后来又不行了，就是中国一改革开放，因为政策大家又不一致了。

在这里，就我个人的估计和判断，中国实际上对朝鲜的影响力是不大的。但是得反过来看，美国人和朝鲜人都希望对方认为中国的影响力很大，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件事。朝鲜人是这么想的，如果中国人根本就不帮我，美国人知道我跟中国人没什么关系，那我手里就缺张牌。所以他表面上希望给美国人做出来，我跟中国人关系非常好，什么事他会帮我的，你打我，我有筹码。

美国人其实也是希望中国在这里面发挥作用，他不愿意直接跟朝鲜谈，他希望通过一些能够对朝鲜有影响的大国去影响他，所以就形成了这么一种，其实大家心理都心知肚明的，实际的情况是影响力不大，但是表面上又都希望中国给予很大的影响。

中国援助周边的国家，特别是一些弱小国家，这个是有传统的了。特别是从70年代，毛泽东就喜欢周围国家谁缺什么就给什么，我想这个援助的力度其实是逐步转弱。因为中国也逐步走向务实，不是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谁想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朝鲜的确把这个作为一种维持关系的交易，你给我东西我就跟你好，你不给我东西我就给你脸色看。

我研究朝鲜战争，据我了解，朝鲜的几个战争纪念馆根本就没有志愿军的展出，任何一个字、一个画面都没有，他的教育就是这场战争是咱们自己打的，你给他打死那么多人，损失那么大，从多少年来朝鲜的展览都是这样子，其实这个中国政府其实也都知道。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5
标题: 6、毛泽东想获得国际工运领导权，为了获得金日成的支持，主动从朝鲜撤军
正当中朝关系逐步恶化时，毛泽东对朝鲜的态度开始转变。因为随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和毛泽东威望的增加，他开始想要谋求与苏联共享国际共运的领导权，而达到这一目的的前提是必须获得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支持。因此，毛泽东开始主动采取各种措施改善与金日成的关系一边赢得其支持，其中之一便是主动提及金日成日思夜想却求之不得的志愿军撤军问题。1957年11月，毛泽东对金日成说：“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朝鲜人民可以完全依据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民族内部事务。” 并指出现在是“东风压倒西风”，美国不敢妄动。金日成听后是大喜过望，很快就表示同意和感谢。之后金日成两次致电毛泽东，表示劳动党中央赞成志愿军回国，并提出了具体实施办法。最后双方商定，朝鲜政府首先发表声明，要求中美双方撤兵，中国政府再表示响应和支持，然后开始单方面撤军，至1958年底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从1958年3月15日开始至10月26日志愿军分三批全部撤出了朝鲜。

为了表示诚意，中方在撤军过程中规定，把营房、营具和大量物资器材、各种弹药以及成套的医院设备，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各伙食单位饲养的猪羊鸡鸭，自己生产的粮食蔬菜，节余的煤炭、马草等，全部赠送给接防的朝鲜部队。据说“许多部队为了多留细粮给人民军，宁可自己多吃粗粮；为了多剩柴火给人民军，宁可自己用冷水洗脸。接防部队到达时，烧好火墙和暖炕，煮好饭，烧好水，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人民军战友。人民军接防部队来到志愿军驻地，各部队把最好的房子让给人民军住，把细粮送给人民军吃。”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移交朝鲜人民军的各种物资，其价值折合人民币1.57亿元。不仅如此，志愿军还利用撤军的这七个月时间，帮朝鲜人播种插秧970多万坪，锄草1190多万坪，收割37万坪，平整土地185万坪，植树460万株，送粪积肥5568万余斤，运送物资2302万斤，修堤坝329条（长8.3万米），修水渠533条（长27.1万米），修桥156座，修建房屋996间，修建公共场所166处，打井47眼，修路13.5万多米。当然，朝鲜的欢送仪式也是非常重大，仅平壤就有30万人送行。

金日成虽然急于将志愿军驱逐出去，但是他对志愿军的作战能力及对美韩的威慑能力还是很明了的，正因为如此，每当他有统一朝鲜的念头时，总不忘向“中国同志”表达接受援助的渴望，比如60年代金日成就萌生了统一朝鲜半岛的想法，他向原志愿军司令员杨勇表示：“我们已经派人去越南学习他们的经验，南越打得很好……等我们更老以前，再较量一次也不坏，如果把这个担了交给下一代，未必比我们打得好。我们有经验的人把这个重担承担下来，同你们一道打一次好不好？等我们更老以前再干一番。”中国驻朝大使郝德青任期届满向金日成辞行时，金日成也表示说：“朝鲜早晚要打一场，这是不可避免的。……将来打仗还要请你们军队来呢！”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5
经中央军委批准，我于一九五七年二月第二次到朝鲜担任志愿军领导工作。出发前，总干部部肖华部长同我谈了话。他告诉我：军委考虑准备将志愿军政治委员李志民调回任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委员，你去接替李志民的职务。在李志民回国前，你先担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李志民回国后，再调梁必业接替你的职务。我到朝鲜时没有任职命令，只带了一封总政治部的介绍信。

直到八月，李志民走了以后，我的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命令才下来，大家都觉得很奇怪，纷纷猜测谁来当政委。当然，我和杨勇都清楚，这是补的命令。过了两天，又来了中央军委毛主席签发的命令，任命我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梁必业当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我是志愿军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政治委员。第一任是彭德怀司令员兼，第二任是邓华司令员兼，第三任是李志民。这时杨勇为志愿军党委第一书记，我接李志民为第二书记。

这时，志愿军还有五个野战军、两个兵团架子。第一军直属志愿军总部领导；第九兵团副司令员是曾思玉，后为张天云，辖第十六军、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兵团副司令员是孙继先，参谋长欧阳家祥，辖第五十四军、第二十一军。

在朝鲜停战以后，志愿军总的任务，一是继续加强战备，搞好军政训练，提高部队战斗力，坚决维护朝鲜停战协定，保卫中朝两国社会主义建设，随时准备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突然事变；二是继续增进和朝鲜人民的团结，协助朝鲜人民进行经济恢复和建设工作，为朝鲜人民重建家园作出贡献。

在一九五五年我离开朝鲜的时候，志愿军各部队在战备训练的间隙，积极帮助朝鲜人民在战争的废圩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二战的部队提出"保证住地不荒一亩田"的口号，帮助朝鲜人民进行耕地、插秧、送粪、锄草、收割、打场等各种劳动，有的部队提出："包收、包运、包打、包藏。"还帮助朝鲜人民进行修坝、掘井、修桥、修渠挖沟和修盖房屋、学校，植树等各项建设。这次我重到朝鲜，和离开时的情况已大不相同了。朝鲜人民在以金日成为首的劳动党和政府领导下，到处是一片生产建设的繁忙景象。平壤等一些大中城市，已按各级政府的建设计划初具规模，高低建筑错落有致，宽阔的道路整齐清洁，街道两旁商店林立，人民群众熙熙攘攘；各工厂马达轰鸣，工人争分夺秒地工作，人人争取多做贡献。广大农村田地平整，新房排列有序，虽然残冬未尽，但农民们已着手做春播的各项准备工作。无论是城市或农村，朝鲜人民建设美好祖国的热情空前高涨。

我到志愿军总部以后，和杨勇及其他领导同志一起，继续坚持不懈的抓两项任务的落实。朝鲜停战以后，美国仍然制造紧张的局势，它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屡屡发生。美方制造种种障碍，反对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从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停战到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的五年间，美方在地面和空中越过军事分界线的挑衅活动达七百九十二起。由于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保持高度戒备，及时地击破了美方的这些挑衅活动，有效地保卫了军事分界线。从朝鲜停战协定签字，朝中方面为维护朝鲜停战协定，一方面在政治上不断揭露美方违反和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义正词严地同美方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另一方面，志愿军和人民军一起，积极修筑工事，加强军政训练，严阵以待，随时对付美伪军任何军事挑衅。据统计，我军在撤军前仅修筑坑道就达一千二百五十公里，挖各种堑壕、交通壕长达六千二百四十公里；所修的十万个地堡，出土六千多万立方米，如果把这些土堆成宽高各一米的长堤，可以围绕地球的赤道线转一圈半，人称"当代地下长城"由于在这两方面进行了斗争，加上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同情和支持，使朝鲜停战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志愿军在维护停战协定的同时，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民主朝鲜当作自己的责任，以高度的热情，积极参加建设工作。在接近战区的许多地方，志愿军战士协助回乡的朝鲜农民起出敌人埋下的地雷等爆炸物，盖房子、平整农田，使他们尽快安居，恢复生产。志愿军铁道兵部队帮助朝鲜人民修复铁路线和火车站，重建新建铁路桥梁三百多座，迅速恢复朝鲜北部的铁路交通运输。志愿军工程部队全力以赴，投入平壤、咸兴、元山等城市的重建工作，担负了修建办公大楼、医院、学校等大规模的建筑工程。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朝鲜是生产水稻为主的国家，我们组织志愿军指战员突击修复了被敌人破坏的见龙、泰川等八个水库，修建了平南灌溉工程、胜湖里灌溉工程等大型水利设施，使朝鲜的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志愿军在战后的五年多时间内，共帮助朝鲜人民修建公共场所八百八十一座，民房四万五千多间，恢复和新建各种桥梁四千二百六十座；修建堤坝四千零九十六条，全长近四百三十公里；修建大小水渠二千二百九十五条，长达一千二百多公里；植树三千六百多万棵，运送各种物资六万三千多吨，为群众治病一百八十八万多人次。志愿军全体指战员遵照中共中央和毛主席的指示，为参加朝鲜人民重建家园，流了血，流了汗，和朝鲜人民一道创立了英雄业绩，做出很大贡献。

停战后的政治思想工作

由于志愿军长期在国外执行作战和战备任务，因地域环境和交往关系的变化，给部队带来了许多新问题。诸如：如何对待朝鲜的党政军领导，如何处理与朝鲜人民军的关系，如何看待我们对朝鲜的援助，如何看待我们所取得的胜利，如何把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等等。这些都是在国内不可能遇到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一旦发生，就会涉及到两国、两军之间的关系，后果将是相当严重的。这些新情况，新问题的出现，要求志愿军的政治思想工作必须与之相适应，而且要把工作做在可能发生问题之前，这就使志愿军的政治思想工作更加艰巨，更加繁重。

停战以前，指战员一切为了打仗，一心想的是如何消灭敌人，思想比较单纯，发生问题不多。停战以后，相对来说环境有所改变，各方面条件有所改善，各部队思想比较活跃，相继出现了一些问题苗头。这时，如果政治思想工作稍有疏忽或漏洞，就会发生大的问题。因此，停战以后，政治工作必须抓紧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我第二次入朝以后，有的同志向我反映，志愿军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他们说，一九五六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集中到平壤举行授衔仪式，一千多辆小汽车开进城里，堵塞了市内交通，平壤市的交通警察指挥不了，只好由带红袖标的志愿军来指挥。当时就有人讲："志愿军把平壤市军管了。"影响很不好。朝鲜领导同志采取克制态度，事情过去就没有再讲什么。还有的同志反映，有些指战员对朝鲜群众不够尊重，把一些地区的贫困现象编成顺口溜，影响了同朝鲜群众的关系。我回到朝鲜以来，也发生了几件事。一次，朝鲜政府的几位领导同志外出视察工作，顺道想到一处风景名胜区看一下。这个名胜区在我志愿军警戒区内，结果被我们的哨兵阻拦没有去成。我听到报告之后，既感到惊讶，又深觉自愧。这是朝鲜的国土，怎么能够因为是我们的警戒区，就不让人家国家领导人去活动呢?我自愧对部队的教育不深入，自己也有责任。我严肃地批评了当地驻军领导，并立即去向朝鲜政府道歉。朝鲜政府领导同志姿态很高，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事先没有联系，志愿军战士严格执行警戒规定是对的。"再一件事是，我们的一个排长污辱了朝鲜政府一位副部长级干部的夫人，按纪律是要枪毙的。金日成首相知道这件事后对我讲："不要枪毙他。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见。志愿军在朝鲜牺牲了不少人，不要枪毙他了。这位领导干部的工作我们去做。"金日成首相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维护中朝两国之间的友谊。后来，我们尊重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把这位排长遣送回国。

根据毛主席、周总理、彭老总和中央军委的一些指示，参照志愿军入朝以来的有关规定和实践经验，结合当时部队中出现的问题，我们对志愿军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并在部队执行政策纪律方面做出了规定和要求。后来我们把它归纳为十条：(一)尊重朝鲜劳动党、国家政府和领导人；遵守朝鲜的政策法令(特别是货币政策)；爱护兄弟国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尊重人民的风俗习惯，严禁调戏妇女。(二)不准干涉朝鲜内政，不准批评朝鲜国家领导人的缺点或议论是非，不得了解朝鲜党和国家的内部情况，严禁单独的做社会调查。(三)不准擅自划禁区，必要时应通过朝鲜国家政府，由政府作出规定。(四)部队个别人员犯有违法乱心行为，应征求朝鲜政府意见，按朝鲜国家法律处理，必要时，直接送朝鲜国家政府惩处。(五)对朝鲜人民中个别盗窃我军物资的人，一般应当面劝告了事，严重的应送请朝鲜国家政府处理，严禁私自扣留、打骂或开枪伤人。(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事故，特别要防止走火、车祸伤人。 (七)除紧急情况外，对群众进行助耕生产、发放救济物品等，应事先与政府协商，并通过政府办理，不要直接自行办理。(八)要特别注意尊重朝鲜的民族自尊心，在一切接触中，要多讲人家对我们的援助，少讲我们对人家的援助，坚决反对以恩人自居的思想。(九)对部队要经常地、具体地进行国际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时时警惕大国主义思想。(十)在国内行之有效的群众纪律，在国外更应严格遵守，要做得更好。

我们把上述十条意见和要求，作为志愿军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经常对部队进行教育和检查，发现苗头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在这方面，我们及志愿军总部机关，首先从自身做起，做出表率，带头尊重朝鲜党和政府，重大问题都和朝鲜政府洽商，尊重朝鲜国家主权，不干涉朝鲜国家内政。我和杨勇经常向金日成首相报告和请示有关工作问题。各部队也都和驻地的朝鲜党政机关保持密切的联系，定期拜访当地党政领导同志，征求他们对志愿军的意见。

我们深入部队，到下边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时，坚持少讲志愿军的成绩，多向指战员宣传朝鲜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援和帮助。在如何看待我们对朝鲜的援助这个问题上，周恩来总理讲得很精辟，很深刻，对我们教育很大。金日成首相在和周总理的一次谈话中，谈到中国对朝鲜援助很大，表示感谢。周总理对金日成首相说："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量大但时间短，朝鲜对中国的援助，量虽小但时间长。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一直到抗日战争，朝鲜许多同志，包括金日成首相在内都在中国战斗，总的看，是朝鲜对中国的援助多，要感谢首先应该感谢朝鲜人民。"还有一次，我们陪同周总理观看志愿军文工团演出，文工团员在舞台上扮演朝鲜阿妈妮、老大爷，道白中讲志愿军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等等。周总理当即指出："不要这样演，我们的功绩，要让朝鲜同志去讲，我们不能强加于人。朝鲜同志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不加干预，但是我们这样演，朝鲜同志看了听了会不高兴的。"我们经常用周总理这些话教育志愿军指战员，不要居功自傲，要自觉遵重朝鲜党、政府和人民。

为了进一步解决少部分同志产生的大国主义和居功自傲的思想情绪，我同杨勇商量决定，组织一个由军、师、团各级干部和英雄模范等一百多人参加的"志愿军学习团"，深入朝鲜各地参观访问，杨勇亲任团长。

"学习团"访问了朝鲜人民军守卫的阵地、防线，其中有一个高地曾击退敌人数百次的进攻，战斗残酷程度如同上甘岭战役；还访问了设在地下掩体里的学校，学生都是战争中丧失父母的孤儿。"学习团"每到一地，都请当地的人民军战斗英雄、支前模范和英勇保护志愿军的朝鲜妇女作报告，讲述他们的事迹。跟随"学习团"采访的记者杜心有一段很生动的回忆，他讲："开始有的同志对组织这个学习团不以为然，谁是英雄?向谁学习?可是，跟着杨司令员到处跑了一圈，服气了。你不是觉得自己打了很多仗了不起吗?那就看看人家朝鲜同志打了多少仗，又是在什么条件下打的；你不是感到自己援助了朝鲜同志有功吗?那就看看朝鲜人民是如何支援我们的，为了这种支援人家付出了多大牺牲……这样一来，许多同志被朝鲜人民和军队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感动了，认识到没有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没有人民军的并肩作战，哪里会有我们的胜利!""参观回来，我们每个同志都成了宣传员，一个个结合自己的见闻体会，向周围同志宣讲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尊重朝鲜政府，反对大国主义的四项原则，很快就在全军掀起了向朝鲜人民学习，每个人为朝鲜人民做一件好事的活动。……没过多久，部队的风气就端正过来了。"这次组织"学习团"，在志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志愿军入朝作战以来，朝鲜政府为了加强同志愿军的联络，帮助志愿军解决各种困难，指示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专门向志愿军师以上单位派驻了政治文化联络部。我们要求各级领导机关尊重联络部的同志。各部队在这方面也做得比较好，召开有关会议都请联络部的同志参加，虚心听取他们的意见。涉及有关朝鲜地方工作的，比如购买筹措物资，对群众进行助耕生产、发放救济物品，以及对敌宣传、剿匪肃特等工作，都事先向联络部的同志了解朝鲜政府的政策法令，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情况，除紧急情况外，都通过联络部和朝鲜政府联系、协商。并在朝鲜政府统一领导下办理。志愿军和人民军在长期患难与共、并肩作战中互相学习、互相支援、互相激励，结成了亲密战友和兄弟情谊。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6
胜利撤出朝鲜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期间，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谈到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毛主席说："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基本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朝鲜人民可以完全依据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民族内部事务。"金日成首相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二月五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发表声明，主张撤出在朝鲜的一切外国军队，并在外国军队撤出朝鲜之后，在一定时间内实现全朝鲜的自由选举。同时提出，应当早日实现南北朝鲜之间的协商，以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我国政府于二月七日发表声明，完全赞同和支持朝鲜政府的声明。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四日，周恩来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问题同朝鲜政府进行磋商。代表团成员有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陈毅，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和总参谋长粟裕，以及张彦、章文晋和驻朝鲜大使乔晓光等。周总理率团访朝，是中国政府为促进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支持朝鲜政府和平统一朝鲜的建议，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一次重大之举。代表团到达平壤时，受到以金日成首相为首的朝鲜国家领导人、内阁各相、劳动党中央各部部长和平壤市各界人民的盛大欢迎。我和杨勇及中国人民赴朝慰问总团团长王一夫等也到机场欢迎。

周恩来总理和中国政府代表团其他成员，同朝鲜金日成首相、金一副首相、南日副首相兼外相，进行了诚挚友好的会谈。二月十九日，中朝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积极促进朝鲜和平统一的立场，除了在一九五八年二月七日的声明中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各项建议以外，现在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这一建议，并且决定在一九五八年年底以前全部撤出朝鲜，第一批将在一九五八年四月三十日以前撤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一决定表示同意，并且愿意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全部撤出朝鲜给予协助。"对此，"双方指出，从朝鲜全部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这一主动措施，再一次证明了朝中方面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和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诚意。现在正是严重地考验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的时刻。如果它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丝毫的诚意，它们就应同样从朝鲜全部撤出它们的军队。"

在中朝两国政府联合声明发表后，我们志愿军总部也于二月二十日发表了"完全赞同并热烈支持中朝两国政府的声明"的声明。声明中说："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于一九五○年十月二十五日进入朝鲜，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以来，到现在已经七年零三个多月了。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只是在美国政府发动了侵略战争，同时又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而且无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发动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来朝鲜，配合朝鲜人民军抵抗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正义行动，一开始就受到中朝两国人民的热烈拥护和全力支持，受到了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人民的深切同情和广泛支持。我们的斗争和努力，对于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也是我军全体官兵的光荣。"

周总理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在紧张繁忙的参观访问中，于二月十六日晚，到达志愿军总部。十七日上午，周总理和陈毅、张闻天、粟裕接见志愿军总部和各部队领导同志，并听取我们对撤军的意见。周总理面带微笑，和蔼可亲地对在座的同志们说："我们来朝鲜访问，同时想就主动从朝鲜撤出志愿军问题，征求你们的意见。"周总理在高度赞扬了志愿军在朝鲜七年多时间里所取得的成绩后说："那么，大家是不是回国后要腾云驾雾地骄傲起来呢?决不能这样。"我代表志愿军表示："请党中央和总理放心，我们一定要做好工作，教育全军指战员戒骄戒躁，回国后虚心地向人民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杨勇说："我们的一些官兵，感到有些压力，生怕跟不上祖国日新月异的前进步伐，有一点思想'包袱'。"陈毅副总理说："我们为了和平和友谊，连生命都可以牺牲，又有什么思想'包袱'不可丢掉呢?"周总理接着说："你们在朝鲜是最可爱的人，回国以后也要永远做最可爱的人。"他要求全体官兵善始善终，安全圆满地回到祖国。

这天，正是我国农历除夕。天空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会后，我和杨勇、梁必业陪同周总理和代表团其他成员到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献了花圈，瞻仰了烈士陵墓。周总理在毛岸英烈士(毛泽东主席之长子)墓前深思良久才慢慢离开。周总理和其他同志向长眠在朝鲜国土上的烈士们一一默哀致意。当日下午志愿军总部举行欢迎大会，周总理和陈毅、张闻天、粟裕先后讲了话。他们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向志愿军全体官兵表示亲切慰问，勉励全军干部戒骄戒躁、努力学习，把自己培养成能文能武、又红又专的军事专家。并号召志愿军广大指战员虚心向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学习，把他们的好思想好作风带回国内。

十七日晚，周总理及代表团成员、朝鲜政府有关领导和志愿军总部的同志一起欢度除夕之夜。在聚餐会上，大家川流不息地频频向周总理敬酒，周总理和大家一一碰杯。聚餐毕，周总理等观看志愿军文工团表演并参加了舞会。在朝鲜和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等领导同志一度过的这个非常有意义的除夕之夜，是我们永生难以忘记的。

二月二十一日，中国政府代表团圆满完成访问朝鲜的任务，离开平壤回国，受到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国家领导人和平壤人民的热烈欢送。我和杨勇也到机场送行。

送别周总理之后，我们便着手进行撤军的各项准备工作。我们首先召开志愿军党委会，研究安排撤军的各项工作，统一思想认识。并决定二月份为"中朝友好月"开展各种活动，进一步增进中朝友谊。

从朝鲜撤军不仅涉及面广，部队行动复杂，而且还具有重大的国际意义和历史意义，稍有疏忽便会造成极坏的影响。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以志愿军党委名义向全军发出了"不骄不懈，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号召。要求部队做到"交好，走好，到好"。交好，就是除了武器装备和个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以外，其余东西一律移交给朝鲜人民军；走好，就是要圆满安全的撤出；到好，就是回国受到人民欢迎不居功，防止骄傲，服从祖国需要。志愿军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我军撤出朝鲜的政治工作指示》，制定了《撤军政治工作三十条》，强调全军要切实做好"三好"的思想教育，组织人力物力进一步搞好助民劳动。多快好省地完成构筑工事任务，认真组织向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学习，热烈欢迎接防的朝鲜人民军部队，充分细致地做好移交准备工作，整修阵地工事和整理作战方案，美化环境和公共场所，普遍检查群众纪律，行动前向朝鲜当地政府和人民进行告别，热情有礼貌地接待朝鲜政府和人民军来送行的代表团和艺术团，祭扫驻地附近我军和朝鲜人民军烈士陵园墓地，整顿军容，加强行政管理工作，树立服从祖国需要的思想，学习我国党和国家的重要政策法令等。各部队按照总部的部署和要求，深入地进行思想教育，使全军指战员明确了撤军的意义和要求，提高了做好撤军工作的自觉性。

撤军决定公布以后，全军利用归国前短暂时间，在"多流一把汗，多留一分友谊"的口号下，继续帮助朝鲜人民进行各种劳动，修渠、建堤、打井、盖房、造桥、筑路、植树、挖鱼塘等，当地群众需要什么部队就做什么，积极主动地为朝鲜人民的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在突击性助民劳动中，干部带头，人人动手，个个争先，不到时间早上工，到了时间不收工，脏活累活抢着干，不用指挥打冲锋。我们提出为朝鲜人民盖学校、修水利出百万个工的倡议，由于部队热情高、干劲大，到九月底出工一百六十万个以上，超额完成了任务。

与此同时，广泛开展了向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学习的活动，宣扬朝鲜党政军民对志愿军的全力支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舍生忘死抢救志愿军伤员的英雄模范事迹和高尚品质，学习朝鲜人民为重建家园而忘我劳动的革命精神，朝鲜人民勤劳检仆、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各部队还邀请驻地朝鲜党政机关负责人和居民座谈，征求意见，做到件件事事有着落，不留一个影响我军声誉的问题。

各部队利用空隙时间对前沿的坑道、战壕、掩体和所有各种工事、道路，进行了彻底的整修、清扫和加固，组织力量把一切未完成的工事全部突击完成。我们在清川江对岸专门增修一个营的工事，作为防敌人过江的桥头堡。各级指挥机关均以主官对主官、部门对部门，逐级对口地向接防的朝鲜人民军办理移交，把敌情、地形、工事和作战方案都交待得一清二楚。

各部队根据总部的规定，把营房、营具、医院成套设备和大量物资，都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移交前普遍粉刷了营房，对门窗和各种营具，进行了修理。并美化环境，平整操场，维修体育器材，整修营区周围的道路，加种了许多花草树木，有些单位还新修了花园、花坛、养鱼池和友谊亭，精心布置了礼堂和俱乐部，使人民军一进来就有一种清新舒适的感觉，能够马上进行办公，操课、训练，开展各种活动。

部队的各种仓库，进行了认真的清点和整理物资，反复核对，登记造册，完整无损的作了称交。各单位饲养的猪、羊、鸡、鸭，自种的粮食蔬菜，节约的煤炭等等，全部赠送给接防的人民军和当地群众。

朝鲜党政军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主动撤军做为一件大事，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议，决定以最热烈最隆重的形式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凯旋归国。一九五八年二月二十七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作出了永久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志愿军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和战后时期在朝鲜留下的不朽功勋和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朝鲜人民的记忆中，将同朝鲜国家的繁荣发展一同发射光芒。"朝鲜内阁还作出决定：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致由全体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向参加朝鲜战争的全体官兵授予"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修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和纪念塔，并采取永久性的保护措施。还规定志愿军入朝作战八周年的一九五八年十月，"为朝中友好月"，把在战争中同中国人民志愿军有深切关系的黄海北道沙里院市的中央大街授名为中国志愿街。朝鲜内阁还指示铁路沿线和各地区，要为回国的志愿军提供一切便利条件。另外，还成立了由内阁副首相郑一龙为首的中央欢送委员会。各道、市、郡也分别组成了欢送委员会，在朝鲜全国掀起了欢送志愿军的全民性活动。平壤市很快建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纪念塔"，各地普遍整修了志愿军烈士墓。从中央到地方组成各界代表团、艺术团，走遍前沿和后方，热情慰问志愿军部队和机关。朝鲜人民自动整修了志愿军撤军时必经的大小道路，设立了数以千计的沿途欢送站。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7
从二月下旬开始，朝鲜人民怀着依依惜别的心情，给志愿军送来了数十万件纪念品和送别信。纪念品制作别出心裁，花样繁多，有各种锦旗，描绘朝鲜美丽河山和中朝友谊的绘画、刺绣、照片等，还有特意赶制出来的工艺品，"光荣袋"、"胜利鞋"，以及战时精心保存下来的纪念品。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大娘，送给志愿军一个包袱皮，是她出嫁时用三十多户人家送的不同颜色布条缝成的，按朝鲜的风俗这只能传给至亲的后代。曾被敌机轰炸负了重伤，被志愿军战士抢救下来的孤女边卢周，用蓝布包了一撮土送给志愿军，她流着感激的泪水说："这是朝鲜的土，是你们洒下自己的鲜血保卫下来的我们祖国的土。"这一件件小礼品，都包含着朝鲜人民对志愿军的深情厚意。

根据中央军委的撤军安排，从三月十五日到四月十五日，志愿军第九兵团第十六军、二十三军共六个师第一批回国。

三月十一日，我和杨勇及我驻朝大使乔晓光陪同金日成、崔庸键、李钟玉等朝鲜党政领导同志到第九兵团看望和送别即将离朝的我军官兵，举行了欢送大会。金日成首相在大会上作了送别讲话，授予部队官兵"朝中友谊纪念章"、"朝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并同第九兵团副司令张天云等领导同志及战斗英雄合影留念。部队在某地火车站集中准备离朝时，车站上锣鼓喧天，从各地赶来欢送的朝鲜人民都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当归国部队的先头部队到达车站时，站台上立即沸腾起来，掌声雷动，歌声嘹亮。在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后，欢送的人群和我军官兵跳起了秧歌舞和友谊舞。当第一列火车抵达平壤时，归国部队走下火车，朝鲜群众簇拥上去给每人胸前佩一朵大红花。第九兵团副司令员张天云等，由朝鲜副首相金一陪同走上欢送大会主席台，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委员长郭松云代表平壤人民向志愿军献旗献礼，金日成首相的女儿金敬姬向志愿军献了银杯。在我军所乘列车经过定州郡时，有上万人欢送。到达鸭绿江边境城市新义州时，六万市民依依不舍地送别。

第二批归国部队是第二十兵团第二十一军、第五十四军，共六个师，从七月十一日开始撤离。撤离前，朝鲜内务省代表团和朝鲜人民军两个代表团，分别到部队驻地展开送别活动，而后以金一副首相为首的朝鲜中央代表团到朝鲜某地热烈欢送归国的先头部队。这一批归国部队在离开朝鲜前，都同驻地朝鲜各党政机关人民群众和人民军官兵分别举行了告别了大会，赠送纪念品和礼物。某部在举行告别大会上，把自己亲手制作的铁耙、铁铣、锄头、镰刀等五十二种八百一十七件礼物赠给了两个农业社的社员。平壤市各界人民于六月二十六日为第二批归国部队举行盛大的欢送会，金日成等朝鲜党政领导人和各界人民一千多人，志愿军第二批归国部队代表五百多人参加了大会。七月一日，朝鲜中央代表团在平壤举行了欢送我军二批撤出朝鲜的大会。同日，金日成首相在为欢送这批离朝部队举行的宴会上讲话。他说："由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培育下的你们，是真正的人民的军队。你们建立的功勋，将和我国美丽的江山一起，永远放射着光芒。你们同朝鲜人民结成的友谊，将永远留在朝鲜人民子子孙孙的心中。"

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归国部队，从九月二十五日开始撤离，有第一军三个师、后勤部队、炮兵部队和总部直属队。以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于九月十二日到某地欢送志愿军这一批归国部队的先头部队，并在隆重在欢送大会上亲切讲话。朝鲜中央代表团先后到志愿军总部的后勤部队和炮兵部队欢送即将回国的官兵。朝鲜人民军代表团也到志愿军总部热烈欢送。

由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率领的中国人民代表团，应朝鲜政府的邀请，于九月底到朝鲜参加朝方举行的"朝中友好月"活动。

十月，朝鲜党政军民欢送志愿军归国的活动达到高潮。朝鲜六百八十四万多人民在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上签了名。信中写道："朝鲜人民同反对朝中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正义斗争中，建立了不朽功勋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告别。当送别在硝烟弹雨中生死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的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表示最大的感谢。在朝鲜人民面临着最艰苦的考验的时候，中国人民就派遣了由自己的宝贵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鲜血援助了我们。"信中还写道："硝烟已经消散的我国的山峰和平原，城市和村庄，无名小河和树木都记载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同朝鲜人民军官兵一道为守卫每一寸土地进行战斗而建立的功勋，无论是什么地方，都像传奇一样流传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的高贵道德品质的各种故事。这将同流在两国边境上的鸭绿江水一起长流不息；上甘岭的峰峦将作为一个铭刻着和平战士辉煌的功勋的纪念塔而世世代代耸立在那里。"

志愿军也写了全体官兵签名的致朝鲜人民的告别信。信中写道："中国人民志愿军受六亿中国人民的托咐，在朝鲜为和平和社会主义事业尽了一份力量。如果说，我们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些成绩的话，那么，这是同朝鲜人民的全力支援，同朝鲜人民对我们子弟般的热爱和关怀分不开的。这种珍贵的国际主义友谊，正是志愿军取得胜利和成就的重要因素。光荣属于英雄的朝鲜人民!""亲爱的朝鲜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们，亲爱的朝鲜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就要同你们分别了，但是我们的心永远不会离开你们。金日成元帅对我们的亲切勉励，共和国政府给予我们的崇高的荣誉，千千万万志愿军妈妈和父老兄弟姐妹们对我们的热爱，以及亲爱的人民军战友坚守在东方和平前哨的雄姿，是如此深刻地印在我们心中，这一切，我们将连同朝鲜人民战友们塞在我们口袋里的，那从共同战斗过的阵地上拾起来的带弹片的泥土，连同朝鲜农业社员们装在我们水壶里的，从那共同抢修起来的水库里汲上来的清澈的泉水，连同朝鲜矿工们送来的，那从战争时期一起生活过的矿井里新挖出来的灿烂的矿石，连同朝鲜老大娘戴上我们手上古老的戒指，连同朝鲜小姑娘系在我们颈上的鲜艳的红领巾，连同一切表示着永志不忘的友谊的礼品，一起带到鸭绿江那边的六亿祖国人民，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十月十六日，以金光侠大将为首的朝鲜人民军队代表团来到桧仓，欢送我们志愿军总部的同志。下午，人民军代表团举行隆重的欢送大会。杨勇司令员从金光侠手中接过朝鲜人民军赠送的国产冲锋枪后，代表我志愿军总部表求衷心感谢，并向人民军回赠了锦旗和纪念品。

十月十七日，杨勇和金光侠分别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省签署了联合公报。双方交接工作已经顺利完成。同日，我们志愿军总部和直属部队隆重举行告别大会，向桧仓的朝鲜人民告别。我们还派出十个代表团，分别到朝鲜各地向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告别。

十月二十一日，我们带领志愿军总部全体志同到志愿军烈士陵园，向长眠在这里的我军烈士们告别和作最后一次悼念。守墓老人李守昌对我们说："请你们转告烈士们的父母妻儿，他们的亲人为了我们朝鲜献出了宝贵生命，只要朝鲜人民在，烈士们的坟墓也同在。"

十月二十二日，我们告别了驻地桧仓率总部人员到达平壤。

十月二十三日，杨勇和我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平壤举行盛大告别宴会，向朝鲜国家党政领导人和人民告别。金日成首相等接见了志愿军领导同志，并出席了宴会。二十四日上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在平壤举行隆重的授勋仪式，授予杨勇和我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勋章--一级国旗勋章，授予志愿军副政治委员梁必业等高级指挥员以二级国旗勋章。二十四日下午，平壤市各界举行隆重的欢送志愿军归国大会，金一副首相在大会上作了送别讲话，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副委员长朴正爱把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交给郭沫若和杨勇，我把志愿军全体同志签名的告别信和签名册交给了崔庸键委员长。我们还向朝鲜最高党政机关赠送了锦旗。二十四日晚上，金日成首相举行盛大宴会，欢送志愿军总部的同志。志愿军总部代表四百五十多人应邀出席了宴会。

十月二十五日，平壤市三十万人欢送志愿军，其热烈程度激动人心，实在令人难忘。国内《人民日报》对这一隆重欢送的新闻报道称："鲜花成林热情送别，人群似海依依惜别。"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全力救护我军伤员的咸在福老大娘送别志愿军的动人情景。咸老大娘住地离我归国部队乘车的车站有二百多里路，要翻越两座大山，趟过一条大河。但是，为了欢送志愿军亲人，这些障碍也算不了什么。她赶到车站送别时，车站广场上已挤满了欢送的人群，她挤在人群里紧紧拉着我军战士的手，眼里不由自主地淌下了热泪。她原是一位刚强的从不流泪的人，在残酷的战争时期，唯一的儿子参军时，她都没有掉过泪。咸老大娘的丈夫被敌人捕去，说他是劳动党员被活埋，她被以劳动党员妻子的罪名被囚禁，就在这时志愿军赶到救出了她。娘从此全力投入支援我军的工作，不顾生命危险和困难看护我军伤员，为我军洗涤了一千多套沾满血污的军装，并把重伤员全由自己包下来，背到家里尽心照料。咸老大娘的房子被炸为灰烬，经她救护过的我军伤员们又给她盖起新房，她和我军战士同生死共患难结下了深厚感情。所以，她听说志愿军要走，无论如何也要来送行。象这样的事例真是说都说不完。

十二时整，我军最后归国的一次列车徐徐启动了，车站上响起了《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我志愿军总部全体同志手舞鲜花向平壤三十万送别的朝鲜人民致意……在沿途和新义州又受到各地朝鲜人民的热烈欢送。我们满载着朝鲜人民的深厚情谊越过了鸭绿江大桥，穿过"凯旋门"，回到祖国的怀抱。

二十六日中午，当志愿军归国的最后一列火车驶进边城丹东时，车站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花束挥舞，口号声响彻云霄，各界人民群众热烈欢迎志愿军胜利归来。战士们一走下火车，就被欢迎的人群拥抱起来，抛向空中。杨勇和我走出车厢，同专程从北京赶来的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丹东市党政军领导同志热烈握手，亲切拥抱。廖承志陪同我们走出车辆徒步通过高大的彩牌楼，穿过夹道欢迎队伍前往住所。当晚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丹东举行盛大宴会，欢迎我们归来。

二十七日上午，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在丹东市召开万人大会，廖承志在大会上致欢迎词。他说："我们代表祖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向我们最可爱的人--劳苦功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最热烈欢迎和最亲切的慰问。"

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安排，我和杨勇率领一百五十人的志愿军代表团和一个二百多人的文工团，在廖承志等领导的陪同下，乘车到北京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汇报。沿途受到沈阳、锦州、鞍山和天津等市党政军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送。

二十八日下午三时，列车驶进北京站，我们受到周恩来总理和彭真、陈毅、郭沫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等领导人和驻京军队将领的热烈欢迎，周总理紧紧握着杨勇和我的手，热情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代表政府和全国人民，最热烈地欢迎你们--胜利归来的英雄们!"几百名少年儿童向代表团成员献了鲜花。我们被欢迎的人群包围，淹没在彩旗和鲜花的海洋中。代表团乘坐汽车，在彭真和郭沫若的陪同下，由车站驶向北京饭店，受到首都二十多万人的夹道欢迎。下午五点，首都各界一万多人在北京体育馆举行欢迎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毅、郭沫若出席了大会。当我们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的乐曲声中进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齐声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雷鸣般的掌声和口号声持续了二十多分钟。郭沫若和彭真分别致词和讲话。郭沫若在致词中说："让我们的大会，代表祖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向祖国的英雄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全体同志，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彭真和郭沫若代表全国人民向中国人民志愿军献旗。巨幅锦旗上写着："你们打败了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你们的勋名万古存!"

九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志愿军代表团，我和杨勇在休息室里等候毛主席的到来。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等中央领导同志进入休息室，毛主席兴致勃勃，面带笑容，第一句话就问："都回来了吗?"我们起立齐声回答："人民志愿军全部回到祖国。"毛主席高兴地说："好!热欢迎你们。"毛主席招呼我和杨勇坐到他的左右，我简要地向毛主席报告了朝鲜人民欢送志愿军的情况。毛主席说："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志愿军同志们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噢。"随后，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步出怀仁堂，接见了志愿军代表团全体同志，并和大家合影留念。

同日晚上，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等联合举行宴会，周恩来、朱德、陈毅、郭沫若以及首都各界人民和我们代表团全体同志欢聚一堂，畅谈抗美援朝的伟大胜利和祖国建设的伟大成就。周总理在宴会上说："我们在今天的宴会上所以如此高兴，如此欢欣鼓舞，这决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抗美援朝的精神鼓舞了我们。今天一千多人的宴会，代表着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感情。我们要永远学习志愿军的榜样。"

十月三十日下午，杨勇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联席会议上作《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美援朝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的决议》。决议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卓越地完成了祖国人民所赋予的光荣使命。""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拯救和平的崇高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与日月增辉。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伟大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贡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永垂不朽!"决议说："对于朝鲜政府、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八年来给予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关怀，表示衷心感谢。"

作者: 雪舞西风 时间: 2013-2-27 18:47
当时，杨勇和我对所受到的一切，以及以后我们回忆起当时情景，都感到既光荣又不安。我们常在一起议论：最早入朝参战的部队和干部都已先期回国了，还有许多同志长眠在朝鲜的土地上，仗主要是他们打的，功劳主要是他们的，而我们却受到这样热烈的欢送和得到这样高的荣誉，深感自愧。我们一定要谦虚谨慎，努力为党为人民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多做工作，为军队建设贡献毕生的力量。

对于抗美援朝这段历史，我之所以回忆得比较多一点、详细点，主要是作为对当时中央的重要决策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和彭老总等已去世的领导同志的怀念，对同一起并肩战斗的杨勇司令员的怀念，对长眠在朝鲜国土上的志愿军烈士们以及已故的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的同志们的怀念!

志愿军代表团在北京作报告、参观，活动了一个多月，然后回到大连。

志愿军总部和直属队经过休整以后，我们开始做善后工作。经过联系协商，政治部文工团，京剧团给了山东省；话剧团和杂技团各单位都抢着要，最后话剧团大部分给了北京军区，杂技团大部分给了沈阳军区；评剧团、后勤省修械所交给了江西省。后来，这个修械所发展成为江西省的一个骨干企业。

志愿军直属机关大部分干部分配到解放军各总部工作。北京军区司令员杨成武调任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杨勇接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梁必业到济南军区任副政治委员。总政肖华副主任告诉我，我军决策调我到南京军事学院任政治委员。我对他说，我没有搞过院校工作，怕搞不好。肖华说，院校工作就是需要没有框框的人来做，搞过的人还怕思想有些僵化呢。

后来，彭老总对杨勇和我讲，要把志愿军的工作做个内部总结，因为成绩方面已经写得不少了，对外宣传的好话也讲得够多的了，你们要把缺点错误和教训方面的问题认真总结一下，作为今后军队工作的借鉴。当时，我觉得这是个难题，而且没有参加朝鲜作战的全过程，难以承担这项任务。彭老总坚持要搞，杨勇表示可以由北京军区承担。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以后，彭老总遭到错误的批判，这个总结也就没法再搞下去。

作者: 道法自然 时间: 2013-2-27 19:37
慢慢品读，挺长

作者: 岐乐 时间: 2013-2-27 21:22

作者: 高天流云 时间: 2013-2-27 21:54
一只白眼狼

作者: 海上世界 时间: 2013-3-5 14:21
学习了介一下，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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